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后，人们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是中国改革下一步怎么走。过去30多年的改革，在经济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如何在改革中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无疑是下一步改革的重中之重。但是，在所有问题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如果找到了这个问题，无疑找到了下一步改革的最佳切入口。凤凰卫视的邱震海先生曾在2012年12月下旬以来的若干节目中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别处，就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中，更具体地说是在《春秋》公羊学中。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玉英》)其中所谓“元”，董仲舒解释道：“元者，始也，言本正也。”(《春秋繁露·王道》)这段话阐释《春秋》的“正始”之道，其精神是，天下安定系于“元”；“元”即天地之始、化生万物者，可以“生生之道”称之；这个“元”，可借牟宗三之语称为“人生宇宙之本源”；我曾称为文化的最高理想。《春秋》学的核心之一在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先确定价值理想，此即所谓“道统”；其次，让各行各业回归正位，即所谓“正名”，本文称为“行业自治”。这套治道，也被称为“王道”。
儒家这套王道思想在今天有什么意义呢？本文将说明，它是指通过重塑人心，重建价值和信仰，通过把人人能够接受的最高价值理想(即所谓“元”)贯彻落实到现实中去，即可找到中国改革的根本有效之路。
中国政治的千年死结：分与合的矛盾
美国著名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W. Pye)认为，中国文化有强烈的集权和专制倾向，不能容忍多个权力中心并存且处于竞争状态；在中国人看来，分权会导致帮派之争(factionalism)，破坏和谐秩序。根据他的分析，中国人重视集权，恰恰是因为分裂、离心的倾向根深蒂固。具体表现为中国人真正信得过的从来都是私人关系，而不是官方权威；只要一遇到个人问题，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求助于私人关系，而不是官方渠道。
白氏点出了数千年来中国历史的内在张力，即分与合的矛盾。中国古代就有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所谓“合”指统一的中央集权以及专制；所谓“分”，指社会的独立与自由，其中包括行业、宗教及地方的独立与自治。“合”的极端而典型的体现，就是秦朝为代表的集权与专制。它不顾人民死活，不许行业自治，不给社会以空间，不让思想有自由。它对于地方的管理，主要靠行政命令和武力镇压。这种高度集权和专制的政体，为人们深恶痛绝，往往不能长久。“分”的极端而典型的体现，则是以春秋战国所代表的分裂与混战，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不止一次。它的最大特点是中央权威丧失殆尽，地方势力各行其是；诸侯争霸，国无宁日，生灵涂炭。它的另一特点是“利”和“力”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力量，由于道德价值为人不齿、人人唯利是图，社会秩序彻底崩溃，社会信任和安全感普遍丧失。这种状态，被儒家称为“礼崩乐坏”。
无论是“分”，还是“合”，哪一个走到极端，都会造成巨大的破坏和悲剧，也是任何中国统治者必须严肃面对和极力避免的。但是，“分”“合”虽相互对立，却又彼此关联，共同需要。道理很简单，只有“分”没有“合”，就变成了分裂与混乱；只有“合”没有“分”，就变成了极权与专制。“分”与“合”这种既共同需要、又相互矛盾的关系，决定了它们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重要性，处理不好容易导致“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可以说，“分”与“合”的矛盾主导了中国历史几千年。
研究过欧洲历史的人知道，希腊人喜欢分裂和自治，安于分裂和自治。古希腊同一民族据说有近千个城邦，小的只有几千人，大的也不过几十万人。希腊人并不认为国家越大越好。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学》第七卷中探讨了一个理想的城邦人口和疆域的限制，以能在物质上自给自足、人际上相互熟识为原则，超过了这个限度将不利于建立理想城邦。这种把“分”发展到极致的传统，在罗马帝国崩溃后的西欧再次出现过。金观涛、刘青峰曾用“马铃薯”与“混凝土”来分别形容西方和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区别。然而，这种希腊式的分而不合传统，在中国文化中似乎走不通。春秋战国就是与希腊类似的分而不合，但由于长期战乱，人心思定，最终走上了“合”的道路。可以说，分与合的矛盾是中国特色。
