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语境下民意的涵义与特性

民意（public opinion）的概念源于18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点。与此同时，英国的咖啡屋、巴黎的沙龙等一些地方常聚集人们共同讨论，并产生一些对政治问题的公共主张，使得民意表现了呈现大众意志的集体声音的特点。那么到底何谓民意？它的定义很多，Glynn 等人曾归结为如下五类：（1）民意是个人意见的集合。（2）民意是多数人信仰的反映。（3）民意是建立在团体利益的冲突上。（4）民意是媒体与精英的意见。（5）民意是一种虚构。其中，最简明、通用、清楚的就是第一类的定义。其实，民主精神下的民意形成过程，就是希望改变人民对政治事物的冷漠，加强对政治事物的关注，更重要的是，它让人民了解本身对民主政治的责任与权利，能够提供大众思考本身对民主贡献的价值与意义，也让为政者认识倾听人民声音的重要性。简言之，民意是民众对某一问题所产生众多观点的表达，它创造了民主政治的根基，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一项；而民主政治则保障了民意的生存空间。民意与民主政治划上了密不可分的关系。（注：扬意菁：《民意调查的理想国——一个深思熟虑民调的探讨》，《民意研究季刊》1998年，204期，第66页。）

二、台湾民意的分布与特点

1、台湾民意的分布。

我们将分别列举1996年至2004年间台湾民众在几个醒目且重要的议题：即统“独”问题、“公民投票”问题、“三通”、政党认同、族群认同以及民生等问题，呈现他们在这些议题上的态度倾向。然后，进一步分析民意的反应特点、结构模式。

（1）关于统“独”问题。统“独”问题事关台湾人民的根本利益与未来发展前途，是岛内主要政治分歧和影响选民政党认同与投票意向的问题，不论是选举期间还是非选举期间，民众对统“独”问题一向都很关注，它又是与“国家认同”、“中国人和台湾人”、“政党认同与投票意向”高度相关的概念。从1996年至2004年民调统计的数据看，在这一问题上，民众的立场比较清楚，但呈现出多元冲突，意见分歧较为突出。如表1所示，近10来，台湾民众统“独”意识的分布结构为“中间大两头小”，属于非对称性的、温和的形态，即主张维持现状、不统不“独”中间立场者，占稳定的多数，比例约在45%到60%之间，主张急统和急“独”者均占少数。另有民调数据显示，台湾青年大学生的统“独”倾向分布形态与此相类似，如中国文化大学《文化一周》民调中心，2003年5月对台湾大学等北区9所大学有投票权的大学生所做的民调显示，大学生中倾向“独立”的占23.7%，主张统一的占10.5%，倾向维持现状的则高达65.8%.（注：http://jou.pccu.edu.tw/weekly/opinion/1009/06.htm.）值得注意的是，总的来说，近年来，主张统一的比例没有明显的增减，但有起伏缓降之势，而主张“台独”的则有摆动缓升的趋势，主因在于民进党执政当局的鼓动与纵容下，岛内各种“台独”势力趁机恶性膨胀，气焰嚣张，不择手段诱导民众。当然两岸关系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支持的比例会发生一些波动，但总体上是维持这样一个结构。如2004年9月7日，台湾当局以“瘦身精简”的名义，对“行政院”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后，次日，TVBS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支持“台独”的比例上升到24%的历史新高，而对台湾的认同也上升至历史新高。

