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环境自愿协议本质上是契约治理的一种形态。它强调规制机构、企业、行业协会、环保团体、第三方认证机构等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互动与参与，强调促进信任与合作，通过设定明确、灵活、可监控的目标，通过明确缔约企业的权利与义务，为其履约提供激励，对其违约科以惩戒，通过信息披露、引入第三方认证，来提高参与者的遵从程度，保障实效性，来实现行政任务。

关键词:  契约；环境自愿协议；规制

引言

现代行政任务日益复杂多样，不仅限于公共秩序的维护，也包括对市场和社会的治理，例如对环境保护、药品安全、矿山安全等任务的追求。然而，在面对复杂的市场和社会情境时，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传统的命令-控制型规制方式很可能增加相对人的抵触情绪，使得行政任务无从实现。

因此，通过契约治理实现行政任务，可以使得市场和社会中的不同角色充分参与到规则的形成和实施过程之中，并就相应的权利、义务及利益加以协商，让规制目标能更好地契合被规制者的实际情况，并给予被规制者更多的自主权和行为自由，使行政规制者与被规制者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法律关系，从而有助于行政任务的实现。[①]

在中国的行政法学学理框架下，关于行政契约的现有研究成果，涉及行政契约的学理分析、司法审查及制度架构，[②]也有学者对域外行政契约制度进行了初步整理，[③]但却较少关注，如何通过契约治理的方式，来更好实现行政任务。本文试图通过展开具体而微的个案式研究，通过对美国环境自愿协议制度的评介，剖析美国环境自愿协议的历史演进、制度架构及运行实效，以期对我国环境治理实践有所裨益，同时也有助于理解，在现代国家下，契约作为行政治理工具，所可能发挥的功能与作用。

一、美国环境自愿协议的形成背景

在美国，环境自愿协议在20世纪90年代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污染防止控制法》（1990年）和《清洁空气法修正案》（1990年）的产物。[④]美国首个环境自愿协议是1991年由环保署发起的33/50项目。[⑤]1993年，克林顿政府提出了气候变化行动计划，催生了包括绿色照明、气候智慧和能源之星建筑等诸多环境自愿协议项目。[⑥]2002年2月，布什总统提出，在2002年到2012年间要将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减少18%，为支撑这一目标，他宣布启动两个新的自愿项目，气候领先者项目和行业自愿创新行动计划项目。[⑦]

正是因为政府规制资源的匮乏，行政规制的无效率，环境诉讼的增加以及变动不居的复杂情势，使得传统规制手段无法因应环境治理的需要，而环境自愿协议成为美国环境规制中的重要工具之一。

（一）行政规制资源的匮乏

在1980年至1986间，美国联邦环保署（下称环保署）的人员和预算都被削减了，而环保署还要负责美国诸多环境立法的实施。规制资源的匮乏和规制任务的繁重，使得单单依靠行政的力量，无法实现既定的环境治理目标。[⑧]通过实施环境自愿协议，并由行业协会或第三方认证机构来部分履行监督协议实施之责，可以有效削减规制机构的执法成本，有助于规制目标的达成。[⑨]

（二）现有规制的无效率

美国环境规制传统上采用的是命令-控制型规制方式，为企业设定整齐划一的要求，但这往往忽略了不同企业、不同产业、不同地域之间的巨大差异，而导致环境规制的僵化和无效率。[⑩]相反，环境自愿协议通过适用富有弹性的、市场导向的规制策略，鼓励规制机构关注不同企业的恰当风险水平，进行量体裁衣式的规制，将实现目标的手段和技术留给企业和市场自主选择，有望减少规制成本，提高规制收益与规制效率。[11]

