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历史和长时段的视角来俯瞰当下世界政治的进展，常常能够让人们对当下事件的意义形成更加深刻的理解。我们正在亲身经历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全球转型过程，这是一个少则经历了两个多世纪、多则长达五百余年的宏大历史进程的关键转折时刻。多年来复杂环境之下所导致目前的俄乌危机，以及与此相关的包括中俄在内的当代大国关系，都以全球转型为总体背景。
俄乌危机，作为冷战结束后最大规模、已持续两年的地区冲突本身，犹如“催化剂”、“振荡器”与“反光镜”，深刻地反作用于全球转型，全面、系统且以内生的方式塑造着包括中俄在内的对外战略与大国关系的未来形态。在此过程中，中、俄、美、欧等大国关系的复杂互动，既直接地影响俄乌危机前景，也势必深刻左右全球转型的内涵与走向。
由此可见，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前所未见的、古今关联的、内外交织的挑战与构建并存的时刻。需要以深刻的理论研究和创造性思维对其加以探索和阐释。
本文尝试探讨以下三个正在运行中的国际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一，作为历史长过程的全球转型及当代启示；第二，世纪之交以来全球转型与俄乌危机的相互作用；第三，转型与危机下的中俄合作。希望本文的初步探索能够为理解全球转型提供新的思路。
一、“国际秩序周期演进”问题的争论及其启示
在所有围绕全球转型而展开的研究中，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向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领域有了系统性、开创性的相关研究，也触发了引人深思的争议。有必要对多年的相关探索作一番简要回顾。
大体而言，至少有三类以国际秩序历史性更替为主要对象的国际研究。
第一类研究，以世界历史与国际战略学家、同时也是具有难以比拟的丰富外交实践经验的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博士为代表。在他看来，欧洲三十年战争之后，1648年出现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改变了人类社会仅仅以“帝国一统”或“宗教一统”的传统秩序观，“威斯特伐利亚概念则把多样性当作起点，把各国视为客观存在的现实，以此吸引了情况各异的国家共同探索秩序。到20世纪中叶，这一国际体系已涵盖地球各大洲，至今仍是国际秩序的骨架”[1]。基辛格是这样解释何以欧洲能使“多元化成了世界秩序的典型特点”的，他说：“这并不是说，欧洲各国君主比其他文明的君主更能抵制征服带来的辉煌的诱惑，或对一个抽象化的多样化理想更加执着。欧洲的君主只是缺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的实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多元化成了世界秩序的典型特点。”[2]
在基辛格的叙事体系中，尽管此后历次国际秩序演变都没有那么自觉地达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多元化”背景下的那种“克制”，但是，1814年维也纳条约、1945年雅尔塔协定、直至冷战终结等历次国际秩序构建的实践表明，多元与多极结构确实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维持均衡，避免了全面战争。例如，维也纳体系虽不那么“民主”，是君主体制或半君主体制的欧亚诸列强之间的“大国协调”，但却避免了全欧规模的大战爆发，大体维持了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所说的“百年和平”。而雅尔塔体系虽经历半个世纪可怕的冷战，但毕竟还是维持了美苏等不同社会制度大国之间的划界对峙、共处并存。包括冷战终结后，虽然美国一度单极独霸，但在世纪之交转向多极、多元的趋势出现之后，世界各国人民依然在此基础上保持着对于和平发展的期待。
总之，基辛格从对国际“多极”和“多元”实际状态的承认与尊重开始，经由精心打造的“势力均衡”战略的运用，以“合法性与权力相统一”的理念为基础，追求在“从来不存在一个真正全球性的‘世界秩序’”的国际环境中，去实现“不同类型的世界秩序”的各种抱负间的和平共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认为，基辛格不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且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虽然这一说法与传统国际政治理论的含义并不一致，但这一见解是很有道理的。[3]
