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共同秉赋，是心理状态、价值观念和思维旨趣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灵魂。近代以来，伴随着中华民族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国人鉴于民族精神丧失而提出了“陶铸国魂”问题。20世纪初的“陶铸国魂”话语，是适应中国“千年未有之变局”和世界发展大势而进行的民族精神构建，故它必然以反思中国历史传统为特征，以改造国民性为手段，以建构民族国家而实现民族复兴为目标。
从兵魂到民族魂：中国亟须陶铸国魂
20世纪初国人对民族精神的反思，是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刺激下萌生的。甲午战败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国人开始反思民族精神问题。尽管“民族精神”一词始见于1904年《江苏》杂志发表的《民族精神论》，但国人多用“中国魂”“国魂”等词指称民族精神，故梁启超于1899年发表的《中国魂安在乎》实乃最先提出“国魂”问题并引起国人讨论。“国魂”问题之所以引起国人关注，是当时中国面临的严重民族危机使然。他们真切地体会到，要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当务之急是建立近代民族国家。诚如梁启超所言：“故今日欲救中国无它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中国之新民：《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新民丛报》1902年第5号，第13～14页）民族建国的前提是民族意识的觉醒，而民族意识觉醒依赖于对民族特性的认同，故民族建国必先探寻民族精神，陶铸中国“国魂”。在时人看来，国魂乃立国之本，“实国家死生存亡之大关键”，因国魂与国运相连，故国人自然将民族精神是否振奋与民族盛衰联系起来：“民族之倏而盛倏而衰，回环反复兴废靡常者，皆其精神之强弱为之也。”认为欧美各国之所以兴盛乃民族精神强盛使然，“其结果之最早乃生民族之精神，其结果之最终遂成民族之膨胀”（《民族精神论》，《江苏》1903年第7期，第1、6页），中国欲求富强必先振兴民族精神。
20世纪初国人对日本及欧美强盛而中国积弱进行比较时发现，中国因缺少欧美国家所具有的“武士魂”“贸易魂”“宗教魂”“平民魂”等民族精神，遂造成国力不盛局面。故必须借鉴和效法日本及欧美民族建国的成功经验，以陶铸中国“国魂”而建构民族国家。如梁启超认定日本之 所以能“立国维新”，就在于有“武士道”这种“大和魂”，故主张“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任公：《中国魂安在乎》，《清议报》1899年第33册，第2～3页）。国人尽管称赞中华民族之伟大、国民人格之高尚与文明之花“先世界大地而扬芳”，但痛感当时中国“真魂失性，灵性改常”而导致国家凋敝，故呼吁振兴中国早已有之的“国魂”（壮游：《国民新灵魂》，《江苏》1903年第5期，第3页）。既然中国因国魂丧失而致贫弱，那么就必须效法日本及欧美以“陶铸国魂”，建构“国民新灵魂”。因此，国人提出陶铸国魂，包含着借鉴日本及欧美各国建国经验而图谋复兴之考量。
20世纪初，国人均强调必须陶铸国魂，但在铸造什么样的国魂和怎样陶铸国魂问题上则有较大差异，其认识是逐渐深化的。梁启超最初有鉴于日本武士道成功经验，认为“制造国魂”就是制造兵魂：“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夫所谓爱国心与自爱心者，则兵之魂也。而将欲制造之，则不可无其药料，与其机器。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药料也；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机器也。”（任公：《中国魂安在乎》，《清议报》1899年第33册，第3页）所谓“中国魂”指“兵魂”，其核心是“爱国心与自爱心”，故“制造国魂”就是激发爱国心和自爱心。
蔡锷等人提出的军国民主义强调陶铸“铁血之精神”，实际上认同并发挥梁氏的“兵魂”理念。蔡锷认为中国唯有“野性复归”方能改变“重文轻武”陋习，蒋百里强调只有激发尚武精神、对国民实行军国民教育才能使民族强大。中国需要提倡之尚武精神为：“重军人之名誉；高军人之位置；兴军国民教育；长武土道之雄风。以战死为无上之快乐；以敢死为无上之道德；以服兵役为国民应有之责任、应尽之义务，独一无二之天职。如此，则民质皆具尚武之精神。”（《论尚武主义》，《东方杂志》1905年第5期，第99页）因为“国之有尚武精神，譬之则国魂”，故尚武精神是亟须铸就之“国魂”。
