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转型进程与作为大国的俄罗斯之间的复杂互动，难以仅靠人们耳熟能详的既有范畴来轻松如意地加以解释。换言之，为能够有效进行分析与诠释，需要首先来讨论一些学术范畴、工具与理论问题，而不是按照所谓"政治正确"的需要，把事实与理论概念简单地加以嫁接。本文主要讨论当代俄罗斯外交的主体、观念、结构与周期所涉及的范畴与理论观点问题，为当代俄罗斯与大国关系的阐述提供一个初步铺垫。

一、有关俄罗斯外交主体的争论

俄罗斯外交主体的问题，主要是指俄罗斯究竟是以怎样的一种国家身份、带有怎样的体制特征，以及处于怎样一种特定历史地位在与外部世界进行互动。讨论身份政治的好处，是可以通过归类，让每个国家对号入座，各得其所，然后确定其与整个国际体系之间带有很大动态性的相互关系。但是其中一个还未被充分研究的问题是，几平所有这些概念与范畴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为构建，难免带上各不相同的时代特征、利益背景和意识形态的烙印，从而使得这些概念本身就有无尽的争论。虽然几乎所有这些争执都远无定论，然而这毕竟使我们有了一个较为广谱的思考空间，便于在"后真相""后事实"时代的扑朔迷离中去探究真谛。这里所选择、介绍与分析的，是比较能够体现俄罗斯外交特质的有关主体与身份的若干争论。

（一）俄罗斯是"地区国家"和"冷战失败者"吗?

苏联解体之后，在有关俄罗斯国际地位的争论中，有两种说法盛行一时。其一，认为俄罗斯已从世界大国地位迅速沦为"地区国家";其二，与这一范畴相关的流传更为广泛的说法，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冷战的失败者"。

1. 俄罗斯仅仅是一个"地区国家"吗?

2008 年奥巴马执政后，为推行美俄关系"重启"，无论对俄罗斯的内政还是外交，都一度表现出十分容忍。"美国政府数年来第一次几平没有对俄罗斯的国内政体进行公开指责，也没有把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义务与俄罗斯的民主缺陷关联起来"。但 2013 年底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特别是当危机进入 2014年3 月18日克里米亚被纳入俄罗斯的高峰阶段，美国政要忍不住了。

一周后的 3 月 25 日，奥巴马在海牙核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罗斯不过是一个威胁近邻的区域性国家，这并非是由于其强大，而恰恰是因为它的虚弱。"把俄罗斯称作"地区性国家"这一明显对俄贬抑、藐视的说法，不但一改"重启"以来奥巴马本人对俄立场的谨慎态度，而且半年后，奥巴马进一步称俄罗斯是与"埃博拉""伊斯兰国（IS）"并列的"当今世界三大威胁"之一，并决定把俄罗斯逐出 G7。对照 2006 年德国还曾专门将 G7 主席国的位置让给俄罗斯，奥巴马上述的这一说法，后来招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的严肃批评。也如美国驻苏联最后一任大使马特洛克在 2014 年瓦尔代会议讲演时所直言，是由于美国的傲慢才导致了莫斯科的非常反应。

俄罗斯究竟是一个地区性大国，还是依然有着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当代俄罗斯当然不可能再是像苏联那样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世界超级大国。但是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所做的 2020年"世界最强实力国家"（The wrld's mst pwerful cuntries）排行榜统计，美国第一位，中国第二位，俄罗斯居第三位。而据丹佛大学弗雷德里克·S.帕迪国际未来中心（Frederick S. Pardee Center fr Internatinal Futures）2020年7月发布的国家实力分析模型，以及兰德公司 2020年度报告《测量大国∶大国周期与21世纪大国战争的风险》中关于 2040 年前大国排行榜的评估，美国排名第一，中国第二，印度第三，俄罗斯第四。显然，在俄罗斯被"降格"为"地区国家"的问题上，各方认知有很大差距。2008 年后，从国际金融危机一直到乌克兰危机后西方的连续制裁，对俄罗斯新的实力与地位构成了巨大伤害。甚至当 2020 年白俄罗斯、纳卡地区、吉尔吉斯斯坦等欧亚地区出现动荡时，有舆论认为;俄罗斯主导的欧亚原苏联区域模式已经"终结"。然而，在俄罗斯周边形势动荡的同时，人们却又看到了俄罗斯在东亚、北极、拉美和中东等世界各地的全面伸展。

总之，俄罗斯影响全球的战略力量、能源资源领域虽有限但依然优长的潜能、在全球议程问题上的丰厚经验积累、以及辽阔疆域和独特地理位置所造就的横跨全球的辐射力，是否都已远远超出了作为"地区国家"的水平?无论西方和其他国家对此存有多少争议，至少俄罗斯人自己是充满自信的。在他们看来∶俄罗斯依然是一个并非处处领先、但毫无疑问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这也是它得以继续伸展和抗争的认知基础之所在。

从实践看，无论从地缘政治还是从世界历史的观点来看，如果仅将俄罗斯定位成一个地区国家，大国尊严的挫伤感必将使其难以再同归俄罗斯与西方热络相处的年代。另外，不仅奥巴马本人提出了这样一个贬抑俄罗斯的官方判断，实际上，这一判断多半还来自美国国内那些带着"专家"头衔、而实际上对俄罗斯认知肤浅的"精英"们的解读。资深专家凯瑟琳·司多妮认为，美国传统观点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 "严重低估普京手中所拥有的牌的价值"。特别是像麦凯恩这样的强硬派，称俄罗斯不过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加油站"，认为"冷战后的俄罗斯衰落、过时"。用美国真正的老资格俄罗斯问题专家、曾在白宫工作多年、同时是乔治城大学著名教授的安琪拉·斯登特的话来说，这些现今在白宫主持工作、然而并没有对俄罗斯问题真正下过苦功的年轻人，他们专业知识的缺乏，才是美国决策的关键问题所，在。这是美国学术界和决策界一个非常致命的"社会学问题"。

客观地说，俄罗斯联邦是作为苏联法定继承国而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这意味着，一方面俄罗斯与解体后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其他原苏联国家一样，都是独立平等的国际主体;但是另一方面，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俄罗斯又凸显出不同于一般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地位与影响力状况。其一，经过国际协商，俄罗斯独自承担了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大量战略核武器的储存与监管，这意味着俄罗斯依然是一个具有法律地位、与西方就战略核武器进行对等谈判与合作、同时也有实力对西方进行反制的核大国。其二，俄罗斯作为苏联国际地位的法定继承国，拥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这不仅表明了从苏联到俄罗斯的世界大国地位的延续性，而且这是以和平方式实现国际体制演进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三，俄罗斯是一系列重要地区组织（如集安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上合组织等）的发起者和推动者，也是一系列相关多边活动（如多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等）的主持者，这说明仍然需要俄罗斯承担一定的处理原苏联地区国家间事务的责任。其四，作为苏联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最大的承载者与后继者，俄罗斯维系着这一遗产，与世界各地保持着远超过一般原苏联国家的传统关系。

事实上，在美俄关系"重启"的过程中，正是因为奥巴马总统曾把俄罗斯当作一个全球大国来看待，一系列重要协议才得以达成;而一日低估其实力，藐视其存在，势必会引发动荡。如安琪拉·斯登特所言∶"许多俄罗斯人认为，对于苏联解体后那种创伤和动荡的影响程度，美国一直都没有理解。事后看来，我们可以指出，俄罗斯在 20世纪 90 年代应对从国家掌控经济演变到准市场经济这一重转换的过程中，取得了无可置疑的进步。克林顿政府将俄罗斯邻国的非核化、市场经济起步、实现差额选举、拥有更大的言论自由，以及确保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与美方合作，都视为其成就的一部分。然而，在新的欧洲-大西洋安全架构中，美国却无法给俄罗斯提供一个有意义的角色———或者说，无法给俄罗斯提供一种利益。"

苦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实力不彰，俄罗斯无法在当时与美国公开叫板或者抗衡。经过"十年黄金时段"之后，俄罗斯国力有所复苏，特别是在普京威望抬升的背景之下，就很难再接受西方这一类的轻蔑贬损之词了。相反，"如今的莫斯科却把美国看成是一个正在衰落下去的大国"。

2. 俄罗斯究竟是不是冷战的"失败者"?

俄罗斯究竟是一个"冷战失败者"，只能接受西方在其原有势力范围内的不断扩张，还是如西方领导人在诸多公开言论中所宣称，同时也被俄罗斯所接受的观念∶ 冷战无败者? 这两种不同的判断，会形成两种不同的战略;两种不同的话语，也会产生两种不同的身份认同。

没人能够否认，冷战结束过程中戈尔巴乔夫主动退却让步，以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综合国力急剧萎缩的事实。包括叶利钦政治顾问格萨塔罗夫在回忆录中也既含蓄但又明白地承认∶"许多国家的外交政策早已没有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对世界领导地位的追求，日趋明显地出现了无条件向'冷战'胜利者投降，什么也不追求的倾向。"实际上，从笔者多年来与西方精英交往的感受来说，大多数人尽管会在场面上做出"冷战无败者"这样的宣示，但实际上，美国的战略决策依据，都是从这样的立场出发的∶苏联已经解体，俄罗斯已然衰落，已经不是当年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了;因此，俄罗斯没有资格和美国坐到一张桌子上来平等对话，也没有权利和美国讨价还价。这是美国，乃至于整个西方"深层话语"的基本心态。"9。11事件"以后，普京全力支持反恐，高举回归欧洲大旗，不光要求加入欧盟，而且希望加入北约。但是，欧美对此却全然不放在眼里，更多将之视为俄罗斯的示弱。从美国坚持北约东扩、2002 年决意退出反导谈判进程等举措来看，大体上，就是因为有着这样一个深层心理背景在起作用。

然而，普里马科夫的观点是，"苏联的解体不能归结于其在冷战中的败北"。理由是∶第一，"人民支持叶利钦绝不是因为他做出了使苏联解体的事情，而是因为大多数人不愿意回到过去极权时代。"换言之，这是人民的自觉选择。第二，虽然普里马科夫作为一个持有中左立场的老资格政治家，曾非常冷静、客观地断言，"不认为国外势力会直接参与"苏联解体过程，但也承认，"在美国和西欧，盼望苏联早日崩溃的人为数不少。"而这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担心"苏联的解体会导致国家出现动乱，因为在该国各地部署着大量核武器。"第三，有一个事实毫无疑问可以作为佐证，"后苏联时期的空间并没有陷入混乱，苏联的核力量依然完整地保存下来，仍矗立在解体国家的法定继承者俄罗斯的国土上。然而，正是基于冷战结束后形成的不对称认识，换句话说，就是美国赢得了冷战而苏联输掉了冷战，华盛顿才认为，在世界事务中美国和俄罗斯的权利平等是'不合理的'。"

从国际法角度来说，以和平方式终结的这场较量并没有法律规范意义上的失败者。普里马科夫据理力争的立场在于，俄罗斯是作为前超级大国与美国一起终结了冷战。显然，在俄罗斯，普里马科夫的这一表述不仅是较有代表性的官方看法，也反映了相当多数精英与民众的看法。但也仍需承认，冷战终结多年之后，多数西方精英经常毫不在乎、并十分外露地把自己视为"唯一胜利者"的态度与立场也没有改变。

（二）当代俄罗斯∶ "前现代"、"现代"、还是"后现代国家"?