既然中国文化不适合走希腊式“分而不合”的道路，又不适合于秦朝式“合而不分”的道路，那么它是如何摆脱“分”与“合”的张力的呢？如果说，在现实中，中国历史上的多数王朝走的是一条“寓分于合”的中道的话，那么可以说，在理论上，儒家的王道学说提供的就是彻底解决分—合矛盾的方案。我们都知道，儒家坚决反对无止境的“分”。孔子的《春秋》讲尊王、正名分，后世的“三纲”提倡君为臣纲，讲的皆是此理。儒家既然要维护“合”，凭什么解决分与合的矛盾呢？儒家的逻辑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认为：如果你不搞专制和特权，老百姓就会真心实意地拥护你；如果你爱民如子、任贤使能，你的地位就会稳固，权威就更强大；如能真正顺应民意，尊重人民的尊严，天下就更统一，就“合”得更好。换言之，如果利用特权与民争利，凌驾于人民之上，控制人民思想，打压社会正气，人民就会背叛，与你“分”道扬镳。孟子曾经非常经典地说明了这个道理。他说，“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孟子·梁惠王上》)。“失道寡助，得道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公孙丑下》)。“天下顺之”，就是理想意义上的“合”，故有“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孟子·梁惠王上》)。
笔者曾指出：孟子的性善论会导致行业的自治；同样，孔子的“修文德”思想(《语·季氏》)在今天也会导致行业与社会的自治，这可以从“正名”的角度来解释。儒家认为，仁政爱民、行业自治等等，由于让人们“各尽其性”，能导致“人心归服”、“天下一统”，所以能彻底解决分与合的矛盾。这就好比有的家长强迫子女服从，教育手段僵化，故与子女关系紧张；有的家长尊重子女意见，教育方式民主，故与子女关系融洽。前者是求合而导致分；后者是由分而实现合。可见，分与合并不是必然矛盾的，关键是领导者、管理者能否认识到这个道理，实现思想的突破，处理好二者的关系。
然而，在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真正能按照孔、孟倡导的王道来实施的王朝基本上是没有的。这并不是因为王道本身不现实，而是由于帝王的心胸不够。朱熹在与陈亮的交流中，之所以说过去千百年都是“架漏牵补”，原因正在于此。现实中所存在的之所以多是王霸杂用，甚至外儒内法，问题就出在君王的心胸上。因为急于求合，即统合、控制天下，是每一个执政者本能的渴求；当他们遇到分的要求时，往往难免想到用霸道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而在压制分的时候也扼杀了社会的生机与活力。然而，王霸杂用的事实不能说明儒家王道理想不现实。正因为多数王朝没有完全抛弃王道，所以不会像秦朝那样短命；也正因为多数王朝不能完全行王道，所以往往长不过二三百年。
也许有人说，王道既然是尊重人性的需要，实现行业和社会的自治，那为什么非要走大一统道路，而不走希腊式的分裂道路呢？这恰恰是中国文化的习性决定的。关于文化习性，即按照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一方面，中国文化是一种集体主义文化，中国人需要在一个更大的集体中寻求安全感，这使人民愿意归附贤能之君；另一方面，中国文化是一种关系本位的文化，人际矛盾普遍，勾心斗角盛行。这种文化习性在政治上的后果是，在同一汉文化圈内，当分裂发生时，诸侯国之间相互觊觎、明争暗斗，大家都没有安全感；到最后，大家斗得筋疲力尽，人心思定，统一成为大势所趋。从春秋到战国，诸侯国之间斗得越来越厉害，秦统一中国虽靠武力，与人心思定也不无关系。同样的规律也发生在从三国到隋唐的统一。从五代十国到宋、辽、金，因为有多个异族王国兴起，情况比较特殊，我们这里讲的统一主要针对汉民族内部而言的。
今日中国政治的最大困境仍然是分—合矛盾
现在我们来思考从清末到建国、从建国到现在的道路，就可从中发现分—合的矛盾同样一直贯穿其中。1912-1949年的中国历史证明：当中央政府不强大时，诸侯兴起、地方称雄，中国历来都是天下大乱，国无宁日；所以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一直是国家安定、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的前提。但是，不是谁都能建立一个真正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更不是任何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都符合民心，因为国民党的统一和集权也会带来专制极权、压制人民、特权腐败等一系列问题。
