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与俄罗斯续签《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英欧协议终结“脱欧”；中国签署RCEP，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结束，并宣布争取加入CPTPP——这一系列重大事件表明：当代大国关系在一度“脱轨”之后，已开始进入一个重要的调整时期。
全球转型进入调整期
伴随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包孕宏阔的全球转型随之降临。其内容有：一，各国内部体制转型；二，国际秩序的改革与重组；三，作为内外制度变迁连接物的对外政策与战略的变化。当代的全球转型，即指这宏大壮阔而又极其复杂的“三位一体”的过程。
全球转型可分为几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到世纪之交，全球转型以欧美为导向。从世纪之交到2020年，全球转型逐渐变成一个多元、多样、多极的新发展阶段。这两个阶段分别用了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共约四十年。经过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行，及上述一系列重大事件，全球转型又进入调整阶段。与此前相比，这一阶段可能具有以下演进趋势：
第一，解决内部危机先于对外竞争。
进入国际危机多发期后，冲突频率加快、烈度提升、且像病毒一样，从东方向西方蔓延。先是科索沃危机、“9.11”事件、伊拉克战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是第一波。而后是“阿拉伯之春”、叙利亚与乌克兰危机，这是第二波。到了第三波的地区危机，已向欧美延伸：欧洲难民危机、英国脱欧，再到美国大选后的国会山暴乱。这表明世界霸主本身已成为危机和动荡中心。
在此局面下，美国将花巨大精力应付国内对峙的“特朗普后遗症”。犹如拜登政府新任国安顾问沙利文所言，对外政策首先为美国中产阶级服务。欧盟 急需处理英国脱欧后的内部问题，而欧盟支柱德国亦面临“后默克尔时期”的内部挑战。俄罗斯将面对经济下降与实施“2024议程”的严峻考验。
当然，内部事务优先，并不意味放弃对外抗争。相反，美国依然将中俄作为主要对手；只不过今非昔比，掣肘过多，言不由衷，力不从心。
第二，调整期不排除擦枪走火的风险，但坚守和平依然是大概率的选项。
当代冲突与战争风险来源于：一，结盟对抗；二，以意识形态偏见划分世界；三，妖魔化和羞辱竞争对手；四，挑拨离间破坏稳定与侵犯主权；五，强权霸凌等等。基辛格预言，中美若无合作基础，将爆发类似于一次大战的风险。但事实表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制基础、大国关系（特别是大国三边关系的活跃）、中国签署RCEP、中欧投资协定等区域合作的最新推进、以及普遍不愿意选边和奉行中立……这些基本因素与趋势都有力地制约着战争冒险。当今全球转型依然可能在和平条件下进行，当下仍处于国际机遇期。
第三，新兴力量赶超欧美节奏加快，对华需求与制约并存。
虽然全球化受阻、世界经济下行，但文明、地理、气候、人口等长时段因素凸显，助推东西方力量对比变化。世界重心加快向亚洲转移。新兴国家与欧美在世界事务中的权重，已经从犬牙交错、日益接近，发展到经济总量赶超可期。疫情下各国对华需求激增，证明对华合作大势不可阻挡，同时也表明既合作、又制约的复杂局面势必长期呈现。
第四，拜登执政预示着国际社会进入一个各大国之间重新探索国际转型模式的新发展阶段。一，无论东西，新兴经济体、欧美同时面临着十分紧迫而艰难的国内治理体制改革的需要。二，与此相应，反思大国关系的模式也势在必行。三，在此基础上，世界秩序的构建正在一步一步地呈现出轮廓。与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国际秩序更替相比较，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预示“欧洲内部多元化”的诞生，1814年维也纳体系是英、俄、奥、普等“多文明、诸帝国共治”的确立，二战以后的雅尔塔体制则证明了超越意识形态的“美苏中英法”大国共处时代的来临。总之，日益走向多元化、多极化、多样化，而非霸权横行，是世界秩序每一次更替的选择方向。因此，新世纪世界秩序的转换，也会走上这一历史轨迹。
第五，关注危机处理的战略战术运用，成为调整期的大国较量的重要方面。