从带有时间含义的现代性视角来看，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究竟是一个需要完成自身的——首先是国家政治建构的——现代化的国家，还是一个如欧盟国家那样已经完成了这一进程、处于超越主权阶段的后现代国家?抑或是一个既有大量前现代特征、又面临现代化的紧迫任务、同时还伴随着大量后现代禀赋的具有多重身份的大国?

从现代性的角度讨论国际关系中行为主体的身份属性，并不是纸上谈兵。苏联解体留下了一系列尚未解决的问题，都与现代国家的身份密切相关。比如，乌克兰与格鲁吉亚危机中暴露出来的名义上主权独立、而实际上所属领土却难以管辖的状态，即使多年转型也未能真正按照西方样式构建起国家、社会与市场间的持续稳定体制，欧亚区域化进程中的新兴独立国家相处的法律原则与传统"潜规则"之间的相互抵充等。这些都反映了现代化水平的实际情况与现代性要求的国家建构之间的重大反差。21 世纪以来，各种各样的欧亚地区冲突——俄格冲突、乌克兰危机、"颜色革命"——大都因上述尚待解决的国家建构问题而起。所以，21 世纪欧盟与俄罗斯一系列争端中的一个基本认知问题在于"现代性"之争。因为欧盟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超越国家主权、并以超越主权的国家联盟方式存在的身份主体，而俄罗斯还是一个尚停留在主权构建阶段的国家，就现代化发展水平而言，欧盟要"高于"俄罗斯。欧洲资深专家曾这样告诉笔者∶ 俄罗斯还停留在 19 世纪。但问题在于，俄罗斯另有主见。在俄罗斯专家看来∶ 捍卫主权，这就是在捍卫欧洲传统的价值，同时也更加顺应时代潮流。俄罗斯精英对来自欧洲的批评毫不留情地反唇相讥∶ 正因为欧盟抛弃了主权观念，才真正是自乱阵脚，失去了方寸。而英国脱欧，正是这一观念之争所导致的现实的写照。

从现代性视角看待俄罗斯身份属性问题，之所以会产生争议，是因为这紧密关联着如何重新阐述与现代化相伴随的世界历史进程的问题。迈克·大卫-福克斯曾在专门介绍与苏联之前、苏联、后苏联各个时期相关的历史文献（主要是出自英美的历史文献）的著述中，论及了运用"现代性"概念进行研究的方法问题。虽然现代性的概念是大多数历史学家的研究基础，但它的意义仍各不相同。迈克·大卫-福克斯归纳如下，当现代性概念被用于俄罗斯之时，至少有四种基本方法，从而得出的观点不同∶ 第一种方法得出的观点反对俄罗斯存在过现代性的观念，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前现代国家。第二种认为俄罗斯存在着现代性，本质上类似于其他国家的现代性，并且是普遍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一部分。而就第三种方法得出的观点看来，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现代性，每个国家和地区有着自 己独特的现代性，俄罗斯也是其中之一。最后，第四种认为，各种不同的现代性是能够在互相交织发展的背景之下，与多种传统元素互动、共处，并创造出各种样式的混合体来。

现代性视角下的俄罗斯外交身份问题之所以值得讨论，是因为它既不像一些欧洲专家基于单一的线性时间概念所描述的那么简单明了——超越主权的"先进"的欧盟 vs.维护主权的"落后"的俄罗斯;也不全如俄罗斯一些专家以"回归保守"抵制"后现代"现象的评价来得那么消极。犹如俄罗斯学者科尔图诺夫所言∶"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和社会学建构，反映了西方社会的日渐疲惫;特别是曾经在现代主义时代一度占主导地位的动员能力和不容妥协的理性主义原则，都不得不宣告趋于松弛。"这意味着，关键问题还在于如何来理解"现代性"这一概念本身。

法国年鉴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当代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夫·夏尔勒认为∶现代性就是"存在于当下的未来"，或进一步来说就是"被视为能真实存在的最好的一种未来。"按照这样的定义，夏尔勒指出，"围绕未来的话语（指现代性）不仅会根据假想的未来重新诠释现在，还必然会重新诠释过去;而与之相反，以往的历史性体制则会以维系过去（'传统''风俗' '先例''遗产'）为目标来构想现在和未来。"夏尔勒理解的关键在于以下三方面∶第一，把"现代性"与"历史性体制"两个概念加以区分。现代性话语主张按"能真实存在的最好的一种未来"的要求重新构建过去、现在与将来三者之间的关系，而"以往历史性体制"只在于"维系过去"。第二，"现代性的高潮与低谷则指示了此种话语的制造与其传播能力的不平衡性。"换言之，现代性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对过去、现在与未来三者相互关系的诠释与构建能力; 也即，如果能够在过夫、现在与未来这三者之间合理、适当地构建起叙事体系，那么就能够切实有效地引领现代化的实际进程。第三，现代性的当代主题，是"在经历了充满疑虑困惑的'后现代'时代之后，尝试以讨论'多元现代性'与历史进程差别化的加速度来革新有关现代性的话语。"换言之，如何调处不同时间维度、不同文明背景下的现代性，也即如何去解决当代人缺乏共时性的深刻弊端是当代的现代性争议的关键。在克里斯托夫。夏尔勒看来，欧洲精英欲将其自身的"现代性"强加于世，酿成了 20 世纪的两次大战;而盲目模仿 1848 年"民族之春"的当代一系列不同文明与时间维度之下的"颜色革命"，其实质都是停留于过去的集体记忆，无法应对变化无定的当代世界。

换言之，如果"现代性"仅仅停留在以西方经验来解释世界，仅仅以西方式的国家认知来评判国家属性是否"现代"，而忘却了放在更为广阔的不同空间、不同文明范畴下，在不同时间性的维度之下来对其进行评说，诚如巴瑞·亨德斯所言，这样的"现代性"的理论基础就有了偏差。

现代性视角下的俄罗斯身份争议，显然作为各种争端的由头之一左右着各方的对外立场。然而，相形之下，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尽管提出了不少颇有意义的假设与命题，却远没能形成共识。特别是还不知如何对俄罗斯的"现代性归属"做出一个系统周全、令人信服的定义。在这样的背景下，至少"多元现代性"的提出打破了教条，提供了相对宽容的依据，使人们有可能对不同时间维度、不同文明环境下的身份认知问题进行认定。换言之，使人们有了一个更为广谱的视角，来确定俄罗斯在国际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身份问题。就这一视角而言，至少俄罗斯是现代化进程中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性大国∶无论是在人们广为赞叹的思想、科技、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拔得头筹，引领世界的重大进步，还是在尚存尖锐争论的政治、军事、安全等领域的制度创设、社会革命、地缘竞争对世界现代化所带来的深刻影响，俄罗斯这个巨人的落后与赶超、学习与反叛、模仿与创新、隐忍与奋起，都将会是在"多元现代性"国际讨论中最值得关注的大国之一。

（三）冷战后的俄罗斯∶ 是"帝国"还是"民族国家"?

如果不从现代化进程的线性视角，而是从政治属性的谱系视角对俄罗斯外交主体的政治属性进行评判，那么至少涉及两个问题∶ 一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是否已经成为一个标准的"民族国家"?二是，俄罗斯是否依然是一个"帝国"?

1.从"民族国家"向"帝国"的倒转

"帝国"作为一个描述治理模式的中性概念，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比起当今任何一个号称具有现代建构的国家范式，俄苏有着时间更长、更庞杂、但也更丰富、更特别的与帝国有关的治理传统。在世纪之交的全球化、西方化的大潮之下，转向现代民族国家，毫无疑问，是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原苏联国家的基本政治要求。

国际政治专家相兰欣教授在 2003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论及当时正处于转型中的俄罗斯外交主体的属性问题，明确提出∶ "既然俄帝国由于苏联的解体已正式结束，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欲重振帝国旧梦是不现实的。当然，从过去十年的历史经验来看，俄罗斯转型确实经历了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目前可以肯定的是，俄外交从帝国式走向大国——民族国家式的转型已大致完成……"然而，人们发现，即使苏联解体，俄罗斯精英仍念念不忘地从"帝国"范式获取借鉴。尤其是，当俄罗斯推行欧美传统的民族国家建构的实践时，至少受到两方面的挑战∶ 一是，新独立的民族国家迫切希望加入北约与欧盟的政治选择，严重削弱了俄罗斯与原苏联国家的传统联系，深刻影响地区稳定;二是俄罗斯联邦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本身也面临着分离主义的严重威胁。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大凡希望脱离俄罗斯，或者希望从联邦中央获得更多权益的联邦主体，都曾经以"民族国家"范式作为与联邦中央进行博弈的工具。特别是在 21世纪地区危机接连爆发的情况下，从帝国治理模式中寻找借鉴，已成为俄罗斯精英公开讨论的一个话题。