（三）环境诉讼的压力

在19世纪80年代，某些环境违法行为已持续多年，环保署仍未采取相应规制举措。在此背景下，塞拉俱乐部、自然资源保护联盟等全国性环保团体开始起诉环保署等规制机构不作为，怠于实施其规制活动。[12]环境诉讼的增长，构成了对环保署的外压。环保署希冀引入环境自愿协议，邀请环保团体参与协议的形成过程，并使它们在协议执行中发挥一定的监督作用，以加强与它们的沟通和信息共享，减少它们针对规制机构提起的不作为之诉。

（四）新问题的涌现

环境领域面对着变动不居的，具有专业性、技术性的新问题。由于立法程序繁冗，使得诸多新问题都存在立法真空；加之，企业作为利益集团，往往会通过游说来阻滞环境立法的通过。为实现现有法律框架之外的环境治理目标，或对因政治原因难以用正式途径推进的规制举措，可适用环境自愿协议。例如，目前美国《清洁空气法》只赋予了规制机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有限权力，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日渐将环境自愿协议作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机制。

二、美国环境自愿协议概说

（一）环境自愿协议的概念和特征

环境自愿协议是“在企业、政府和/或非营利部门之间缔结的，并非立法所要求的协议，其目标在于改善环境质量或自然资源利用。”[13]这个概念适用于不同类型的环境自愿协议，也涵盖了环境自愿协议的四个主要特征：

第一，它是自愿缔结的。“自愿”意味着协议的缔结并非法定的要求，企业如拒绝缔结协议，或缔约后终止协议，也不会因此而受到任何直接的惩戒。

第二，它的缔结主体具有多样性。除了传统的规制机构和受规制企业之外，还可包括行业协会、环保团体、第三方机构等。

第三，它的外在表现形式多样。既可以是契约、谅解备忘录、意向书等形式，也可能被冠以计划、项目或协议等称谓。[14]

第四，它的首要目标是环境质量的改善。尽管环境自愿协议可能会产生诸多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后果，但其首要目标不是为了缔约方的利益，而是为了保护作为第三方的公众的环境利益，为了改进环境质量。

（二）环境自愿协议的类型

根据环境自愿协议发起主体的不同，可将环境自愿协议分为规制机构发起的自愿协议、协商式自愿协议、其他组织发起的自愿协议三种类型。

1. 规制机构发起的自愿协议

规制机构发起的自愿协议是指，由规制机构发起自愿项目，企业受邀参与相应项目。规制机构已界定了缔约企业的资格条件、企业要遵守的条款、监督指标及后续规制要求，缔约企业则同意遵守规制机构提出的相关绩效、技术或管理要求。[15]这也是最常见的美国环境自愿协议类型。

2. 协商式自愿协议

协商式自愿协议是指企业与规制机构经协商达成的自愿协议。与规制机构发起的自愿协议相比，企业可以要求规制机构履行更多的义务或提供更有力的激励。

3. 其他组织发起的自愿协议

在个别情况下，行业协会、标准制定组织、咨询性组织和环境保护组织等，也可能会发起自愿协议。

三、美国环境自愿协议中的多元角色

作为一种相对崭新、精巧的制度安排，环境自愿协议的制度架构体现了现代行政国家下的规制治理理念，它更为强调不同主体的博弈、互动与参与，通过促进信任与合作，来实现行政任务。在环境自愿协议中，规制机构、企业、行业协会、环境团体、第三方认证机构等主体都有着各自的利益与诉求，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一）规制机构

规制机构使用自愿协议这一工具，旨在通过沟通提高自愿协议的可接受性，减少规制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对抗与摩擦，使规制机构能更好地与企业、环境组织展开合作，实现未曾被法律制度所正式认可的环境治理目标。[16]目前使用环境自愿协议频次最高的机构是环保署，能源部次之，农业部、内务部、交通部也曾将环境自愿协议作为实现相应行政任务的重要工具。[17]

