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的“当代文学”研究，面临着诸多困难。其中之一，就是资料的不足。以至于北大的洪子诚先生一再兴叹：“史实、材料的封闭和垄断，导致当代文学研究在许多问题上仍是暧昧不明”；“当代文学的许多材料被垄断，当代文学还怎么研究？……当代文学研究的难度，和这个情况有关。”主流的研究如此，异端的建构更是。
所以，有些研究者停步不前了。就像洪先生所坦白的：对二十世纪50到70年代文学，就算有寻找“异端”的冲动，可“你不能不信，但又放心不下”，事情大概如此。他写了篇《文学作品的年代》，一股脑提了三个与之相关的问题：一是，我们可否按照公开发表时篇末注明的写作时间，确定作品的年代？二是，在标示的写作时间到发表的时间之间，作品是否有改写、变动？如作过重要修改，能不能把写作时间完全确定在所标示的时间上？三是，假如写出作品未被阅读，作品只是手稿之类，那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把它视为那一时期的“文学构成”？或者说，它还是“文学事实”吗？
对于这样三项质疑，我想研究者应该回应。我肯定相信地下文学的历史真实性和美学有效性。文学作为人类的梦想，任何时候都不会绝灭。我们知道，连奥斯维辛集中营都有诗歌、绘画留下来；古今中外的秦皇如何不可一世，终究“人间犹有铁未销”。话是这样讲，不能把推理当事实。学术研究不仅要有理论前提，历史讨论更要“拿证据来”。什么真实的、什么是可疑的，不能不先“辨”个清楚。就像上海地下文学的参与者陈建华所感叹的：……诗是一回事，写诗的历史是一回事，得遵守历史学的游戏规则。“其实我自己在这一行里讨生活，论及作家求诸史料考证，却没想到自己的诗也要办‘历史’手续。”当然是那么回事。不论任何时候，都有个“辨伪”问题。正如“七月派”老诗人冀汸心直口快所讲：“……在什么都有假，什么假都有人敢于制造的今天，也免不了会有假‘潜在写作’。”
因此很长时间，对于“地下文学”的材料，我喜欢看却也保持着矜持。你不能消除头脑里的问号。直到几年前，为了参编一部《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为了自己承担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章节的写作、修订，专程深入到成都市档案馆，翻阅那些发黄的卷宗，见到了1970年本地诗人蔡楚被“反革命集团”时的“交代”、“审讯记录”等，大量涉及“歌颂爱情及发泄个人主义的反动诗”。此次“田野调查”基本消除了我的疑虑，而对“地下文学”的历史真实性不再怀疑。今天写这篇文章，就是想跟人分享、讨论。
蔡楚（本名蔡天一）先生的有关档案编号：145—1468—1272。以专业眼光看，1970年的“反动诗”档案，不仅是他本人一九六〇年代从事独立写作的一份有力而真实的证词，对于后人走近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地下文学现场，也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一、文本
从1970年1月12日到6月13日，二十五岁的青年蔡楚仅个人“交代”，就写了三十九篇。能够落实的罪状，也就“写反动诗”、“偷听敌台”两项，主要是前者。由于档案不能复印，我做了许多笔记。其中2月3日交代，是此前写的反动诗。3月12日补充交代。下面是2月3日“交代”全文。为保持文献材料的真实性，尽量原文照录。个别不好认的字词和标点，也照猫画虎。办案人员所加的符号、横线，一并保留并说明。它能帮助我们做些判断。
最高指示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66年，文化革命初期我向工作组，把我所写歌颂爱情及发泄个人主义的反动诗作了交代，现交代如下：
《赠某君》（指我初中时的一个同学，62年时在成都16中读书）
看到你青春的欢乐，
便感到我年少的忧郁，
却似激荡的廻水,
记忆从我心中流过。
可曾记得那油光的书桌
明亮的教室里坐着你我，
两年的携手并进、
给我们结下了一棵友谊的硕果。
而今你在灯下攻书，
我却只能站在凄清的河边，
眼望着滚滚东逝的流水，
叹息人生青春的蹉跎。
看到你青春的欢乐，
便感到我年少的忧郁。
你可知道在我心中升起了多少憧憬？
升起了多少寂寞！
《给你》
锦水流不尽的诗意，
使我难以离去。
绵长晶莹的柔波，
把我的心儿紧系。
那明星伴著媚月，
究竟是天经还是地义。
为什么在这寂寞的时儿，
我就想起了您？
想起了你，
夜色更加沉寂。
沉寂中不见你天真的面容，
不见你我感到窒息的哽噎
锦水流不尽的诗意，
使我难以离去。
不，不是柔波把我心儿紧系,
明月下久忆你深情的黑眸。
《别上一朵憔悴的花》△
别上一朵憔悴的花
毅然地走出这可怜的家
小妹垂手睁闪着眼睛，
弟弟悄声问我：“你还回来吗？”
走出这可怜的家，
我默念着：“别了，亲爱的妈妈”，
你的儿子到社会去了，
我会为人民辛勤劳动——对你作最大的报答。
脚踏在兰天的祥云下，
浮想又象云片似飘达
多么想看落叶的飘飘，听西风的飒飒，
求知的眼儿睁得老大、老大。
别上一朵憔悴的花，
毅然地走出这可怜的家，
只因为旭日挥手向我示意，
我迈步奔往那希望的朝霞。
《乞丐》△
为什么他喉咙里伸出了手来？
是这样一个可怜的乞丐，
彻夜裸露着在街沿边，
蜷伏着、他在等待？
褴褛的衣襟遮不住小小的过失，
人们骂他、揍他却不知道他的悲哀，