在乌克兰危机发生五周年之际，俄罗斯最有影响的国际政治研究刊物《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曾经专门组织了一场重要讨论。在这场讨论中，俄罗斯学者与国际学者一方面尖锐地批评欧洲同行在 20 世纪中叶摧毁了自身的帝国模式之后，并没能真正成为民族国家，但是又快速转入"一体化"进程，并在冷战终结后的 20 世纪 90年代到21世纪最初几年走向顶峰;然而，又在这样短暂的"一体化"高潮之后迅速坠入内部动荡。这场讨论对此提供了新的诠释，认为这一曲折变化的实质在于∶人为地、主观臆断地构建了过去的"帝国"、现代的"民族国家"、面向未来的"一体化"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这也导致了欧盟地区国家今天的混乱局面。这场讨论在另一方面又提出∶既不愿意、也无法加入欧洲"一体化"的俄罗斯，虽不能重回帝国，但也成不了欧洲式宪政与市民社会传统基础上的"民族国家"，于是就需要在当代条件下对帝国遗产提出重新解释，以求运用传统治理机制的积累来摆脱"国家建构"和地区冲突的困境。值得关注的是，这场讨论不仅把国家内部构建与对外关系相互联系起来，而且关注从历史经纬的视野，来评判当代国际政治的进程。相比较于把"帝国""民族国家""一体化"这些概念的简单搬用、就事论事，或者停留于意识形态宣传的做法，这场讨论的语境似乎更接近于当代国际事务多元化进程中的复杂现实。

2. 危机深化中的民族主义因素

人们对于习以为常的通用观念的反思，首先是从以下这一问题开始的∶民族国家构建的范式是否带来了后苏联地区的局势稳定呢?看来，事实比任何理论假设都要来得更为残酷。艾瑞卡·哈里斯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作为两个尚在构建中的后共产主义民族国家（pst-cmmunist natinalizing states）之间的冲突，往往被太多地从地缘政治角度来加以诠释，而实际上应该转向揭示民族主义和种族因素在危机中所起的作用。艾瑞卡。哈里斯的观点是，一方面，历史记忆——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事件——被人为地玩弄了，历史形成的社会分裂被投射至当代冲突。例如，早已被揭露和批判的乌克兰西部地区曾对纳粹势力的依附，现在却被描绘成对俄罗斯的抗拒;战争时代"为独立而战的战士们"，被描述成苏联时期一直在牺牲和遭受逮捕的民族发展历史叙事的主角。而另一方面，在后共产主义的背景下，语言认同成为种族的代表，并越来越被政治化。在各不相让的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语言认同被利用、被扭曲、被简单地视为一种政治立场。按照艾瑞卡·哈里斯的理解，当下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基本上是一个互动过程，其中的每一方都要通过对方才能对自己进行重新梳理和民族国家定位。当乌克兰在俄罗斯势力范围内努力寻得解脱的时候，俄罗斯则致力于重新构建传统的叙事关系。艾瑞卡·哈里斯在这里讨论的争议性历史记忆的民族主义诠释（包括政治化的种族、被大肆宣扬的语言差异等），被证明的确是在冲突中发挥了作用。实际上，这场冲突是一场"角色的战争"，因为种族、语言、传统这些要素促使各民族国家在建构过程中重新确定着各自的身份，而这足以使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升级。

一些学者认为，民族国家的叙事模式不仅不合用于解决乌克兰危机，也尤其不合用于危机中的俄罗斯∶ 其一，历史上的俄罗斯虽然努力学习西方，但并不存在西欧式的市民社会基础，而是有着宏大帝国的传统;其二，20 世纪 70 年处于对抗性条件之下的高度集权和计划经济阶段，更是远离民族国家建构的范式;其三，在当代条件下，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来说，也很难简单地模仿欧美式的民族国家建构，反倒是有可能更多接受来自帝国辉煌拓展时期的遗产，来加强作为一个大国建设的体制上和思想精神上的基础。

总之，危机披露了一个重要信息∶ 一度被认为是冷战终结后从帝国向民族国家演化的"正常化"的路径，现在却成为欧亚地区危机深化的缘由。

3. 帝国虽已离去，民族国家则姗姗来迟

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出现了两种显著的回归传统的趋向。其一，2018 年，也即乌克兰危机发生近五年之际，《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这份重要刊物发表了两篇站在帝国研究立场上来观察这场危机后果的文章。一是"没有乌克兰的俄罗斯∶大叙事的转型"，作者安德烈·捷斯利亚这样写道，"为了回答有关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身份认同问题，非常有必要先搞清楚∶乌克兰历史叙事的两种基本模式。"乌克兰历史叙事的"'短'模式见之于 1810 年代末至 1820 年代初问世的《俄国人的历史》和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1817-1885）的著述，后者将乌克兰的历史追溯到16 世纪，并在很大程度上与哥萨克的历史联系起来。另一个古老的版本，则可以追溯到弗拉基米尔·安东诺维奇（1834-1908）及其学生米哈伊尔·格鲁舍夫斯基（1866-1934）的时代，这一版本中的'标准'与俄罗斯历史'通常'的模式相矛盾。"捷斯利亚的观点是，第一种"短"模式的特点，虽缺乏历史深度，但它与俄罗斯的历史叙事模式很少冲突。该模式中的乌克兰历史似乎就只是编年体历史，聚焦于最近几百年的事件，且也主要集中在第聂伯河流域地区。这一模式提供了宗教与民族认同的相互联系，因为它把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起义描述成为国家历史上的关键事件，并将其解释为一种为信仰而战的"宗教战争"。这一模式并没有让乌克兰历史上的关键事件与原有的大俄罗斯叙事相抗衡。而莫斯科国君强调的正是历史和信仰的统一。另外一种"短"模式，却强调希腊天主教与东正教的信仰差异，特别是在加利西亚等地区。这就与一系列有关俄罗斯"统一性"的概念发生了直接矛盾。而"长"模式解决了一些问题，其所保障的是乌克兰叙事中的民族主义运动偏好，"哥萨克"的故事在这一历史叙事框架中就成了乌克兰民族复兴的基础，基辅罗斯的历史按照构建乌克兰"黄金时代"的要求被塑造成"回归历史的时刻"。换句话说，只需要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将所有现成的象征物一一对号入座就可以了。因此，捷斯利亚总结道;乌克兰历史中的"短时段"和"长时段"模式，是对于帝国历史框架很不一样的两种立场。前一种立场允许无痛"包容"，而另一种立场则正好相反，对俄罗斯帝国历史叙事加以坚决反对。

面对历史叙事中的鲜明对立，捷斯利亚颇为伤感地提出∶ "作为俄罗斯的自我书写和自我理解，是否需要和不可避免地把描述乌克兰的叙事作为前提?俄罗斯能不能在没有乌克兰的背景下进行思考?鉴于上述历史回顾， 帝国框架并不认为乌克兰是必需的组成部分。此外，帝国结构本质 上是动态的，没有任何领土或民族元素是不可或缺的（帝国是存在于谱系移动之中的）。在乌克兰民族主义历史叙事的两种版本中，俄罗斯并不是作为实体要素，而是作为'敌人'存在的。乌克兰历史叙事是将俄罗斯作为敌人来构建自己的国家整体叙事的。"捷斯利亚得出的结论是， "俄罗斯身份问题方面的表现则不同，它有能力彻底重建帝国的叙事，提供一个不同版本的帝国历史，它来自于现实逻辑，而不是过去某一历史共同体的逻辑……有必要从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分离出某种关于俄罗斯的、有独特逻辑的叙事。"看来，经过危机后多年的折腾，一部分俄罗斯精英已没有太多耐心与乌克兰在传统的同一叙事框架下共处。

更为重要的是该杂志主编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在一期杂志中所撰写的总结。在卢基扬诺夫看来，帝国叙事不仅适用于俄罗斯，同样也适用于当代欧洲的政治建构。他认为，首先，"鉴于耶鲁大学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Timthy Snyder）提出，任何欧洲国家都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甚至像一些大国，如法国、英国、德国），它们要么是在帝国方式之下，要么只是在欧洲共同体的形式之下（研究者似平有意抛弃了一些案例，比如斯堪的纳维亚;但是对于东欧，似乎结论更有道理）; 所以，如果坚持它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建构的那一套，那么乌克兰注定会失败，因为欧洲共同体根本无法接纳乌克兰。"在卢基扬诺夫看来∶"欧盟本身的命运，尚且在未定之天。"他引用了来自奥地利维也纳人文研究所的老朋友伊万·克拉斯采夫所说的话∶"对于现代欧洲而言，最为尖锐的问题在于，需要克服的并不是二战的后果，而是一战，因为它破坏了一个曾经是帝国的世界"。其次，卢基扬诺夫认为;"21 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所发生的事件，表明当时普遍接受的观点是——要按照西欧的观念来对整个欧洲进行激进的改造。俄罗斯反驳了这一企图（这里有一点简单化了，不过俄罗斯反对被纳入按照大西洋模板的'大欧洲'，在这一方面是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它自己却发现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和文化心理情况之下。"第三，卢基扬诺夫指出，"蒂莫西·斯奈德认为欧洲国家无法克服帝国解体的创伤，只有欧洲一体化才取代了身份的丧失（或许值得回忆一下，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坦率地说过，欧盟是一个新类型的帝国）。这对俄罗斯很重要。俄罗斯并没有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许多人正是这样看待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发展方向"。卢基扬诺夫又引用了圣彼得堡欧洲大学的阿列克谢·米勒（Alexey Miller）的话∶"将民族国家视为一种规范，是现代俄罗斯政治思想中缺乏批判性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一个例子……苏联遗产的特点，正是在于通过制度化和采用领土划分的方式巩固了多样化种族的存在。这使得在俄罗斯构建民族国家就再也不可能了"。然后，卢基扬诺夫补充道∶"回到帝国当然不可能……但是，俄罗斯也并不是建立在别人的民族架构的基础之上。正像安德烈·捷斯利亚所说，需要对帝国现象有新的理解。，"

