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读书会的第一次活动由我策划，读鲁迅的《野草》。按当初草拟的策划人的权限，我是可以指定主题发言人的。本着一颗抛砖引玉的心，以及自己确实想谈谈《野草》，我将自己选作主题发言人之一。
那就谈《野草》吧，但马上意识到自己谈不了。刚成立“鲁迅公共主页”那前儿，写了很多谈鲁迅及其作品的文章。三年过去，读鲁迅的次数多得多了，掌握的资料也越发丰富，但越发下不了笔。三年前，我是可以谈“鲁迅”的，但现在竟连他的一部很短的集子《野草》都无从去谈。这只能解释为：我对鲁迅的理解是一个大圆——圆以内自然是我“理解”了的，而圆以外无限的空间是我未理解的。如今，我的圆扩大了，与无知的接触面积便增加。以后这个圆会更大——很大很大，我对“我其实什么也不知道”的感触便更强——很强很强。
《野草》谈不了，就选了其中一篇——《秋夜》；发现《秋夜》也找不到头绪，就谈这篇文章的第一句，那很著名的“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
鲁迅主页成立之初就有网友问我：这句话究竟好在哪儿了？你说！好在哪儿？我觉得是个人都能写得出来。和朋友聊起鲁迅，也被质问：我咋就没从这句话看出鲁迅先生反抗黑暗、向往光明的崇高追求、伟大品质来呢？——不论是鲁迅这句话写法高端，还是它立意上大气上档次，多出自当年中学语文考卷的“标答”。很多年后，尤其自己开始正经写作之后，才意识到当初所受的语文教育的偏颇虚浮之处。自己没真正写过，无法感知一篇文章想写到“课文”那个级别有多么难。换言之，这是一种私人写作体会对接文本评鉴的过程。所谓私人写作，要么以写作实现私人精神诉求，要么以其实现私人物质诉求，总之必须是经过私人仔细探索过的诉求，而不是外人抛过来的现成的“应试目的”。当初受的语文教育，多是以“应试目的”为唯一目的，缺乏私人目的指引、个体经验带入，便无法产生普遍的私人写作，自然就没有私人写作体会对接文本评鉴的过程。简单说，大家不写，很多文章的精妙之处就任凭老师口吐莲花也无从体味。——在此，我更多从私人写作的体会上谈鲁迅这句话为什么了不起。没什么私人写作经验和体会的，连“写作和作者都是自觉的”也不能认同——换言之，不能作为研究文本的“第一原理”，自不奢求你能太认同我。
分两个层次谈“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也试图解决盘桓在很多读者心中的两个问题。其一，鲁迅这句话是不是随便写写？换言之，后来人是否替他讲究上了——也许作者根本没什么意识，就顺手写出来了呢？其二，鲁迅这句话为什么要这么写？或者，它究竟有什么好？——鲁迅不太可能是为了把句子写坏才这么写，即便作为一个普通作者，也有写作上的种种自觉，何况鲁迅这种当时已声名卓著的作家。当然，只有鲁迅才有可能知道鲁迅为什么要这么写，我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想借鲁迅的作者视角去看鲁迅。之所以有“鲁迅这句话为什么要这么写”的设问，在于我先前提到的从“私人写作的体会”出发，以我本人的作者视角去看鲁迅。那意思，仿佛我和鲁迅共同写作这篇《秋夜》，我只是通过个人独白去试着打通他的那个作者角色。而追问“它究竟有什么好”，则是一种传统的读者视角，完全抛开作者——假设没有作者，我的收获全自阅读中来。
首先，先解决：这句话是不是作者随便写写？我的答案是否定的，系鲁迅有意为之。
原因之一是文本的体裁。鲁迅说它是“散文诗”（《<自选集>自序》：“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我们直接看它是“诗”也没有问题。一些读者和学者就把《野草》和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放在一起比较，称之为“相同的文体”、“运用象征手法”、“选择特有的意象”（杨安翔《鲁迅与波德莱尔的话语共鸣》）。既然是“象征主义”，体裁又是“散文诗”或“诗”，便要“由小而大”，便不能以无限陈设语言而索求面面俱到的效益，否则要无辜牺牲掉“诗”这种形式本身的张力。总之，象征主义也好、诗体也好，不会允许鲁迅写“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而全无目的。又既然他选择了这种写法和体裁，就不会没有目的。且不把鲁迅看作一个自觉的伟大作家，仅以《秋夜》如此短的篇幅，不许他任何一句没有目的句子的存在。就好像填词，填《菩萨蛮》、《西江月》，形式必拘束表达。词人选择“被拘束的表达”，有他们合乎这种拘束的内容设计，而只有当这种内容可延展为他们所期望的无拘无束，写作才会发生。
原因之二在鲁迅的写作习惯。鲁迅在《答北斗杂志社问》里谈“创作要怎样才会好”，先交代这不是教授们的写作教程，但同时也承认这正是他本人的写作经验和习惯，共八条，第四条是：“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这篇文章发表于1932年1月20日《北斗》第二卷第一期，离鲁迅去世也就四年，不能不说是鲁迅创作成熟期的一种成熟、稳定的对写作的看法。他对作品的态度是“毫不可惜”的，力求做到凝练，言语间，憎恶那些无谓的、拖泥还带把水的表达。