自从田园荒芜后……
这双手原可以创造世界！
从此后他便乞讨在市街
褴褛的衣襟、颤抖的手、人们瞥见就躲开，
没奈何，抢！……几个小小的饼子，
到结果还是骨瘦如柴。
冬夜里朔风怒吼，
可怜的乞丐下身挂着几片遮羞布，
这双手原可以创造世界，
他等待着呵，蜷伏着，他在等待。
《无题》
梦里常萦系一张笑脸，
萦系着美丽的过往，纯洁的初恋。
友人们常说是应当珍惜，
在这寂寞的夜晚和白天。
那时我从未想到有一个花环，
会题上我痛绝的追忆，忘情的冷淡——
心温柔地腾跳，
当我们十七岁那年。
交代人
土建中队
蔡天一
70年3／2
大概2月3日不能算完，3月12日又补充了一首：
……到大邑后，我还为孙从轩歌功颂德，写了一首诗来美化他，这首诗如下：
悼
——写在一个骨灰盒上
两旁雕满了呆板的荷花，
过往的一切都全部装下，
正中嵌着你昔年的小照，
这就是你静寂的永远的家。
可是我忘不了我们共同的语言
那是一只高亢的亲切的歌——
用斗争去迎接生活，
生活就是一匹驯服的骏马！
二、自述
除了“反动诗”文本外，蔡楚还写了大量交代，“说清”每首诗的写作过程、背景及立意，乃至自己的诗歌写作路数。当然，未必就那么毫无保留；在那种情况下，肯定要自污、狡狯或言不由衷。但是可以想像，想侥幸过关是不可能的。所以今天来看，不妨说是一个写作者在特殊环境、特别条件下写的另类“写作谈”。
有关内容，主要在3月8日、3月12日、5月6日、5月12日、6月13日的“交代”里。应该说这些交代，比较全面、也不无重点地“说清”了他及“反动诗”的各方面。——应该说明，有时相当不厌其烦：
3月8日的交代，围绕2月3日的几首诗。从交代的顺序看，似以《乞丐》、《别上一朵憔悴的花》为重点，《乞丐》为重中之重。因为涉及到这首诗处，专案人员在下面划了横线：
62年至64年，我写的反动诗，其中尤以《乞丐》一首最反动。我当时受反动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影响，要写所谓的“生活真实”。加上自己的反动本质，就认为街上的《乞丐》是社会造成的，我在这首反动诗中反复强调“这双手原可以创造世界”，说明《乞丐》本身可以靠双手劳动，而却落得田园荒芜、流落街头。我这首诗大约是63年初写的，这首反动诗、恶毒地攻击了新社会，起到了为帝修反摇旗呐喊的作用，这是我的罪恶。
《别上一朵憔悴的花》是我63年8月调成都砖瓦厂前写的，当时我一心想读大学不成，我反动父亲又给我灌输华罗庚、何其芳都没有正式进大学，靠自己苦攻、自修、成了数学家、文学家的，我反动父亲还谈到他也是每天吃锅魁进图书馆自修后来考取学校才有了前途的。在那段期间我天天到图书馆自修，想个人奋斗，将来成个诗人、文学家，但家中的经济条件不允许我不工作，我母亲每天都同我吵闹，要我去工作，不然就要我离开家，不供养我了。我没有办法，到办事处要求做临工，63年8月调我到砖瓦一厂做临工。我由于日夜攻书，身体很弱，并感到天天在家吃受气饭，现在能离开家，踏入社会工作了，于是写了《别上一朵憔悴的花》这首反动诗。我把自己比作憔悴的花，把家说成可怜的，这都是反动的。
《赠某君》，蔡楚说是写给初中一位同学的，后来听说考取了四川外语学院。“我这首诗也是反动的，认为自己青春蹉跎了，光阴虚度了，（初中时学过《明日歌》）抒发了腐朽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苦闷、寂寞的感情。这首反动诗是62年写的。”《无题》是64年写的，《给你》是62年写的，都是写给当时女朋友詹××的，因对方家中不同意断了来往，“事后我病了两个星期，好了之后很后悔，就写了《无题》这首反动诗，在诗中我自感寂寞，把白天和夜晚都说成是寂寞的，这是很反动的。”
3月12日这天，蔡楚提交了两篇，一篇围绕《悼——写在一个骨灰盒上》，一篇反省写作道路和所受影响。现摘要如下：
……我写这首诗，是说孙从轩死了，装在骨灰盒里，骨灰盒的两旁雕满了呆板的荷花，孙从轩生前的一切都随着他的死而过去了。但是孙从轩的精神是不死的，马克思说过“生活就是斗争”。孙从轩生前在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曾经积极地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这是我们共同的语言，而在我们的生活中积极参加了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就会战胜困难，赢得胜利。生活就会象一匹被驯服的骏马一样，载着我们奔向共产主义。我写这首诗美化了孙从轩，也美化了我自己，……由于我参加革命的动机不纯，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前途，所以就搞不好革命，对谢朝崧等人的反革命罪行不敢揭发（虽然我说过他们那样作不对），怕揭发出来触及自己过去的罪恶，影响到自己的前途，而对自己过去没有牵连的人我就揭发了、上纲了，对自己的错误和罪恶却不交代，我这样的革命是假的、反革命的，一遇风浪，我也就可能为了个人的前途而投入反革命的怀抱。……我诚恳地向广大人民群众低头认罪，并在今后的工作中老老实实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改造，重新做人。
关于写作道路、所受影响，大概是追问的重点。3月12号、5月6号、5月12号、6月13号几天交代，都围绕着它。3月12日写：