（二）企业

对企业而言，缔结和履行环境自愿协议可能实现“双赢”的格局。企业可能在一定的空间内，自主选择实现约定任务的具体方式，降低了守法成本；[18]可能会从承担的环境治理、节能降耗中，获得显著的经济收益；可能因此获得规制机构为其提供的补贴、信息共享、技术援助等直接激励。[19]此外，作为环境自愿协议的缔结者，企业也有效提高了自己的商誉，甚至因此影响用户的购买决定，从而为企业带来市场收益。[20]

（三）其他组织

行业协会、环保组织、第三方认证机构都可能以合作伙伴的身份，成为环境自愿协议中的缔约方。

1. 行业协会

行业协会可以成为环境自愿协议的缔约方，代表本行业企业的利益，参与自愿协议的缔结。[21]行业协会也可以作为合作伙伴，为推动环境自愿协议的实施做好辅助工作。例如，通过测算相关数据，估算市场份额，来为环保署对协议实施的评估提供基础性资料。[22]

2. 环保组织

作为缔约者，环保组织可就环境自愿协议的目标、意义及协议项目标识的意蕴，对消费者、居民、企业和其他组织展开教育，并推动更多企业参与环境自愿协议。[23]通过协议实现的信息共享，使环保组织能有效地监督环境政策的执行，来监督企业行为是否遵从环境法令。[24]

3. 第三方认证机构

部分环境自愿协议要求相关产品在使用自愿协议项目的标识之前，必须通过获得许可的第三方认证机构的认证。[25]这些认证机构可能是专业的认证机构、鉴定机构、在该领域中具有权威性的科研机构或者行业协会。例如，水意识合作伙伴项目的第三方认证机构包括（美国）全国公证验证公司、美国安全保险实验室、美国国际管道暖通机械协会等。[26]

四、美国环境自愿协议的实体内容

美国环境自愿协议一般为书面形式，主要包括目标的设定、缔约企业的权利与义务、对违反契约者的惩戒、协议生效和终止、争端解决条款等内容。

（一）设定明确、灵活、可监控的目标

在自愿协议中设定明确、灵活、可监控的目标，有助于增加协议履行的透明性和可问责性，有助于增加协议的拘束力。[27]

首先，所有自愿协议文本中都会明确设定所欲实现的环境政策目标，其中，多数文本还设定了需在一定时间内实现的、量化的具体目标。例如，环保署在1991年2月启动的33/50项目，环境政策目标是削减17种有毒化学品的排放和转运，具体目标是到1992年底削减33%，到1995年底削减50%。[28]

第二，目标设定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同一项目在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中也可能导致环境绩效的不同，因此可以针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分别为其设定不同的环境目标。[29]实现目标的途径往往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例如绿色能源合作伙伴协议中指出，“可以通过绿色能源产品的任何组合来达到项目的要求”。[30]

第三，在环境自愿协议中，还应就完成目标的预期时间表及预期效果，制定书面标准，以便监控项目的执行，这有助于确保环境自愿协议的实效性。[31]

（二）缔约企业的权利

缔约企业有获得相应激励与扶助的权利，这体现为：

第一，有权在产品上使用特定环境自愿协议的项目标识。这使得消费者能知悉企业已符合环境自愿协议的要求，从而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占有比较优势。

第二，有权获知相关环境信息。例如在33/50项目中，缔约企业可以访问环保部门建立的污染防治信息交换系统，从中获知相应信息。 [32]

第三，有权获得所需的技术援助。例如，缔结气候领先者项目协议的企业在项目启动年可以获得最多80小时的技术援助，之后每年可以获得最多10小时的技术援助。[33]

（三）缔约企业的义务

缔约企业有义务遵从自愿协议的要求，这些义务包括：

第一，在使用协议项目标识期间，始终遵守协议的要求。如对使用协议项目标识的产品，保证其始终符合该项目要求的性能指标。[34]

第二，确保其对项目标识的使用，及其广告商、经销商、分销商等授权代理机构对项目标识的使用，都符合项目指南的要求。[35]