另外，在他发表于1933年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鲁迅说起他的写作习惯是：“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流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除此之外，鲁迅谈写作的文字还有很多，综合来看，他写一篇文章起码是三个步骤：写，读，改。何况，许广平相当长一段时间负责誊录他的文章，冯雪峰等人也誊录过他的文章，把这算进去就是四个步骤：写，读，改，誊。总的说，鲁迅不是那种才情造访，即任其奔流而下，自然冲出壮观的作家。他对自己的写作语言非常负责，绝不会无节制地写下去，只图一己快意。
我私人写作的体会是：给文章安一个油门不难，安一个刹车太难。写得兴起，会产生一种物性的快感，饿狼给扔进了血缸似的。当然，也有人说作者先满足了自己，才提得上满足读者，但无节制的写作、对语言不那么较真的写作始终只是一种物性满足，和那些喋喋不休的神侃、疯话并无多大区别。有时自己写顺了，当时很舒服，但过几天回过头看，充满了值得推敲一番的地方，大段大段是不好意思承认为自己的手笔的。——说这些，在于从“写作”这件事上验证鲁迅“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不是随便为之。从他本人的习惯上，他不是那种由着自己性子来的作者；从一般的对写作的体会上，本来可以说成“两株枣树”的而说成“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冒语言上为人诟病的风险（李长之《鲁迅批判》中批评它“几乎堕于恶趣”），必有作者的理由和值得读者体会的东西。
第二个层次：鲁迅这么写以及这么写很好的理由。
首先，鲁迅这么写，在于他的后院确实有两株枣树。这看似是个无聊的问题，却说明了鲁迅写作时的视角。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与鲁迅绝交，此后他搬出八道湾，在砖塔胡同住了9个月。1924年5月2日,鲁迅迁到购买旧屋加以翻修的西三条胡同。在南向正房中间的北侧,新建了一个被称为“老虎尾巴”的新屋,作为书斋兼卧室。从窗子能够看见不太宽的后园,隔墙可以望见两棵枣树。《秋夜》所描写的,就是这个庭院的风景（参看《鲁迅日记》及日本学者丸尾常喜《鲁迅〈野草〉的研究》第一章《<野草〉与其背景》）。——如此，鲁迅参照的写作对象就是窗外的两株枣树的直接存在，他从案头的沉重工作中拿起头即能看到，不须在心里拼拼凑凑它们的形象。这解决的是：这两株枣树不是从鲁迅的回忆或想象中来的，是鲁迅对即视反应的反应。
写作时空在鲁迅的进行时，而非完成时，会照应出两个问题。其一，《秋夜》并《野草》这部集子，是相对真实地揭示鲁迅个人存在的作品，多多少少揭示了鲁迅个人的真实生命状态和真实话语的存在（钱理群《谈<野草>》）。任何一部作品都有它本来的时空属性，从而让我们推测出作者写作时的真实视角，得以和作者平行地看作品。——平行地看作品与语文考试追求的那种“成为作者”去看作品完全不一样。后者像侦探探案，讲究心理摹写，势必要抓一个凶手给你逞逞能耐。参看鲁迅写作这篇文章的背景，会随着他的目光“抬头-看到枣树-再看到枣树上的夜空-俯视枣树下的花草-看完屋外，回到屋内看那些小青虫”，更明确作者写作时的真实状态，看到：哦，他不是刻意地去看问题，只是把问题看进去了，可能是他本人就在问题中吧。越是不刻意，越照应鲁迅在写作《秋夜》和《野草》时的真实存在，越令读者和研究者容易达到和他的平行。
其二，从私人写作的体会出发，这种完全基于真实存在的写作势必保留更多细节。如果我们写回忆，或者写对未来的幻想，会自动产生一种筛选机能。这种机能来自我们简化问题的本能，否则便牵连太多细节而令问题根本推进不下去。简化的本能一旦产生，写作在筛选机能的保驾下是偏于容易的，它更少受碎片的打扰，而步入一种自愿的混沌。基于真实的写作则很难步入这种混沌，不停有东西从眼前过来直接打扰你。鲁迅在写“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不能说没受到一点打扰。即便我们就把它当“堕入恶趣”来看，为什么会堕入恶趣？如果鲁迅不是直接面对枣树，则更少这种“失误”的可能，毕竟从回忆或幻想里简化出一个“两株枣树”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克尔凯郭尔说，我们可以对过去幻想而对未来回忆，那面对现在呢？则直观、幻想、回忆都在。