第二类，被国际学界视为从事“现代世界体系”，或者“世界秩序演进周期”的研究者群体，其中包括法国年鉴学派代表性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以及意大利“世界体系理论”代表性学者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虽然这一派内部存在争论，但是笔者认为，这一派别理应包括《现代世界体系》四卷本作者、美国左翼历史社会学家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这一派研究的核心观点是，在近代以来国际秩序多次更替的关键时刻，都出现过西方霸权国家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兴起。17世纪欧洲“三十年战争”的结果，不仅是基辛格所说的“欧洲内部的多元化”，而且是荷兰共和国的异军突起。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战争的结果，不仅是维也纳体系的列强并存，更是表现为大英帝国的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造就了一个五大国并存的联合国安理会，但是美国不仅取得了较之当时苏联更具主导性的世界霸权地位，而且即便在冷战终结后世界走向多极、多元之际，美国还是当今最强大的霸权国家。[4]换言之，世界秩序更替之下的常态，乃是多极化与国际力量中心的并存。
在《现代世界体系》2011年英文版第一卷序言中，沃勒斯坦有一段自我表白：“当时我有一个糟糕的想法，即通过研究在16世纪‘新兴的’国家是如何‘发展’的，也许能够更好地理解20世纪‘新兴国家’的发展轨迹。这之所以是一个糟糕的想法，是因为它假设所有国家都将遵从相似的演进路线，……”[5]尽管沃勒斯坦后来对自己原先的想法有所修正，但他坚持从“世界体系”的角度，而不是单个国家角度来观察这一问题。沃勒斯坦批评韦伯（Max Weber）的社会学理论，尤其不赞成“新教伦理产生资本主义”的观点，他说：“所涉及的价值观是伴随着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而发生的，而不是在它之前发生的。我提出，只有通过将各个国家置于他们彼此的关系中来考察，才能理解为什么一些国家在生产效率和财富积累方面成为领先者。”[6]同时，沃勒斯坦认可斯蒂芬·门内尔（Stephen Mennell）对“世界体系”研究的评价。门内尔指出：这“实际上是从历史方面反驳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揭示的、永恒存在的‘比较优势规律’的一次重大努力。它表明，最初在各种社会和经济之间相互依赖关系中的不平等程度是多么小，但随着时间的变化，不平等程度被不断加剧，以致产生在今天被委婉地称为‘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巨大差别。”此外，沃勒斯坦与布罗代尔尽管有分歧，但他们都认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自主性，证明它可以完全脱离国家和政治。相反，它们证明，国家事务和资本主义事务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仅仅是同一历史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或部分”[7]。可见，沃勒斯坦、包括法国年鉴学派的观点之所以会引起争议，是因为这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世界体系的演进更替问题，他们已经系统而内在地对西方政治经济理论的最基础的部分提出了质疑与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乔万尼·阿里吉继承了布罗代尔的观点，更加系统地强调，每次霸权转移都会同时出现以下现象：
第一，全面战争——例如伴生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三十年战争”，导致维也纳体系的拿破仑战争，以及产生雅尔塔体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从金融扩张到衰落——这里指的是，并非如传统观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数百年发展进程是从工业资本主义，经商业资本主义，然后才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的。事实上，从荷兰共和国、大英帝国、直到美国霸权的每一个霸权周期之中，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从工业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直到金融资本主义的循环起落。
