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明显，我国经济增长问题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各种观点层出不穷，误区很多，其中有一些甚至成为主流观点，急需加以澄清。

一、消费能驱动经济增长吗？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个说法，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要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化。认为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应该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这种说法的错误在于，混淆了短期需求管理和长期经济增长。很多人错误地使用凯恩斯理论，将短期需求管理理论来解释长期经济增长问题。凯恩斯的总需求理论要解决的是短期需求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就短期而言，社会的总产出能力是固定的，但总需求受经济主体对经济前景预期的影响而不稳定，有时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结果导致企业开工不足，失业率你上升，出现经济不景气。这时政府要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提高总需求水平，这个总需求立既包括投资也包括消费。在社会总需求不足的前提下，如果政府通过增加社会福利开支提高消费水平，就可以增加社会的总需求，提高经济增长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使用三驾马车的说法，就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拉动经济。但要知道这种说法严格地限定在短期。需求扩大不可能自动地增加总供给能力，当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时候就会出现通货膨胀。也就是说，当社会出现产能过剩时，通过扩大需求充分利用过剩的产能，就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但社会供给能力已充分利用的情况下，提高需求水平不会提高经济增长率，只会提高通货膨胀率。消费水平的提高不能增加供给能力。

目前我国储蓄率达到50%以上，确实过高，相对而言消费率过低，这是事实。适当提高消费率有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健康发展。但不能因此而认为只要提高消费率经济增长率就会提高，就可以解决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问题，这是误解。极端地说，如果消费率提高到100%，那是简单再生产，经济增长率为零。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要素投入的增加和效率的提高。要素投入包括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在效率不变的前提下，增加要素投入会带来同比例的产出的增加。同样在要素投入量确定的前提下，效率的提高也能带来产出的增加。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经济增长既有要素投入量增加的因素，又有效率提高的因素。就拿我国来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实现了接近年均10%的经济增长，据有关研究，70%的经济增长靠的是投入增加，剩余30%是靠效率的提高。今后的经济增长同样要依靠要素投入的增加和效率的提高，靠提高消费不可能提供好经济增长率。

二、3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是粗犷的吗？

目前我国经济界的主流观点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但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要素投入的增加而不是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是粗犷型经济发展，所以应该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要转到主要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实现经济增长的轨道上来。

这种观点听起来很有道理。上面提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实现了接近年均10%的高速增长，其中，70%是靠要素投入实现，其余30%是效率提高带来的。所以说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是对的，但因此而得出过去三十多年经济发展是粗犷的，进而得出必须转到主要依靠提高效率的轨道上来却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过去三十多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接近10%，其中30%是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也就是说，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带来的经济增长率大约是3%。理论上说，如果没有要素投入的增加，每年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可以实现3%的经济增长率。这是了不起的成果。一般而言，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在3%以下，其中，2%是考要素投入，1%是靠技术进步与效率提高。因为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要靠自主研发，因此技术进步更加缓慢，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也不可能像发展中国家那样高。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可以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来实现技术水平的突飞猛进。因此，我国的技术进步与和效率提高可以带来3%的经济增长率。所以，尽管我国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贡献的经济增长率只有30%，但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速度却是发达国家的三倍。因此，我们不能得出我国经济增长粗犷的结论。

进一步说，我们更不能说今后要转到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轨道上来。如前所述，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带来了3%的经济增长率。随着我国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越来越小，技术进步的速度只能放慢不可能再加快。这就是说，今后我国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不可能高于3%。如果要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与和效率提高，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就不可能高于5%。而我国确定的战略目标要求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不能低于7%，这是自相矛盾的。

　　三、我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吗？

我国经济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主要依据不外乎如下几点：一是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持续三十多年，从各国的经验来看，经济快速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也没有超过三十年的，不管是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都没有超过三十年的跨速增长，由此可以推断，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已近尾声；第二，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危机席卷全球，风水轮流转，美国和欧洲都没能幸免，唯有中国还没有出现危机，由此推断这次该轮到中国了；第三，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不相信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的有效性，认为这种经济模式的发展潜力有限，不可能持续太长的时间；第四，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大都遇到“中等收入陷阱”，很少国家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由此推断中国也会止步于中等收入，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

　回答这一问题还是要回到经济增长理论上来。如前所述，按照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有两个途径，一是靠增加要素投入，二是靠提高效率。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处在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劳动力要素增加较快，在三十多年间大约有2.5亿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再加上我国的储蓄率比较高，一直维持在35%以上，再加上外资引入，投资率一直很高。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持续增加带动了我国GDP快速增长。过去三十多年我国年均GDP增长率接近10%，其中要素投入增加贡献了70%，也就是7%的增长率是要素投入推动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持续增加带来了高速增长。

　　除了要素投入外，效率提高也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从效率角度来说，经济发展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分工带来的效率提高，称之为“斯密增长”；二是，创新带来的效率提高，称之为“熊皮特增长”；三是制度创新带来的效率提高称之为“奥尔森增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这三个方面的效率都有显著提高。

　　从分工角度来看，随着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产业分工越来越细，“大而全”“小而全”的国有企业逐步让位于主业突出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我国参与国际分工越来越充分，国际贸易带来的开放红利进一步体现。农业劳动力从分工程度和效率低下的农业转移到分工程度和效率高的非农产业，也是这些年我国经济效率提高的重要原因。

　　 从创新和技术进步角度看，我国处于后发国家地位，前面有发达国家创造的技术和产业可以学习。通过改革开放，我国依靠技术引进、外商投资等途径可以学到外国先进技术，学习成本低于原始创新成本，所以技术水平提高很快。另外，外商投资也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管理，我国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可以通过学习外企的先进管理经验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这些综合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

　　制度创新也是效率的源泉之一。通过三十多年的改革，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制度逐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极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率。

未来一段时间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依然存在。首先从资本供给来看，我国的储蓄率一直很高，从1978年到2000年，储蓄率一直维持在38%左右，具体来看，1978年、1990年和2000年的储蓄率分别为37.9%、37.5%和37.7%。进入本世纪以后储蓄率逐年提高，从2007年开始超过50%，如2007年的储蓄率为50.4%，2012年的储蓄率为50.5%。今后我国的储蓄率可能会呈现缓慢下降之势，但40%以上的储蓄率仍能维持一段时期。其次，从劳动力供给来看，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刚刚超过50%，以每年城市化率提高1%的趋势来看，未来20年城市化率会达到70%。所以，未来一段时间仍可以期待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继续增加劳动力供给。第三，从效率角度看，我们的市场化改革还在继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作用逐步上升到决定性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经济效率也会逐年提高。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逐年缩小，通过后发优势提高技术水平的速度会有所减慢，但仍有学习的余地。我国的各种体制改革还在继续，通过制度创新提高经济效率的余地也还很大。总之，从要素投入和效率提高两个角度看，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