其二，什么才是对于帝国现象"新的理解"呢? 卢基扬诺夫特别强调∶"'俄罗斯世界'的概念在经历了乌克兰冲突的震荡之后，如果将它与领土收复主义、沙文主义相区别的话，就可以成为当代重新探讨帝国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2014 年 3 月 18 日，普京总统关于接受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的议会演讲，可被视为出自历史和文明立场将其对外战略进行解释的一个重要例证。普京的原则起点是一个特定的世界观，即认为存在一个特殊的、统一的精神和文明的共同体——"俄罗斯世界"（Pycckui Mp）。这个共同体以俄罗斯为核心，以"俄-乌-白"这一东斯拉夫民族地区为基础。普京不止一次地强调俄乌关系的特殊性。而普京自 2012 年以来大力推动的"欧亚联盟"的政治目标就是建立在这个文化核心的基础之上。这个基本定位给俄罗斯外交，尤其是在欧亚空间内的政策，附着了浓重的文明色彩。普京关于克里米亚入俄的演讲，不仅强调了乌克兰对于作为多样化世界重要组成部分的俄罗斯的重要地位，也直截了当地论证了 1954 年克里米亚归于乌克兰是历史的错误，从而意在证明收回克里米亚的历史合理性。

从文明认同的另一面来看，与"俄罗斯世界"的正面形象相对的是作为"俄罗斯世界"之阻碍的"西方"，后者由此构成了"俄罗斯世界"的"反题"。自 2012 年普京的第三任期开始，在价值观和文化意义方面，普京表现出明显的保守转向，对西方价值体系表达了日益明确的批评。普京提出∶"我们看到，许多欧洲大西洋国家的所作所为已经背离了自己的根源，包括作为西方文明基础的基督教价值观;否认伦理和一切传统认同∶ 民族、文化、宗教、甚至是性别观念。"乌克兰事件把俄罗斯官方这样的表达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俄罗斯不再将西方视为一个可信的伙伴。

4. 俄罗斯∶ 被重新发现的"多样差异性帝国"

就俄罗斯帝国的研究本身而言，21 世纪后一个重要的学术变化，乃是西方的当代权威历史学家（也包括俄罗斯政治学家与历史学家），呼吁要对俄罗斯帝国历史进行重新认识。被称为当今西方学界唯一预测到苏联解体、《剑桥俄国史》主编、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历史学家多米尼克·列文，在 2000 年写下《帝国》这部与西方传统对俄认知有明显区别的重要著作。他在此书序言中态度鲜明地表示，在广泛地阅读西方出版的有关俄帝国的历史学著作后，惊讶地发现，"居然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历史学家希望从俄罗斯自 身的视角来从事和写作帝国历史。大多数从事帝国研究的历史学家执着地将俄罗斯排除在本领域之外。对他们来说，俄罗斯问题就像是由一群凶猛而略显怪异的学术看门狗在严加巡逻的一片荒芜神秘的沼泽地。包括1991 年以前、苏联时期在内的帝国研究，不仅是在智力供应方面令人感到气馁，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令人生疑的。"无独有偶，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南希·霍尔曼 2017 年出版了《俄罗斯帝国 1450-1801》，与传统西方史学界侧重于批判性地描述俄帝国历史的著作有所不同。南希·霍尔曼提出∶首先，俄罗斯在最低限度上确定中央控制的手段，允许驯顺的人民保持他们自己各不相同的语言、宗教、文化、精英、法律和社会制度，创造出一个"具有多样差异性的帝国"。其次，通过缴纳赋税，节省地方政府支出，保障社会稳定，建立了一个"便宜的帝国"。再次，俄罗斯是一个专制和多民族的帝国，但彼得大帝提倡学习西方，创造了欧洲化的高水平文化。南希霍尔曼强调，当新兴国家（如法国和其他帝国）正在与疆域之内不同的语言和法律体系进行斗争的时候，俄帝国实现国家统一的能力，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可见，在霍尔曼笔下，俄罗斯是一个与西方并不一样的"大一统的帝国"。

多米尼克·列文、南希·霍尔曼及其他学者对于西方学界的俄帝国研究现状所提出的批评（这里还不包括俄罗斯自身的大量反思性历史文献），以及他们提出关于重新认识俄罗斯帝国历史的见解，显然为全面理解俄罗斯国际角色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其一，帝国并不仅仅是一个消极观念，实际上也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时间最长、褒贬参半的一种治理建构模式。其二，俄罗斯帝国与其他东西方的帝国相比，都有过扩张、压迫、杀戮的黑暗历史（其中包括卡尔·马克思对俄罗斯帝国现象的深刻批判），但同时也提供了多民族、多文明的治理经验。俄罗斯与一般的帝国在多大程度上有其相异或相近之处，这是一个值得花大功夫探讨的问题。

另外，在当前的辩论中，俄罗斯学界甚至进一步提出，俄罗斯既非帝国、也非民族国家，而是居于中间状态的这样一种新身份。2016 年底，在《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杂志组织的一场讨论中，俄罗斯学者提出∶"（俄罗斯）它肯定不是一个帝国，这种状态已过时。它也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在俄罗斯当前现实之下，建立一个民族国家是不可能的。缺乏政治参与是其中问题之一……俄罗斯甚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联邦，因为这种国家体制意味着拥有高度自治的区域政治行动者的存在。"因此，"在民族国家和帝国之间，存在着'文明'一词"，而俄罗斯正是处于这个"之间"的一种文明状态。总之，随着国际环境和俄罗斯本身的变化，无论就冷战胜负、地区或全球角色、东西方之间定位、还是民族国家与帝国之间的区分等方面而言，未必能够生搬硬套地把一些尚存争议的定义，或者虽然非常流行、但本身意义还需界定的范畴，就用来简单地界定俄罗斯的国际身份。比如，对于一场大体以和平方式而告终、历史与现实内涵极其复杂的宏大国际竞争来说，非常值得反思的问题是∶ "冷战胜负者"的划分，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实际作用?地区与全球角色的等级划分，有助于衡量国力的大小，但是在当今复杂的情势之下，很难机械地断定一国在千变万化的国际情势中的实际影响力。至于是民族国家还是帝国的身份认同，前者有利于以平等身份栖身于现代国际共同体，而后者则仰仗传统纽带和威望维持与拓展影响力。对于俄罗斯而言，既无法彻底"告别帝国"，也难以像一般欧洲国家那样认同欧洲式的现代民族国家身份。在美国工作多年的俄裔青年学者齐甘科夫深刻地指出，身份认同问题对俄与西方关系的重要影响在于，比起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直接抨击，对于俄罗斯国际身份难以掩饰的藐视，是直接导致具有丰厚历史和治理积累的俄罗斯与西方走向分裂的动因。西方对俄身份认同的认知错位，不可避免地使俄罗斯奋起反击，以历史与文化认同为武器，包括追溯帝国治理的效用和借助历史文明共同体的影响，大大加强其国际抱负合法性的论证。

二、冷战后俄罗斯外交中的民主与专制之争

俄罗斯外交中的"身份之争"涉及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来看待"民主""专制"或"威权"等当代不同国家体制背景下的对外政策问题。

（一）冷战后意识形态与对外政策

冷战结束之际，国际社会较为风行的理念是"超越意识形态发展国家间关系"。在此理念的指导下，形成了冷战结束后最初阶段相对和谐的国际氛围。但是，在此后若干年中，这一观念很快被其他观念所取代。特别是美国以世界事务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引领外交的观念风行一时，大体延续至今。

21 世纪初，小布什政府宣扬的"自由议程"，已经成为超越党派的美国外交的主要思想路线。小布什称∶ "我们这个世界保持和平的最大希望，寄托在将自由广布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这一点上，因此，美国的政策就是寻求并支持每一个国家、每一种文化中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的发展。而且，美国的最终目标就是结束世界上的暴政。"从 2003 年末之后欧亚地区的一系列"颜色革命"，2009 年美俄关系"重启"到乌克兰危机之后的重新对抗，与上述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重大政治事件深刻影响着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2011 年初"阿拉伯之春"的兴起，乃是其中之一。用安琪拉·斯登特的话来说，阿拉伯地区的动荡的确"凸显了美俄两国在意识形态和哲学观念之间的那道鸿沟。美国及其盟国强调的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巴尔干战争的痛苦教训中得出的两大核心原则的重要性，这两大原则就是保护的责任和进行人道主义干预的义务。相比之下，俄罗斯信奉的却是一种传统的、19 世纪的世界观，强调绝对主权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重要性。"但是安琪拉·斯登特在她的著作《有限伙伴∶21 世纪美俄关系新常态》中，始终没有回答她在叙述"阿拉伯之春"对美俄关系影响时自己所提出的问题，也是 1947 年乔治·凯南以"X"名义发表的著名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所提出的那个问题，即国内政体对于对外政策的影响问题。

这一问题事关美国如何看待俄罗斯以此为基础的外交，以及如何基于自身政体看待与俄罗斯对外政策之间的互动。由此，可以观察到的是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的特性。关于这个问题，乔治·凯南在他的日记中有较为明确的回答。第一，凯南虽然在冷战起始阶段提出了"遏制"苏联的核心思想，但也恰恰是他坚决反对当年杜鲁门的全球扩张政策。第二，他固然尖锐批评苏俄的国内制度，但也明确主张冷战政策是有限的政策，要把对抗限制在政治领域，不应涉及军事领域。第三，基于同样的道理，1996 年凯南坚决反对北约的即将东扩。凯南赞成托克维尔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民主政治主导下的对外政策即便做到它最好的程度，也是很不够格的，因为它没有远见，看不到未来，也看不到长远的发展趋势，因此最后必然会导致外交和政治上的无能为力，以及经济上的衰退……·可见，被称为"冷战之父"的乔治·凯南本人与托克维尔一样，并不主张将美国国内民主政治与其对外政策紧密挂钩。从原则上说，非西方国家可以、也应该学习西方的民主治理传统;奉行民主政治理念的国家，可以以此而结盟;但无法要求所有国家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内都变成与自己同一的政体。一旦互联网时代的中东地区出现了要求民主自由的社会抗议运动，无论是共和党的小布什政府，还是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都不愿意错失这样的机会。他们把推进民主自由作为当务之急，而把包括美俄关系在内的诸多务实合作置于次要地位。其中的原因十分复杂，而核心问题在于，作为以民主政治为立国之本的世界头号大国，美国不太可能放弃以意识形态引领其对外政策。相形之下，虽然俄罗斯早已放弃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仍然坚持以国家主权立场和反对外来干涉的观念主导外交，因此美俄间的观念对抗依然不可避免。

普京总统多次公开表达，很多年来，俄罗斯一直被告知，只要放弃了原有的意识形态，与西方之间就能够和睦相处。但事实表明，即使俄罗斯放弃了原有的意识形态，来自西方的地缘政治挑战与压力也没有减少。事实上，俄罗斯在放弃原有意识形态之后，承受的不仅是地缘政治压力，而且是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相交织的压力。虽然这种意识形态之争，已经不是共产主义对抗资本主义，但是以人权、民主、自由为普世价值与基于威斯特伐利亚传统维护主权的观念形态之争，同样紧张激烈。从这个意义上说，回顾乔治凯南在日记中的肺腑之言，有助于人们洞悉当今国际乱局的谬误所在。

（二）乌克兰危机的教训是"民主对抗专制"吗?

