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一役，惊醒了有识之士的天朝梦。遇“千年未有之强敌”、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中国，出路何在？“师夷长技以制夷”！借西洋坚船利炮挽天朝危局的呼声，与中外相安、十年无事的暂时稳定，汇成了19世纪后半期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契机。洋务运动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起点。甲午战争是对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所做的一次总检验，但结果表明，不仅自强求富的目标远未达到，而且东亚格局发生了根本改变，中国早期现代化遭受了严重挫折。在甲午战争过去120周年的今天，回望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程，反思甲午战争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及东亚格局的影响，显然是有深刻意义的。
一、早期现代化机遇的到来
在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中，素来不为大清帝国正视的“英夷”竟然击败了清军，并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鸦片战争的惨败和城下求和的耻辱，极大地震撼着“天朝上国”的有识之士。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在他看来，西方“蛮夷”的长技就是“坚船利炮”，故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才能够生存下去。此时的清政府具有相当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自主性，如果能够从空前未有的鸦片战争的耻辱中总结教训，采取自主开放的政策，自觉地引进西方物质层面的新科技，改革军备，是完全不至于像后来那样被动的。但战败的大清皇朝在其统治危机刚刚渡过、略一清醒之后，便重新昏睡过去。《海国图志》被束之高阁，并未在社会上产生太大的实际影响，仅仅为近代中国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思想资料而已。
西方在飞速发展，而中国仍在原地徘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压力和清政府不思改革的“守成”思想，终于激化了中国内部的各种矛盾，引发了一场长达14年之久的内战——太平天国战争。而西方列强趁机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更加屈辱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在农民战争和西方列强的双重打击下，大清皇朝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受到了严重削弱，综合国力急剧下降，面临着更加急迫的统治危机。
天朝上国的君臣们再次被西方列强隆隆的炮声惊醒。清政府文武大臣中的有识之士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意识到：中国正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着亘古未对之强敌，中国再也不能不思改革了。这样，在19世纪60年代，“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朝野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制器”、办“洋务”成为一种时代的潮流。经过鸦片战后20年的酝酿，中国总算开始启动了一场现代化运动。1861年初，恭亲王奕等人上奏清政府，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场寻求自强的洋务运动悄悄拉开了序幕。这场洋务运动尽管来得稍显迟缓和艰难，但毕竟顺应了当时世界发展的潮流。
在洋务派官僚主持下，开始译洋书，兴洋学，建工厂，筑铁路，开矿山，炼钢铁，这是一场在继承中国封建官办工业传统基础上开始的、从重工业起步的近代工业化道路。正是在洋务派主持下，洋务运动逐渐推进。中国拥有了第一批机器生产的兵工厂、造船厂、纺织厂、钢铁厂和煤矿、铁矿场，创办了第一家轮船公司，铺设了第一条铁路，架设了第一条电线，建立了第一支海军舰队，开设了第一批外语、科技学校，派遣了第一批留美、留欧学生，翻译了第一批科技书籍，出现了中国近代第一代科技人才，造就了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并通过“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形式，产生了第一批从地主、官僚、买办商人转化来的近代民族资产阶级。 “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使中国开始自觉地向世界资本主义轨道上靠拢，启动了中国早期近代化。
二、机遇是这样丧失的
今天，当我们回顾洋务运动这段历史时会发现，历史给予了中国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国有识之士也确实意识到要抓住机遇，使中国步入现代化的轨道，使中国因此强盛起来。但它却无可奈何地失败了，并且失败得如此之惨，原因何在？
将中国的洋务运动与同时期日本的明治维新作一简要比较，更会感到失去这次机遇的严重性，同时也会探寻出中国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所在。中国和日本社会状况基本相似，都是封建专制国家；经济基础相同，同样是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民族命运相同，同时遭到西方殖民势力的侵略，面临着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化的民族危机。当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时，日本所执行的“锁国”政策，也在西方列强炮舰威胁下被迫开放；中国发生了两次鸦片战争，日本也发生了1863年英舰炮轰鹿儿岛的战争，以及1864年英、法、美、荷四国联合舰队占领下关地区的战争。西方侵略者强迫中国订立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时，也同样强迫日本订立了《神奈条约》、《安政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在内容上也同样是开放通商口岸、治外法权、租界制度、协定关税制度、最惠国待遇等，也同样严重地侵犯着日本的主权。
可以肯定地说，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就是在这样一个类似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但中国的洋务运动失败了，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却成功了。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或许从比较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内容上的差异中能够找到答案。1868年4月，明治政府以日本天皇的名义宣布了《五条誓文》，宣布实施改革。它的主要精神是要破除封建体制，向西方学习资本主义。明治政府采取一系列破除封建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措施，使日本迅速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中国的洋务运动，虽然没有像日本明治政府那样“下诏宣政”，发布“洋务”政纲，但洋务派启动的洋务运动，实际上也有一个“办洋务”的方针，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许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在指导思想和采取内容上的分歧就在这里，而这样的分歧，正是导致两种不同结果的原因所在。