陶铸国魂实质上是建构民族精神，国魂的核心是民族主义支配下之爱国心和责任心。随着对“国魂”认识的深化，国人不仅仅关注尚武精神，而是逐渐将国魂内涵从“兵魂”扩展到“民族魂”，将民族主义精神视为亟须陶铸的“国魂”。蒋百里疾呼：“中国之国魂安在乎？祖国主义！”此处“祖国主义”实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乃为其爱国心之源泉，自尊之种子，统一之原动力”，其核心是根于既往之感情，发于将来之希望，而昭之于民族的自觉心的“祖国主义”（飞生：《国魂篇》，《浙江潮》1903年第1期，第11页）。中国所要陶铸的国魂就是民族主义精神，以民族主义作为民族建国之核心，激发国人的爱国责任心以建立民族国家。
正是从民族主义立场关照中国现实，时人将所要陶铸之国魂由“兵魂”扩展为“冒险魂、宗教魂、武士魂、平民魂”之四大魂。甚至有人“合吾固有，而兼采他国之粹”，将中国所要陶铸的国魂扩展到山海魂、军人魂、游侠魂、社会魂和魔鬼魂等，并揭示陶铸国魂之深意：“吾国民具此五灵魂，而后可以革命，可以流血，可以破坏，可以建设，可以殖民，可以共产，可以结党，可以暗杀恐怖，可以光复汉土驱除异族，生则立慬于世界，死则含笑以见我神圣祖宗黄帝于地下，告厥成功焉！”（壮游：《国民新灵魂》，《江苏》1903年第5期，第9页）
淬厉旧魂与采补新魂：陶铸国魂的两条途径
民族精神的重要性和陶铸国魂的必要性为时人所认同，那么，究竟应该通过怎样的途径陶铸国魂？20世纪初国人逐渐形成了淬厉旧魂与采补新魂两条途径。
梁启超主张借鉴东西方新元素以陶铸中国国魂，并将其概括为两条途径：一是“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是“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中国之新民：《新民说》，《新民丛报》1902年第1号，第8页）。所谓“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就是立足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发掘潜藏于中国文化中之本有精粹，发扬民族特性，提高民族自信心，实现民族精神的创造性转化，重新解释传统并发明新传统。所谓“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就是顺应新的时代潮流和国际趋势，借鉴和吸纳世界各国经验，批判和改造中国国民性，弥补中国固有民族精神之缺失，催生新国魂的诞生，使民族精神获得创新性发展。
梁启超提出的通过这两条途径而使国魂得以陶铸的构想，代表着时人之共识。蒋百里提出，陶铸国魂既要结合中国内部国情，又要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吾今言陶铸国魂之法，所当预备者有三事。其一曰察世界之大势；其二曰察世界今日之关系于中国者奚若；其三曰察中国今日内部之大势。”（飞生：《国魂篇》，《浙江潮》1903年第1期，第12页）陶铸国魂，不仅要明了世界发展大势而对自身传统做出相应改变，而且要明了中国民族固有特性是从悠久历史中延续下来而根深蒂固的，不能将其完全舍弃，故必须设法协调世界主义与国粹主义之张力。这种思路显然与梁氏相似。金天翮表达了同样观点：“中国魂兮归来乎！归来兮！此旧魂也。于是上九天下九渊，旁求泰东西国民之粹，囊之以归，化分吾旧质而更铸吾新质。”（壮游：《国民新灵魂》，《江苏》1903年第5期，第3～4页）他一方面呼唤中国固有旧魂之归来；另一方面则旁求世界各民族精神之精粹，而促使中国旧魂之“化分”，进而铸成具有新质之国魂。所谓“化分吾旧质而更铸吾新质”，就是以中国固有精神为本而吸纳外国文化精粹，陶铸适应时代需求之新国魂。
由此可见，在时人看来，中国民族精神有新旧两部分构成：一为中国固有之文化精粹，称为“旧魂”；二为顺应国际形势和时代需求而增加的新精神，称为“新魂”。换言之，国魂分为中国固有之旧魂和顺应时代发展之新魂。既然中国固有之旧国魂存在于中国民族历史文化中，那么必然要关注并发掘民族文化之精粹，通过重新评估中国固有文化的方式唤醒国魂。邓实将国学精华归为中国道德，将道德的精粹归为民族正气，统合为“立国之魂”。故国魂源自且存于国学，保存国学乃陶铸国魂之要事。为了恢复国魂“以唤醒同胞之迷梦”，自当尊崇民族初祖黄帝及文化始祖孔子，恢复作为中华民族标识的黄帝魂和孔子魂：“种族不始于黄帝，而黄帝实可为种族之代表；宗教不始于孔子，而孔子实可为宗教之代表。彼二圣者皆处吾国自古迄今至尊无上之位，为吾全历史之关键，又人人心中所同有者。以之为国魂，不亦宜乎！”（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1905年第6期，第4页）故国粹派提倡保存国学以陶铸之国魂，显然属于“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的旧国魂。既然中国所要陶铸的新国魂是中国民族历史文化中所缺乏的，那么必然要以开放的国际视野借鉴和吸收世界各先进国家之民族精神而构成中国时下所需之新魂。无论梁启超提倡之“兵魂”，还是“冒险魂、宗教魂、武士魂、平民魂”等四大魂，抑或是山海魂、军人魂、游侠魂、社会魂和魔鬼魂等五大魂，均属于“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的新国魂。