通过同志们的批判，我认识到自己爱好的文学是资产阶级反动的文学，自己所写的诗是为帝修反服务的反动诗。在我62年进图书馆自修那段时间，谢朝崧给我介绍了五四运动时的诗人及作品，特别是反动诗人戴望舒的作品《戴望舒诗选》，谢朝崧介绍说写诗首先要懂得音韵的美，其次要懂得意境的深远。由于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反动世界观的共鸣，我看了这个反动诗选，就认为戴望舒的诗确实写得好，念起来音韵铿锵，体会起来感情深厚（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感情），我于是就模仿戴望舒的诗写出了自己的反动诗，如“看见你青春的欢乐，便感到我年少的忧郁”，是模仿戴的“看到你朝霞的颜色，便感到我落月的沉哀”写成的，逐步使自己堕入了反革命的泥坑，写出了反动诗篇。除了自己到图书馆去自修外，谢朝崧还借了许多修正主义的书籍给我看，我自己受毒很深，一心要想成为中国新诗坛上的一颗巨星。在解放后的诗选中我又喜爱看郭小川、贺敬之的诗选。虽然我也写过歌颂党和社会主义的诗，但这种感情不是真实的，总认为我写的反动诗才是艺术价值最高的诗，……我所写的歌颂孙从轩的诗，一方面美化孙从轩、美化自己，另一方面我所采取的文学形式也是资产阶级的音韵和谐，我自己认为我这首诗，政治性同艺术性都很好，而用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来检验我这首诗也是一钱不值的，当何蜀看到我这首诗批评我沿用了五四时期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晦涩的艺术形式时，我还不服气，认为自己是旧瓶装新酒，没有错。现在认识起来，我写这首诗头一段词汇消极，整个诗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态度不鲜明，歌颂的对象并不是完美的无产阶级的形象，而是站在私人的感情上来加以美化，也是非常错误的。
5月6日，专门检讨《乞丐》，自污中委婉自辩：
62年，我写的反动诗《乞丐》，当时我思想上受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影响，要写生活的真实，要敢于揭露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当时国家遭受到暂时困难。我在街上（东大街）买包子吃被抢走了。我的思想上想，为什么街上会出现抢东西的乞丐呢？我想在学校里时政治老师教我们说：“人定胜天”。政治老师还说：“到1962年，我国的生活水平，将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而达到每人每天有半斤肉、半斤糖，和饭后水果等。”我想现在已经是1962年了，为什么反出现了这种情况呢？当时国家遭受到三年自然灾害、遭到暂时困难，我想说是自然灾害造成的，这个理由不通，因为人是能够战胜困难、改造自然的，不应当把困难的原因归于自然灾害，而应当检查一下，我们在农业问题上是否犯有错误，是否真正用我们的双手去战胜困难。我从思想上就怀疑党在农业问题是否犯了政策上的错误，而走了弯路。1961年，我在工农师范学校读书时，曾和全校同学一道到龙泉驿的八一生产队去支援劳动过半年多，看到了农业战线上这个生产队的欠收情况和当时社员的生活困难情况，而我从报上看到的农业战线的消息，却说亩产几万斤的水稻，我想亩产几万斤每亩才60平方丈：怎么可能？因此我就认为，这是浮夸的，因此就产生了街上出现乞丐，不是自然灾害造成，而是人为的。而是我们在农业问题上走了弯路而造成的这个反动结论，这样下去就不得了。我在反动诗《乞丐》中用文学的手法，把乞丐描写得十分可怜，因为田园荒芜、而流落街头，出于为了生活被迫去抢几个饼子，到“结果还是骨瘦如柴”表示了自己对乞丐的同情，并指出“这双手原可以创造世界”、企图说明人本身可以用劳动去创造世界的，乞丐是无罪的，他在饥饿与寒冷中等待着党和政府迅速改变农业上的状况，使乞丐能用自己的双手，使自己自食其力，这样我就反动地把乞丐出现的原因归到了社会，归到了党在农业问题上犯了政策错误。恶毒地攻击了新社会和伟大的党。当时对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还是弄不清楚的。……
5月12日，全面检讨“为什么我会写出反动诗、收听敌台呢？”，按照那时的“检讨”八股，无非从两个方面：一是反动阶级根源，一是接触的人、读的书、受的影响等。现摘要如下：
为什么我会写出反动诗、收听敌台呢？从自己的反动阶级根源来检查，我父亲在旧社会、是反动的军校教官，是骑在广大劳动人民头上的老爷，虽然他与当时的反动统治有狗咬狗的矛盾，也对我们谈过蒋匪邦的反动腐败，但解放后，他对党和人民政府，仍然是不满的，认为没有重用他这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反动家庭，从小就给我们灌输，知识是万能的，要苦读书，将来成名成家、光宗耀祖，他的反动思想又是很矛盾的，是同刘少奇的读书做官，和读书无用同出一辙的。60年以后他探亲回家，又教我们将来不要去爱好文学艺术，凡是与政治有关的工作都很危险，象我们这样的家庭出身，最好是学一门技术，当工人、农民一辈子安安稳稳、毫无忧郁。……那段时间，我对我的反动父亲，划不清界限，站在同一反动立场上，对他十分同情和崇拜。他自我吹嘘、满腹经纶、一肚子诗书，年轻时能背诵一千多首唐诗、宋词等，现在也能背几百首，每次写信回家不是语云，就是子曰。他既十分自负、猖妄，又非常自悲，以为他大材小用了。而我则继承了他的反动劣根性，对他同情，对自己也感到成绩好、有天才，就是出身不好，就考不起学校，在自修的个人奋斗中十分苦闷寂寞，对自己的前途悲观失望，站在我反动家庭与个人前途的反动立场上必然地就产生了对党的政策的不满和怀疑，对社会上的一些现象也就产生了反动的结论。所以我会写出反动诗。