第三，以领土为基础的强大国家——“传统观点是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或多或少是同一事物；国家权力是同这两者对立的。布罗代尔（作者注：还应包括沃勒斯坦）则认为，资本主义从其出现到扩张完全依赖于国家权力，并构成为市场经济的对立面”[8]。事实上，年鉴学派的“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乔万尼·阿里吉总结道：每次国际秩序的更替，都是以上所言“全面战争”、“金融从扩张到衰落”、以及“以领土为基础的强大国家”这样“三位一体”的产物。毋庸置疑，阿里吉对世界秩序更替的历史总结，直指当下的全球转型。
尤需指出的是，2009年，阿里吉在为自己1999年所写《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时代的起源》的后记中指出，“尽管西方主导的全球帝国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与15年前相比，今天以东亚为中心的世界市场社会似乎更有可能是当前全球经济政治转型的结果……中国已经开始取代美国成为东亚及其以外地区商业和经济扩张的主要驱动力”[9]。
第三类观点，以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为代表，这是一位向上述“世界体系”与“世界秩序更替周期”理论发起挑战的权威历史学家。他在2010年出版的三卷本名著《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的中文版序当中写道：“我之所以决定撰写一部由无数微小关联构成的历史，是因为与那些阐述宏大理论的著作相比，这类历史写作迄今较为罕见。”[10]奥斯特哈默不太愿意与之为伍的“宏大理论”类历史著作，首先指的就是伊曼努尔·沃勒斯坦的著作。他在稍后的论文集《全球史》中曾这样表示：“世界史与一种向历史学开放的社会学之间的上一次交锋发生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是在‘世界体系理论’的号召下发生的。世界体系理论的创立者是美国的非洲专家兼发展理论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他属于当时世界上顶尖的社会科学学者。他通过与法国大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对话，也获得了较高的历史学声誉。由于沃勒斯坦的理论比较机械，而且与特定的术语捆绑在一起，所以只有少数历史学者接受沃勒斯坦及其追随者所捍卫的正统形式。”[11]而奥斯特哈默对布罗代尔的态度更为含蓄。他曾这样写道：布罗代尔“在论述15—18世纪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发展史的著作中，的确是把整个世界都拉进了视野，仿佛在他看来，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布罗代尔小心翼翼地避免让自己陷入关于世界史问题的争论，他所感兴趣的话题并不是这一时间框架内的科技、贸易结构或世界观的重大转变，而是社会以及社会内部网络的运转方式。令人惊讶的是，布罗代尔式的全景式视角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仿效。”[12]
奥斯特哈默的表达尽管委婉，但是立场很清楚。第一，他明言自己的重要著作“放弃了以国家、文明或陆地空间为标准的地域划分”。显然，这与布罗代尔、沃勒斯坦所强调必须将国家、文明、地域空间与资本主义发展合二为一地加以观察与分析的观点相异。第二，奥斯特哈默坦承，他“强调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重要性”。[13]很明显，这与年鉴学派与沃勒斯坦批判殖民主义的立场明显不同。第三，从方法论上说，奥斯特哈默不主张过多地强调历史科学应具有预测功能。例如，阿里吉曾认为，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时期之后的东亚有可能成为取代欧美的世界主导性力量，而奥斯特哈默则在他的新作《全球史》中比较隐晦地写道：“没有什么可预测的：亚洲的未来就是它的过去。”[14]在他看来，亚洲以往“停滞不前”的历史，势必预示其未来的难有进步。此外，尽管奥斯特哈默并不完全拒绝近现代世界历史发展存在着时空统一性，甚至对某些他所认为的世界历史中重要而共同的节点，还做过系统论证，但是，他与年鉴学派和沃勒斯坦的区别在于，他并不主张把世界历史过程视为一个相互关联、全球统一的过程；他也不太相信，如此宏大、复杂、多样甚至会出现反复的世界历史进程会受某种“规律”（布罗代尔对此非常强调）的先天命定式的支配。相反，他更多地关注细节、局部、多样性、偶然性、非同步性、多线条线，而不是宏观整体、进程划一或世界历史的单线条发展。
如果对上述有关“国际秩序周期演进”的多种不同见解作一简单归纳，并且更多关注其相互补充、相互修正的内容的话，那么，拟提出以下初步的判断：
第一，世界历史进程并非单线演进，而是既充满偶然性、多样性、曲折性，但在不同时代、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上又确实存在着整体关联、辩证统一、螺旋式演进的历史趋势与时代特征。国际秩序的周期性演进并非臆造，乃是一个并不外在于人类的能动精神、主客观因素相结合、并不断受到历史启示的复杂进程。