弘扬民族光荣历史与改造国民性：建构国魂的两种趋向
国魂有新旧之分，陶铸国魂自然便有淬厉旧魂与采补新魂之别，由此相应地产生了传承旧魂与重铸新魂问题。20世纪初国人提出了建构国魂的两种基本趋向：一是以历史教育方式而弘扬民族的光荣历史；二是反思国民性格而改造民族精神。
“爱国心与自爱心”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故陶铸国魂自然要培养国民之爱国心。而要培养爱国心，必须对国民进行历史教育，让国民了解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尊自爱心。梁启超指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故历史最容易养成国民精神，发扬其爱国心。《民族精神论》强调：“民族精神所由发现者有二：其一曰由历史所发生者也，其二曰由土地所发生者也。”故民族历史是探寻国家兴盛原因并建构民族精神的起点：“民族之精神滥觞于何点乎？曰其历史哉，其历史哉。”（《民族精神论》，《江苏》1903年第7期，第6～7页）正因“历史为国魂之聚心点，国民爱国心之源泉”，故只有结合中国历史传统方能陶铸国魂。为了从中国历史中寻求激励民族情感的思想资源，时人对中国历史进行重新解读，如《中国魂》就以国魂在历史上的变迁为依据，着力从中国历史中发掘固有之国魂。
弘扬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必然要表彰历史上英雄人物的光荣事迹，直接唤起民众的爱国心，从而达到陶铸国魂之目的。《国魂篇》指出：“国魂之发生也，复有两种：有自民族优性而自然发生者，有自千百志士流血流泪以鼓铸而成者。”民族的优秀品格由英雄志士的光荣事迹来体现，历史上的英雄志士遂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飞生：《国魂篇》，《浙江潮》1903年第1期，第6～7页）。为了“表赞以往之英雄，而开导未来之英雄”，必须赞扬那些为中华国魂而鼓铸之哲人、保护之英杰、流血之国民和伟人的光荣事迹，以唤起民众的爱国心。
对国民进行历史教育，是弘扬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并表彰英雄志士光荣事迹的主要途径。梁启超反复强调历史教育对培育民族认同感和爱国心的重要性，认为其最有效的途径是学校教育和整个社会风气的潜移默化，故主张通过历史教育激发国民对祖国壮丽山河的喜爱之情，激发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与爱国之心，并将中小学的国史教育视为历史教育之根本。梁氏的见解代表了时人之共识。章太炎将爱国主义比作庄稼，将历史教育视为给庄稼浇水施肥，“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章太炎：《答铁铮》，《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1页］。因此，回顾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歌颂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运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来激发民族精神，是20世纪初国人建构国魂之基本趋向。
中国民族精神文化中固然有值得传承的精粹，但同时包含有国民心理的阴暗面和国民性格的弱点，正是这些国民性格导致了“国魂”不彰而民族贫弱。故陶铸国魂固然需要弘扬民族的光荣历史而培养爱国心，但同时无法回避国民劣根性问题。这样，站在时代潮流和国际发展大势立场上反思国民性格而改造民族精神，遂成为20世纪初国人建构国魂之重要趋向。
梁启超认识到培养爱国心对陶铸国魂之重要，故为培养民族精神而提出“新民说”，认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其“新民之义”同样包括“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与“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双重内涵：前者指当继承与弘扬民族精神之精粹，“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吾人当保存之而勿失坠也”。后者指当承认自己民族精神之不足，虚心吸收世界各民族之长处，“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所未及”（中国之新民：《新民说》，《新民丛报》1902年第1号，第8～9页）。既要反思民族文化，继承国民性格中的优秀品质并加以更新以适应时代需要，更要认清国民性格之缺陷，吸取其他民族优点而加以根本改进。
