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人类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地缘政治状况, 既表现出与冷战结束以后的形势有若干联系, 但又明显地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本文主要考察了既直接与欧亚大陆有关, 同时又具有全局影响的4 个向度的地缘政治变化, 并对上述一系列地缘政治变化进行了分析与理解。
关键词: 地缘政治变迁; 中国; 外交选择
从地缘政治角度研究国际关系的关键所在, 是观察和判断大国(有时也包括小国) 力量对比的空间配置在如何发生变化。人类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地缘政治状况, 既表现出与冷战结束以后的形势有若干联系, 但又明显地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归纳一下, 大概有四个向度的地缘政治变化既直接与欧亚大陆有关, 同时又具有全局的影响。第一个向度的地缘政治变化, 是伴随着北约和欧盟东扩而来的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势力与影响的扩张。
北约与欧盟的东扩发生于上世纪90 年代中期, 最初起因于中欧国家的安全需求。但是在进入新世纪以后, 随着2002 年北约的罗马条约和20 机制的实现, 以及2004 年6 月欧盟由15 国正式扩大为25 国, 这才使得地缘政治形势出现了关键性的突破。北约和欧盟的东扩不同程度上包含着明显的安全和政治目的, 也即, 既是为了填补冷战后出现的地缘政治真空,也是为了实现政治与价值观的扩展。北约和欧盟是以其非常明显的战略与经济优势推动东扩进程的。俄罗斯在90 年代还一度希望通过强硬的对抗来抵制东扩, 但到了普京总统执政以后, 采取了既坚持本国利益、但同时也以灵活应变的态度与西方周旋, 甚至于参与北约工作和积极与欧盟合作的策略, 使得北约和欧盟的东扩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演化成一场地缘政治冲突的悲剧。
但问题在于北约与欧盟的东扩本身也具有不同的功能。北约侧重于战略, 欧盟侧重于经济; 同时, 北约与欧盟也具有不同的结构, 北约是美国留驻欧洲、与欧洲伙伴紧密合作的最为重要的机构, 但欧盟则是没有美国参与的、欧洲国家进行自治的最为重要的组织; 而且,欧美之间不同的政治文化势必对这两个当今世界势力最大的国际组织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这两个组织东扩以后, 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如何合理地分配资源: 欧盟希望新加盟的成员国将本国资源集中投入到各自的社会经济改革当中去, 以更快地追赶上一般成员国的发展水平, 更好地融入欧洲; 而北约则要求这些成员国将资源更多地用于军事改革, 全面提升国防能力, 以达到北约的一般标准。当然, 北约不等于美国, 北约与欧盟也都有着发展战略防务和加强战略合作的要求。但是, 北约与欧盟对于新成员国的不同期待, 势必对于未来的大西洋关系产生影响。
当然, 在北约与欧盟东扩进程中, 最为关键的还是与俄罗斯的相互关系问题。如果处于强势的欧美国家能够从历史中更多地吸取营养, 比如, 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建立“煤钢联营”那样, 更多采取的是包容对手、而不是排斥对手的态度, 那么, 东扩的进程不光有可能以和平的方式得以持续, 而且有可能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得以扩展。至于俄罗斯, 历来对于欧盟与北约有着不同的态度。例如, 前驻美国大使卢金先生就说过, 欧盟是冷战后和平的最大进步, 而北约则是冷战的最大遗产。虽然俄罗斯已经以20 机制的方式加入了北约的部分工作, 但却不能在关键的问题上取得支配权; 尤其是近年来, 北约特别是美国与俄罗斯在中亚与外高加索地区激烈竞争, 很难使人相信, 俄罗斯与北约之间会没有任何新的地缘政治冲突。另一方面, 尽管俄罗斯最近与欧盟之间仍有着不断的摩擦, 比如, 加里宁格勒的签证问题; 但是, 相当多的俄罗斯朋友依然认为, 从长时段看, 俄罗斯与欧盟之间有着远为乐观的前景。因此, 俄罗斯、欧洲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变化并不象被简单描述为“西方扩张”的北约与欧盟东扩进程那样从表面上看来那么清晰。