第二，近代以来，国际秩序演进的两个基本特点是：一方面，每次国际秩序的更替既走向多极、多元趋势，但也存在着全局意义上的力量中心。“多极”与“力量中心”并存，是理解国际秩序演进的关键。另一方面，每次国际秩序更替几乎都是“全面战争”、“金融领域从扩张到衰落”、“主导性国家出现”这样的“三位一体”的产物。这对观察当下国际秩序演进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参照。
第三，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国际秩序演进与更替，可能会出现“转轨”。也就是说，并非如以往那样，仅有西方文明国家才可能主导世界，而是前所未见地出现了西方文明圈外的力量中心在一定条件之下可能成为更替候补者的戏剧性变化。
第四，不可忽视的是，需要从更加广谱、多元、多线条发展甚至会不断出现反复的维度，从更多领域、更多案例、更多学科知识的反复思辨中，系统周到地思考未来的变局，而非沉湎于缺乏依据、主观随意的所谓“预测”。在思考国际秩序更替的复杂问题时，既避免条件尚不成熟或代价过大的“提前上位”，也高度警惕国际乱局中原主导国家影响力在关键领域的“已经缺位”。全球转型进程的高度不确定性，规定了这一态度的必要性。
二、当代全球转型与俄乌冲突的相互作用
俄乌冲突是世纪之交以来全球转型的一个“镜像”。这场危机映射出这一关键时刻全球转型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需要通过对危机的透彻分析，全面客观地评估这场冲突对于当下全球转型的作用与影响，客观鉴别转型与危机互动中的心理观照与叙事体系的真伪正误，深入发掘这一阶段全球转型进程中的深层结构性变动走向，全面梳理危机与转型中的关键现象——全球化进程的实际趋势。唯有如此，才能对转型中的挑战作出回应，也才能真正为俄乌危机这一类大规模冲突找到出路。笔者认为，俄乌冲突至少从以下四个方面深刻影响着当代全球转型。
（一）冲突加快全球转型的节奏，但催生“决战心态”
俄乌冲突的爆发大大加速了全球转型的演进节奏，不仅无情揭示出各类矛盾，也催化各国“决战心态”涌动。
从纵向线性视角看，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巴里·布赞（Barry Buzan）教授提出，从19世纪西方的殖民化、二战后美国主导世界事务、冷战后美国甚至曾一度称霸世界，一直到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之际一个“去中心化”的历史潮流的出现，标志着一个长时段的全球转型过程逐渐成形。[15]
而从横向系统结构看，正如旅美俄罗斯学者安德烈·茨冈科夫（Andrei Tsygankov）所言，全球转型是指：国际秩序变更；国内体制沿革；连接这两者的对外战略与国际关系，这三种结构进程的系统综合体。[16]
从冲突各方的动因来看，俄乌冲突不言而喻地从“纵向”与“横向”两个角度同时作用于“全球转型”。
就国内转型来看，俄罗斯与乌克兰代表着两种不同内涵的社会转型，前者强调本土，后者则着眼欧美；前者固守本土自主，后者奔向“民主阵营”。道不同，不相为谋。俄乌冲突，缘起内部体制选择的差异，势必进一步强化以内部体制的构建作为解决外部冲突的基础。
从区域角度看，2014年笔者曾经在《欧洲研究》撰文，提出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各自推进的一体化，两者虽都符合市场原则，也在不同程度上关注内部平等，但两者对乌克兰的你争我夺，体现出各自为政的排他式区域建构的缺陷，不仅成为克里米亚危机的诱因，也势必作用于未来欧洲地缘经济、政治、安全结构的形成。[17]
从全球层面来看，俄罗斯要终结单极世界，但美欧则竭力维护西方主导地位。诚如普京总统2023年10月5日在瓦尔代论坛上所说，“特别军事行动与领土占领无关，甚至与地缘政治无关（按笔者的理解，这里的‘地缘政治’应该指的是北约东扩），而是事关国际秩序的重构”[18]。然而，对于西方世界来说，国际秩序更替的问题，不仅事关利益，而且关乎荣耀。奥巴马曾于2014年5月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明言：“我们的军队天下无敌，……我们的经济活力仍居世界第一，……我们是各国有史以来无人能及的联盟轴心。……美国始终是一个无可取代的国家，上个世纪如此，下个世纪亦是如此。”[19]从这一立场出发，美欧重启结盟，强劲反制俄罗斯，实属势所必然。事关国际秩序大局的两相对立之下，双方最终在国际建构最为脆弱的安全领域——以乌克兰为聚焦点的俄罗斯与北约关系上——爆发军事冲突。从后果来看，这场冲突揭示出了现有国际体制中的结构性弊端——各类全球以及区域性组织的现有功能尚无法阻遏类似俄乌冲突的大规模危机。因此，相关领域的改革、提升与强化势在必行。否则，世界将不得安宁。