按照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方针，办洋务必须以恪守封建统治的传统模式为前提，其宗旨是维护和巩固封建专制统治。这样的前提条件，就不可能像日本那样，采取一系列破除封建制度的措施，更不敢触动封建政治体制。洋务派所能办的，只是局限于从西方引进一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进行不彻底的经济改革，始终不可能触动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即使在碰到腐朽政权的百般阻挠时，他们也只是低声下气地表示：“操天下政权仍在书吏，非外臣所能力争也。”洋务派这种回避政治改革而舍本逐末的做法，实际上已经注定了必然失败的命运。
从中国现代化的总体格局看，洋务运动理应承担的历史任务是在中国前现代社会中引入并聚合现代性因素，实现现代化的最初启动。如果仅仅赋予它这样的历史使命，那么应该承认，洋务运动大体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尽管这一使命是在不知不觉之中，甚至是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方式完成。然而，人们并非仅仅赋予它如此简单的历史使命，而是期望它能够使中国一跃成为现代化的国家。从这方面看，洋务运动又远未完成其历史使命，反而使古老的民族又失去了一次经济腾飞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
洋务运动的主持人所看重的只是“洋器”，而且首先是军器。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要用洋器来维护中国的封建制度。因此，洋务运动时期的现代化运动仅局限在器物层面上，没有认识到，鸦片战争的结局表明中国在近代已远远落后于西方，任何片面的或局部的改革都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必须确定总体的改革方向，必须进行政治制度的变革，以资本主义现代化作为改革的最终目标。由于洋务派无法达到这样的认识水平，这就与几乎同时进行的日本明治维新在改革指导思想和方针上存在根本性的差别。这样的差异，决定了各自不同的历史命运。
正因洋务运动的指导方针是“中体西用”，故导致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如对整个引进既没有全面认识，又缺乏通盘考虑，使整个引进充满着盲目性，如引进项目不做调查研究和论证，单凭主观想象，结果无端耗费了巨量资金等。
三、东亚格局的根本改变
19世纪中期以后的西方和中国，先后兴起了此起彼伏的改革浪潮。维新变法与西方的改革都属于同一潮流中的共生现象。然而，西方改革大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1867年的英国议会改革，使工商业和金融资产阶级在政府权力中占据绝对优势。1860年普鲁士农业资本主义改革的完成，使它在德意志联邦最先强大起来，并完成了统一德意志的任务，一跃而成为欧洲大陆的第一强国。1865年美国废除南部种植园制度，摧毁了黑奴制，结束了南部受英国控制的殖民地经济，成为美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至于沙皇俄国，在改革前同中国差不多，同属于落后的封建专制国家，1861年俄国实行了废除农奴制的改革，国家很快强大起来。
甲午战争是对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所做的一次总检验。结果表明“自强”、“求富”的目标远未达到。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夭折；而甲午战败和洋务运动的夭折，标志着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一次巨大挫折。
甲午战争为什么中国会战败？是军队数量不如对方？不是。中国军队远超过日军；是中国的武器装备不如日军？不是。北洋海军的实力，在亚洲是一流的，陆军装备丝毫不比日本差；是中国军人不勇敢吗？也不全是。左宝贵、邓世昌等爱国将士的英勇气概，不仅令国人敬慕，也令日本军人胆颤。问题就出在政治体制和军事体制上。指挥混乱，军无斗志，消极避战，是军事体制的问题，而在军事体制的背后，是政治和经济体制的问题。九连城之战最能说明这一点。
上世纪30年代，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大纲》中总结甲午战败及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在19世纪以前，与我民族竞争的都是文化不及我，基本势力不及我的外族。到了19世纪，与我抗衡的是几个以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立国的列强。我们在道光间虽受了重大的打击，我们仍旧不觉悟，不承认国家及民族的危险，因此不图改革，枉费了民族二十年的光阴。直到受了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的痛苦，然后同治初年由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领导的自强运动。这个运动就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简单地说，这个方案是要学习运用及制造西洋的军器来对付西洋人。这是一个不彻底的方案，后来又是不彻底的实行。为什么不彻底呢？一则因为提案者对于西洋文化的认识根本有限，二则因为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制度及时代精神不容许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前进。同时代的日本采取了同一路线，但是日本的方案比我们的更彻底。日本不仅接受了西洋的科学和机械，而且接受了西洋的民族精神及政治制度的一部分。甲午之战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国。”
“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国”，这是多么深刻的教训！既然如此，中国的出路便只有一条：高度西洋化，加速近代化。要想加速西洋化、近代化，那就是要像日本那样，在政治体制上着手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洋务运动失败的事实证明，枝节的改革不能救中国。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妄图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进一步刺激了人们寻求新的救国方案。于是，维新思想得到迅速发展，并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推动下，掀起了维新变法的高潮。
甲午战败对东亚格局及中国现代化历程影响巨大。甲午战败不仅标志着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的夭折，而且极大削弱了中国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北洋舰队和大型企业的建立曾受到当时世界列强的瞩目，尤其是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建成时，西方称之为比强兵劲旅更为可虑的“黄祸”。但因甲午战败后清政府财政拮据，这种大规模的建设基本停止了。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甲午战败和洋务运动的夭折，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一次重大挫折，中国现代化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更为薄弱。同时，甲午战败拉大了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差距，使日本第一次在综合国力上全面超过了中国，根本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日本不仅成为东亚第一强国，而且加入到疯狂侵略中国的世界列强阵营中，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国际形势急剧恶化，中华民族面临的亡国灭种危机更加严峻。
（作者：河南大学黄河学者、近代中国研究所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