（2）关于“公民投票”问题。台湾对于建立“公民投票”制度的呼吁与过程，始于1947年，1991年提出第一部“公民投票法草案”，到2003年，“立法院”三读通过“公民投票法”。尽管“公投”在弥补代议民主政治的不足的意义上，值得肯定，它是民主政治的制度之一，却非是必要条件。但在台湾却成为一个极为复杂的政治议题，一直是民进党与“台独”势力争取台湾“独立”的手段，也是陈水扁为化解政绩不彰，施政无能对其谋求连任带来的巨大冲击，意图通过鼓噪“公投”激化统“独”矛盾，操纵民粹，捞取选票。而反对“公投”与“台独”则是“泛蓝”阵营一贯的立场。可见，在台湾“公民投票”的政治意涵大于政策意涵，特别这次“公投”在蓝绿阵营选情高度紧蹦、充满争议的情境下进行。TVBS民调中心在当局提出所谓“公投”题目后的民调显示，有57%的民众表示不知道陈水扁提出的“公投题目”，反映了“公投题目”公布半个月后，民众似乎不太关心“公投议题”。当群众被问到“公投可能需要花费二、三亿元”，不赞成的比例更高达63%.其次，较多数人愿意用“公投”方式来解决重大的非政治性问题，但不愿用同样方法来解决重大的政治性问题。根据TVBS的一项民调显示，51%的民众不造成在“总统大选”投票当天或之前，以“公投”的方式来决定统“独”走向，这结果也反映出台湾多数民众长久以来的希望维持现状的愿望。而且，在这一问题上，民众的意见分歧也与政党立场高度关联，如有调查表明，陈水扁的“公投”诉求，仍然有效地动员了“泛绿”选民的支持，TVBS于“总统大选”投票日当天所进行出口民调，有关“强化国防”案的调查结果显示：投给“陈吕配”选民中，领取“公投”票者占94%，投给“连宋配”选民中，只有20%领取“公投”票。至于“对等谈判”亦出现相似比例，有94%选民领取“公投”第二案选票，只有21%的“连宋配”选民领取第二案选票，这说明了在舆论的诸多异议中，“泛绿”选民的取向相当稳定，而且候选人倾向与领取“公投”选票倾向之间确实呈现相关性。（注：陈志玮：《三二0公投与台湾政治发展分析》，《台湾民主季刊》，2004年第一卷，第二期，第68页。）这亦是台湾民意结构化的一个表现。另外，这次实行“公投”的结果以因投票人数未达投票权人数之二分之一而宣告否决，一定程度上与来自不同政党支持彼此动员与反动员的结果相关联。这也说明了台湾地区大部分民众是反对旨在“台独”的“公投”，这与在真正意义上的“公投”民主即民众的立场无须透过党派的中介来表达相背驰的，再次说明了“公投”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陈水扁想玩弄“公投”牌，挑动“台独民粹”，撩拨岛内的“省籍矛盾”，意在打击“国亲”。

（3）关于“三通”问题。从表2可见，民众对两岸“三通”需求殷切，赞成“三通”的民众都在六成以上，另有数据表明，工商业者赞成的比例甚至高达八成。这说明了自2000年政党轮替以来，岛内要求开放两岸直接“三通”成为主流民意，2001年8月初，在台当局为因应岛内经济衰退而召开的“经济发展咨询会议”上，要求开放“三通”成为压倒性的声音。但相信当局可能在2004年底达成直航的人却只有10%左右。这或可理解为：一方面，民众对与自己利益可能相关的议题，大多会有既定的立场与看法，而且较难改变，对之期待是很高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民众对台湾当局的直航的宣示已产生严重的倦怠与不信任。不过民众无论多么厌倦政治炒作，人们对直航仍然有极大的期待。因为，对于民众而言，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才是最为重要的。

（4）关于“政党认同”问题。政党认同是民众对一个政党表示支持的心理取向。由表3可见，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的认同，由1996年的34.8%降至2004年的21.2%，其中，在首次政党轮替后的当年降至最低点14.5%，之后，由于民进党执政后两年，政局不稳，经济持续低迷，两岸关系僵持，“三通”难有根本性突破，岛内民众重新燃起对国民党的希望，认同比例有所上升，2004年升至21.2%.但总的来看呈下降的趋势，而民众对民进党的认同，则呈上升趋势，由1996年的11.2%升至2004的24.5%，其中，2000年达到最高点26.6%.另外，民众对亲民党的认同呈缓慢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17.5%降至2004年的10%；对台联党的认同有微弱的上升；新党的认同者虽已是极微弱的少数，但近年又有微弱的回升，而“建国党”则完全泡沫化。这反映了台湾政党版图处于重划之中。由社会分歧的角度观察，政党的出现必然隐含着社会分歧及衍生利益的冲突存在，民众在不同主客观的分歧基础上，逐渐在心理上产生认同或归属于一个政党的情形，而且这种归属与认同也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就2004年选举的结果看，对于胜选的民进党而言，其认同民众的比例已经趋近30%，如考量民进党所具有的执政优势，未来民进党还将逐渐成长，但是此种成长必须建立在民进党有可观的执政成绩可以说服民众的继续支持，否则，其成长便会遭遇瓶颈。民众最为看重的是“重视民意”、“改善经济”和“施政经验”，如在2002年的一个民调显示，由于民进党执政后两年，政局不稳，经济持续低迷，两岸关系僵持等原因，有40%和31%的民众认同国民党促进经济发展、处理两岸关系的能力，而只有不到10%的人认同民进党的能力，更有54%的民众希望“第二次政党轮替”。