第三，一般应每年定期向项目发起方提交项目执行情况的报告，[36]包括对自愿协议中所设定的目标执行情况的报告。

第四，依据协议发起方的要求，提供包括企业所采取的管理手段、相关产品名称和规格及其他必要的信息。[37]

（四）对违反协议者的惩戒

基于协议的自愿性，规制机构不能对违反协议者处以罚款等直接制裁措施。但在协议中可规定，对于不遵守协议要求的缔约方，规制机构可与其解除合作伙伴关系，并剥夺其相应产品使用相关项目标识的权利。[38]规制机构的这些举措，会影响企业的商誉，从而达到事实上的惩戒效果。

（五）协议的生效和终止

自愿协议通常在各方签字时正式生效。协议的终止条款体现了协议的自愿性，经典的表述是“任何一方均可以任何理由随时终止本协议，无需承担任何不利后果。”[39]此外，违反合作协议的规定，或违反合作协议中所设定的基本要求，也可以导致协议的终止。

（六）争端解决条款

在解决自愿协议中的争议时，“应本着善意的原则，努力非正式地解决所有问题，以最大限度地保持公众对该项目的信心。”[40]如果通过非正式方式不能解决争议，可通过书面告知建议采取的纠正措施，以及终止协议的意向，如果另一方在20日内给予回复，同意采取纠正措施，则协议继续有效，否则协议将终止。[41]

五、美国环境自愿协议的实效性

（一）保障环境自愿协议实效性的制度设计

环境自愿协议通过引入契约治理的方式，来实现环境治理的目标。它在某种意义上创设了权利与责任。因此需通过制度设计，特别是通过确保利益相关者的参与，通过信息披露，通过引入第三方认证，来提高参与者的遵从程度，保障协议的实效性。

1.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对特定的环境自愿协议项目而言，当规制机构制定相关的标准或规范时，应引入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例如，就标准或规范的草案，向企业、行业协会、非政府组织、新闻界、学术界、一般公众等利益相关方征求意见，并与它们举行沟通会议。通过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有助于增加相关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使得各方更好地遵从相关规范，实施协议。

2. 信息披露

信息披露可以让所有利益相关方在恰当的时间了解恰当的信息。[42]通过信息披露，将有助于规制机构、企业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信息交流，使不同利益主体习得更多信息，从而有助于增强协议的可接受性，有助于协议的履行。[43]通过披露环境自愿协议的履行进展，将有助于不同利益主体来有效监督协议履行的绩效，从而有效削减了各方违反环境自愿协议的可能性。[44]

3. 第三方认证

第三方认证是指由更具专业化、中立性的第三方机构，取代规制机构，来以相对更低的成本，更有效率的方式，对实施环境自愿协议的企业及产品予以认证，来评价缔约企业对协议的遵从程度，这将成为企业产品冠以符合协议标识的必要前提。[45]截至2010年底，环保署已经认可了21个鉴定机构、132个试验室和15个认证机构，来对自愿协议的履行情况进行第三方认证。[46]

（二）环境自愿协议的实效性

1. 对规制机构的实效

对规制机构而言，环境自愿协议的实效性体现为能以更有效率的方式，来改善环境质量，实现环境治理目标。例如，仅2010年，环保署的气候变化合作伙伴项目就削减了3.45亿公吨的温室气体排放。[47]

2. 对企业的实效

对企业而言，环境自愿协议的实效性体现为：第一，有助于企业节约能耗，降低企业成本，改进企业绩效。例如，Johnson & Johnson公司在加入“气候智慧”自愿协议项目后，削减了8%的能耗，而产量则增加了330%。[48]第二，使用自愿协议项目标识的产品能够吸引崇尚环境保护理念的消费者，为企业带来收益。例如，相关调查表明，43%的消费者在购买带有能源之星自愿项目标识的产品。[49]