总结全球转型中的危机处理案例，可以发现：美国的衰落，很大程度上起自于9·11时的错误危机处理。当时，新保守主义思潮推动下的小布什政府，急于借恐怖主义攻击之机，大规模全球扩张，这才有了从北约东扩到颜色革命，从“阿拉伯之春”到乌克兰危机，乃至最后欧美自己国内爆发大规模危机这样的“现世报”活剧。相比之下，面对凶险疫情和极限施压的巨大压力，中国在坚定不移的危机处理之后，下决心签署RCEP、中欧投资协定、宣布中方愿意加入CPTPP，借势发力，实现重要战略调整。2020年年终之前，中国外交的一系列漂亮转身，可谓“神龙见首不见尾”。
当前的调整期将会持续多久，尚难言定，但2024年前后将会是一个重要节点。一，鉴于拜登以78岁高龄胜选，2024年新一轮美国大选才可能是一场真正决定美国未来一个较长时段走向的决战。二，俄罗斯将以2024年为界，完成12项国家项目建设；普京总统的第四任期也于2024年到期，按宪法修正案的规定，普京可以依法连任，但2024前后也可能另有部署。三，2024年台湾地区的选举，将会是衡量中美竞争与合作态势的一个标尺。历史证明，关键性边缘地区的政治变化，是影响大国关系走向的重要诱因。
相对短暂的调整阶段，是相互调适各大国战略的一个极其重要而宝贵的机会。其一，内政入手、解救危机，此乃大国的历史经验。上世纪30年代，美国从罗斯福新政入手，改革内政，才得以克服危机，振兴国力，并取得二战胜利。上世纪70年代末大危机中，英美以“私有化”改革内政，才走出危机，并掀动了全球化进程，取得引领世界潮流的先机。所以，面向内政、放缓对外挑战，这是国际稳定的一个窗口期。
其二，能否从内政优先，走向大国协调，虽不确定，像2008年危机期间G7走向G20的重大结构变化难以出现，但大国的宏观政策趋于协调，从共同抗疫、协调下行期的经济、乃至相互借鉴处理政府和垄断性企业之间的关系，各大国有众多可寻觅的契机。
以2024为目标的俄式应对
2020年非常形势之下，俄罗斯并未局限于抗疫，而是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以2024年为度，规划12个国家重大项目；以超越2024年普京第四任总统期限的宪政改革，推动构建“长久国家”的实验；瞄准2024年美国下一轮大选可能的政治变局，开始排兵布阵。
2020年早春，俄宪法修正案通过。无论普京本人做出何种决定，新宪法为他可能继任总统至2036年做好了铺垫。普京力主全民公决，由合乎法定多数民意来决定其本人去留，并建立议会与行政间适度分权、总统权限继续加强的总统制。俄罗斯构建“长久国家”的努力得到了多数舆论的支持。纳瓦利内发起的抗议，难以撼动普京的政治基础。最新民调表明：对纳瓦尔内的支持率为20%，而对普京的支持率依然在64-65%的高水平（根据列瓦达和全俄舆论中心两种统计）。其缘由恰如俄罗斯的自由派精神领袖叶甫盖尼·雅辛所言：“危难之中，是普京拯救了俄罗斯。”
疫情中，普京发布7月法令，公布2030年俄经济的远景规划，俄罗斯放弃原有进入全球经济五强的目标，不再提增长和转入服务型经济模式，不设定具体增长指标；承诺2030年GDP高于全球平均增长、普通教育质量进世界前十、贫困水平比2017年降一半；提出非资源非能源产品出口增长70%，也即未来十年内基本改变能源依附型经济模式的关键目标。能源部长诺瓦克最近称，“能源时代已经终结”。如果这并非戏言，那么今后十年俄罗斯改革能源依附型经济模式，将面临的不光是产业结构、制度模式，还有国内利益结构的重大且必定极其艰难的变化。在此背景下，确保谨慎、稳健的国内政治经济进程，合乎逻辑。
对外关系上，《瓦尔代报告》提出 “民主—专制主义”的二元论意识形态话语已失去意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经终结，最不利情况下达尔文主义可能成为国际政治规范。报告强调：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力争避免中美两极对抗成为现实。
而另一份“对外政策新思想”的卡拉加诺夫报告认为：其一，“美+”——“中+”两个不均衡的力量中心正在形成；其二，欧洲错失了成为（与俄罗斯联合的）新世界秩序第三支柱的机会；其三，作为独立力量中心的俄罗斯，应成为——和平的主要支持者、国家自由选择发展道路（主权）的担保者、反对霸权主义与“新不结盟”领导者、及地球环境的维护者这四大角色。该报告尖锐批评当代精英水准下降，大国抗衡连冷战水平都不如；坦率提出以往“多极化”概念缺乏吸引力，力主战略均衡；报告还认为，中国的“命运共同体”和俄罗斯爱国主义、保守主义，及各种左、右倾民族主义，社会不满、“绿色”激进主义将填补意识形态真空。报告高度强调中俄合作战略意义。
拜登接任，俄方持观望立场。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续，为阻止两国关系下滑产生了一定作用。但难现以往每次领导人更替后的“重启”美俄关系现象。原因在于：一，“太阳风”黑客事件、纳瓦利内抗议等事件为仍旧延续的对俄制裁火上浇油。二，近十年来俄罗斯经济不如人意，但军队的武器装备现代化已实现70%的预期目标。三，在北极等战略要地，俄美竞争难以避免。气候问题上，作为能源大国的俄罗斯难免与欧美摩擦。