欧美国家和乌克兰独立广场运动激进分子所宣扬的观点是，乌克兰危机乃是民主与专制、自由与强权之间的对峙;乌克兰要求加入欧盟，成为真正意义上现代、民主、自由、繁荣的"欧洲"的一部分，旨在彻底摆脱苏联和俄罗斯帝国传统的影响。这一观念在乌克兰危机中得到了极其广泛的传播，并被当作判断是非的标准，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主要的标准。

乌克兰被作为"民主"方的代表是这里的内在假设，如何看待这一假设呢?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弗兰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 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一书中论述了关系到民主制度的当代社会的"四种焦虑"∶其一，进入 21世纪以来，在民主制度方面取得进展的国家发生了逆转，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和不安;其二，一些国家走出了威权状态，却陷入了既非威权、也非货真价实的民主的"灰色地带";其三，民主制度的建立本身不表明治理业绩的优劣，无法履行民主所允诺的好处可能是其面临的最大挑战;其四，普遍的制度不稳定，作为一种政治失败，未能在国家、国际层面对全球资本主义扩张提供恰当的管制。作为典型案例，乌克兰被福山归入上述第三种"焦虑"。按照他的逻辑，乌克兰很难被视为一个有效的民主政体，因为其政治制度无法"向民众提供所需要的基本服务"。

乌克兰危机中形成的普遍共识是∶乌克兰国内宪政多变，国家治理功能衰弱，精英疯狂寻租，人民共识高度匮乏，这乃是造成本次危机的一个长期的内部结构性原因。相比之下，虽然 2011年 9 月 24 日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曾是一个使欧美国家精英普遍感到"并非全然出乎意外"、但"令人震惊"的变化，而且在进入 2011 年秋天之后，经历了21世纪以来第一次俄罗斯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其中包括 2012 年总统竞选的激烈过程等等，但俄罗斯内政出现的较大变化是∶ 重开地方领导人的直接普选，大规模地打击腐败，俄最高领导人与反对派直接对话，万众关注的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被赦免等一系列举措的推行。卢基扬诺夫曾在一次严肃的学术演讲中半认真、半开玩笑地有过这样的表达∶ 同样是转型国家的腐败现象，在俄罗斯，拿了钱的人帮你办事;而在乌克兰，拿了钱的人却是马上消失。实事求是地说，即使按照西方的标准，俄罗斯与乌克兰也都面临着如何在一个急剧转型的社会中实行民主与法治的艰难挑战，很难用"民主与专制"的黑白对照来简单区分俄罗斯与乌克兰内部体制的孰优孰劣。

（三）"民主和平理论"能站得住脚吗?

在有关乌克兰危机的国际舆论和争辩中，一个常见的判断是，似乎一个不够"民主的"乌克兰只要加入"民主的"欧盟，就能够避免目前的危机和冲突，就能够维持当地的和平与稳定。这是欧盟和乌克兰一部分政治家的基本构想。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以及 2013 年一整年乌克兰为加入欧盟的忙碌，基本上也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展开的。这就涉及一个更为普遍的命题;被奉为国际关系基本理念的"民主和平理论"，其大意是凡民主政体就能够建立和维持相互之间的和平，避免相互战争。这个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未经充分证明、却流行多年的说法，一般认为来源康德写于 1795年的《论永久和平》这篇长文。

需要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就康德《论永久和平》所提出的表述而言，他强调的实现和平的关键之点，恰恰倾向于"共和制"，而非一般传说中的"民主制"。在这篇重要的文章中，康德还着意将"共和制"本身与"民主制"相区别。康德的《论永久和平》中直接相关的要点大体包括∶ 第一，永久和平的保障在于有一部保障和平的宪法;第二，永久和平的保障并非是民主制，而是共和制，因为"共和宪法除了其来源的纯粹性（即来自法权的概念之纯粹根源）之外，还有指望达到所期望的结果，即永久和平";第三，"共和主义是'将（政府的）行政权与立法权分开'的政治原则";第四，关于为什么是共和制、而不是民主制才是和平保障的问题，康德认为，"民主政体（依此词的本义而言）的形式必然是一种独裁制;因为它建立一种行政权，使全体针对个人、甚至可能忤逆个人（因而未得到他的同意）而作决定，也就是说，不成其为全体的全体作决定。这是共同意志之自相矛盾，也是它与自由之间的矛盾。"

康德的本意恰恰是，被称为"民主政体"的政治形式存在着透过暴力以达成宪法的可能性，因而其对内、对外表现可能与和平的目标相悖。康德的思想与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所表达的思想异曲同工。在麦迪逊看来，"共和政体之所以优于纯粹的民主政体，主要在于它能缓解党争带来的恶果"。因此，尽管民主与专制问题可以影响当今国际政治，但不构成仅仅以"民主"来决定是否和平的基本理由。何况，类似乌克兰的这一类"民主政体"，自身还有着大量无法与基本民主要求相吻合之处，大大增加了内部和外部的各派政治力量实现和解的困难。进一步言之，无论是"颜色革命"、格鲁吉亚与俄罗斯"五日战争"、科索沃冲突、伊拉克战争、乌克兰冲突本身的动因、过程，还是其外部环境，都充满了各种复杂因素，远远超出"民主抵抗专制"的简单化命题。

简言之，转型中国家理当为推动真正民主制度及其外部关系的理性构建，进行认真尝试。民主体制当然可以、也应当为和平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但是，不能以被大大简单化了的所谓"民主与专制对抗"的命题来看待乌克兰危机，更不能用这一类似是而非的教条，来曲解当今全球转型国家危机丰富而复杂的含义。

（四）来自国际关系史和当下的两个见证

有两个问题值得在这里作进一步的讨论。第一，在国际关系史上，作为意识形态原则的民主范畴，究竟多大程度上曾经在民族国家体系内得到推广?布达佩斯中欧大学教授、俄罗斯与东欧历史学家阿里克谢·米勒曾作过这样的分析∶首先，18-19 世纪，英法帝国在附属国内形成了一些民族国家，英法向这些民族国家的民主输出，借助于帝国"硬实力"和"软实力"。如拿破仑法典的输出，不仅仅是因为人权宣言思想的魅力，"还借助于近卫军的军刀"。其次，19 世纪下半期至一战之前，欧洲议会民主的维系，借助于君主制和皇室（如奥地利）;同时期的拿破仑三世和俾斯麦时期普鲁士的议会制度，则毫无疑问借助于"波拿巴主义"的强权。然后，一战到二战期间，欧洲新生的民主政体更多靠威权主义支撑。再次，在冷战的背景下，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土耳其等欧洲外围国家推行民主，靠的是在主要民主国家建立起来的北约、欧共体等具有强制性的机制，充当"外部稳定器的角色"。同理，冷战结束后，前共产主义国家在推行民主体制时存在大量问题与缺陷，同样依靠了这样的"外部稳定器"才站稳脚跟。最后，21 世纪一波又一波并不成功的"颜色革命"证明，只有当这些国家本身被纳入"外部稳定器"支持下的西方体制内部时，才有可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甚至，2000 年美国大选中艾伯特·戈尔与乔治·W.布什两位候选人关于选票的争端，最后都是由民主制度本身之外的力量——高层内部协调——介入，才得以解决的。阿里克谢。米勒教授通过民族国家体系内民主发展的历史研究证明∶ 如果不是依靠来自外部的强权、暴力、抑或古老传统（如皇室权威）、精英内部调节，民主难以被维持和推广。换言之，如果仅仅是以民主范畴为依据，很难用来作为划分国际关系主体性质的标准。

另外一个重要的背景是，美国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现实主义各派之间，当下正就自由主义霸权的前景展开热烈辩论。与上述争论关系密切的一个论战命题是∶国际政治中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 义、以及崇尚权力均衡的现实主义，究竟何者起着更为根本性的作用?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现实主义相互之间的争论，是冷战终结、苏联解体以来国际政治领域贯穿始终的一场重大争论。这场争论开始于20 世纪 80 年代末弗朗西斯·福山发表的"历史的终结"长文，该文认为自由主义在20 世纪上半叶打败了法西斯主义，在 20 世纪下半叶又"打败"了共产主义，如今已不存在可行的替代选择。世界最终将完全由自由民主国家组成。20世纪 90 年代中期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普林斯顿大学约翰·艾肯伯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戴维 ·赫尔德等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主张要改变"民主政治与国际关系两者之间，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均鲜有联系"的现状，提倡国内奉行自由民主体制的国家"要将尽可能多的国家转变成像自己一样的民主国家，同时促进开放的国际经济，建立国际制度"。他们提出了系统而完整的关于建立"世界主义民主模式"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论述。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乃至乌克兰危机等事件之后，面对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该流派依然对构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持有信心。

对于上述这一派别持有极其强劲批判态度的人不是来自别处，恰恰来自美国本身。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米尔斯海默。第一，米尔斯海默是从国际力量结构不断变化的角度，来看待大国与意识形态相互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在单极世界，像美国这样的"单极国家可以无拘无束地采取一种主要基于意识形态考虑的外交政策，因为它不必与一个大国展开安全竞争。"但当"中国和俄罗斯再次进入大国行列，推动国际秩序从单极转向多极。一旦如此，大国政治就重新回归，意味着美国不再能够无拘无束地追求自由主义霸权，而必须按照均势的逻辑行事。"第二，米尔斯海默认为∶在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现实主义这三大思想原则中，"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几乎总是压倒自由主义。我们的世界很大程度上被这两种强大的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所塑造。"在米尔斯海默看来，自由主义所依赖的两个前提——个体理性和个人权利——忽视了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存在。在无政府主义逻辑主导的国际社会中，个人分属于不同的民族国家，由此导致个体理性和个人权利的实现都高度受制于民族国家体系。民族主义、现实主义为国际体制运行所提供的支持远远强于自由主义。表面上看，米尔斯海默发起了对美国追求自由主义霸权的重重一击，但实际上，他对于在一个多极化世界中，是否有足够理由使用"民主""自由主义"一类意识形态概念来区分不同的外交行为者，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尽管，所有这些有关民主、自由、专制、威权的争论，并不全都发生在俄罗斯，但是俄罗斯却始终成为这些争论中的主题。上述有关俄罗斯外交的主体、身份之争还远未穷尽。甚至越到晚近，有关俄罗斯身份谱系的争议看来越趋热烈。比如，21 世纪以来有关俄罗斯外交最经常被提到的话题，乃是俄罗斯是否是现行国际体制的修正主义者?或者，俄罗斯是否是当代西方体制的最大挑战者?诸如此类。看来，摆在当代国际关系学界面前一个分量不轻的责任，乃是需要重新梳理作为世界大国的俄罗斯的主体身份，以及意识形态观念对当代国际进程的复杂影响。