另一方面，从我当时、接触的人、读的书、接受的影响来看。我所接触的人是谢朝崧这一类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吹捧我年轻、有天才，16岁便能写出好诗来，……当时我到省图书馆看了不少五四时代资产阶级作家的诗文选。如：闻一多诗文选、蒋光慈诗文选、冯至诗文选、王统照诗文选、汪静之的诗集，“惠的风”，郭沫若的诗选“女神”，何其芳的诗歌选“预言”等，还看了许多外国资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如：普希金诗集，莱蒙托夫诗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泰戈尔诗选。等等（也看过一些较好的书，如鲁迅先生的文选）但由于我的世界观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所以接受了许多修正主义的毒素，成为资产阶级的继承者、接班人。……通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通过同志们对我的批判，我充分认识到，我收听敌台，就是里通外国的反革命罪行，我写出的反动诗，就是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诗。
三、场景
加上这一节，我有点犹豫。没有征求蔡楚本人意见，把他“交代”（注意非“揭发”，文体有所区别）与文学领路人谢朝崧“接触”、来往的内容予以披露，会不会对他造成某种伤害？却又不想割爱。毕竟这个文本太珍贵了！近年来，关于“文革中的地下文学”、“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读书运动”、“一九六〇年代的文学追忆”之类，人们写了许多，我们也读了许多。可那都是时过境迁，才写出来发表的。而6月13日交代，属于原生态、现场报道。
我想，假如超脱一点的话，则它不止属于当事人，也属于庄严时代，属于历史文献。——写好了呈蔡楚审阅，他如不同意再删？
最高指示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交待
我与谢朝崧接触得较多的时间是62年至65年那段时间，65年8月我参加石油会战后，只是我因事回家才同谢接触。因为在那段时间内我接受他的资产阶级文艺观同人生观的影响较深，文化革命中又不能主动划清界限，所以他叫我去吃茶、吃饭我也就去了。谢朝崧借过一本《代望舒诗选》给我看，代望舒是五·四时代后期的所谓“现代派”的作家，这书是解放后出版的。书的前面还有吹捧代望舒是爱国的坐过日本人的监狱的序言。而从现在来看，代望舒的作品都是资产阶级的无病呻吟、悲观丧气、怨天尤人的反动作品，并不能在当时的青年中起进步作用。我自己在国家困难时期看了这本诗，在自己个人主义的心灵中引起共鸣。当时的我，也是悲观丧气、无病呻吟的。因此模仿戴望舒的诗，写出了自己的反动诗作。谢朝崧崇拜“唯美派”的诗人，他对我也介绍这一类的诗，我当时年轻，喝求知识，听他对我讲这些诗，觉得很新奇、很美。慢慢也就成了这些反动诗人的崇拜者。谢朝崧说过：“写诗要音韵铿锵、和谐的美。意境要深远，要余味深长，做到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谢朝崧对我介绍五四时期的诗人及作品。其中他吹捧徐志摩、闻一多、郭沫若是三大诗人，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郭沫若的“黄浦江上”、闻一多的“死水”、代望舒的“雨巷”、何其芳的“花环”是五·四以来写得最好最美的诗。因为这些诗百看不厌，能够流传百世。他在艺术上追求的是“唯美”、在政治思想上是追求超阶级的爱同美，吹嘘超阶级的“人性”及爱情是永恒的主题这一套资产阶级文艺观。谢曾说过：“胡适的作品在五·四以来的青年中影响是很大的”他根本不看为那个阶级服务、追求超阶级的“真、善、美”，我中他的思想的毒害，也是较深的。
谢经常评论中国作家、及外国作家的作品。说什么，托尔斯泰是世界的良心，泰弋尔的诗作表现了最深沉的母亲的爱。而“五·四”时期的谢冰心，就是中国的泰弋尔。同谢接触的尹金奇等更比他高出一筹，看过的这类书更多。在谈论起这类作家及作品时更是口若悬河。
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来对照，谢朝崧等人对我宣扬的正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文艺观。我自己接受了这些毒害、写反动诗，成了资产阶级的继承者、接班人。
在人生观上，谢对我宣扬“只要能写出一本成功的书、或诗选，就能成名，成名后就吃得开了。有些作家出名是因为一本书写得好，其它的作品并不怎样，因为成名了，打个屁都是香的”。还宣扬：“写出一本好的作品可以得到很多稿费、甚至上万元，这样既有名誉、地位，又能进一步深造学习了。”我即努力自修，希望自己能在新诗坛上成名成家。
