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的斜阳

风在地上已经刮不到什么东西，早些时间落得满地的叶子，都被清洁工扫了去。红砖墙，水泥门汀，锈涩的自行车在6层老居民楼前摆一排。每次去何兆武先生在清华西门内的家都好像是枯风峭冷的天气，也可能是我有把现实文艺化的潜意识，故意要沉溺于一种在陈旧的环境里，又孤独又安定的情绪。

我总觉得他是孤独的，冒昧地这样想。

2006年，我收到他邮寄给我的信，是两张照片。前一年我去采访他，摸出相机给他拍照，他不反抗也不摆姿势，突然弯下腰去，打开脚边的一个柜门，在里面掏啊掏，掏半天掏出一个塑料袋，袋里装着一个老相机。他“以牙欢迎”地对着我咔嚓两张，说：“我这相机里的胶卷，是几年前装上去的，不知还能不能成像。我洗出来了就寄给你啊！”

两年前第一次拜访时，在网上还只能搜索到关于他的只言片语，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人感激地写，他与何先生谈不上多少交情，那时他出国找不到担保，无意间跟何先生谈起，何先生二话不说联系到他在国外的姐姐，做了担保。我当时想：这是怎样的一对姐弟，怎么就对人有这么大的信任和热忱。还有一个好像被津津乐道的事件：清华为他做八十大寿，他不仅拒绝，还锁上家门躲了出去。

那一次，我请他叙说个人的历史，企望有好的运气——愿他是善谈的，不要我提问，便可滔滔不绝地叙述自己。但他当然不是那样的人，说出来的都是片语微光。你几乎没可能跟他展开辩论，他驳你一遍之后，你想诱他多说些而故意说反话，他毫不接招：“你这样想，也可以，也有你的道理。”我们不断地陷入僵局，我思路受阻，尴尬，干着急，他保持一个乐呵呵的固定姿势，眼睛望着虚无缥缈处，像是进入另外一个时空。

这般在何先生的书房兼卧室——其实就是一间不足10平米的小房间里坐了一个时辰之后，一位老太太悄无声息地走到门边，朝我絮絮地大声嘟囔，估计是要我去吃饭，我听不清她的话，坐立不安，大汗淋漓。

其实，在我进门那会儿，就看到另外一间稍大的屋子，一个老太太仰头直挺挺地背靠沙发坐着，下午的斜阳布了微淡的光芒在她身上，她竟可以一动不动，我当时就心中一动。

何先生朝她说了几句话，大意是让她回到隔壁去。她固执地不理会，直望着我，脸上的表情焦急而天真。

何先生笑眯眯站起来把她推走，再回身时用手指指自己的太阳穴：“她脑子有病。”像说一个不相干的人，还带着笑。

“多长时间了？”

“10年。”

我心里哽咽一下，文艺腔地发问：“那……您会觉得孤独吗？”

他嘿嘿一笑：“自然。会，也会觉得孤单啊。人，总是需要交流的，对吧……”

这之后，我每每念及他，头脑里首先出现的不是他，而是她仰着头直挺挺地坐在下午的斜阳微光里，周围的家具都陷在暗处。有了阳光，反倒让人发现阴影。

后来，在报纸上听说她去世，照片里看到他把她年轻时候的照片摆在书桌前。

再后来，时隔两年之后的拜访。此时，由他口述的《上学记》竟成为2007年上半年的畅销书之一。在他书桌前，很近地去看那张黑白照片，虽说不上风华绝代，但是极其端庄，而又朴素。怎可能气质不文雅呢？她亦曾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们相识相爱于那里。照片上蒙了一层旧的朔料膜，是他对爱人相片所做的保护。

你逛过清华吗

我以为，现在只有刚刚进校的大一学生才会有兴致和耐心陪人逛校园。

距离第一次拜访之后不久，何先生带着我和我的好友去逛清华。因为头次见面的时候，我们聊起他的居住所在地：清华大学。他突然沉吟一下：“你逛过清华吗？”我没回过神来，他就说：“你下次来，我带你去逛逛清华。”我们讪讪地跟在他背后，觉得要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给我们到导游，深感“无礼”。

他不以为意，在清华校园里引着我们缓慢地穿行，路上讲些旧事。少有人认识他，认识他的人就是快步走来双手捧着他的手问候几句。直到我们喊累，他才和我们一块儿坐下来。三个人呆望着路上的飞车一族——清华的学生几乎是人手一辆自行车，哧溜一下过来，哐当哐当过去，车上的人多是紧张地皱着眉头，带着睡眠不足的倦容。

那天，阳光很好，我们很多时候都是默默，间或闲言碎语地笑一下，心情松弛、眼神涣散，分别进入一种自顾自地状态。那个时候，却又不觉得是无礼了。

室内室外，他总戴一顶帽子。不管谁问：“您怎么老戴个帽子啊？”他都嗖地一把揭下帽子：“我没长头发！掉了！冷。”闪出一个大额头，光亮、圆润，把人吓一跳。他戴着帽子的时候，只看得见他永久型笑微微的模样。帽子揭开，就变成一副绝对智慧又理性的老教授模样，像换了一个人。好在他几乎都戴着帽子，淡化了他人生中严肃的一面。而且他几乎是纵容任何人都可理直气壮地去打扰他，你任何时候打电话过去说一个任何的时间，如果没有别的人来访，他都全由你安排，好像退休了就无事可做的样子。其实他也有很多事情，是出版社和一些年轻的学子舍不得他的学问和睿智就这么被他散漫地“浪费掉”，接二连三地找来要找他梳理“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等等。