三、俄罗斯所处的国际关系结构

俄罗斯所处的国际关系结构，包含以下三个层面∶其一，是指俄罗斯在整个国际关系体系历史演进过程中占有的地位; 其二，是指作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东西方文明结合部，俄罗斯的东、西方归属;其三，是指俄罗斯在当代国际范式转型中的结构功能，尤其是在当代几组重要的大国多边关系（如"俄美欧""中美俄"等）中的作用。这是三种不同的从结构角度的观察，既有国际体系总体结构演进过程视角的观察，又有对俄罗斯直面以对的、国际关系史上最为常见、最为含混不清的"东、西"问题分野的关注，还有对于作为基本国际现象的三边关系的动态性结构功能分析。以下将通过多侧面、多含义的结构分析，来揭示俄罗斯外交的多面性。

（一）国际关系体系演进中的俄罗斯地位问题

俄罗斯与国际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之所以值得讨论，是因为这种相当独特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俄罗斯对外关系的特性与禀赋。同时，俄罗斯的所作所为，也在不同程度上参与着国际秩序的变化与重构。

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中，这位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的作者曾这样描述俄罗斯的国际地位; "俄罗斯在 16 和17世纪是否是欧洲国家一部分（因而属于欧洲的国家间体系）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学术上的疑问。但是无论甚至在 20 世纪俄罗斯是否是'欧洲'的一部分对某些人还是个问题，但是没有疑问地，苏联（U.S.S.R）今天完全是（现在世界范围的）国际体系的参与者。而我要提出的论点是，俄罗斯只是到 18世纪才成为（那时是欧洲的）国际体系完全组合进来的成员。"非常清晰的是，在沃勒斯坦眼中，俄罗斯是处于"边缘地带"、以后进国家身份被纳入以资本和贸易为主体的现代世界体系中来的。

如果说沃勒斯坦相当客观地描述了俄罗斯的国际地位，那么曾经位高权重的地缘政治家基辛格在其名著《世界秩序》中有两段话，则略带消极地表达了对俄罗斯对外发展历史的看法。其一，基辛格认为"俄国的扩张形成了一种国家观点。受似乎难以抑制的扩张欲望的驱使，最初的莫斯科大公国不断缓慢地向欧亚大陆延伸，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俄国强盛时专横跋扈，自恃是高人一等的大国，迫使他国对它俯首帖耳;国势虚弱时，则以自身蕴藏的令人生畏的巨大能量掩饰自己的虚弱。无论俄国是强是弱，对习惯与更温文尔雅的国家打交道的西方诸国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挑战。"基辛格对俄罗斯的这一段认知，一定程度上披露了多数西方精英在俄罗斯问题上的深层共识。其二，基辛格还表示，"如同美国当年向西部扩张一样，俄国为自己的征服披上了道德的外衣……美国的愿景令人无比乐观，而俄国的扩张基本上靠的是坚韧不拔的吃苦精神···俄国认为自己肩负着特殊使命，要充当这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然而却受到浑然不懂它的这一使命的危险势力的包围。伟大的俄国作家、充满激情的民族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援引过一句话∶'俄国人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无休止渴望，想在地球上建立一个统一的普世教会。'""内涵不断扩充的'俄罗斯之魂'（日后俄罗斯一些思想家的提法）这一说法包含了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终有一天，俄国人多年忍受的艰辛和折磨会结出硕果;它走过的历程会被证明是正确的;它的成就会受到颂扬;西方对它的态度会从轻蔑改为敬畏……""无情的事实是，迄今为止，基辛格所描述的俄罗斯愿景并没有成为现实。相反，是东西方之间连绵不断的遏制与反抗、制裁与抵制、羞辱与抗辩，成为令人可怕的纷争之源。

然而，无论俄与西方关系处于何等艰难境地，有几个很难被抹杀的事实是∶第一，俄罗斯从世界体系边缘跃居中心的历程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一个世界级大国曾经像俄罗斯那样，经过千年努力，从欧亚大陆纵深地带的一个小公国走到世界舞台中心。无论是在 19 世纪初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体系，还是在 20 世纪打败法西斯之后的雅尔塔体系，俄罗斯曾几度成为决定世界事务走向的顶级玩家。第二，俄罗斯在世界文明谱系中的定位是独树一帜的。千年巨变中，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俄罗斯那样，雄居于纵横东西南北的世界上最大的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地区。这样一种十分独特的地缘文化背景，使俄罗斯形成了以东正教文明为主干，同时既知晓西方、又面向东方，既能博采众长、又在多方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文明构架。第三，俄罗斯在全球体系中广袤的区位特征是无可比拟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疆域的扩展程度达到像俄罗斯那样，即使在解体后依然具有世界第一的规模。这一辽阔空间使俄罗斯不光具备防御外敌的地缘纵深，而且使其能够具有诸多条件与海洋性强敌相抗衡。即使在现代科技条件下，空间优势并没有失却其重大而深刻的战略、政治、经济、人文意义。第四，俄罗斯的善于学习但又敢于抗争的内在张力，在东西方关系史上是令人刮目相看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俄罗斯那样，既曾在彼得大帝以后的几个世纪中成为西方最虔诚的学生，但又迅速成为西方秩序最大的反叛者。在 20 世纪初期，以独树一帜的国家与意识形态建构，独自与整个西方世界长期对抗。第五，俄罗斯在大国之路上那种跌宕起落的命运反差是史所未见的。几乎被人遗忘而又多次反复出现的一个重要事实在于∶ 似乎未曾有过任何一个世界级大国像俄罗斯那样，在 13-15 世纪被蒙元帝国全面统治两个半世纪之后，迅速成长为一个新兴的大一统国家;而在19 世纪初遭拿破仑大规模入侵，在 20 世纪又遭希特勒全面侵占之后，几陷绝境的俄罗斯人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力承受挑战与磨难，最终毫无畏惧地从逆境中奋起，彻底打败了来犯者。包括 20 世纪末苏联解体的极其严峻考验也未能使俄罗斯一蹶不振，而又重新跋涉在复兴强国的进程中。一次又一次从困顿和危亡中起死回生的经历，成为俄罗斯异常宝贵的历史遗产。

俄罗斯争取国际地位的漫长过程，总是伴随着热血与浴火的独特经历，也总是伴随着前所未有的黑白相间、褒贬参半的是非评说。尤其在现代信息社会条件下，当普京励精图治，使国力衰竭的俄罗斯甚至一步一步有选择地重新恢复全球范围内一部分影响力之时，对俄罗斯与外部世界关系看法的争议，更是呈现出两极化的特征。近来，著名国际史专家巴里·布赞提出，要重新梳理国际关系的历史，包括要把影响重大、但一向未引起足够诠释的1689 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19 世纪中叶的俄土战争等案例作为重大历史事件纳入国际关系历史。作为一个重要国际角色的俄罗斯，从边缘到中心的发展轨迹，究竟是对人们习以为常的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一个补充，还是需要另起炉灶来重写国际史，看来还存争议。但是，当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本身发生动摇，人们要求重新梳理历史，发掘导致秩序延续和沿革的各种因素之时，重新思考国际关系史上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现在还保持着独特性的俄罗斯的国际角色，的确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俄罗斯究竟属于"西方"还是"东方"?

百年以降，每当重大历史选择关头，俄罗斯政治精英几乎没有例外地会进行有关俄罗斯究竟是属于东方、还是属于西方的热烈争论。无论俄国十月革命前夕、赫鲁晓夫解冻时期、戈尔巴乔夫改革阶段，都先后出现过各种形式的"东、西之争"。

苏联解体之后，即使在当时西方化的大潮之下，"东、西之争"在俄罗斯依然有过自己独特的表现。从思想上说，恪守本土传统、主张兼容东方的欧亚主义，是 20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用以与"西方化"趋势抗争的一个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从外交与政治上说，欧亚主义并非无本之木。1996 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2001 年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从深层次上说，都是"东、西之争"的产物。

进入21世纪以来，科索沃冲突、"9·11事件"、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北约欧盟同时东扩、欧亚地区"颜色革命"、格鲁吉亚危机、2008 年金融风暴、美俄关系短暂"重启"失败、"阿拉伯之春"等一连串国际波动，直接影响俄罗斯的稳定。当普京决心重新参加总统竞选时，"面向东方"已经成为其深思熟虑的一个战略选择。普京在 2012 年经过激烈竞选，重新当选总统之后，尤其是经过乌克兰危机过程中的全面审视之后，更加坚定了面向东方的战略决策。

尽管直到 2014 年 1 月普京还在欧洲发表的讲话中称"欧亚经济联盟"是欧盟的延续，包括普京在内的俄罗斯精英仍然不仅强调俄罗斯与欧洲的文明渊源关系，而且认为俄罗斯本身就是"大欧洲"或者"欧洲大家庭"中的一分子，既强调自己的欧洲身份，又强调美国、西欧和俄罗斯乃是三大独立的地缘政治实体单位，甚至直到之后几年"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提出，俄罗斯在面向东方的同时，也不忘记自已作为大欧洲之一的身份认同;然而，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普京的回答就非常明确∶其一，"单极世界已经结束"，而俄罗斯是国际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方。俄罗斯应对乌克兰事件的举措，就是向单极世界挑战的一份宣言。其二，俄罗斯具有世界一流的战略力量、独一无二的资源与空间优势，也拥有超级大国的丰厚国际经验，俄罗斯远不仅仅是一个地区国家。因而，面对西方国家冷战后连续不断地打压和威逼，俄罗斯可以在全球层面上做出自己应有的反应。其三，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俄罗斯不仅是"大欧洲"概念之下的平等一方，同时也是欧亚大陆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这"一身而二任"的特殊地位，使俄罗斯具有既面向西方、又面向东方的特殊地位，也决定了俄罗斯在面向东、西取向方面的宽广选择和灵活谱段。这样一个历史地位，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发生变化。