通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认识到自己所走的道路是危险的，堕落下去，一定成为一个道地的反革命，我决心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讲话》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文艺观，使自己能重新做人。能在今后的日子里，不犯罪、不作恶，少犯错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交代人
土建中队
蔡天一
70年，13／6．
四、辨正
看到四十年前“反动诗”档案，不能没有感叹、不能没有思考。所有这些今天看，有何“反动”可言。可能否得出相反结论，今天看它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呢？肯定不能。我们做“知识考古”，意义在哪里？还有，深入现场对我们这些历史学爱好者，会有哪些启迪？
还是先扣紧题目，讨论蔡楚先生的诗。
其一、蔡楚一九六〇年代的写作，真实性上没有问题。
当然就具体作品言，不能没有分析、辨证。比如写于60年代初的《乞丐》，究竟哪一年写的？目前有三个版本：“我这首诗大约是63年初写的”（3月8日）；“62年，我写的反动诗《乞丐》……我想现在已经是1962年了，为什么反出现了这种情况呢？”（5月6日）；及“公开出版”的纸质本（我看到的是1993年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所出，蔡楚、陈墨诗歌合集《鸡鸣集》，与2008年中国文联出版社所出《别梦成灰》。仔细对照了，两书诗歌系年是一致的），该诗后标注时间“1961年12月”。当然出入不大，究竟哪个准确？想来该是“后起”纸质本。关键在5月12日交代，“他们吹捧我年轻、有天才，16岁便能写出好诗来”一句。作者1945年出生，16岁是1961年。当然62年初，也不妨模棱成61年冬。可对年轻作者而言，16岁写出一首好诗与17岁时写出，我们知道意义不同。那为什么两次交代，写作时间有所提前？我猜想是一开始时，他想避免给人“年纪那么小就如此反动”的坏印象。人的记忆在反复锤炼，作者也在反复考订。
《别上一朵憔悴的花》较复杂。3月8日交代，“是63年8月调成都砖瓦厂前写的”，而且过程很具体，“把自己比作憔悴的花”。问题在于，标题“别上”怎么能说通？2008年12月8日，蔡楚先生跟笔者邮件讲，“《别上一朵憔悴的花》是64年，街道上逼我下乡的感慨”；2009年4月9日邮件更讲：当年“交代”不一定都真实，那时避重就轻是能理解的。他认真写：
……《别上一朵憔悴的花》是1964年时，小天竺街道办事处的周主任和派出所的董所长逼我上山下乡时的矛盾心情的写真，他们威胁我若不去就送我去劳教。当时我身体有病，到川医附属医院诊断，医生出具了“风湿性心脏病”的证明才避免了下乡。“交代”中把“你的儿子到农村去了”，改成到社会去了，年代也改早了一年，就是害怕被上纲为攻击上山下乡运动。想想看，只有上山下乡才可能戴花，就会明白我的指向是上山下乡运动。
总之，我六十年代初开始写作是事实，具体的写作日期不一定完全准确。
——该怎么看呢？一般情况下，伪“地下文学”、假“潜在写作”，倾向于把自己写作说成越早越好，可蔡楚先生坚持此诗比档案中“交代”晚一年。网络版《别梦成灰》更在诗后标注“1964年10月”。看来此事他很在乎。经过多种材料、综合判定，我现在倒向了作者意见。理由么，有几点：一是1964年，全国大张旗鼓推动上山下乡。像蔡楚那么出身不好的青年，不受胁迫基本不可设想。而从专案人员在此诗标题后加的小三角符号看，《别上一朵憔悴的花》在“反动”程度上，似乎与《乞丐》同类。二是作者那时，确实有那种危险或嫌疑。据档案中小天竺派出所《蔡天一的单行材料》（整理时间：1964年12月24日）：在18岁时蔡已有“主要犯罪事实”：一是收听敌台广播，散布广播内容；二是大肆造谣破坏，攻击污蔑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等。其中有一条：“今年上半年，蔡污蔑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说：‘好多学生都跑回来了，下农村是受罪，农村是杀广阔天敌。’”如真的“上纲为攻击上山下乡”，在那个时期，将“吃不了兜着走”。三是不要忘了，就在蔡楚被关押、审查的同时，南京知青任毅因为一首《南京知识青年之歌》，也以“创作反动歌曲、破坏知青上山下乡、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罪名被捕，最后“一曲知青歌、九年牢狱罪”。而且人们还说，在那草菅人命的年代，这简直算是一个轻判。如果考虑到此类“上下文”，则作者交代时避重就轻，对本人是刻骨铭心的。
其二、对照前后版本，则蔡楚诗歌文本几十年无大改动。馆藏“交代本”与后来纸质本确有不同，很难说是“重要修改”。
略微细看的话：《无题》只有一处标点位置挪动，可以说原封不动。《乞丐》、《给你》略有改动。《乞丐》的标点符号，有几处不一样：“彻夜裸露着、在街沿边”，在句中加了顿号；“自从田园荒芜后……”、“这双手原可以创造世界……”，后面加了省略号；“没奈何，抢！……几个小小的饼子”，标点调整成“没奈何，抢几个小小的饼子……”。句子方面有两处变化：交代中“褴褛的衣襟，颤抖的手，人们瞥见就躲开”，变成了“不住颤抖的手，人们瞥见便躲开”；“他等待着呵，蜷伏着，他在等待。”变成了“长夜漫漫，他在等待！”应该说，更凝练了。《给你》一诗有六处改动，五处属于细微的：题目改为“给zhan”,“媚月”改为“眉月”，“您！”变成“你？”，“天真的面容”变成“纯真的笑容”，“不，”变成“不！”，都属于推敲的性质。只有末句，“明月下久忆你深情的黑眸”，变成“波光里你的倩影光灿熠熠！”属于什么性质呢？
