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三十多年的接近10%的高增长，但从2012年开始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下降到7-8%的水平，由此引起了许多争论。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未来我国出现怎样的经济增长还有多大潜力？阻碍我国经济长期增长主要因素是什么？这些都是目前急需弄清的重要问题。
一、有关经济增长问题上的分歧
关于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增长，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争论很大。最悲观的看法是中国崩溃论，就是说，中国的好日子过到头了，以后会进入长期的低增长时代，甚至是负增长时代，或者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乐观的看法是，目前经济增长率下降只是周期性现象，经过短暂的低增长之后，还会出现高增长。在悲观论和乐观伦之间还有一种中庸的看法，就是接近10%的高增长时代已经结束，但7-8%的中速发展还可以持续10至20年。
中国经济崩溃论由来已久，每次我国经济出现波动时，这种议论就多了起来。中国经济崩溃论的依据不外乎一下几点：一是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持续三十多年，从各国的经验来看，经济快速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也没有超过三十年的，不管是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都没有超过三十年的跨速增长，由此可以推断，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已近尾声；第二，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危机席卷全球，风水轮流转，美国和欧洲都没能幸免，唯有中国还没有出现危机，由此推断这次该轮到中国了；第三，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不相信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的有效性，认为这种经济模式的发展潜力有限，不可能持续太长的时间；第四，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大都遇到“中等收入陷阱”，很少国家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由此推断中国也会止步于中等收入，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
最乐观的看法来自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历史数据。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率变动趋势来看，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特点，这个周期大致是10年。以经济出现低谷的时间点来看，1981年的低谷经济增长率为5.2%，下一个经济低谷1990年经济增长率为3.8%，之后是1999年经济增长率7.6%，下一个就是最近的2012年7.7%或2013年的7.7左右。所以从这个规律来看，经过去年和今年的低谷之后，还有可能出现新的高增长周期。1999年低谷的时候也有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时代已经结束，但由于WTO红利，又出现了一个10年的高增长，这十年的经济高增长可以说是意外之喜。为什么说是意外之喜？因为从国际上看，8%以上的高增长维持20多年的只有东亚几个国家，如，日本的50年代至70年代，韩国的60年代至80年代，都是20多年，维持30多年的确实只有中国一例。那么，会不会有第二个意外之喜，维持40多年的高增长？从我国的储蓄率和劳动力供给来看，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维持20多年高增长后经济增长率下降主要是因为国内储蓄率下降。但我国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目前我国的储蓄率仍然超过40%，接近50%，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从劳动力供给来看，我国的城市化率刚过50%，还有大量农村劳动力可供转移，还远没有到达刘易斯拐点。所以说，中国高增长的基础依然存在。
第三种观点，我国的潜在增长率从10%一线下降到7-8%左右，并能较长时间维持这个增长率。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从两个方面论证：针对乐观论，主要从环境资源约束以及城市的承载力等方面看，继续维持10%左右的高增长一是不可能，二是有害；针对悲观论，主要从同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差距来论证持续增长的潜力，就是说人均GDP在达到美国的50%之前中速发展仍然是可能的。目前我国人均GDP大概是美国的十分之一，二十年之后可能达到美国的二分之一的水平，所以仍然有20年较快发展的可能性。
目前我国的政策基调就是7-8%的经济增长率。主要依据是两个底线论：就是经济增长率不能低于7%，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不能超过3.5%。目前我国GDP增量对就业的弹性系数是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业增加150万，7%的增长率带来1000多万的新增就业，就可以基本解决就业问题。过去很长一段时间，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业增加100万，所以要维持新增就业1000万，就要实现10%的经济增长率，所以过去的十年一直保持高增长政策基调。现在这个弹性系数增加了，新增1000就业不需要10%的增长率，而只需要7%的增长率。新增就业对GDP弹性系数的变化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的变化，最主要的是服务业比重的提高。一般而言服务业比制造业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这是好的变化。另一个底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超过3.5就是通货膨胀，因此也要尽量不免，如果追求过高的增长率就有可能突破这个线，而且会遇到环境和资源的硬约束。所以，7-8%的经济增长率也是比较适宜的增长率。
二、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巨大
经济增长有两个途径，一是靠增加要素投入，二是靠提高效率。有关研究表明，就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来说，70%的经济增长是靠要素投入增加实现的，另外30%是靠效率的提高。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处在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劳动力要素增加较快，在三十多年间大约有2.5亿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再加上我国的储蓄率比较高，一直维持在35%以上，再加上外资引入，投资率一直很高。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持续增加带动了我国GDP快速增长。过去三十多年我国年均GDP增长率接近10%，其中要素投入增加贡献了70%，也就是7%的增长率是要素投入推动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持续增加带来了高速增长。
除了要素投入外，效率提高也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从效率角度来说，经济发展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分工带来的效率提高，称之为“斯密增长”；二是，创新带来的效率提高，称之为“熊皮特增长”；三是制度创新带来的效率提高称之为“奥尔森增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这三个方面的效率都有显著提高。
从分工角度来看，随着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产业分工越来越细，“大而全”“小而全”的国有企业逐步让位于主业突出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我国参与国际分工越来越充分，国际贸易带来的开放红利进一步体现。农业劳动力从分工程度和效率低下的农业转移到分工程度和效率高的非农产业，也是这些年我国经济效率提高的重要原因。