现在我们来看看1949年后分与合的矛盾是如何演变的。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文革”中，“合”的趋势被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经济领域，一切归党领导；在私人生活中，一切按意识形态宗旨办事；在学术、教育以及各行各业中，国家意识形态可以说无孔不入。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央集权式统治，与历史上的“合”的传统并无二致。可以想象，由于它把领袖/党/国家/意识形态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就谈不上社会的自治，个人的自由，思想的独立，行业的自立。这从根本上是不利于合的，有可能导致相反的极端，即彻底的分裂。因为这种做法会引起人民普遍的反感，激起官民之间的强烈对抗。
改革开放以后，“合”的趋势被解禁，国家对社会生活的控制放松了，学术和思想有了一定的自由度，经济领域更是实现了大规模的自由化。但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另一种趋势，那就是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部分官员失去信仰，某些群众与政府离心离德。事实上这早已成为执政党的巨大心结，担心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会出现政治动荡、社会分裂，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党和政府长期处在痛苦的两难徘徊中：一方面，不能再走回头路，必须允许社会一定的自由，这是经济发展和社会活力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分”的终极方向究竟是什么尚不清楚，如何才能保证“分”的趋势不至于失控亦不得而知。
让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中的分—合矛盾是如何展现的：
首先，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矛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后遭到了比较多的质疑，共产主义信仰受到严峻挑战。这不仅与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西方思潮涌入有关，也与市场经济在行为方式上对人们的改变有关。今天，信仰真空问题已构成对执政党合法性的巨大挑战，严重妨碍着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
其次，主流价值与利益驱动矛盾。改革的主要策略是放权让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动机虽然是为了全民富裕，但却导致了全社会疯狂逐利，摧残着社会道德的底线。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悖论的现象：一方面鼓励人们去逐利，另一方面仍然要不断地宣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和脱节，对于从“文革”噩梦中醒来的中国人来说是无法承受的。今天，对于教条主义说教的反感及其所导致的道德滑坡，已日益严重地瓦解着社会的秩序，阻碍着制度的正常实施。
再次，特权争利与人民觉醒矛盾。中国人自古有强大的反特权、抗暴政的“革命”传统，这一点只要拿中国与印度、日本比较一下即可看出。没有永久的贵族、没有永远的王朝、没有固定的阶级，这种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特征背后所暗含的，是中国人对特权强烈的反叛意识。然而，改革开放之后，贪污腐化和特权现象日益严重，极大地伤害了执政党在人们心目中的公信力。
其四，民主意识与中央集权矛盾。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为，民主政治才是公天下理想的真正实现的保障，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难以有效地自我监管、阻止腐败。因此人们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往往也同时伴随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党和政府的抵触心理也日益强烈，对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自觉认同和执行意识兴趣降低。
以上诸方面加在一起，是一股巨大的“分”的力量。它的最严重的后果，当然是发生类似于苏东剧变的革命，导致中国的分裂和社会的混乱。