相对而言，《悼——写在一个骨灰盒上》变动较大：题目变成了《题S君骨灰盒》，“雕满了呆板的荷花”去掉“了”，“一切都全部装下”变成“一切都轻易地装下”，“静寂”改成“死寂”，“高亢的亲切的歌”变成“亲切而高亢的歌”，都属于锤炼的性质。只是结尾两句完全换了：“用斗争去迎接生活，生活就是一匹驯服的骏马！”变成“再见吧，妈妈……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基调从高亢变为亲切，为什么有这个“重要修改”？而且，既然此诗是题在骨灰盒上寄托哀思的，应该说无修订之必要与可能？且存疑。
《别上一朵憔悴的花》，两个纸质本都未收入，《别梦成灰》网络版倒有。基本改动不大：“小妹垂手睁闪着眼睛”，成“小妹垂手睁圆着眼睛”，一字之改；“弟弟悄声问我：‘你还回来吗？’”，成“弟弟悄声问我：哥还回来吗？”，一字之改，直接引用没了；“我默念着：‘别了，亲爱的妈妈’”，成“我默念着：别了，亲爱的妈妈”，也是直接引用没了。要说最大不同，则交代中“你的儿子到社会去了，／我会为人民辛勤劳动——对你作最大的报答”，变成了“你的儿子到农村去了，／我将勤奋地为祖国添砖砌瓦”。关于这个，孰是孰非，前面已经涉及。我倒觉得，作者的“后设阐释”能够成立。为什么呢？“增砖添瓦”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词。而“到社会去”给人感觉怪怪的（因为严格来讲，很长一段时间，所谓“社会上”是个负面的词）跟“报答母亲”之间，会有什么关系？
总体讲，蔡楚先生六十年代的作品比较成型，前后说不上有什么影响整体立意、风格的大修改。至于个别语句、标点方面的变动，只能被认为是苦吟、推敲的体现。属于中国古人“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的性质。而且我觉得，有无那些更改，其实无关宏旨。
所以，他的这些诗，当然“属于”六十年代。
其三、他的诗没在官方刊物发是事实，在一九六〇年代他也没有涉足“地下刊物”。但不能认为，他的写作是“潜在写作”。他不是放在抽屉里的。多的不讲，起码他的《乞丐》在圈子里得到了阅读，起码他的《悼》得到了何蜀的“批评”，起码他的前面六首诗，在风雨如磐的1970年惊动了“组织”，起码他的这些反动货色“通过同志们的批判”。显然不是潜在云云，而是产生了影响的。
关于这点，不拟多说。
五、补充
不，想继续说。
首先，关于蔡楚其人其诗，我想多说几句。
前面“钩沉”出他六十年代的“反动诗”文本，披露了他在专政斧钺下的自我陈述和自我批判。可是对他长达半个世纪的诗歌，我没下专门功夫研究。老实说有时候，受制于一些审美时尚或偏见，觉得他们（到1980年后，蔡楚有了更多诗友）的诗更多青春写作的特点，更多受戴望舒、何其芳、陈梦家乃至饶孟侃……的影响，好像缺少自己鲜明的特色与美学建树。对他的作品缺少全面研读（不能全怪我，当然也不怪他），导致了这一点。
就是现在，我也只能蜻蜓点水地，谈谈对其人其诗的印象。他的朋友陈墨说他是“诗痴”，我倒觉得他是半个世纪以来地下诗坛的尾生。就是中国古代抱柱而死的那位，“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抒写着海枯石烂的热忱。从他的《乞丐》开始，他就开始等待戈多。这位新中国成立时才几岁的少年，只因为出生在“反动家庭”中，而活得喘不过气来。援用他的朋友九九话讲：“命运像一把黑色的大伞”。到文革爆发不久，父母亲相继冤死。据馆藏材料披露：他曾跟人“狂妄叫嚣”：“我是没有欢乐的。领偿人间的痛苦，吃尽了人间的苦头，我只有痛苦，没有笑，如果说有笑，那也只是苦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罢了。”（联合专案组《蔡天一的单行材料》）
古中国的诗人说“不平则鸣”，外国人则说文学是“苦闷的象征”。蔡楚这位一心等待的赴约者则说：“我的文学起于寻求自我安慰﹐归于追寻心灵自由。”看他“交代”出来的诗，《赠某君》的失落感，《给你》的窒息感，都真切而生动。《别上一朵憔悴的花》中，那对蓝天、旭日、朝霞的向往，以及“求知的眼儿睁得老大、老大”，何等真切动人。《无题》更是李商隐一样的让人叫绝。“心温柔地腾跳，／当我们十七岁那年”！何须去考证，这是所有十七岁少年的故事。
文学有个常识，就是诗无达诂。因此上，《乞丐》固然说是写实，我以为更是诗人自况。而关于这一点，恰是他向专案组不能触及的。翻翻他的诗歌集子，长夜漫漫中的等待却是醒目主题。诸如：从“看到你青春的欢乐，便感到我年少的忧郁”（《赠某君》，1961年），到“常常我梦着忆着爱着，/忍受着胸中的痛苦”（《爱与愿》，1973年），再到“多年来总做着同样的梦，/在梦里我们重又相逢”（《梦》，1973），直到慨叹“我已经看了多少次，/多少次我的幻觉和沉思？”（《题像》，1976年），确实可谓“吾道一以贯之”。论者们喜欢引用他1976年写的《等待》：
从鲜红的血泊中拾取，
从不死的灵魂里采来。
在一间暗黑的屋内，
住着我的——等待。
它沉沉的，不说一句话，
不掉一滴泪，如同我的悲哀。
它缓缓地，不迈一个急步，
不烦每次弯曲，如同我的徘徊。