但是，多年来俄罗斯各派精英之间围绕着"东、西之争"，立场远不一致。2015 年9 月 30 日《独立报》曾发表过一篇题为"俄罗斯∶转向东方，但仍会与西方冲突——外用药膏帮不了本国经济"的文章。该文认为∶第一，俄罗斯需要维系并加强与欧洲的合作，而不要寄希望于用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来取代欧洲。第二，在前副总理库德林等人看来，向东转对俄罗斯经济而言并不现实，缺乏深思熟虑地转向东方，可能会引发消极后果。第三，资深专家尤尔根斯提出，要么俄罗斯继续将自己定位成被围攻的堡垒，转向中国;要么重返 2011年时的状态，经济开放，维持一定的增长率。文章的作者来自库德林麾下的俄罗斯现代发展研究所，该机构聚集了一大批倾向于欧美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精英。事实上，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俄罗斯向西方一边倒，认同自己为西方世界的成员。到 21世纪普京执政年代，精英思潮发生变化，原来的西方派精英大量转向中间派，或干脆转入普京阵营。仅一小部分精英，如莫斯科卡耐基中心主任特列宁，还称俄罗斯属于"新西方"。乌克兰危机以来，特别是克里米亚回归以后，在西方前所未有的强力抨击之下，俄罗斯精英的普遍心态再次发生变化。时任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主席、俄罗斯国防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的谢尔盖·卡拉加诺夫曾公开直接地表达，俄罗斯再也不会是西方的一部分了。

就在俄罗斯现代发展研究所的文章发表之前两个月，2015年 7 月 2 日，俄罗斯 《莫斯科时报》网站发表了彼得·罗曼诺夫题为"为什么俄罗斯不是欧洲的一部分?"的文章，该文恰恰相反地提出∶第一，蒙古人曾在早期征占俄国，而俄国在地理上与蒙古较近。事实上，俄国长期以来都是亚洲帝国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这种"亚洲"元素，俄罗斯不会有如此多样的文化和精神特质。第二，这种"国家至上""集体"大众意识屡次帮助俄罗斯渡过动荡，而纯粹意义上的欧洲国家无法也并没有能渡过这些动荡。这种坚韧不拔、在经受考验时团结一致的能力、那些巨大的力量储备、甘愿牺牲、广为人知的愿意"付出代价"的精神——这一切都是亚洲而非欧洲的特点。

有趣的是，一年之后的 2016 年 8 月，在卢基扬诺夫主持之下，《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杂志组织了一次讨论，鲜明地提出了第三种观点∶俄罗斯在外交政策方面无论是选择东方还是西方，都不能改变自我认同意识; 俄罗斯也不可能完全融入世界的某个大洲，否则就会成为美国或者中国的仆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转向东方，而是解决自己跟西方的问题;与此同时，应当更为文明地构建与迅猛发展的亚太地区间的关系。实际上，卢基扬诺夫本人早在 2014 年 12 月的一篇文章中就曾明确表示∶"俄罗斯的历史发展使其具有双重性。它在欧洲摇篮里诞生，而后形成了朝向东方的特点。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讲，含糊不清是俄罗斯的生存之道。"

总体而言，无论上述争论会有怎样的结论，冷战后俄罗斯对外关系的主要活动轨迹，从世纪之初普京刚刚上台时的"重回欧洲"，在乌克兰危机前后，已转移到了"面向东方"的新选择。

（三）三边关系结构中的俄罗斯选择

21 世纪俄罗斯外交的一个突出特点，乃是对于三边关系结构的重视和运作。如果借用年鉴学派"长-中-短历史时段"之说，那么千年之际，俄罗斯在整个世界体系中从边缘走向中央的国际地位的历史性变化，属于一个长时段的结构演变过程;俄罗斯百多年来在全球东西方关系中的定位，属于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相关的中时段结构变化的产物;而俄罗斯在三边关系中的选择，则表现为短时段因应自身实力变化与国际结构动态变迁的战略考量。这三者互相呼应，但各有不同，发生着复杂而紧密的相互联系。

国际关系研究一向注重双边关系，但是往往在双边关系发生与运行过程中，第三方角色起着或明或暗的重要作用。换言之，国际关系通常并不只是双边的，而更为经常的是一种三边互动关系。双边之外的第三方，有时是一个国家，有时则是一个国家群体。就前者而言，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三方角逐是最为经典的例子;而就后者而言，冷战期间美苏对抗背后的不结盟国家，就是这样的国家群体。

三边关系成为流行的国际范式，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比如，冷战时期美苏两极高度对抗，虽有不结盟国家作为第三方的存在，但三边互动并不活跃盛行。只是到了冷战后期，才出现了改变历史的中美苏三角关系。又比如，在后冷战初期美国独霸格局之下，整个国际关系向美国倾斜，三边关系也不盛行，只是到世纪之交，才有了三边关系的活跃化。

世纪之交三边关系活跃化的一个重要背景，乃是出现了单极世界本身的重大转向∶ 国际力量多极化、观念模式多元化、生存方式多样化逐渐成为更具有主导性的国际潮流。而在此潮流变迁的过程中，俄罗斯显示出作为世界大国的独特影响。从历史上看，俄罗斯从来不乏在三方关系中纵横捭阖的经验。而当此国际大变局之下，俄罗斯所起的作用更应刮目相看。

俄罗斯之所以能够在世纪之交以来的三边关系——尤其是大国三边关系中施展身手，有着"先天的"以及当代国际国内变化这两方面的原因。所谓"先天"条件，是指作为世界第一疆域大国，拥有无比辽阔的伸展空间，俄罗斯可以与东西南北的任何一方进行交往，影响其外部环境。同时，俄罗斯拥有能通过陆地无障碍传送的极其丰富的矿产资源、能源以及借自然空间和后天努力所具备的战略实力，有可能成为左右世界事务的重要手段。还包括俄罗斯放眼四宇、兼及东西的独特文明传统，素有"兼济天下"的普世情怀。所有这些资源、手段与传统，皆可作为在多方外交中斡旋的工具。

而世纪之交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化，更为俄罗斯多边外交的施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普京在 2000 年大选中上台，表明的不仅是一个正当壮年、励精图治的俄罗斯政治新星正在出现，还有，这位俄罗斯新政治领袖既与家族集团没有瓜葛，同时又与普里马科夫等比较接近左翼的政治家立场不同。21 世纪初，与年轻的普京总统一起出现在俄罗斯政治舞台上的实际上是一大批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他们与 20 世纪 90 年代的精英相比，没有当年那样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也没有当年那样激进的改革抱负，更没有黑白分明的道德评价模式。相比之下，他们具有一定的管理经验，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训练，一般而言，都有了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比较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稳定，也更为关注奉行管理部门的要求。显然，这样一支国家管理的精英队伍与普京主张强有力的国家内外管理的理念相吻合。普京的核心外交理念，便是在俄罗斯暂处弱势的背景下灵活应变，中庸务实，超越意识形态，推行多边路线，为确保国家主权而搞活俄罗斯外交。这样的精英队伍和外交理念，为俄罗斯"三边外交"的推行铺设了基础。

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不仅在外交上逐渐与西方出现裂痕，而且在内政上也很快发出与西方构想的不和谐音。在对待车臣恐怖主义势力的问题上，美国企图以"人权"为借口，牵制俄罗斯中央政权对车臣恐怖活动的打击，引起了俄罗斯国内的巨大反感。在经济转型问题上，俄罗斯国内广泛争论与反省"休克疗法"对于国民经济的损害。俄罗斯国民舆论对于转型模式的重新思考，势必在外交上要求推行实用主义的、以本国利益为优先的外交路线。加上 1999 年春天爆发的科索沃危机，当时俄罗斯社会舆论的矛头所向，是美国难辞其咎。因此，俄罗斯式"三边外交"的兴起，乃是要求改变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路线与国内政治经济转向这两者相互结合的产物。

在上述内外条件的支持下，俄罗斯"三边外交"徐徐拉开序幕之后，有两条主线可以勾画出二十年来俄罗斯外交的全貌。第一条主线是俄美欧三方关系，这是更多地体现了几百年来占有主导地位的欧美大国间关系的结构性变化的一条线索。进入 21 世纪以来，俄美欧三方关系结构变化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刚刚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东西方对抗，仅仅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就又重新走向相互间的紧张对峙;第二，价值观对立和社会制度竞争依然左右着这一组大国关系，但是，俄美欧三者之间各自为政的独立倾向似乎表现更为强劲;第三，俄美欧三方关系表面上显示出俄罗斯与欧洲更为接近，而与美国越益疏离的总趋势。比如，由于德国坚决反对，北约未能在 2008 年接受乌克兰与格鲁吉亚入盟，这一事态影响深远。但是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等历届美国总统，在任期之内都主动发起过交好俄罗斯的政策攻势，往往在这些关键时刻，欧洲的表现较为迟缓。第四，三方关系中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要素的相互作用异常复杂。比如，多年来对俄欧关系至关重要的北溪管道能源合作，连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严厉打压都未能阻断，而恰恰因为最近的白俄罗斯大选危机与纳瓦利内中毒案，德国居然一度表示愿意因此而放弃与俄罗斯的合作。又比如，尽管俄罗斯与欧洲邻国间的战略安全事关重大，但是欧洲主要国家宁可北约合作进一步松弛，也不愿在美国压力下增加支付北约军费。可见，总体而言，21 世纪以来的俄美欧关系带有过渡期的特征，变化深刻，但尚无定则。