今后改革的首要任务：重塑人心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前30年，我国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合”；那么，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基本特征就是“分”。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对自身进行了相当大的改革，在政策路线方面沿着从“合”往“分”的方向前进了很多，也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福利，却陷入了上述一系列矛盾之中去呢？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并没有找到一条有效解决分—合矛盾的途径。其根本问题并不在于“分”得不够，而恰恰在于“分”得不当。主要体现为对于“分”的过程缺乏正确引导，病根则出在意识形态上。
本来，改革需要有正确的价值理想和终极目标，这是个意识形态问题，也是本文的“正始”问题。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在放弃过去的僵化意识形态教条的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也一直在摸石子过河。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社会价值导向上的特点，我认为可概括为“利字当头”。一味追求利益、相信物质、狠抓经济，这种过分功利化、利益化的价值导向，或盲目地依赖利益驱动和竞争机制，不能为新生的各行各业确立应有的价值导向，导致实利和腐败盛行，人心和价值混乱。总之，执政党在“分”的时候该发挥引导作用的地方没有发挥，过分相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仅导致全社会的信仰失落，也导致了自身的信仰失落。须知，国家在大政方针上一旦发生偏差，给整个社会带来的价值导向的误导是无与伦比的，后果极其严重。因此，今天要想使“分”的趋势不至于失控，就必须用一根红线把分出的各部分拴住，使之“合”起来。这根红线就是重建信仰，重建中国人的价值理想，也即重建意识形态。
然而，今天中国人的信仰重建绝不是去信仰儒家价值体系、自由主义或其他主义，也不是在耶、佛、道等教派之中选一个。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化高度多元化的时代，我们不能把任何一种现有的意识形态或宗教，当做全民必须共同接受的信仰。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找到全民族共同接受的信仰，我认为这就是对于生命价值与尊严的信仰。我相信，把生命的价值与尊严作为文化的最高价值，是今天任何一个党派、学派，也是任何一个阶层、职业的人所能共同接受的，同时也可以作为指导我们工作的共同价值原理。
需要注意的是，一个社会的具体建设目标虽然很有价值，但不一定能够成为这个民族的共同信仰。比如，和谐社会、小康社会、富强国家、现代化、民族复兴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但相对于生命的价值与尊严来说，它们只是实现它的途径，而不能成为全民的最高信仰本身。一个民族的共同信仰应当基于个体的人性，而不是基于群体的需要；应当使人性在现实生活中走向超越和升华，变得崇高和庄严，而不是变成物质的奴隶、国家的仆役、政治的工具。
自由主义者说，信仰重建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开放宗教自由。他们说，今天中国人的信仰危机主要来源于宗教的破坏和不开放。重建民族信仰当然包含理性地开放宗教自由这一项。但是我们也知道，不同宗教的信仰属于个人性质，不同教派的信徒之间是无法共享信仰的。宗教信仰虽好，但不能代替一种公共性质的、全民可以共享的信仰，即对人性价值与尊严的信仰。开放宗教自由当然可取，但不能代表改革的价值目标，不能直接引导社会风气，塑造主流价值。所以不是不要宗教自由，而是这个做法并不能解决中国文化的道统问题。
那么，是否可以将个人自由、平等之类当做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理想呢？回答也是否定的。这是因为，这些只是一些消极的价值，文化的价值理想要对社会制度建设和社会生活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我们需要自由、平等，但自由、平等只能给我们提供活动空间，不能给我们提供精神归宿。比如在经济改革中，我们奉行的正是自由、平等的原则，但是奉行这样的原则不代表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就具备了自身的精神价值和做人的信仰。对经济活动需要从价值观上引导，这是政府不应该放弃的职责。自由、平等等作为现代人的价值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是必需的，但是不等于可以作为文化的终极理想或最高信仰。相对于实现每一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它们仍然是途径而不是目的本身。
那么是否可以将儒家价值观，如“五常”当作各行各业改革的最高价值理想呢？当然也不行。与其说经济改革的目的就是实现仁、义、礼、智、信，毋宁说，“五常”是实现每一个人价值和尊严的途径。中国人自古就有对于生命价值与尊严的崇高信仰，但三纲五常是实现这一信仰的途径而不是最高信仰本身。所以，无论是自由、平等，还是仁、义、礼、智、信，都是好的价值，都必不可少，但相对于人的价值和尊严来说，它们还是次一级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工具性的价值。