四，拜登刚刚任命两位俄罗斯问题专家在白宫任职；一位是对俄事务的副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这是在乌克兰危机中通过手机电话，明确干预乌克兰政府重大人事任命，并口出狂言、藐视欧盟，最后不得不赔礼道歉的一位美国女外交官。顺便指出，其丈夫就是知名的新保守主义理论家罗伯特·卡甘。另一位则是与其立场相反的前副国务卿伯恩斯，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主张沟通、不主张过于倚仗武力，甚至反对北约东扩。在这两位立场相左的高官任内，美国对俄政策势必相互掣肘，难定于一尊。
五，富于戏剧性的是，菲利普·埃利奥特在《时代》周刊撰文称，拜登不会像特朗普、也不会是奥巴马，而更像里根时期的对俄立场。但笔者看来，拜登虽比里根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但他不具备撒切尔、里根这一代西方政治家所具备的时代条件和改革勇气。美国国内烽烟四起，早已不是里根时代美国可以号令天下的光景。
俄罗斯与欧洲关系始终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俄欧间有着深厚的传统渊源和密切经济联系，另一方面，俄欧间有着难以克服的意识形态与安全困境，美国也势必从中作梗，掣肘双边关系。“北溪-2号”管线虽有望推进——这是俄欧经济联系的命脉，但拜登不会轻易顺从俄欧接近，而且默克尔党内接班人的几位候选者，居然一年前都还对“北溪-2号”管线持反对态度。此外，乌克兰危机仍然水深火热。欧洲对于纳瓦利内抗议，甚至表现出比美国更高的政治热情。
就在俄罗斯向全球伸展的同时，其周边地区却前所未有的动荡不定。无论是白俄罗斯总统大选风波、纳卡地区争端，还是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变动，这些前苏联盟国出现的变化，究竟是“颜色革命”所致，还是“帝国崩溃”的惯性，抑或当地正在发生的另一种前所未见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瓦尔代论坛知名专家博尔达切夫最近着文所言：“即使俄罗斯在中亚或南高加索的军事政治影响力具有决定性作用，也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准备为这些小伙伴要牺牲自己的利益和有限的资源”。同时，“俄罗斯的西方对手在这些地区干预能力的下降，也促使了俄罗斯的相应变化。”这一重要表述说明“前苏联空间”的治理模式正在发生变化。这意味着内政第一。同时，除了对俄安全至关重要的白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以外，俄愿意在“前苏联地区”其他方面的局势中表现出一定灵活性。
总体而言，今后几年将是决定俄罗斯长期发展态势的关键。以政治保守主义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构建还在演进过程中，但其发展方向与体制韧性经得起压力。改革能源依附性经济模式势在必行，大国空间与潜能尚能提供回旋余地。尽管各方对俄罗斯的实力地位颇多争议，但2020年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国排行榜上，俄罗斯赫然位列第二，仅次于美国。
调整期的中俄关系
第一，若与当代欧美政治所强调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排他性相比，中俄关系注重“和而不同”。无论就其哲学境界，还是对当前国际转型中的复杂情形而言，中俄都要棋高一着。包括当前调整期，如何调处大国关系，化敌为友，转危为机，中俄“和而不同”式的构想也比意识形态的排他性更为合用。但是，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盛行的背景下，意识形态的排他性在一定时期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动员能力。这也对中俄关系提出了更加需要铸造自己的政治定力和构建、交往、传播能力的历史性要求。
第二，全球转型为中俄提供了历史机遇。中俄内外战略的立足点，不仅基于自身国家利益，而且承担着改革完善地区与全球秩序、促使全球顺利转型的大国责任。调整期中，欧美正在拟议一系列针锋相对的举措，将G7七国集团扩大为“民主十国联盟”、举行全球民主峰会、修订新《大西洋宪章》、维持对印太战略的支持等。中俄在尊重各国人民选择的同时，加强提升自身治理能力，维护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合作，乃是根本应对之道。