六、结语与启示：通过契约实现行政任务

以上是笔者以公法研究者的视角，对美国环境自愿协议制度的制度背景、制度框架和制度实效的评述。由此可见，环境自愿协议本质上是现代行政国家下的契约治理形态。而契约治理作为一种相对更具有市场化色彩的新兴行政活动方式，体现了国家在治理中角色的变迁。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契约治理使得政府机构成为“合作伙伴”中的一方。第二，契约治理使政府可以用相对更为灵活的方式，来确定规制目标，设定被规制者权利与义务，规定对其的激励与惩戒，通过形成“基于合意的规制”，来改善治理绩效。第三，契约治理中亦存在责任机制，违反契约设定权利义务者，也需受到相应的惩戒。

以上三点是笔者对契约治理诸要点的勾勒。而作为典型的契约治理形态，美国环境自愿协议制度也可以为我国环境行政提供若干借鉴和启示。我国已有环境自愿协议的初步制度实践，在未来，可进一步拓宽我国环境自愿协议的范围。鉴于自愿协议的公益目的和自愿性，只要协议对参与者生产经营活动的限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规制机构就可以选择自愿协议作为实现行政目的的手段。[50]

规制工具能否发挥作用，也取决于受规制企业对它的接受程度，而参与到制度设计过程中的受规制企业，往往对相应规制制度有更高的接受程度。[51]而目前我国环境自愿协议的缔结程序，主要是由工信部、发改委等行业主管部门或宏观政策部门发起，邀请企业参加，企业很少能就自愿协议中设定的权利和义务发表自己的见解。在未来，应就环境自愿协议文本的具体内容，充分听取受规制企业的意见。

在某种意义上，自愿协议制度也是在法律体系内分配正义的方式，让各方当事人有所预期，有所信赖，形成相对稳定的法律关系。在我国，自愿协议制度要想落到实处，则必须科学合理设定自愿协议的内容。在环境自愿协议中，应设定契合实际的量化目标；规定分阶段实现目标的时间表；为缔约企业提供专项资金支持、税收优惠、低息贷款、提供信息和技术援助等激励；并设有明确的惩戒条款。[52]要给遵守协议者以激励，给违反协议者以惩戒，避免“胡萝卜不甜，大棒不疼”的制度设计，从而以相对间接的、非正式的、市场化的方式，来有效实现行政任务。

Achieving Administrative Goals by Contracts:

On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in the U.S.A.

LI Heng

(Koguan Law School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Abstract: In essence, the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agreement is one form of governance by contract. To enhance confidence and cooperation, those agreements emphasize bargaining, interac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among agencies, corporates, trade associations, environmental bodies and third-party verification bodies. To increase compliance degree, ensure practical efficacy, and achieve administrative goals, those agreements set explicit, flexible and controlled targets, clarify rights and obligations for contracted corporates, provide incentives for compliance, deprive some benefits for violation, and introduc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third-party verification.

Key Words: Contracts;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Regulation

注释:

[①] 相关的理论论说参见Mark Seidenfield, An Apology for Administrative Law in the Contracting State, 28 Fla. St. U. L. Rev. 215 (2000-2001); Peter Vincent-Jones, Contractu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20(3)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317 (2000); Sue Arrowsmith, Government Contracts and Public Law, 10(3) Legal Studies 231 (1990).

[②] 余凌云：《行政契约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于立深：《契约方法论——以公法哲学为背景的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余凌云主编：《全球化时代下的行政契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③] 杨解君：《法国行政合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陈无风、Tom Zwart：《复合型行政合同制度——基于中国与荷兰最新发展的比较》，载余凌云主编：《全球化时代下的行政契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0-197页。

[④] JoAnn Carmin, Nicole Darnall and Joao Mil-Homens, Stakeholder Involvement in the Design of U.S.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Programs: Does Sponsorship Matter? 31 The Policy Studies Journal 528 (2003).

[⑤] EPA, Achievement Partnership: A Progress Report through 2000, 2 (2002).