今天中国人失去信仰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在大政方针上没有在社会生活中各方面真正落实、推进人的价值和尊严(即人的全面发展)。改革的方向不明，是导致全社会急功近利、浮躁盲动的主要原因。如果国家能够改变自身急功近利的改革思路，真正落实每一个人的价值和尊严，社会风气就将被引导到一个健康的方向上去，不会出现如此空前的心灵空虚和信仰失落。
比如在经济领域，实现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改革本来是正确的，因为平均财权不仅不利于“通货财之利”，更重要的是不能充分尊重每一个人的个性，发挥每一个人的潜能。所以，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不应当是放任市场自由来促进经济发展，而应将经济自由作为有利于每个人人生价值实现的途径，把确立商人个人自身尊严和价值在商业交易中的实现作为重要目标来对待，为此自然会狠抓商业交易规则、诚信和道德，而不是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市场经济改革可以致富，但不应当以致富为首要目标，不能以GDP增长为主轴，而应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首要目标，其中包括人格的独立、潜能的发挥等。坑蒙拐骗不利于人格的独立、人性的完善和价值实现，所以从一开始就应该狠抓，把它看得比发展经济更重要；每发现一起重大的坑蒙拐骗，在处理的同时要发动全民大讨论，如此才能真正确立商业交易的规则体系。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受西方市场理论影响太深，盲目地相信制度本身的力量，忽视市场制度建设中的价值引导。在其他所有领域也存在同样的由于目标偏差所带来的混乱。
拨乱反正的真正目的应该是，将每一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视为其最高价值目标，以此来审视我们过去的体制不适应的方面在哪里，与此相应地进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等一系列领域的改革。今天，当人们惊讶地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连水、空气和食物这些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都得不到安全保障的环境里，医疗、教育这两项关系到每一个生命一生成长的最重要领域也已经没有多少信任可言，他们不禁追问：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多年来，我们把经济发展当作了重中之重，忽视了各行各业道德和正义的建设；当经济改革中一系列欺诈现象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执政者没有及时放慢脚步，把纠正这些现象当作首要工作来抓。
今后改革的基本方向：行业自治
如果说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在经济等领域一味注重“分”，增加个人自由，没有注重它应该履行的“合”的职责；那么，它们在社会其他领域又过于注重“合”，以国家目标代替社会目标，不能正确引导行业价值的确立和行业自治。
一个理想的社会，是每个行业皆有自己行业的价值，按照自身的行业逻辑运转，形成行业的自治、自立和理性化发展。行业自身的逻辑和价值，是由行业的本性决定的、合乎人性需要的东西。比如，艺术创作这个行业的自身价值是发现美，其逻辑要求是追求美。如果我们改变这一逻辑，认为艺术的主要价值就是为政治或为人民服务。表面上听起来似有道理，但在实践中由于违背了艺术自身的规律，把艺术之外的其他目标人为地强加给艺术创作过程，就不利于培养孩子们爱美的兴趣，不利于艺术创作灵感的涌现，不利于艺术大师的诞生。当然，伟大的艺术作品一定是能够有益于政治、社会和人民的(不仅服务，更有引领)，但这里有本末、源流的关系。艺术作品之所以有这样的社会效益，前提是要有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否则就不可能有伟大的艺术出现，也谈不上为后者服务了。
又如，科学研究这个行业的主要目标是发现真理，其逻辑要求是满足人无穷的求知欲。这是科学的人性论基础。如果我们改变这一逻辑，把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家都塑造成爱国者，假定他们首先是因为爱国、奉献才成为科学家，那就违背了科学研究的规律。科学的真正生命力来源于人性深处的求知欲。把政治或社会需要说成是科学的内在逻辑要求，因为违背了科学研究过程的规律，自然不利于培养科学探索的热情，最终不利于科学事业的进步。诚然，每个科学家都可能爱国，甚至确实有些科学家从国家需要出发来献身科学，但这些都带有个人性质。如果上升到从整体上以国家需要作为科学的动力，就违背了科学事业自身的逻辑要求。科学事业本身是无国界的，而且只有从人性自身的内在兴趣出发，才能找到科学发展的真正动力。