第二个向度的地缘政治变化, 是从“9•11”事件起乃至伊拉克战争期间所发生的大国关系变动。这一阶段的变动具有以下的几个特征: 第一, 在美国居于无可置疑的世界强势地位的情况下, 多极化的趋势依然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就西方的内部关系而言, “9•1l”之后,美国根据情况变化, 采取了“有选择的伙伴关系”取代“传统的伙伴关系”, 利用强势以推动反恐。但是, 法国朋友认为, 这是美国首先一步采取了对立于传统伙伴———西欧盟国的多极化战略。第二, 与此相关, 在反恐与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 大西洋关系的裂痕有史以来第一次如此鲜明地得以暴露, 以至于引发了关于大西洋关系的这一场大争论。虽然, 这场争论有可能暂时得到平息, 大西洋关系也可能因调整而暂时得到缓和; 但是, 由于政治文化、战略利益、历史惯性所引发的大西洋关系的分歧, 在一个长时期内将很难得到根本的弥合。
与此有关的欧亚大陆的政治空间变化非常耐人寻味: 一方面, 欧亚大陆各国奋起反对伊拉克战争; 但另一方面, 美国利用反恐的时机, 首先进入中亚与外高加索地区, 在当地建立了军事基地和紧密的军事合作关系, 而后, 抓住了伊拉克战争的时机, 攻占和控制了伊拉克, 使其在沙特阿拉伯的影响受挫之后, 能够在中东找到一个相对稳固的战略基地。再者,美国通过建立“有选择的战略伙伴关系”的策略, 利用所谓“新老”欧洲的矛盾, 迅速地在欧盟的新成员国中施加影响。从欧亚大陆的空间态势来看, 美国对中亚与外高加索、对伊拉克和对所谓“新欧洲”成员国的控制与影响, 像3 把尖刀直插在欧亚大陆的各个关键区域,至少在客观上是极大地吻合于美国的欧亚战略: 第—, 严密控制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活跃地区; 第二, 建立对中东能源战略要地的绝对影响力; 第三, 在欧盟内部牵制任何可能发生的对于美国的离心倾向。
在偶然获得的机遇与长期的战略经营, 特别是与小布什战略路线相互作用的背景之下,美国在反恐以来的3 年中获得了冷战以来的十余年间根本无法获得的战略利益, 在欧亚大陆上建立起了前所未见的战略影响。与欧盟及北约的东扩相比, 美国在欧亚大陆上的斩获才是真正具有帝国意义的空间扩展。
第三个向度的地缘政治变化, 显然是与上述的欧亚大陆战略力量对比客观上的迅速失衡部分地相关。也即, 进入新世纪以来短短几年中, 出现了欧盟、俄罗斯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和国家相互之间深化合作的新趋向。
伊拉克战争之后, 德国、法国、俄罗斯三边峰会机制的确立, 使得伊拉克战争期间的反战联盟至少在形式上得以保持。俄罗斯与欧盟成员国之间在经贸往来上的密切关系有增无减, 在能源价格变动的动荡形势之下, 欧俄之间的能源管道系统无论在物质上, 还是心理上都成为欧俄合作的难以撼动的体制与物质基础。
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合作正以人们难以想象的速度向前发展。中国的公民已经可以在2004 年的秋天正式前往欧洲旅游, 欧盟关于对华恢复军售问题的讨论, 虽然一时还无法取得突破, 但显然展现了中欧关系发展的巨大空间。
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合作也在不断摸索中向前发展。中俄之间在一系列内政外交问题上的相同立场, 在一系列事关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上的深刻互补性, 以及双边关系中一些困难问题的逐步得到解决, 都预示了中俄间关系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前景。
笔者认为, 如果说, 中、欧、俄等国家和地区近年来深化合作的新趋势是对于单边主义的—种抵制, 对于欧亚大陆战略平衡诉求的一种表现; 还不如说, 在更大程度上, 这是当今条件下欧亚大陆自身发展的一种必然历史逻辑。
欧亚大陆的政治、经济与战略重要性及其在当今国际格局中的极其重要地位是没有任何人会加以否定的。特别是就欧亚大陆纵深地带而言, 这是当今世界资源极为丰富、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地方; 但同时, 无论是制度构建与市场开发都相对不足、并且由于多种文明结合部的极端复杂性, 又使得这一地区有可能成为当今世界大国力量相互竞争、彼此消长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怎么能够甘愿接受欧亚大陆内部的交往水平长期地低于其他地区的交往水平的现实呢? 怎么能够容忍这一地区的人民在缺乏国际协调与管理机制的情况下, 在战争威胁中、在贫困、愚昧的阴影下、在社会转型的艰难困苦中, 再要长时期地遭受风险与磨难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 欧亚大陆各国加强合作既是驱灾避难、自我保护的一个非常合乎情理的必然反应; 同时也是欧亚大陆各国之间本身就已经存在着的现实与潜隐的互补性的一种非常合乎逻辑的自然表现。