有时，它闯入我的梦境，
带我飞越关山，飞越云海，
到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地方，
那里是光明的世界。
但它却从不肯走到屋外
去眺望那飘忽的云彩。
它是缄默而又固执的啊，
懂得自己的一生应当怎样安排。
在那间暗黑的屋内，
它凝住我的恨、凝住我的爱，
凝住我力的爆发，
凝住我血的澎湃。
从鲜红的血泊中拾取，
从不死的灵魂里采来。
在一间暗黑的屋内，
住着我的——等待。
此诗让人想到冯至名篇《蛇》，都是让人惊心动魄的。有论者精辟地指出：跟那些“相信未来”的幸运儿不同，“蔡楚的‘等待’则是死等，是硬碰硬地等，是没有希望地等，是存在本身唯一能够延续下去的等待。……没有希求获奖的起跑姿势，有的只是草根小民在架子车辕下吭哧吭哧爬坡时所能做的选择。（康正果）我以为说得很深挚。即就是里尔克所讲,“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
除了《等待》外，1976年写的《祭日》同样沉痛：
岁月把日子打个结，
系住人们心中的悲哀；
我把岁月打个结，
系住我长久的期待。
另一方面，则“不平则鸣”。像他自己讲的，“我吃惯了新鲜饭，多了一点野性”。他和他的“野草”诗友在一起，对一切标榜的“路”不信任。《我的忧伤》宣布，“既然没有一个新鲜的太阳，/就让我到太空中去寻访”（1983年）；《选择树》揭露，“那些自称森林的形像﹐其实只是一株红罂粟”，而“只有拒绝森林的诱惑，才不必听兽王的喝呼。”（1994）《再答明辉兄》则砥砺：“此生既定作一棵野草，/岂能不高歌被桎梏的自由!”（1999年）从他的网络版《别梦成灰》，看到了一首极其“反动”的诗：《枪杆子下面》（选自《野草》总第32期，1988年4月）：
枪杆子下面阴风惨——
八百万！一千万？两万万？
民族的儿女从地府齐声嘶喊：
枪杆子下面出皇权！
我敢说，这样的诗在大陆任何出版社和官方诗刊（虽然他们回避“官方”一词），都不会登出来。哪怕从写作的1988年到现在而今，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哪怕现在貌似文学、出版很繁荣。像“潜在写作”、“地下文学”一类题目，堂而皇之在官方、半官方的书刊上亮相。乃至像《我军将士的百年一哭》那样的旋律，堂而皇之进入《食指诗选》，得到了近乎“经典化”的待遇。——可类似《枪杆子下面》这样的诗作，其实难以找到自己的归宿。它是“潜在写作”吗？无论如何都不是。“潜在写作”的定义，按照陈思和先生的说法，指“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一些作家的作品在写作其时得不到公开发表，‘文革’结束后才公开出版发行。”(《试论当代文学史（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的“潜在写作”》)
思来想去，它只能归到“地下文学”名下。
其次，想说“地下文学”是一条长流的河。
有论者说，挖掘“异端文学史”，无异于“文学化石的挖掘”。其实仅就蔡楚的写作言，这个等式完全不成立。原因在于，蔡楚及其写作不是完成了的过去，而是延续至今的正在进行式。他和他的朋友们，并没有放下自己的笔杆。哪怕由于种种原因，受到了发表上的限制。你可以说一个人很丑，可不能宣布人家不存在。我想任何人面对庄严历史和荒诞现实，都要保持慎重甚至几分敬畏。毕竟我们的时空，被破碎得太厉害。可还是要看得长远。廖亦武为《沉沦的圣殿》一书写的“楔子”有言：“‘朦胧诗’概念的出现意味着整个六、七十年代的地下文学的‘集体自杀’。……”我想未必如此吧。既然许多人还在、还活得很起劲。我想顶多是重新遮蔽，是“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至于更多的，就说不上了。
——但是，重新洗牌、重新遮蔽，或者规诫在一度松弛、局部松弛后重新全面加强是事实。如果用一句老话，则属于“铁一般的事实”。即以蔡楚的诗而言，馆藏“反动诗”共六首。是否他一九六〇年代总共写了那么多？大概不是。很难想像，一个酷爱诗歌的青年，在一个人爱情最旺盛的十六到二十五岁间会写那么少。据档案中谢××《揭发蔡天一》材料称：“……（蔡）60年到62年写了很多攻击新社会的诗，如‘我不要饥饿，我渴望自由，奔出了这破碎的家，妈妈瞪着我,把眼睛鼓得老大、老大’，共写了几十首。”当然，你可以说是孤证。可对照他“后出”的纸质本（《鸡鸣集》还有《别梦成灰》），则起码有《致燕子》（1964年9月）、《依据》（1968年8）两首，几个月的审查中他并没有吐出来。《致燕子》貌似问题不大，倒是《依据》一诗，我能够想像他为什么“打死不说”：
……纵然是死无轮回
我也要直问到——
那绞刑架上的
久已失去的
——依据
当然今天，我们可以表彰它表达了独立意识、和艰难中的持守。有股子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也不尽然，聪明人会说“死脑筋”）可在那时啊，只配叫“花岗岩脑袋”。