从创新和技术进步角度看，我国处于后发国家地位，前面有发达国家创造的技术和产业可以学习。通过改革开放，我国依靠技术引进、外商投资等途径可以学到外国先进技术，学习成本低于原始创新成本，所以技术水平提高很快。另外，外商投资也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管理，我国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可以通过学习外企的先进管理经验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这些综合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
制度创新也是效率的源泉之一。通过三十多年的改革，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制度逐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极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率。
由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过去三十多年效率提高贡献了3%的经济增长率，这是很大的贡献。发达国家的效率提高只能贡献1%的增长率，而我们的效率贡献率是发达国家的三倍。
未来一段时间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依然存在。首先从资本供给来看，我国的储蓄率一直很高，从1978年到2000年，储蓄率一直维持在38%左右，具体来看，1978年、1990年和2000年的储蓄率分别为37.9%、37.5%和37.7%。进入本世纪以后储蓄率逐年提高，从2007年开始超过50%，如2007年的储蓄率为50.4%，2012年的储蓄率为50.5%。今后我国的储蓄率可能会呈现缓慢下降之势，但40%以上的储蓄率仍能维持一段时期。其次，从劳动力供给来看，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刚刚超过50%，以每年城市化率提高1%的趋势来看，未来20年城市化率会达到70%。所以，未来一段时间仍可以期待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继续增加劳动力供给。第三，从效率角度看，我们的市场化改革还在继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作用逐步上升到决定性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经济效率也会逐年提高。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逐年缩小，通过后发优势提高技术水平的速度会有所减慢，但仍有学习的余地。我国的各种体制改革还在继续，通过制度创新提高经济效率的余地也还很大。总之，从要素投入和效率提高两个角度看，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很大。
三、未来经济增长存在的主要风险
尽管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依然存在，但潜在的风险也不能忽视，现在的主要风险来自于经济虚拟化或地产化。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赋税原理》一书中提出，房地产价格的暴涨将极大地损害实体经济。凯恩斯认为，股市的暴涨 会带来实体经济的萧条。自从2003年房地产热以来，越来越多的资金沉淀在土地上，不能有效转化为资本形成，严重消耗了我国经济长期发展潜力。近年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资本形成总额间的差额越来越大，表明很大一部分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土地交易。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资本形成总额是非常相近的概念，在正常情况下两者之间差额很小。两者之间区别主要是四个方面：第一，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包括规模以下投资，而资本形成总额包括规模以下投资，这个规模标准有一个变化过程，从早期的5万元到后来的50万元和最近的500万元，但无论如何，规模以下投资占很小的比例，这个因素不会造成两者之间的巨大差额。第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包括无形资产投资，而资本形成总额却包括无形资产投资。近几年随着科技投入的增加，无形资产投资有所增加，但相对于庞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而言，所占比重仍然很小。第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包括购买以前年度生产的产品，而资本形成总额却不包括这一部分，因为这一部分在以前年度已经计入当年的GDP。这一部分所占比重更小。第四，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包括土地交易金额，而资本形成总额却剔除了土地交易部分，因为土地不是生产出来的产品，土地交易不能形成GDP。过去这一部分所占比重也是很小。用公式表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规模以下投资额+无形资产投资额-购买以前年度产品额-土地交易金额=资本形成总额。
在房地产热出现之前土地交易金额占很小比重，加上购买以前年度产品的比重更小，所以一般表现为资本形成总额略大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而自从房地产热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逐渐大于资本形成总额，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2000年至2002年的数据代表了房地产热出现之前的情况，资本形成总额略大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大约多5%左右。2000年以前的数据基本如此，因此在此省略。而从2003年开始数据发生变化，从2003年两者差距很小一直发展到201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资本形成总额大出30%以上。也就是说，土地交易金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逐年提高，到2012年已经超过30%，金额上达到12万亿人民币以上，名副其实地出现经济虚拟化、经济地产化。
虛似经济过份繁荣最终损害实体经济的典型案例是鄂尔多斯和温州。两个案例有共同的规律：起点都是实体经济的繁荣带来了资金的聚集，而资金的聚集启动了房地产市场，由于虚似经济自我强化的特点，房地产价格出现暴涨，其后果是一方面推高了实体经济的成本,如土地成本、房租成本和人力成本，另一方面将实体经济的资金抽干，流向房地产，导致实体经济萎缩，促使更多的资金流向房地产，最后导致房地产泡沫过大而破裂，虚似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双出现萧条。鄂尔多斯以资源产品起步，羊毛煤炭稀土天然气，称之为羊煤土气，而温州以小商品制造而闻名，如果没有虚似经济的干扰，两地经济不会陷入目前这种困境。
为了避免局部地区的风险演练扩大到全国，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关键措施是改革土地制度，打破土地的政府垄断，尽快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落实这项改革，将在国家垄断的土地市场上打开一个缺口，大幅增加建设用地成为可能。尽管我国城市建设用地仅占0.33%，但农村集体建设所占比重为3%，是前者的10倍。哪怕一小部分农村建设用地入市都会大大增加城市建设用地供应规模。如果说离城市较远的农村建设用地不能对缓解城市建设用地紧张有所作用的话，那么全国5万个城中村却是实实在在的潜力。
目前我国的货币发行量确实过大，M2对GDP的比值接近200%，从国际比较看确实过高。货币发行量过大助推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风险累积过多，泡沫一旦破裂，我们的金融体系会陷入困境，给我国整体经济带来严重后果。不仅如此，由于资金过多地沉淀在房地产，宝贵的资金都流向虚拟经济，实体经济发展受到很大损害。虚拟经济的赚钱效应已经使大量实体经济领域的资金流向虚拟经济，导致实体经济萎缩。我国局部地区已经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如，鄂尔多斯和温州，由于房地产泡沫破裂给当地经济造成严重损害。因此，这些问题需要引起足够重视。
总之，通过土地制度改革有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就能消除影响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风险因素。
天津社会科学院现代企业研究所 孙明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