（5）关于“族群认同”问题。族群认同是在民众中逐渐浮现的一种“我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的自我认同。族群认同与省籍分歧具有密切的关系，却分别指涉不同的内涵。如果说省籍分歧是一种毫无选择的客观上籍贯的划分，而族群认同则是另一种可以选择的主观自我认定。从表4可见，多数民众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都在四成以上，自1996年以来，对“台湾人”认同有所上扬，从1996年到6.2%上升至2004年的40.6%，而对“中国人”认同有缓慢下降的趋势，由1996年的21.4%下降为2004年的6.3%.这个变化主要是由于政治环境所诱导的，与民进党执政当局和“台独”分子别有用心地不断鼓噪宣传、制造分裂活动有关。由于人为因素的作用，“台湾人”认同的意识有在岛内渗透扩散的势头。

（6）对施政、经济和社会的看法。据《联合报》2001年6月27日的民调显示，政党轮替一年来，有八成民众不满意一年来的经济状况，七成不满意政治状况。另据TVBS民调中心2003年6月8日的一项民调显示，台湾地区20岁以上男女对陈水扁执政三年来的满意度仅二成七，以往最支持他的中南部民众，在这次调查中，满意度也不高，不满意度都超过五成。原本民众对陈水扁是有所期待的，但在首次政党轮替之后，民进党当局迟迟无法摆脱“少数政府”的困境，政局频频陷入朝野对峙的僵局。台湾经济更在2001年出现40多年来第一次负增长，广义的失业率达到7%以上。民众普遍感到，他们尚未享受到政党轮替所应该带来的民主改革的红利，却已经开始饱尝政局动荡所带来的经济衰退恶果，同时新的金权政治弊案还不断涌现。民众普遍感到彷徨无助，民众心理所累积的迷茫、失落与挫折感，导致人心浮动，社会信心危机深化。（注：《民意为何离陈水扁而去——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毛仲伟教授》，海峡之声网，2003年6月17日。）2002年，社会矛盾激化，群众街头抗争活动频频发生，“劳工大游行”、“教师大游行”、“农渔民大游行”，此起彼伏。据台湾“中央大学”一项在2004年“总统”选前开始至选后才完成的调查显示，消费者对未来台湾的信心比率也下滑，未来半年的家庭经济状况、购买如汽车、电脑、房屋等耐久性消费品、就业机会等指标，信心反应全部下滑，过半数投资者直指未来半年不是买股票的好时机。对台湾更为重大的长远影响是，移民潮再起，白领专业阶层去意加剧，出现专业人士出走的现象。（注：关力：《说说台式民主这道菜》，《广角镜》，2004年6月，第76—8页。）另有《天下杂志》表示，“国情调查”报告显示台湾人民对政治与经济不满情绪升高，2002年的“国情”调查对政治不满意比率为53.9%，2003年调查时的不满比率升高到62.3%，对经济表现不满意的比率也高达79.2%.2004年“大选”后，TVBS的调查显示，42%民众表示最近一年过得不快乐，根据历年调查趋势资料显示，1999年政党轮替前民众的快乐指数最高，62%的人觉得过得快乐，2002年下滑至53%，2003年又微幅下滑到52%，年初再度下滑至49%，选后，再度下滑到41%，是历年来民众最不快乐比例最高的一次。交叉分析发现，民众的情绪与选举结果相当一致，民进党支持者觉得快乐的比例明显偏高，国民党、亲民党的支持者则是不快乐的比例明显偏高，中立选民的快不快乐的情绪是呈分歧状况。（注：TVBS民调中心，选后民众情绪民调，2004年3月30日。）