同时，这场冲突促使人们更加全面地考虑：如何调处局部变革发展与作为环境的外部世界的相互关系。比如，一国有权独立处置内部事务与外部发展问题，但如何与外部国际环境相协调？又比如，一国有权选择自己的外部结盟关系。但是，一国处理自己事务的独立自主原则与地缘政治所强调的保持大国间适度空间隔离与缓冲的客观需要能否共处？再比如，一国领土主权完整的国际公认准则，与尊重一国内部民族自决自主权限，这两条国际法基本准则如何统一？在科索沃危机与俄乌冲突这两场危机上述原则之间出现对冲与争议时，人们是怎样调处的？总之，早先阶段全球转型所强调的改革发展、独立自主的通行原则，在国际环境发生若干变化后应如何运用于不同的场合，使之减少外部阻力，避免国际冲突？显然，俄乌冲突以十分尖锐的方式捅出了这些全球转型中实际上早已存在、但远未被解决的问题。
客观地说，无论从纵向线性，还是横向系统结构的角度看，无论从宏大目标，还是从实际上需要具备的推动全球转型的物质基础与思想心理条件而言，当代全球转型都应该是一个迁延时日、相对漫长的历史过程。但是，俄乌冲突这场经多年酝酿发酵的地区矛盾，在2022年升级为大规模军事冲突后，使得全球转型这一本来被认定的“漫长过程”迅速加快了节奏。冲突过程中各类潜藏矛盾被无情揭破，尤其是战场上的生死博弈，与本来就广泛存在的激进情绪相耦合，催化着更为广谱的“决战心态”。
上述“决战心态”的动因来自各个方面：爱国热情所推动、意识形态所驱使、现代传媒所鼓动、战略政策所激励、党派利益所使然。就俄乌冲突的当事方来说，即使在乌克兰2023年的“春季反攻”失利并转为“战略防御”后，依然有相当一部分人不顾民族牺牲的巨大代价，呼吁在战场上彻底战胜俄罗斯。至于俄罗斯，在面临西方集体打压的巨大压力下，曾有高层精英一再表示，不放弃动用战术核武器以解救危局。直到普京明确表示，现在并没有到生死存亡而需要动用核武器之时，这一舆论才逐渐告退。即便如此，俄方旨在以决断方式对抗北约东扩推进的初衷并没有改变。即使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也期待大大加速，并早日结束美国霸权。值得关注的是美欧的表现。俄乌危机发生后，欧美决策精英并非全无节制。但是，至少是在缺乏准确预判及周全谋划的情况下，听任危机步步升级，而不顾可能发生的巨大意外风险。这一点，早已为欧美舆论所诟病。其中，首先是国内选举政治的考量，大大压倒了对战争风险的客观冷静评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欧洲。当2024年初，美国党争迫使停止对乌援助之际，欧盟反而挺身而出，一举通过了540亿欧元的对乌援助计划。欧盟此举不仅在于寻求战略自主，相当程度上，也以所谓“时代变迁”为理由，旨在通过对乌克兰的支持，凸显其早已准备担当地区甚至全球领导、但迄今壮志未遂的这一政治抱负。为此，居然完全不顾经济恶化与民众抗争，一反欧洲决策精英阶层一向的冷静与理性，铤而走险。2023年《经济学人》评论文章早已预见了这一趋势，指出“现在欧洲才是乌克兰最大的支持者，而不是美国。”[20]如此罕见的局面表明，俄乌冲突正是这种“决战心态”的“助燃剂”。
（二）冲突助推“再转型”，而意识形态叙事扭曲这一进程
俄乌冲突的第二项重要影响在于，它的出现深刻作用于当代全球转型的“再转型”进程，但排他性意识形态叙事则甚嚣尘上，对于全球舆论产生了负面干扰，“再转型”积极内涵被严重扭曲。
冷战终结以来的全球转型，在世纪之交，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再转型”。
以笔者这一代人的经历而言，“转型”就是改革。从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转向市场、民主、法治为内涵的体制改革，乃是冷战终结后几乎所有计划经济国家的主要目标，学习西方是其主要内容。同时，当年也着重考察过原苏联东欧国家如何反思传统体制，推进改革。这是四十多年前，中国俄罗斯欧亚研究学术领域之所以得以形成的一大起源。
到世纪之交，即20世纪90年代下半段以及21世纪最初几年，改革还在推进，但环境在发生变化。当时，俄罗斯遭逢北约东扩，中国则遇到了台海危机；1997—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西方游资不约而同作用下形成的东亚金融危机，事实上在俄罗斯也同步发生；而1999年美国轰炸俄罗斯盟友南联盟，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也同时被美国导弹袭击。总之，世纪之交的外部压力推动着中俄不由自主地相互接近。
2001年，笔者当时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做访问研究。当时该院欧洲系主任、美国欧洲问题权威学者戴维·卡莱欧（David Calleo）在一次谈话中问我：“你老是说‘转型’，那么美国自己要不要‘转型’呢？”事实上，当时不仅是戴维·卡莱欧，而且有一批美欧学者都发起了西方社会本身需要一场改革的呼吁，包括大量深刻严肃的学术批评。笔者豁然开朗，转型竟是涵盖西方、包括美国本身在内的一个全球过程。