又如，道德教育这个行业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健全人格，逻辑要求是把每个人都当成目的而不是手段。然而，多年来，我们虽然也承认健康人格的重要性，但在实际推行时却又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价值观当作道德教育不容置疑的内容灌输给人民。由于我们的道德教育没有以人性自身的价值和尊严为首要目标，特别是不能自由地讨论和质疑，导致大量的伪善和麻木。道德教育的失败并不能归咎于官方推动，而要归咎于官方推动时缺乏对道德教育规律的遵循。严格说来，道德教育只能由真正的人格高尚的道德家来推行，不能用行政手段来推行，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和资助道德家。然而，目前我们主要都在靠行政手段推行道德教育。由于目前的道德教育在人性深处缺乏根基，其实际效果是导致社会道德的崩溃，成为今天社会风气败坏的又一重要根源，极大地破坏着正常的社会秩序。也就是说，它过分追求“合”的成效，结果是导致“分”的后果。
严格说来，各行各业赖以存在的价值都在于人性，或者说，是人们实现自身价值的领域。但各行各业的具体价值目标和逻辑要求并不相同，所以不能要求所有行业追求共同的目标，无论是政治目标还是社会目标。如果说一个民族有一个所有行业共同追求的目标的话，那也是暂时的，比如外敌入侵时。但即使有时有阶段性的共同目标存在，也要以各行业自身的价值目标和逻辑规则为基础，不能用国家目标、政治目标或外在需要来破坏后者，要求后者服从于前者。如果把国家目标凌驾于各行业自身的目标之上，就可能用社会需要或政治需要的逻辑来破坏各行业自身的逻辑，最终将导致百业凋零，极大地摧残社会繁荣的基础。然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我们长期走不出思维的陷阱，人为地、甚至盲目地追求“合”(统一领导)，结果反而破坏了行业的真正繁荣。
长期以来，我们最大的误区之一就是“以国家目标代替社会目标”(或称为“以政治需要代替行业价值”)。这种思维方式，并不符合一个文明社会的正常运行方式，反而会伤害行业的逻辑，破坏社会的秩序，阻碍文明的进步。严格说来，政府为全社会制定的真正目标应该是：引导全社会各行各业按照自身的规则繁荣发展，形成百业并进、百舸争流的合理局面。它要帮助各行各业确立自身的逻辑，追求自身的价值，防止一切违背人性价值和尊严的事情发生。此外，国家确实担负着推动经济建设，平衡地区差异，打击特权利益，建立劳动保障，投资教育事业，促进文化繁荣……一系列重任，但是这些应当由专门部门的人来做的事，不应该凌驾于全社会之上。我们时刻应该注意的是，政府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在于，不是自己把一切都包揽下来，而是最大限度地推动各行业的自治和理性化，促进全社会的主动性、自觉性。与此同时，它自身好比是一位仲裁者，防止社会混乱，阻止行业和社会自身不能解决的失序，进行更宏观的规划和指导。
前面指出，行业的自治与自立，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间并不矛盾。孟子的性善论告诉我们：恰恰相反，如果执政党能够真正从社会自身的需要出发，懂得尊重行业自身的内在价值，以巨大的敬畏之心来推行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发展，不仅可以逐渐把许多不必要的担子卸下，而且由于社会找到了自身的价值落脚点，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会越来越牢固，“分”反而有利于“合”。社会的自治，特别是行业的自立与自治，是一个社会道德的蓄水池，风气的中流砥柱；也是保证一个民族在各行各业上真正繁荣昌盛、乃至走向世界的根本保障，因而是任何一个现代民族建成文明国家的前提条件之一。在这里，需要改变一个误区：行业的自治与自立，不是指给予行业无限的自由，而是指政府按照行业自身的规则和价值来引导行业自治，政府行为本身也因此而纳入到规范化境地。所以这里我们并没有倡导西方式的自由，并不是一味主张“分”。
今天，能否走出思维误区，真正学会引导行业与社会的自治与理性化，用一种合理的方式去引导“分”，是决定中国能否建成现代文明社会的关键。
小结：王道是改革的根本出路
前面我们分别从“合”(意识形态)与“分”(行业自治)两个相反的方面来分析中国改革的根本出路。虽然这两方面相反，但我认为他们在现实中非但不矛盾，并且可以完美统一。原因正在于，本文所讲的“分”其实是“合”的应用，甚至是其必然结果。换言之，行业自治乃是保证人性价值与尊严得以实现的制度条件。如果说行业自治涉及到制度问题，意识形态就涉及到精神价值问题。事实上，任何改革都必然涉及制度与精神价值两方面，但是只有当一个社会中的这两方面相互支持而不是相互妨碍时，才能真正做到分、合兼顾，以分促合，保证改革成功。最近30多年改革中的最大问题，恰恰也在于制度改革与意识形态改革不相匹配，所以会有“分”的失控，分、合不能兼顾。
