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是人类社会传递信息、进行沟通的重要工具，因而一度被当作增强政党影响的手段来研究。然而，当今世界传媒技术高度发达，特别是社交媒体、自媒体的迅速增多和移动互联终端的广泛运用，使得传媒越来越作为一种独立的民意表达渠道和工具。传媒不仅能够为政党增加影响，而且可以挤占一部分原来属于政党的领地，取代政党的一部分职能，削弱政党的影响力。因此，如何与传媒相处，成为世界各国的政党、政府都十分关注的课题。

当前涉及“执政党与传媒”的相关研究，普遍强调要改善党对媒体的领导，要善于运用好传媒这一重要的执政资源。这无疑是重要和必要的。但是，究竟如何认识当前国内国际环境下“执政党与传媒”的互动关系，如何改善执政党对传媒的领导、实施有效的传媒治理，面向实际的深入研究仍远远不够。李舒的论著《执政党的传媒治理》以治理理论为依托，在政治学和新闻传播学的双重学科视野下，探讨了转型期党和政府对传媒业实施的一整套制度安排与规范。她不仅提出，执政党应该更新观念，提高传媒治理的科学化水平，而且直接回应现实需求，就如何构建科学的传媒治理结构、如何完善传媒治理的手段等进行了系统而深入分析。这项研究，不仅拓展了党建理论研究的视野，而且对于认识和解决执政党与传媒互动中的一些难点问题颇具现实意义。

在我看来，本论著可以在若干方面启迪我们的思考。

一是把传媒治理这一论题放到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际的双重维度下来考量。回顾历史，我国传媒业的发展一直是党政主导下的强制性变迁，与传媒相关的制度安排与政治、经济的起伏变迁表现出一致性。可以说，在这方面，我们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过不小的教训。在当今时代，越来越多的新情况新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放眼国际，西方国家在传媒治理上纷纷采取“放松规制”的政策，带来传媒企业大规模的并购、整合，我国传媒业面临的国际竞争的激烈程度和国际信息流向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这双重维度形成了传媒治理研究的坐标系。无论是对传媒体制、治理结构、治理手段等方面存在问题的剖析，还是对构建科学传媒治理结构、健全传媒治理规范体系的探讨，对这一背景了然于胸，才可能做到分析中肯，持论中正。

二是深入讨论了传媒治理的体制机制问题。当下传媒业的发展对国家的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影响进一步凸显，以深化传媒体制改革来推进传媒业发展是执政党的必然选择。在传媒治理的体制机制问题上，难点是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如何既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又通过体制机制的调整，释放传媒业的能量，推进传媒产业实力的提升和传媒公共属性的充分发挥。作者围绕这一难点问题，对重构党政与传媒的关系、建立以党政为主导的多中心治理结构等进行了前瞻性的探讨，具有相当的实践价值。

三是厘清了一些模糊认识。特别是在传媒经济领域，一些有关完善传媒治理体制机制的关键问题常常被忽视。针对此，对一些极易混淆的概念或似是而非的认识，本书在适当的地方分别予以了区分或澄清。比如：传媒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是怎样体现的；传媒产品为什么既有可能是公共品也有可能是消费品；建立现代传媒产权制度中如何认识所有权与产权、怎样理解国有和公有；传媒公共服务体系的受众与一般意义上的受众的区别在哪里，等等。对于一项研究来说，廓清概念是理性逻辑的基础，逻辑严密才会具有说服人的力量。

四是提倡并贯穿了信息论的思想。作者坚持将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来看待，并将执政党的传媒治理置于这一前提下来剖析，这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提升了传媒治理的层次。从认识论上看，在信息论的框架下分析执政党的传媒治理，强调的是“通过政策、法规、契约等形式引导传媒机构，实现对信息的性质、数量、强度、流向等的控制”，以及“对公众接收、利用信息的均等化配置”，这有助于避免走入将“传媒治理”等同于“控制传媒”的误区。从方法论上看，信息论思想的导入，使执政党的传媒治理更着眼于从整体和顶层出发，变以往零散、微观、被动的状态为讲究系统性、能动性的宏观领导，从而更好地履行治理国家、推动社会发展的责任。

“骅骝日千里，亦在御功者。”如果说当下以不断革新的传播技术为支撑的传媒是“骅骝”的话，那么其能否在转型期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发挥作用、贡献力量，能否在更加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发出中国声音，能否在日趋激烈的国际传媒业竞争中谋得一席之地，离不开“御功者”——执政党的科学治理。执政党传媒治理的优化，是建立在对自身的角色定位以及治理结构、治理手段等的一系列转变之上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得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党能否在传媒治理的理论和模式上自觉地做出相应的转变，无疑是问题的关键也是难点所在。

对于党建研究，我主张将理论研究与工作性质的研究相区分，把党的建设纳入政党政治的视野范畴，落脚在研究和把握政党活动的规律，唯此，党的建设才能成为一门科学。同时，政党研究不仅仅是关于政党自身和政党体制的研究，还要把政党放到整个政治系统当中去，探讨政党和国家、社会中的诸多元素之间的关系。就社会来说，可以分解成诸如阶级、群体、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传媒等元素，政党与这些元素之间的互动，都是我们要研究的对象，都应当给予足够的关注。遗憾的是，相关的专门研究还比较有限，从这个角度来看，《执政党的传媒治理》在丰富党建研究内涵上做出了努力，具有特别的意义。因此，这些文字，与其说是序，不如说是期待，期待更多来自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加入进来，用各自的专业背景和丰厚的学养丰富党建研究的视角和内涵，共同推进党建研究科学化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