第三，中俄所拥有的非西方文明传统、当代制度选择、两国强劲地位与实力，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带来与欧美国家之间的长期博弈。调整期中，欧美极端势力会继续使用科技封锁、网络攻击、金融控制、经济制裁等手段打压中俄。即使东西方意识形态抗争有所弛缓，地缘政治博弈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仍不可避免。和平与发展，不只是一个政治宣言，也是一个需要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能得以维持的宝贵国际环境。
第三，中俄都希望与西方合作来实现现代化目标，同时毫不意外的是，也一直存在对中俄分化离间的势力。经过多年的严峻考验，无论中国还是俄罗斯，都坚定维护中俄合作，不愿意以牺牲中俄友好，来换取一时一己之利。值得关注的是，普京在去年和今年已经两次提到：中俄现在不需要结盟，但不排除未来可想象的前景。中方也一再表达过“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不封顶”。这些表达不违背中俄关系所奉行的“不冲突、不对抗、不针对第三者”的重要原则。就全球转型的调整期而言，挖掘战略伙伴关系的潜能，与上述“三不”原则相辅相成。
第四， 面临新形势，中俄关系正在步入一个提质增效的新阶段。中俄关系需超越较多依靠外部危机才推动双边关系的阶段，发掘更多的内生需求来支持长期发展。需要以更多跨部门跨领域的创新机制、更多来自民间的认同、更为丰富多样的精神产品的支撑、以及更更周全的双边与多边合作的互动，来推动合作升等。双边关系中加强精神层面的建设，是关键的提升。
第五，中、美、俄是当今最为重要的三方关系，但三方之间并没有任何专有的共享平台、协议、机制。大国关系的这一真空地带值得逐步填补，寻求更多中、美、俄三边合作机遇。冷战高峰时期，中苏、中美之间尚且在防疫领域开展过合作，当今更有必要从疫情合作开始，来探讨三边关系。中、美、俄也可以经过一段沟通与铺垫，以东北亚唯有的三个核大国身份，就朝核问题发挥自身无可替代的独特影响，并以此推动和重新启动相关的双边和多边对话机制。
第六，欧亚地区冲突的症结，源于若干既是排他、又是扩张式的区域建构的抱负。“一带一路”作为非排他性的、不急于推进刚性的区域建构，侧重项目主导型的务实倡议，因此具有巨大的潜能可穿行于各种区域构建之间。俄罗斯既是“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又是涉及自身利益需要保护的谈判对手。近年来，在中欧班列、重启喀山铁路、金融合作、司法互助等方面，俄方重现合作热情。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诺莫夫最近来沪参会期间告诉笔者，对于多年期待、却未能推进的中吉乌铁路项目，普京总统表示，应该在这一问题上对吉尔吉斯斯坦米尔济约也夫总统提供帮助。这是中俄与中亚国家推进合作的一个好兆头。
第七，中俄科技合作需加强信息交流，中俄合作园区的技术含量仍需提升。农业、物流等相对较易起步的科技合作可大大推进。金融是中俄合作关键。在中俄本币结算增加、俄方对两国资本市场合作兴趣增加之际，建议推进保险、审计、认证、电子商务等合作，对中资企业业务结算和信贷加大支持力度。中方金融机构可以更为创新开放态度促进合作。
近来，俄方与各欧亚国家对于参与中国长三角、珠三角、海南自贸港等国内重点开发区域合作的呼声有所抬升。因此，建议加强和落实这些领域合作可能性的研究部署，组织对中俄关系各领域的全方位、跨部门的深入调研，提升政策执行绩效。俄方学者曾有抱怨，中俄双边经济合作的基础性数据，尚有不实与缺失，与大国身份不符，需认真校正，以进取态度呼应当前的这一新变化。
第八，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100周年，也是苏联解体30周年；同时，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周年续约、上合组织成立20周年的纪念，舆论必有热议。我们需要更多地发掘中俄交往的思想含量和民间积累，展示双边关系对现代化发展、世界历史多样化、大国外交模式、以及当今和平与稳定的贡献。在此背景下，有必要采取积极步骤，拓展中俄在人文社科学术规范构建领域的合作，共同培养政治、传媒、学术、外交等领域——包括具有跨领域禀赋的优秀青年精英。
冯绍雷，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