第四个向度的地缘政治变化, 发生在欧亚大陆的东侧。也即大体上恰好是在中国的周边地区正在逐渐出现一个环型的多边合作圈的雏形。这个多边合作圈起自中国与俄罗斯、中亚交接之处, 在新世纪来临之际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向下延伸, 则是由当年普里马科夫倡导的, 目前正在磋商与推动中的“中、印、俄三边战略伙伴关系”。再往东, 在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正在加紧谈判的是“l + 10”机制; 值得关注的是, 最近期间, 东亚各国关于建立东亚合作机制的呼声连绵不断,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学者们对于东亚地区合作的热情构想。再往北, 那就是举世关注的关于朝鲜问题的六方会谈。
值得思考的是, 当前正在亚洲地区出现的地缘政治变化是以一系列多年发展基础上形成的政治经济与政治文化变化为支撑的。
首先, 在中国周边地区之所以正在形成一个多边合作的次区域环形地带, 是以整个亚洲地区, 特别是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政治经济发展为动力的。近年来, 随着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一方面通过劳务、商品与资金的提供, 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另一方面, 通过广大的中国国内市场, 中国经济发展所形成的巨大需求已成为周边地区与国家, 包括美欧等经济大国维持发展的重要源泉之一。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和地区经济发展所作的努力成为新世纪地区稳定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其次, 以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崛起和以日本的复苏为标志的亚洲的发展, 形成了又一次国际事务关注兴奋点的东移。如果说20 世纪80 年代的日本崛起, 是以日本单个国家, 并且主要是以经济振兴为主要标志; 那么, 新世纪国际政治兴奋点向东方的转移则涵盖了以中国、印度等一大片亚洲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工业国家20 余年持续发展的这一大片地区。近来, 犹如J•胡杰等一批著名学者所强调指出的: “从西方向东方的权力转移正在加快速率, 并且将戏剧性地改变与国际挑战打交道、以及国际挑战本身的内容与背景。许多西方人已经意识到亚洲力量的增长, 但这种意识还没有转化成为着手准备的实际行动。”① 亨利•基辛格近来也反复声明: “国际事务的重点正在向亚太地区转移。世界舞台上的绝大多数行为者都在调整自己的角色。这样的一种变化是在基本概念范畴意义上的变化, 并不单纯是一种战略的估量。”② 可见, 国际社会关注重心的转移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意识, 并势将对于亚洲国家政治经济影响的扩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再次, 值得引起思考的是, 随着亚洲政治经济地位的提升, 关于东亚政治文化———所谓“亚洲价值”的讨论非但没有随着上世纪末东亚金融危机而销声匿迹。最近几年来, 关于亚洲价值的讨论还重新见之于东亚与西方各国学术界的出版物③。不光是亚洲经济的增长, 以及随之而来亚洲区域或次区域整合的呼声增强迫切需要寻求政治文化认同, 而且, “9•11”所表现的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扩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也说明了在当代国际社会中, 趋同与求异仍然是两个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思想趋向。在这里, 文明悠久的东方古国显然将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上述3 种背景表明了中国周边地区正在出现的地缘政治变化是一个有着深刻的现实政治经济动因, 并且正在得到思想文化层面的深入思考所激励的深刻的发展过程。换言之, 这样的一种发展进程将不会是机遇巧合般的昙花一现, 而将在相对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繁衍推进。这样一种态势的出现, 既是多年来中国人民努力学习和参与多边事务的—个结果, 也是千百年来中国与周边地区良好关系的一种自然延续; 既是中国稳定周边环境, 安心从事内部建设的一种保障, 也是周边各国了解中国, 参与和发展与中国合作的—个自然空间。作为地区大国的中国周边地缘形势变化, 是对整个欧亚大陆地缘形势变化的一个补充。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上述一系列的地缘政治变化。