其次，鲁迅这么写，有一种技术上的考量。这也是从我私人写作的经验出发的。写作首先是技术活，才是一种心灵运动。很多人把作者看做和普通手工业者不一样的工种，也在于他们并不承认写作本身是一种手艺，一种需要你去追求、掌握、精进的技术。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证明作者也是手艺人。王朔的写作被公认“很口语”，但他的任何文本都不是口语的录音。生活中即便能说得出那些口语的人，你给他一支笔他也会写得很走样，为什么呢？他不具备写作的技术，并不是他不具备什么心灵。曹雪芹的例子更明显。《红楼梦》里的人物有一些性格很接近，不是《西游记》中师徒四人迥然不同的性格关系，那为什么我们又能体会出大观园儿女性格上的不同呢？因为曹雪芹手艺太好，把微小的差别也写得出来。鲁迅描写看客的文字也是，他们是一个群体被属了性的文学群像——这就很难做出群像的效果，而更容易鼓捣出一个人多势众的独像。但鲁迅写他们也能写出不一样，《示众》里尤其是。——只有在这种高超的技术的支撑下，心灵才有驰骋空间，心灵跑出的圆形轨迹才足够饱满，跑出的错综复杂、枝枝杈杈才足够锐利。
鲁迅的“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技术考量？如果写成“两株枣树”，则我们阅读时的筛选机能和简化本能也会起作用，把这句没什么特点的话自动过掉。即便不会整句过掉，我们也只会留下核心信息“枣树”，而无所谓对“两株”的印象。鲁迅这么写，会让我们上来就记得“两株”，而且不是加起来两株，是一个和另一个——缺一则不成其为两株。即便鲁迅这句真的就是反讽似的插科打诨，这个“段子”也设计成功了。它让我们茫然起来，让我们感兴趣，让我们从日常经验里抽离又没脱离。这就引出我所认为的鲁迅这么写的第三个理由：他故意分开写，就想让我们觉得两棵树不一样。
这两棵树不是很像那些没什么差别但实则充满个体的具体的差别的看客？在鲁迅写作技术的支撑下，我们会想一想其中的差别，并带着这点疑问往下读、反复读，最后结论是：没差别，无所谓，也不妨碍我们记住了这句话。这也侧面照应鲁迅选择诗体的成功，诗很难让人归纳似地记忆：因为表达某种意义、意见，我们记住某首诗；更多是哪句话惊艳到我们，我们顺便记住了诗的大概。可能需要诟病的就是，鲁迅这句毕竟突兀。但你若不熟悉他的行文节奏，则太多这种突兀；熟悉的话，也就消化得掉了。终不能在技术上太否认鲁迅的这种尝试。
最后，鲁迅分开写，让读者觉得两株树不一样，这里面是鲁迅在与“个人主义”角斗不已的哲学困斗中发出的一点“众生有别”的言说。鲁迅在创作《野草》时正陷入“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矛盾。他对这一心境最著名的两段描摹，一是《两地书•七五》：“你大概早知道我有两种矛盾思想,一是要给社会上做点事,一是要自己玩玩。所以议论即如此灰色。折衷起来,是为社会上做点事而于自己也无害,但我自己就不能实行,这四五年来,毁损身心不少”（1926年11月18日)；再是《两地书•九五》“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的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1926年12月16日）。如果把同在1926年相去不远的两段倾诉给爱人同志的话作为鲁迅这一困苦的正式确立，从时间上看(1924-1926），《秋夜》的写作(1924)正在鲁迅这一困苦的形成之中。鲁迅眼角若带着这种困苦的底色扫描世间万物，世间万物则都有其先验的矛盾。“枣树”若作为一种人道主义象征的话（上面说了，《野草》全书被学者认为是象征主义），两株则是个人主义。他们本可众生平等地在那里生长，教鲁迅的眼睛一看，就是一株生长着，另一株也生长着，众生有别。
略探究一下鲁迅这种困境的根源，不作为本文重点。青年鲁迅托附于“立人”事业,是作为先觉者的“精神界之战士”——他们被描绘成“摩罗”的形象，在反抗神的统治的同时,也为了唤醒那些跪拜在神前每每作为“战士”们的压迫者出现的民众,而进行战斗。鲁迅如何超越这种矛盾？如《过客》里说的“走下去”，如钱理群对此解读的“反抗绝望”，如丸尾常喜所说“其严重的矛盾由坚韧前行的热情与英雄主义而获得超越”，即鲁迅《秋夜》最后写到的“我打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两株代表了为个人主义的“生命的一次性”，而“枣树”即是那为人道主义的“生命的连续性”。鲁迅如何破解？求诸于文章后来的对“飞蛾扑火”的叙述，求诸于“写下去”这个动作。鲁迅抬头看见两株枣树站成他生命的困境，又埋头“写下去”，向困境交代自己的真实存在和生命存在。
你可能觉得我是在“猜谜”，两株树无所谓的。的确，若哪天考古资料显示“哈哈，我就是瞎写的”，则我们扔掉这些文字，去探讨鲁迅的“哈哈”。在这之前，尤其结合到这些年自己写作的体会，我忍不住这么想。
初稿成于野草读书会第一次活动，6月20日
二稿整理于北京家中
2014年6月24日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