当然，世界上还是会有一些让他特别受震动的事情。“唉，对了，我想说个事情给你们听。”今年连续去了两次，他都很郑重很主动地说起他在凤凰台看到的一条新闻：“广东省佛山市的一个邮政局长，被查出来贪污了18个亿，他拿这个钱去澳门赌博了！”显然他受到了大的震动，眼睛瞪得老大：“18个亿啊！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你说，贪个几千，几万……”我们笑他没见过当今的世面：“几千？那得抓多少人去坐牢啊？”

不要著作等身

他也有讥诮别人的时候：“我是想不通，有些老年人为了多活两年，付出的代价是花十几年的时间去锻炼，这个不吃那个不喝。我从来不锻炼，我也是吃素，那是因为在年青的时候就突然不想吃肉了。”

“读书也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连做学问也不特别卖力，不求著作等身。比如他被调到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去研究“明清时期的中西交流”时，“研究明清两代传教士，算是我的任务，不算兴趣。现在我也不愿意去弄它了。我的观点有点不合时宜，现在把明清两代的所谓交流捧得太高了，这个我是从根本上不同意的。”不同意的原因简而言之：“明清时期，西方已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但传教士并未将科学与民主带入中国。”

但他并不想写专门的文章来论述自己的观点，“主流观点是高度评价当时来中国的传教士，我写了也没人理嘛。”话是这样说，但他也更不见得会去做“锦上添花”的学问。

2006年初，他邮寄给我他翻译的康德的《论优美感和崇高感》，读过的人都会知道，他的译文优美而简单流畅，如果不是建立在对康德深切的理解基础上，怎能做到？但他简直就不爱发表或者说几乎不看重自己的观点。

他会引用诗人济慈的墓志铭：“这里躺着一个人，他把名字写在水上。”像他这样的人，几无占有欲，对于知识、名气、权力、甚至于“来自他者的认可”等抽象的东西，全都无欲无索，对物质就看得更淡了。今年见到他又是大冷天，他在家里也完完整整地穿戴着干净的衣帽、棉鞋，手腕上还戴了手表，一副要外出的样子，其实自从他去年给股骨动了手术，只能在家待着，每天不能走超过15分钟。他坐下来之后，裤腿缩上去，露出天蓝色的袜子，脚背上一个大洞！

2005年冬天，他的家还全未装修，浴池是水泥做的，老旧的抽水马桶坏掉了，每使用一次，就要把手伸进凉水里去把锈涩了的杠杆拉一下，让水冲下去，我无法不为之心里一酸，想过找人来为他修理，但终因懒惰而未成行。其实那个时候，清华要分配给他一套三室两厅的新房，他嫌麻烦就不搬了，还举出一个例子来反证：他有个朋友，也是八十多岁的老教授，搬到新家没多久就去世了，估计是搬家折腾的。我瞪起眼睛可惜：“现在房子多贵啊！也可以要了留给您儿子、孙女啊。”他笑呵呵：“靠他们自己吧。”

去年他摔跤住院的期间，他那一年有四分之三的时间都在野外考察濒危动物的儿子为他把房间装修了一下，不过没动他的书房兼卧室，因为里面塞了太多东西。这样一来，他的房间就比其他房间低了一层地板砖的高度，外人来了会不小心磕碰一下，他每逢送客都要谨慎地提醒：“小心脚下！”

幸福的条件

“你没有经历过‘文革’，我替你可惜。”何先生对我说。我惊讶得笑出来：“可是为什么？几乎每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咒骂它吧。”他回答：“人的一生中应该拥有不同的体验。”我无法接受：“一个从事精神研究的人当然最好有丰富的经历，但从生活层面来说，普通个体追求的还是幸福吧？”何先生露出“也是，也不是”的表情，一笑。因为太震惊，这之后我多次向别人转述他的这个观点，经历或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毫不认同：“他怎么这么想？我完全就不想经历文革！”

“我害怕经历那个年代，”我对他说，“我很难保证自己能在运动中保持清醒和操守，如果害了人，下半辈子都要活在自责的痛苦中。”先生笑一下：“不一定，现在有多少人在忏悔呢？”

我一直困惑：为什么那么多有思想的人在某个历史时期，曾经集体地发生了那么大的人格变化？“历史上的大事件都是群体宗教感情而非孤立的个人意志的结果，被带入群体的个人总是受无意识人格的支配。”——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给出了仿佛合理的解释。

热情又单纯的人，很难不被卷入集体情感，况且那曾经是一种“幸福感”。“你们上学的时候，正是战争时期，不会害怕吗？”“不会，我觉得很幸福。”那时候，包括他在内的绝大部分年青人都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

他说一个人感到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

现在他已经活了86年。他说：“无法相信未来的世界就一定是非常美好的。”

他总结自己：“一点自由主义，一点唯心主义，加一点唯物主义。”回顾起来，“1939年至1946年，我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读过四个系，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原因是：自由。

何兆武：1921年9月生于北京，原籍湖南岳阳，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43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外文系读研究生。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译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文化漫谈》等，口述《上学记》等。

来源: 《生活》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