第二条主线，与俄美欧三方关系不同，世纪之交以来的中美俄三方关系，更大程度上体现为现存主导性国际力量与新兴国际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由于中美俄三家乃是当今世界最能够独立自主实行外交决策的三个大国，因此中美俄三方关系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未来世界事务的走向。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美俄三方关系的基本特点是∶第一，中美俄三方关系并不具备任何专有国际条约、专有国际组织、专有国际交往平台，可以说从形式上看是互不交集的一组三国关系;但是，以美国迄今最为强大的综合实力，以俄罗斯所依然具有的战略大国地位，以中国所具有的最大、成长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这是在最大程度上左右着国际发展方向的一组三方关系。第二，自从 20 世纪末新保守主义风行的那一刻开始，尽管始终存在着指望美俄联手打压中国的企图，但是二十多年来，三方关系演进的基本特征是，中俄保持着紧密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既合作又抵制西方的打压分化。第三，从长时段看，构建互相尊重、互利互惠的中美俄三方关系应是各国追求的理性发展方向。但是在各方利益与意向驱动的千变万化的结构动态之下，为抵制任何过度对抗的风险，三方中的任何一方均有可能出现寻求稳定均衡、"中立"自保的外交选择。第四，中美俄三方关系中存在地缘政治、经济战略、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包括文明形态间的长期竞争，但未必一定通过诉诸对抗来实现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妥善处理中美俄三边关系，将会是国际转型期的一个相当长的学习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俄美欧和中美俄这两组最为重要的三边关系之间，同样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总体而言，一组三方关系的和谐或波动会影响另一组三方关系。上述任何一个大国或国家组合是否能够理性应对变局，同样会影响全局的走向。

总体上看，俄罗斯跻身国际体系的千年历程、它对东西方道路的选择、以及它在当代大国关系中的运作，与上述三边结构性关系是互为因果、相互借重的。首先，在国际体系中从边缘走向中心的俄罗斯式的大国成长路径，使它面对东、西两种模式的选择时，既对西方的历史性成就深感钦羡，同时也因自身独特经验而对过度强调西方模式的普适性感到怀疑与不满。这样一种双重态度使俄罗斯在当代大国关系的运筹中，显示出视野开阔而又灵活多样的选择谱段。同时，历经了千年国际体系的复杂竞争，俄罗斯既因长期经受强权挤压养成忍辱负重、坚韧顽强的品性，也因时来运转后国力迅速绽放而尽享攀登顶峰、居高临下的荣耀。这种并不常见的坎坷起落，使得俄罗斯既能承受厄运打击，又善于见缝插针、寸土必争，尽显作为战斗民族的本色。尤其重要的是，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成长与发展的非凡经历，教会它的是如何设定长期战略目标，运用和调处繁复多变的各种结构关系，为实现其体系性目标孜孜以求，不懈努力。

从体系结构变迁的角度看，在此告别旧世界、迎接新秩序的历史性转折时刻，犹如 1814 年、1917 年、1945年每次世界秩序变更中的巨人足迹，俄罗斯再次担当了一个虽众说纷纭、却十分关键的大国角色。

四、周期演进中的俄罗斯对外关系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周期性现象，一直是一个引起人们高度关注和研究兴趣的问题。如果说国际经济研究领域一直存在着由康德拉捷夫周期理论引起的巨大学术探讨空间，那么在国际政治领域究竟是否也存在着受周期现象支配的进程呢? 如果说像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先驱金德尔伯格、苏联地理历史学权威古米廖夫所认为的那样，霸权国家的确都存在着生命周期，那么这一生命周期将会如何影响现实国际政治进程呢?

早在 2010 年代，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一批有志于从事宏观政治经济预测的专家们，发表了有关"政治发展周期∶ 前景预测"的论文集。这批专家聚焦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周期波动现象，不仅专注于该现象的基础理论，而且也探讨迫切的问题，力求警示当代的危机，减缓政治的风险。该文集与其他同类著作的不同之处在于，作者们没有把当代危机和不稳定现象视为个别政治家与金融家"偶然性错误"的结果，相反，专家们认为，这些危机与不稳定现象不过是证明了∶ 新的政治经济模式必定出现，也合乎规律地正在来临。根据康德拉捷夫周期理论，他们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既然1870-1890 年代、1930-1940 年代、1970 年代以及 21世纪以来的危机连续不断，那就说明历史尚未终结。这批专家曾在事前预测和公布了 2008-2010 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以及这场危机将对各种不同国家产生长时间社会、政治后果的信息。早在十年前，他们就断言;"2010-2020 年这一阶段将是确立新模式的十年，也是与此相关的危机持续的十年。"不仅如此，在"阿拉伯之春"和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前几年，他们准确地判断出，2012-2014 年间，在世界范围内和俄罗斯，高度可能发生经济政治危机;2020 年前，正在加剧的社会与人口结构变化，会对美国政治系统形成可能引起骤变的临界压力; 从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开始，由于俄罗斯经济的能源导向，社会政治发展中的惰性取向将成为现实。该学者群体指出，虽然在俄罗斯以及其他的不少国家，决策者和预测专业群体的意见经常不同，但这一点也不妨碍政治家、专业人士、各个政党、国家政权机关之间的密切互动，及时采取措施以应对危局，抵御全球性动荡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显然，有关国际政治经济周期性现象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尚处于起步阶段。尽管本文对国际周期现象的研究既不够面面俱到，甚至也未达到预期的专门性，但这些对周期性现象的若干观察，将成为深入探究俄罗斯对外关系发展特点的基础。本文提出的假设是∶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俄罗斯依然会不断调整东西方关系，但难以重蹈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全面西方化的覆辙。这一假设我们将在短、中、长三种周期性变化的呈现中进行证明。

（一）21世纪以来的"短周期"

自 2000 年普京执政以来相对较短的时段里，历经了"9·11 事件"之后俄美的短暂蜜月。但很快，2002 年美单边退出中导协议、2003 年伊拉克战争、欧亚地区"颜色革命"、北约欧盟同时东扩，忍无可忍的普京终干以2007 年慕尼黑措辞强硬的反美演说、以及 2008 年格鲁吉亚危机中的坚决还击，终结了 21世纪第一波的美俄接近。

2008 年，梅德韦杰夫和奥巴马分别接任俄美总统，开始了"重启美俄关系"的过程，这是第二波的美俄接近。但这一周期以2011 年叙利亚战争、2013 年底开始的乌克兰危机、以及之后一系列西方制裁导致俄罗斯陷入严重危机而告终。

2017年特朗普执政，2018 年普京新任期开始，双方重燃火花。但未成气候之时，就接连遭到"通俄门""间谍案"等一系列危机的阻击。这是第三波的美俄接近。虽然这一波美俄联手尚未彻底终结，但俄方已经有了"当前俄美关系处于历史最低水平"的表达。21 世纪美俄的几番接近，最终皆未成功，其缘由发人深省。

（二）苏联解体后的"中周期"

就冷战终结以来相对中时段的观察来看，其周期性变化更加明显，似乎是普京时期美俄关系"三起三落"的放大版再现。

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冷战末期，发起了自我消解式的全面改革。虽然苏联与西方的关系大幅改善，但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晚期，整个国家陷入了高度动荡、甚至无法收拾残局。戈尔巴乔夫求助美国，老布什以敷衍、嘲笑加以回报。在 2014 年的瓦尔代论坛上，普京与美国驻苏联最后一任大使马特洛克曾有过一段重要对话。马特洛克引用老布什在苏联解体前夕表态支持波罗的海三国稳定的一段讲话，意图表明老布什曾支持戈尔巴乔夫、支持苏联晚期的稳定，为老布什辩护。普京礼貌、克制又尖锐地指出∶ "苏联解体首先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偌大一个国家，如果不是自己首先出问题，苏联是不会解体的。同时，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如果说它在重大战略问题上毫不作为，那也是令人非常不可思议的。"到了叶利钦执政时期，虽然开场是向西方一边倒，但随后而来的是休克疗法失败，最后，西方无情打压俄盟友南斯拉夫，科索沃战争中俄军几平与西方直接开火…. 这是这一周期的起落。普京执政的 21世纪，又重演了先度蜜月、后陷冲突这样的活剧。

在近四十年"放大版"美俄（苏）关系的几起几落中，可以观察到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每逢俄罗斯新领导人上台，总先以美俄交好、推进国内体制西方化改革开始，然后体制改革停滞，最终以美俄冲突不欢而散地落幕。

总之，中时段观察之下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每逢领导人更替而探寻转机的美俄接近，终因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冲撞而无果而终。这样不断出现的循环，将深刻作用于国际转型期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并且这一历史惯性将难以在短时期内得到改变。

（三）苏尔科夫的"长周期"

被称为普京意识形态高参的苏尔科夫，2019 年曾提出"普京主义"是今后长期历史中俄罗斯国家政治建构基础的思想。在他看来，俄罗斯历史上存在过四种国家形式。第一种是 15-17世纪伊凡三世建立的莫斯科大公国，第二种是 18-19 世纪彼得大帝建立的俄罗斯帝国，第三种是列宁建立的苏联，第四种是普京在 21世纪初建立的当代俄罗斯联邦的国家形式。从长时段而言，这四种形式的国家建构，都以不同规模向西方学习，但归根结底，这些都是在不同于西方的历史条件下构建起来的、以俄为本的国家体制。苏尔科夫认为，以"普京主义"为基础的国家建构，即使普京本人不再执政，仍将会长期延续。虽然俄罗斯精英对苏尔科夫的立场一直有不同意见，但是从俄罗斯宪政改革的实施来看，主张以非西方化的、权力相对集中的、以国家主权、国民团结和长期稳定为宗旨的政治取向，还是占了上风。

从短、中、长的周期性演变来看，俄罗斯会阶段性地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调整关系，但是难以全盘西化是俄罗斯对外政治的基本走势。

总之，从主体、观念、结构、周期的视角来观察俄罗斯对外关系，至少使得我们在审视复杂外交现象时，有可能避免就事论事地看待问题。从外交主体的角度讨论，可以深入理解俄罗斯外交角色的复杂含义，从而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教条、僵化，跳出媒体的语境，特别是不至于以"民主 vs.专制"将世界简单地一分为二。从结构角度看待俄罗斯的大国外交，可以进一步了解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非同一般的成长经历，包括其文明结构的属性，以及在大国多边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等。而对于周期性的分析，则提供了多种时段背景下俄罗斯对外关系中反复出现的场景，这对于研究俄罗斯外交演进的逻辑特点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