（7）对民主的评价与信心。有证据显示，在政权轮替后，台湾民众对民主实际运作的满意程度明显下降，民众对民主体制内主要机构的信任度滑落谷底，民众对于民主体制优越性（或民主正当性）的信念也出现松动。在1999年年中进行的全岛性调查，有54%的受访者同意“无论怎样，民主体制总是比其他政府体制来的好”的意见，到了2001年年中所作的调查，只有43%的民众同意这种看法，在短短两年内下跌了11%，这两次全岛性调查的数据还显示，民众对于“民主在台湾实施的情形”表示满意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59%下降至2001年的46%，两年之间滑落了13%.可见，民众对于民主体制优越性的信念偏低，与此同时，台湾民众对与多个民主体制运作中扮演核心功能的机构或行动者的信任度也是很低的。最无法获得信任的是政党，超过三分之二的民众对于政党“不太信任”或“非常不信任”，对于政党表示信任的只有16%，“立法院”也是一个普遍不获得民众信任的机构，表示信任的受访者不到20%，表示“不太信任”或“非常不信任”高达65%，这与过去几年朝野政党间的恶斗以及“立法院”的乱象不无关系。（注：朱云汉：《台湾民主发展的困境与挑战》，《台湾民主季刊》，第一卷，第一期，2004年3月，第145-160页。）对未来悲观忧虑、缺乏信心，是他们对现实环境的评估和个人主观信念互动后的直接投射。

2、台湾民意分布的特点。

根据上述有关民众在议题上的态度倾向，可以看出，当前台湾民意的特点：在政治议题上，如统“独”、“族群认同”等议题，民意大体上呈现分歧和冲突的状态，但程度大小有较大的差异。如对于“公投”，中间立场的选民较少，民意明显地分裂成对立的两大阵营，而且与政党的立场相关联。对经济与民生问题，较趋近一个极端，共识大于分歧，如“三通”等民生问题。从2004年“总统”选举的结果看，结果如此接近，也意味着台湾民意在政治光谱上的严重分歧的。这说明了台湾并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民意的冲突与对立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与政党的立场有着稳定的关联，可以说是属于文化价值的认同性的冲突。而且民意经常牵涉到族群认同、统“独”认同等悬而未决的问题，反而较少是对公共政策的意见表达，这也是台湾民意难以走出冲突、分裂困境的主要原因。下面，我们还可从结构的角度来进一步了解台湾民意的特质。

三、台湾民意的结构特质与模式

“结构”一词指的是，结构里面存在着以各种关系类型为特征以聚集人们的“亚群体”。社会结构理论认为无论社会关系的内容及其表面是什么，都有一个潜在的形式或结构。选举固然是以人选为选择的对象，但竞争中的人选为了选举的胜利，必然也会通过同属于社会关系的渊源来动员支持者，民众会以社会分歧所衍生的不同政治、社会利益或冲突为诉求，以及民众自身的价值观、认知、构建并呈现出一定的结构。台湾民意分化为以“地域、群体认同”为特征的结构化现象，即在同一地域内、族群内、派系内有一种心理归属感，这种“认同”的形成会进而影响个人对“政府”、政党、候选人、政策、议题等等的认知与评价。台湾民意的族群、地域、派系等结构化的差异反映了社会有不同的利益群体对立、冲突的问题，也反映了台湾特有的政治环境与议题的特性，使之呈现高度的一致性与稳定性，以及以地域、传统社会关系等为类属的结构模式。在性质上截然不同于西方民主社会的情形。