亨廷顿曾分析传统的集权式国家在现代化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深刻困境，即一方面，要想有效推进改革，就必须集中权力；另一方面，随着改革进行，国家权威越来越受到质疑和挑战，导致改革进行不下去。改革往往陷入这样常见的困境：改革是由于政府权威流失，政府合法性遭遇巨大危机，所以改革者希望通过激进的变革来克服危机；但是越是激进的改革措施，引发的问题越多，局面越是难以驾驭。问题的根源在于：没有认识到先解决权威流失的问题，是有效推进制度改革的前提，而不是希望用一个还没有建立起来的制度来解决一切；因为任何新制度有效发挥作用都需要时间，特别是需要在人们心目中树立权威。只要权威流失的问题不解决，社会就“合”不起来，再好的制度也可能付诸东流。
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看，可以发现，人们接受一种权威，并不完全是由于它合乎“程序正义”，有时是基于一种“心理习惯”。在中国文化中，一种能够统领全社会、特别是全国各级行政机关的新型权威，绝不是可以人为地、单纯靠制度合理性本身自动建立起来的，而往往是借助于重大历史事件(如国共内战导致共产党全国权威的建立，这与中国历史王朝更迭的情形类似；还有如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不断地通过运动来推行变革，也是为了树立新制度的权威)。激进的变革之所以容易失败，原因往往是由于崭新的体制难于在人们心理上产生力量，出现了上下相欺、人人共犯的局面。所以改革如不能促进人们在心理和行为上的广泛整合，很容易事与愿违。
有人认为落实法治是当下中国改革中最重要的使命，这当然也属于程序合法性重建，也符合行业自治的精神。但是问题同样在于，执政者可能敏锐地意识到，推行西方模式，不能给自己累积“合”的力量，而是在制造“分”的趋势，使其无法掌控中国这艘大船的舵。有理由相信，单纯地追求法治，会因为当今普遍盛行的裙带关系、帮派主义、利益集团、腐败风气等而无法进行下去；只有执政党动用强大的政治力量，推动意识形态改革，改造社会风气，累积人心资源，才能确保法治的体制真正建立起来，确保分权的改革不滑向失控的深渊。这就是说，政体方面的分权改革，应以政府的正确运作为前提，从而保证有利于全民的“整合”。
总之，中国未来的改革应当朝着既有利于分、也有利于合，分合兼顾、以分促合的方向前进。这条道路不是自由主义之路，也不是极权专制之路，而是儒家的王道之路，其中根本特点是主张以中央为主导，通过合理引导，特别是价值方向上的正确引导，全面整合人心，促进行业与社会自治，实现分、合统一。本文所分析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那么这条路的终极方向是什么呢？如果按照王道的方式改革下去，就将为执政党累积无尽的执政合法性，和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庞大资源。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推进中国式民主、甚至未来中国建成什么样的政体，我认为至今难有定论。我们其实也不必过分地把政治体制改革看得那么重要(像今天一些学者所想象的那样)，真正重要的是精神信仰重建、社会风气改造、行业与社会自治等等。这些是中国未来任何一种政治制度最重要的基础。
回到邱震海的问题，什么是中国改革牵一发即可动全身的核心切入点呢？邱先生倾向于认为是经济增长，通过经济增长的红利来推动各领域的改革。这一看法在一定范围内是相当有效的。然而，正如本文所论证过的，目前累积的、对于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构成巨大挑战的问题恰恰来源于过去几十年的经济改革。仅靠政绩合法性是远远不够的。本文认为，重建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根本途径是实行王道，核心内容是重塑人心、重铸价值，包括重塑各个行业的价值以实现行业与社会自治，这些也就是我开头所说的，《春秋》正始之道中的“元之深”。
当然，本文所讲的两方面，即重塑人心和行业自治，并不能解决当下中国的所有问题，包括一些重大问题。比如腐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城镇化问题、干部制度改革甚至房价过快上涨问题等等，皆是改革的重要任务，而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外。但是我相信，本文所提的两方面对整个改革有着全局性影响和生死攸关的意义。我把这一措施称为王道之路。
今日之中国是实现王道政治的大好时机，因为王道政治的实现需要以强有力的领导集团来推行，才能保证分、合统一。但是历史是否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则不得而知。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认识到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就知道未来的方向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