[⑥] Thomas P. Lyon & John W. Maxwell, Mandatory and Voluntary Approaches to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9-10 (2003), http://webuser.bus.umich.edu/tplyon/PDF/Book%20Chapters/Lyon%20and%20Maxwell%20Geneva%20Paper.pdf（最后访问时间：2013年3月28日）。

[⑦] GAO, Climate Change: Federal Agencies should Do more to Make Funding Reports Clearer and Encourage Progress on Two Voluntary Programs (GAO 06-1126T), 6 (2006).

[⑧] See John W. Macwell, Thomas P. Lyon,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US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11-12, http://indiana.edu/~workshop/publications/materials/docs/W99-27(MLFinal).pdf（最后访问时间：2013年3月28日）。

[⑨] Panagiotis Karamanos, Corporate, Government, and Nonprofit Sector Incentives for Participation or Development of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p. 5, http://www.law.duke.edu/news/papers/pkwebpaper.pdf（2013年3月28日最后登陆）

[⑩] Robert Kagan & John T. Scholz, The “Criminology of the Corporation” and Regulatory Enforcement Strategies, in Keith Hawkins & John M. Thomas eds.,Enforcing Regulation, Kluwer-Nijhoff Publishing, 73 (1984).

[11] 参见[美]凯斯·R. 森斯坦：《实体行政》，胡敏洁译，载《公法评论》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5-346页。

[12] See Thomas P. Lyon & John W. Maxwell, Mandatory and Voluntary Approaches to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12 (2003), http://webuser.bus.umich.edu/tplyon/PDF/Book%20Chapters/Lyon%20and%20Maxwell%20Geneva%20Paper.pdf（最后访问时间：2013年3月28日）。

[13] Panagiotis Karamanos,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Evolution and Definition of a New Environmental Policy Approach, 44(1)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67, 78 (2001).

[14] Panagiotis Karamanos,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Evolution and Defintion of a New Environmental Policy Approach, 44(1)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67, 68 (2001).

[15] OECD, Voluntary Approaches for Environmental Policy: Effectiveness, Efficiency and Usage in Policy Mixes，OECD Publication, 19 (2003).

[16] Toddia A. Steelman & Jorge Rivera,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Program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se Interests are Served? 19(4) 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 506, 512 (2006).

[17] Toddia A. Steelman & Jorge Rivera,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Program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se Interests are Served? 19(4) 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 506, 511 (2006).

[18] EPA, Achievement Partnership: A Progress Report through 2000, 3 (2000).

[19] See Dorit Kerret, Greenwash or Green Gain? Predicting the Success and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Environmental Voluntary Agreements, 14 Penn St. Envtl. L. Rev. 31, 46-48 (2005).

[20] See Nicole Darnall & Joann Carmin, Greener and Cleaner? The Signaling Accuracy of U.S.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Programs, 38 Policy Sciences 72, 74 (2005).

[21] See GAO, Climate Change: Federal Agencies should Do more to Make Funding Reports Clearer and Encourage Progress on Two Voluntary Programs (GAO 06-1126T), 6-7 (2006).

[22] See http://www.epa.gov/WaterSense/docs/partnership_promptpartners508.pdf（最后访问时间：2013年3月26日）。

[23] Watersense Partnership Agreement: Promotional Partners，http://www.epa.gov/watersense/docs/partnership_promopartners508.pdf（最后访问时间：2013年3月26日）。

[24] 参见龚伟玲：“我国环境协议制度之发展与探讨”，载《工业污染防治》2004年第1期。

[25] EPA, Energy Star and Other Climate Protection Partnerships: 2010 Annual Report, 17 (2011).

[26] 王先东、黄序文、王今芳：“美国水意识标章之推动现况报导”，载《节水季刊》2007年第47期。

[27] See Peter Vincent-Jones, The New Public Contracting: Regulation, Responsiveness, Relation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51 (2006).