1、台湾民意结构的特质（一致性与稳定性）。

由于台湾特殊的政治环境，民众对有关议题的态度与意见因种种的社会的、历史、文化的原因，分化成鲜明，较易辨识的，甚至是泾渭分明的相反立场，但议题间却彼此有一定关联。以族群认同与政党认同为例，有研究表明，族群认同与政党认同有着密切的关联性，见表5（注：游盈隆：《民意与台湾政治变迁——1990年代台湾民意与选举政治的解析》，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台北，第26—27页、第126—127页。），第一，在自认为是“台湾人”的选民当中，国民党认同者和民进党认同者各约占四分之一，无明显当派倾向者约占一半。第二，在自认是“中国人”的选民当中，近六成是国民党认同者，民进党认同者不到一成，其他属于无明显党派认同者。第三，在自认“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的选民当中，六成是无明显党派倾向的人，约三成是国民党认同者，民进党认同者则一成不到。第四，国民党认同者当中，自认为是“中国人”者占54%，自认为是“台湾人”者占17%，“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者占29%.第五，在民进党认同者当中，“台湾人”认同者占55%，“中国人”认同者占22%，“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者占23%.经卡方检验，族群认同与政党认同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这是二届“国大”选举投票行为研究时的资料）（注：游盈隆：《民意与台湾政治变迁——1990年代台湾民意与选举政治的解析》，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台北，第26—27页、第126—127页。）再如表6所示（注：徐火炎：《台湾政党版图的重画：民进党、国民党与亲民党的“民基”比较》，《东吴政治学报》，2002年第14期，第108页。），经统计检验结果显示，族群认同与政党之间也存在着正相关性。另外，其他议题间也存在关联性，如族群认同与统“独”之间也有着正相关的关系，对“中国人”认同越强者，愈坚决主张台湾统一；对“台湾人”认同愈强者，愈坚决主张台湾要“独立”；在“公投”问题上，对“中国人”认同愈强者，愈反对用“公投”决定台湾前途，对“台湾人”认同愈强者，则愈赞成。再如，2001年“立法委员选举全国大型民意调查研究”的资料也反映了族群认同对于选民投票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相对于自认为是“中国人”的选民，认知自己是“台湾人”，愈可能选择“泛绿阵营”候选人。另外，政党认同对于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相对于认同民进党的选民，无论是国民党认同者、亲民党认同者，以及独立选民，选择“泛蓝阵营”倾向明显高于投票支持“泛绿阵营”。政治议题间的正相关性可见一斑。（注：朱云汉：《台湾民主发展的困境与挑战》，《台湾民主季刊》，第一卷，第一期，2004年3月，第145-160页。）

结构主义认为：结构分析既要关注在相似性和差异性基础上关系的分布模式和集合及这种模式和集合的维持，也要关注结构得以产生与再生产的互动过程，即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关系的纠合，通过它，暗含于一个关系中的互动决定着发生在其他关系中的互动”。从这个理论视角出发，我们可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台湾民意的一致性。首先，从上述有关政治议题的关联性看，“统独”倾向的和“族群认同”、“公投”以及“政党认同”等议题存在正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其实是与它们的关系纠合在对“国家前途”采取“中国统一或台湾独立”立场上做出态度偏好上的表意取舍上联系在一起的，体现了相似性；其次，长久以来，民众在上述各自议题上的意见也一直是分歧的、多元的，难求共识，又体现了差异性。正是这种相似性与差异性的分合，使得民意结构得以维持；再次，正由于“纠合的关系”的存在，决定了它们是联动的，使得它们在民意分布具有一致性或同向性，这在上述民意分布的趋势图表中也可以不难看出。

无论是从上述民意分布的趋势图表看，还是以自二届“立委选举”至2000年“总统”选举中“族群认同与政党认同”的相关性看，台湾民意在议题间呈现明显的关联性和一致性是长期存在的，而十来年的时间跨度，则说明了其关联性与一致性具相当的稳定性。总之，民意及其结构的变迁是台湾复杂的历史、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变迁的集中反映——尽管有时这些反映有这样或那样的失真、扭曲和异化，但台湾特殊的社会历史情境与结构性因素使得台湾民意在各种主要选举以及有关议题上所呈现大同小异的风貌，也正因此，民意呈现出结构性特征，而民众也借助展现这些结构性特征能力而维持了民意的结构。