第一, 上述变化表明, 国际力量的崛起与相互平衡是—个动态过程, 单边主义方式的霸权思维是难以构建稳定持久的国际秩序的。无论是大西洋关系中的内部问题, 还是欧亚大陆正在出现的寻求合作的新趋势, 都表现出对单极思维的抵制和对多边合作的向往。正是在这样—种动态平衡的长期过程中孕育着新的国际体制的诞生。
第二, 上述的地缘政治变化过程不仅是一个国家间或地区间相互关系的变化过程, 而且也是它们各自内部变化的一种反映与表现。在这种内部变化过程中, 首先是制度变化起着关键的作用。
这里的制度变化有着两方面的含义: 一方面是犹如欧盟那样的国家间关系中的制度安排的新变化: 欧盟的力量来自于它能够把各个主权国家聚合在一起, 共同构建一个超国家体系, 但同时又使各国的主权不但得到尊重, 而且能够得到加强。另一方面是中国、俄罗斯等一类前计划经济国家的国内制度变迁。实践表明, 学习现代的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 是20世纪70 年代中期起遍布于南欧、拉美、东亚以及东欧的普遍诉求。但是, 这样的体制变迁不可能是“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一类的照搬照抄, 而只能是当地条件与一般规则这两者间的一种融合和互动。各国与各地区制度变化的实践表明, 一个以多元文明为基础的多极世界的未来趋势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 在强调欧亚大陆内部的各国和各地区合作重要性的同时, 不可忘却的一个现实是, 无论欧盟、独联体国家, 还是中国等国, 都与欧亚大陆之外的世界, 特别是与美国有着广泛而根基深厚的联系纽带。欧亚大陆各国之间的合作理应为它们各自的海外合作提供更多的机会与空间, 而不是相反。欧亚大陆内部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合作与它们的海外合作这两者之间应该是一种平行开放、良性互动的关系。
第四, 当我们强调欧亚大陆内部地缘政治合作的必要性时, 必须清楚地估计这样一种合作发展的当前困难及其长远问题。当前困难指的是, 无论在发展合作的理念原则、利益差距, 甚至包括自然条件方面都存在着大量的问题; 就长远而论, 要形成一种能相互包容, 但同时又共同发展的国际体制远非易事。不光需要向历史学习, 吸取养料; 而且需要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 来构想未来的体制。戴维•卡莱欧教授关于未来的“三极泛欧洲模式”也许正是这样一种历史经验和丰富想象的融合: 也即, 第一, 和平共存在一个自觉构建的均势体系中才是可能的。在这样的均势体系中的每一方, 尤其是居于强势的一方需要被加以约束。第二, 这是一个包含着内容广泛的多边主义的模式, 这是“一个承认和尊重各个国家的独特性的国家间结构”。也即, 既不简单归并而使各国失缺特点, 但也不全盘排斥而互相对立。第三, 现在欧盟各国所努力实践和创造的模式是这一“三极泛欧洲模式”的蓝本和出发点。欧盟实践中所遵循的原则不光包含主权、民主, 而且更多地是在多边协商的基础上进行。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大国, 在发展自身的同时, 要更多地学习、研究和参与上述这样的多边合作机制, 为造就这样的未来模式而努力工作, 恐怕这是中国强国之路上的必不可免的选择。
①James F. Hoge , A Global Power Shift in the Making , Foreign Affairs , July/ August . 2004.
②Henry Kissinger , The Global Order in Flux Washington Post , 9. July. 2004.
③ Michael K. Connors , Remy Davison and Jorn Dosch , The New Global Political of the Asian - Pacitic , 2004 , Routledge Curz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