正是基于“新民说”，梁启超以世界眼光和近代原则对民族特性和国民性格进行反省。一方面，他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提炼出公德、进取、权利、自由、尚武、进步、合群等仍有积极影响的新国民性格，概括出中华民族优秀精神特质，如与柔弱相对的刚猛精神，与奴隶性相对的不畏强暴的反抗精神和重视人格独立的精神，与懒惰相对的刻苦勤劳精神，与巧滑相对的正直精神等，弘扬这些中华民族赖以立足的精神特质并将其视为陶铸国魂之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他着力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精神与价值观念，以近代新思想淬厉中国旧精神，对国民劣根性进行分析和鞭挞，批评并改造国民性。在他看来，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脆弱、公共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缺，是中国国民品格的缺点，制约着民族精神的发挥（中国之新民：《论中国国民之品格》，《新民丛报》1903年第27号，第1～8页）。因此，他强调民族精神的发扬必须以国民个性独立为前提，陶铸国魂必须建立在批判和改造国民性基础上。梁启超提出新民说并对国民性格缺陷而作的分析，开启了20世纪初批判国民性的先河，并对此后国人改造国民性问题的讨论产生了深刻影响。
弘扬和表彰民族的光荣历史与批判和改造国民性，是陶铸国魂两种不同趋向，背后存在着世界主义与国粹主义之张力。这种张力，在五四以后逐渐演化为以改造国民性思潮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与恢复中国固有文化为表征的文化保守主义之对峙和冲突。以批判国民性方式陶铸国魂的思路，是否意味着要放弃对民族光荣历史之弘扬？梁启超提出的“国性”论，为协调陶铸国魂方式上存在的张力提供了新思路。他认为，作为立国要素的“国性”乃由“国语、国教、国俗”构成：“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特之特质。上至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中国之新民：《新民说》，《新民丛报》1902年第1号，第8页）此处“国民独特之特质”及“国性”，指此前所谓“国魂”或民族精神；此处“根柢源泉”指构成历史文化认同的历史渊源。国性论的提出，体现了国人对传承民族精神思考之深化：认识到不能简单地抛弃中国文化传统，因为失去国性就失去了凝聚民族情感和民族认同的精神支柱；而民族精神消失必将面临“国性分裂，则国亦随之分裂”处境。但国性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随历史演进嬗变蜕化，“渐淘汰其废淤者而增益其新需者”（梁启超：《国性篇》，《庸言》第1年第1号，第3页）。故中国民族精神必然随着时代更替而新陈代谢，民族文化能够适应时代变迁而发展。这样，承认国性并强调国性随时代而演进，坚守民族文化立场而吸纳世界文化精粹，就有效地协调了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张力。
总之，20世纪初国人对中国民族精神话语的建构，形成了重视历史遗产、继承文化传统、剖析民族性格等基本思路，承认民族精神蕴含于中国历史文化之中并通过民族性格得到反映，但因对国魂认知差异而出现了建构国魂趋向上的分歧：一方主张立足于中国民族文化，着力于文化复旧，以回归传统的方式，通过发掘中国民族文化之精粹并淬厉中国旧魂来建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为民族建国提供精神资源；另一方则主张立足新的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着力文化开新，以批判和改造国民性为手段，培养具有良好社会公德和强烈民族国家意识的国民群体，为建构现代国家提供国际资源。20世纪初国人建构国魂趋向上的这两种趋向，到五四以后加剧并产生了激烈冲突，形成了两军对垒的对峙格局：以批判和改造国民性为手段促进民族精神创新性发展的文化激进主义与以回归传统并发扬民族特性为手段实现民族精神创造性转化的文化保守主义之对峙，从而彰显了近代中国民族精神建构之复杂曲折。
（作者：左玉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