2、台湾民意的结构模式。

民意的一致性与稳定性是民意结构化的特质体现，而民意的地域性、情感性以及传统社会关系的组合则体现了台湾民意的结构化模式。

（1）以南北地域为特征的结构。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国民党执政时期的“重北轻南”政策原因，南北矛盾成为台湾社会的一个重要矛盾，在民进党选举策略与民粹主义的激化下不断加深。加之代表本土势力的民进党上台之后，通过不断制造新的省籍矛盾，使得南北矛盾依旧突出，形成南北地区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差异。（注：王建民：《台湾“大选”活动中的“南北问题”》，中国网，2003年9月18日。）传统上，国民党在北部拥有基础，而民进党在南部占有优势，南部民众历来本土意识暨台湾认同较强，最支持民进党。从2000年“总统”选举的结果看，虽然陈水扁以39.3%的得票率未能过半，但“闽南人”这个族群的支持率约在55%，比连、宋相加还要多，说明了民进党在南部地区的根基是十分稳固的，尤其在民进党的族群意识动员下，南部民众有进一步排斥“泛蓝”阵营与继续向民进党靠拢的趋势。在政治斗争下，台湾的南北矛盾难以得到有效缓解或解决，反而引起更多的矛盾与争议。台湾的南北矛盾与差异是台湾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地域为界分割成具有不同利益或目标的群体，从而形成不同的政党或政治势力的民意基础，它与政坛上形成的“泛蓝”、“泛绿”两大阵营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同时，南北矛盾也反射在台湾的族群矛盾与统“独”基本矛盾上。

（2）以地方派系差异为特征的结构。选举固然是以人选为选择对象，但为了竞争的胜利，必然也会通过同属于社会关系的渊源来动员支持者，进而形成特定范畴的民意集合体。地方派系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一直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台湾地方派系遍及全台县市乡镇，有人云“台湾有人的地方就有派系，有选举的地方就有派系”。这些或以族群划分，如在派系分明且十分活跃的高雄市，就有“由土生土长的高雄人组成的在地派、以台南移民组成的”台南派“、澎湖人组成的”澎湖派“、以嘉义人组成的”嘉义帮“等，或靠宗族为凝聚力构成的，如苗栗的”大刘派“、”小刘派“、”黄派“等，或以自然地域划定派别，如台北县的三重埔与相连的芦州组成的”三重帮“，或以个人号召、政治理念为基础形成的。（注：张凤山：《台湾地方派系问题初探》，《台湾研究》，2004年第1期，第54—5页。）这些派系活动源远流长，在政治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变迁下，仍不断以新的面貌影响着历次选举的结果，尤其在都市化程度较低较慢的县市或乡镇，地方派系在选举期间所展现的动员实力仍然相当惊人。派系社会关系、组成成员作为党派选举的动员基础，政党间的竞争往往演变为派系间的斗争，而地方派系为了政经资源与利益，与政党形成了相互依侍的结构性互动关系，凝聚了区分于派系基础上的、差异的民意基础，而且这种差异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与一致性，具有结构性的特征。

（3）以族群差异为特征的结构。有研究指出，就四个族群过去历次选举的投票行为看，闽南人偏“绿”，外省人、客家人、原著民偏“蓝”，已经是很稳定的族群投票趋势，多年来几乎没什么改变。东吴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盛治仁，也就他实际参与过的多次民调经验指出，闽南人选票约占七成五，其中“绿”、“蓝”比例约五五比四五，至于外省人、客家人、少数民族约占二成五，绝大多数是“泛蓝”的票仓。（注：《台湾族群投票行为大公开》，《台港澳情况》，2003年第47期，第12页。）台湾族群的政治动员，在大型选举中最常见，尤其当候选人具有不同族群的代表意义时，本省人在“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民主价值下，“数人头”明显占优势，这也让“外省人”产生强烈危机意识，投票行为非常集中、团结，才能继续确保族群利益。在政治斗争中，族群类属被用作一个区别的标准，然后产生一种神圣性、一种近乎宗教性、排他性的情绪，这种基于信仰、价值而展现的意见，常常较具稳定性，而且每逢选举就被炒作一番，改变较不易或较缓慢。可见，族群构成基础上的民意差异仍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固有的结构模式。

综上所述，当前，台湾民意的分歧、冲突仍多于共识。通过连续、多角度、多层面的观察，我们发现台湾民意的变化和特征，并非是一时的意见表示而已，台湾民意的结构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结构化现象反映了台湾社会中主客观分歧及所衍生利益的冲突与角逐，台湾民意的结构化与台湾社会分歧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而主要基于传统社会关系、情感性结盟的台湾民意的结构模式，也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社会分歧结构与民意结构分布有一定的拟合与对应，也就是说，社会上的既有的分歧与主观的政治价值冲突，构成了民意结构性差异与分化的基础。除了上述主要的结构模式外，以人口学特征分野的社会范畴，如阶层、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也具有结构性差异的特点，这些特点也常见于其他民主社会里，故这里不做详细的阐述。

来源：《现代台湾研究》2004年第5期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