[28] Seema Arora & Timothy N. Cason, An Experiment in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articipation in EPA’s 33/50 Program, 28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73 (1995).

[29] 例可见EPA’s Green Power Partnership：Partnership Requirements（2010年11月更新），C-1, http://www.epa.gov/greenpower/documents/gpp_partnership_reqs.pdf（最后访问时间：2013年3月28日）。

[30] Green Power Partnership Agreement，http://www.epa.gov/greenpower/documents/gpp_partnership_agreement.pdf（最后访问时间：2013年3月26日）。

[31] See GAO, Climate Change: Federal Agencies should Do more to Encourage Progress under Two Voluntary Programs (GAO 06-97), 14-15 (2006).

[32] See Arora & Timothy N. Cason, An Experiment in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articipation in EPA’s 33/50 Program, 28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71, 274 (1995).

[33] GAO, Climate Change: Federal Agencies should Do more to Encourage Progress under Two Voluntary Programs (GAO 06-97), 12 (2006).

[34] 参见《“能源之星”与“能源之星”合作伙伴的合作协议》，https://www.energystar.gov/ia/partners/product_specs/program_reqs/PowerSupplies_PartnershipAgreementforCustom%20_Chinese.pdf（最后访问时间：2013年3月26日）。

[35] 参见Watersense Partnership Agreement: Manufacturers，http://www.epa.gov/WaterSense/docs/partnership_manufacturers508.pdf（最后访问时间：2013年3月26日）。

[36] 参见Green Power Partnership Agreement，http://www.epa.gov/greenpower/documents/gpp_partnership_agreement.pdf（最后访问时间：2013年3月26日）。

[37] 参见Watersense Partnership Agreement：Manufacturers，http://www.epa.gov/WaterSense/docs/partnership_manufacturers508.pdf （最后访问时间：2013年3月26日）。

[38] OECD, Public/Private Alternatives to Traditional Regulation: Business Experience in OECD Countries, 12 (1997).

[39] Watersense Partnership Agreement: Manufacturers，http://www.epa.gov/WaterSense/docs/partnership_manufacturers508.pdf（最后访问时间：2013年3月26日）。

[40] Watersense Partnership Agreement: Manufacturers，http://www.epa.gov/WaterSense/docs/partnership_manufacturers508.pdf（最后访问时间：2013年3月26日）。

[41] 参见《“能源之星”与“能源之星”合作伙伴的合作协议》，https://www.energystar.gov/ia/partners/product_specs/program_reqs/PowerSupplies_PartnershipAgreementforCustom%20_Chinese.pdf（最后访问时间：2013年3月26日）。

[42] Bradley C. Karkkainen, Information a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RI and Performance Benchmarking, Precursor to a New Paradigm?, 89 GEO. L. J. 257 (2001).

[43] See Patrick ten Brink,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Process, Practice and Future Use, Greenleaf Publishing, 19 (2002).

[44] See OECD, Public/Private Alternatives to Traditional Regulation: Business Experience in OECD Countries, OECD Publication, 11 (1997).

[45] See Lesley K. Mcallister, Regulation by Third-Party Verification, 53 B.C. L. Rev. 4 (2012).

[46] EPA, Energy Star and Other Climate Protection Partnerships: 2010 Annual Report, 17 (2011).

[47] EPA, Energy Star and Other Climate Change Partnerships: 2010 Annual Report, 2 (2011).

[48] See EPA, Boosting your bottom line, 11-13 (2000).

[49] EPA, Boosting your bottom line, 9-10 (2000).

[50] 参见[日]原田尚彦：《环境法》，于敏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119页。

[51] 参见[澳]尼尔·冈宁汉姆：“建立信任：在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杨颂德译，载《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2期。

[52] See OECD, Public/Private Alternatives to Traditional Regulation: Business Experience in OECD Countries, OECD Publications, 11 (1997).

作者简介：李鸻，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博士生。

文章来源：《行政法学研究》2014年第2期，第123-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