问题还有：对照纸质本，馆藏中的《赠某君》、《别上一朵憔悴的花》未收进去。后出的《别梦成灰》网络版，这两首倒是收进去了。不过一对照，发现2008年中国文联版《别梦成灰》中，有十五首诗作未收进去，如：《广场夜》、《枪杆子下面》、《唢呐》、《如果风起》、《黄色的悲哀》、《孔形拱桥》、《最初的啼叫——献给〈野草〉二十周年》……等。我猜对于作者来讲，是“非不为也、乃不能也”。五十年的写作，那么薄的诗册，简直惨不忍睹。为什么谈论这个？我突然意识到，有“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有文革前的地下文学，还有文革后的地下文学。——无论它叫什么名称，都是那么回事。当我看到一封书信，逐渐认定了这一点。那是公元2002年，著名老诗人牛汉在跟研究者交心：“从我的写作状况来看，这‘潜在写作’的状态并未真正结束，而且沉潜得更深，难言的苦楚与无奈，时时在困扰着我。……我相信仍有不少作家（其中一定有许多从来不是作家的人）仍默默地写着另一种心灵的面对历史的自白。”（《春泥里的白色花》第436页，武汉出版社2006年）
这才是让人揪心的地方。从好的方面看，你可以为民族元气不丧失而高兴，所谓“岩浆在地下运行”等待。可是，我担心时间久了，所谓深水鱼会成化石。我担心时间久了，地下河会成内陆河。就像成都诗人陈墨1964年所写的《蚯蚓》一诗：“谁能看得见你哟／黑暗深处的躬耕者？／谁你听得见你哟，／沉默在愁苦之中的光棍？／出来吧！／小小的灵魂。／四周的压力使你不能奋进，／阴暗会腐烂掉你的青春。……”可呼唤归呼唤，“出来”见光谈何容易。再举个例。人们承认，“林昭在狱中写过不少的诗。那是用倒流的泪顺流的血写成的，至今还大约封闭在提篮桥监狱的档案里。”（林斤澜）可其实流布出来又如何？就拿林昭的血诗《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来说，早就大白于天下了。可我就没见到，哪部《中国当代文学史》把它写进去了。只能感叹着陈伟斯《林昭之死》中发的感叹：“……林昭的诗，每一首几乎都是这样交织血泪。尽管她有礼貌地呈现给这时代，但谁敢接受这些开在血泊里但玫瑰花？”
——屈指一算，距陈伟斯先生感慨，又三十年过去了。
最后想说，那寒气逼人的地方，有地下文学的藏经洞。
从蔡楚的“反动诗”档案，想到还有大量地下文学材料，在各地庭院深深的档案馆里。尤其公元一九七〇年的档案。当然此前的也有（如1968年林昭），此后的也有（如1973年岳重），可地球人都知道，1970年有雷厉风行的“一打三反”。说到“一打三反”，我竟有些微微颤抖。虽然那时我还很小。看到一则报道，说刚去世的历史学家高华，那么勇敢卓绝的人，提起“一打三反”红色恐怖，尤其是大规模枪毙人，“现在想来，他都心有余悸”。是啊，说起来谁不害怕：“该管的管！该关的关!该杀的杀！”我们知道，很多著名人物是那年被杀的：遇罗克、王佩英、蔡铁根、杜映华、陈卓然、冯元春、毛应星……，张志新也是那年被判无期，后来被杀的。我们所不知道的，就更多了。说起来，得感谢遗忘的力量，让我们休养生息。
对研究“异端文学史”的人来说，1970这一年意味着什么？据宋永毅先生的研究，那时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其中包括地下读书活动，上千个地下读书会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许多参与者被捕入狱或受到迫害。（《从毛泽东的拥护者到他的反对派》）事实上他们正是那次，他们所从事的，正是今天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地下读书活动”。不过如此。还有别的例子：1970这一年，南京知青任毅因《知青之歌》判刑，手抄本《第二次握手》作者张扬被捕，异端诗人黄翔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一九六五年底走出秦城监狱的反革命分子胡风，那年一月因在报纸的空白处写诗，“但报纸上有毛主席的画像，胡风又成了‘现反’。四川省革委会以‘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的罪名将他判了个无期徒刑”。还从网上看到一个帖子：《寒气逼人的岁月：1970年十三个犯人的死刑判决书》，披露了一份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同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70）军刑字第29号”的文件，一次性枪毙十三个人。主犯汤福玺罪行中，有“大量书写反动诗词”；同案犯鲁少山罪行中，有“书写反动文章两篇，反动诗词多首”；孟源罪行中，有“书写反动文章和诗词九十多首”。从这个判决书，不能不产生联想。
容我提出自己的猜想：如果说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地下文学好比敦煌莫高窟，是一条方外的长河寂静无声，那寒气逼人的岁月，1970年全国各地的档案就是藏经洞。我当然不能说，国家不幸诗人幸的话。可对有志于勘查地下文学现场的人来讲，不失为一个契机。去年谢世的现代文学专家、深得学界敬重的樊骏前辈二十多年前就提醒：“如果说过去主要是档案馆向我们关上大门,那么如今倒是更多的在于我们没有迈向它的大门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当然我们会感到，迄今还是芝麻难开门。
蔡楚还在写。2003年写了首《秋意》，在结尾他缓慢说：
我到哪里去？又从哪里来﹖
人生已秋却弄不明白
问天地﹐问鬼神﹐问自己
一池乡思爬满青苔
心是秋衣﹐用苍茫去剪裁
2012年3月26日于川西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