“9·11”事件爆发，尤其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西方社会的自我批评也在深化。但同时，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精英却反其道而行之，高调主张弘扬意识形态，回归西方传统价值观，并且以强硬手段在全球推广民主，以此维护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在新保守主义支配下的美国霸权扩张，颇有点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当年主张“不断革命”的架势，事实上，这两者之间尽管南辕北辙，但还的确有着若干思想史上的关联性。“9·11”事件后不久，欧亚地区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颜色革命”。如果说，1994年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融洽的前提下，尚能签署乌克兰向莫斯科移交战略核武器的《布达佩斯协议》。但到新世纪初多轮“颜色革命”博弈后，“转型国家”学习市场与民主的初衷受到严重挫折。俄罗斯与乌克兰这样的国家虽都处于“改革转型”进程中，但早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下分道扬镳。毫无疑问，“颜色革命”是推动全球转型“再转型”的一大背景。
笔者清晰地记得，2003—2004年间，普京在国内推动加强中央政府权力，回收原来已给予地方的自主权，抓捕掌握了大量国家战略资源的俄最大私企尤格斯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大体与此同时，中国在2003年组建了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划国企的海内外发展，同时出现了一场关于“国进民退”的经济大辩论。显然，这与20世纪80—90年代“学习西方”的总体氛围相比，确有改变。中俄出现了强调自主性与开放改革相结合的“再转型”。在此潮流播迁的背景下，地处欧亚东西方文明结合部最西端的乌克兰，在东拉西扯之下，却一步步向欧美靠近。
2020年代，随着俄乌危机不断恶化，“民主对抗威权”的冷战式意识形态死灰复燃，成为俄乌冲突中重建、扩大美欧军事同盟的主要工具。2022年以后，随着俄乌冲突升级为大规模军事对抗，欧美话语占优势的舆论又进一步将“民主与威权的对立”这一叙事广为传播，成为冲突相关国家动员国内、对抗俄罗斯的必备叙事，更使得意识形态的冷战式对立似乎重回主流。
实事求是地说，欧美国家在几个世纪的民主实践中有着远比非西方国家丰厚的积累，非西方国家学习与完善民主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欧美各国具体的民主实践并不等于都可以照搬到非西方国家。用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话来说，丹麦与英国的国家制度“并不是任何国家都可以模仿做到的。”[21]虽然，非西方国家民主的构建也的确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但这不等于说，民主可以强行从外部输入。无论是民主还是集权，当各不相同的内部治理的“神圣目标”被用作为地缘政治工具进行外部扩张时，其结果一定是流血冲突与残酷战争。一方面，危机频生的国际动荡时期，普遍出现的民族主义回溯、国家与政府权力重新强化的现象，如何使之避免引发与激化国际间纷争，这不仅是在战略与政策层面需加以把握调控，而且需要在理论诠释方面得到进一步妥善改进。另一方面，当代欧美体制内部的乱象，严重扭曲了作为人类共同价值目标的“民主”、“自由”的本质与形象。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一如既往地强行实施“民主输出”，也实在是相当荒唐。
原则上说，笔者并不同意被称为美国超现实主义理论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大国纷争，必有一战”的观点。但是，在他看来，冷战结束之初的美国单极称霸时期，自由主义原则支配下的国家内部转型尚可能得以推进，多极化发展态势也可以容忍。但是，新兴力量多极化趋势一旦强劲崛起，本土的自主性与自由主义的“普世性”之间的紧张呈现，自由主义原则就势必向欧美自身的国家利益与地缘政治利益让步。某种程度上，米尔斯海默所说的自由主义若与民族主义、地缘政治相遇必定会一败涂地的尖锐言辞，从一个侧面道出了问题的关键。[22]
总之，世纪之交全球转型过程中的“再转型”趋势，在俄乌冲突你死我活搏杀的场景下，被全面扭曲成了意识形态对抗性的叙事。对此，无疑应作出客观理性的有力辨析。另一方面，也完全应该以此为契机，以加强和深化民主的切实并有效的实践来进行回击。
（三）冲突凸显“深层结构变迁”，但国际力量对比依然互有进退，互相交织
俄乌冲突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揭示出全球转型中的“深层结构变迁趋势”。总体上看，国际力量格局依然在对立中互相交织，攻守中互有进退。但诸多新现象的出现，推动着研究者们采用新的概念，或者拓展老概念的内涵，来对此加以诠释。本文尝试使用“半秩序”、“不选边”、“大三角”、“转焦点”等关键词来表达经由俄乌冲突而显露、并产生着重大影响的若干深层次结构性变化。
1. “半秩序”
俄乌危机首先揭示出的，乃是冷战终结以来国际制度中的“半秩序”状态。这种“半秩序”状态，与世界战争和革命所带来国际秩序变更的一个关键性区别，在于苏联解体和冷战终结后的国际秩序变化，是在相对和平的条件下进行的。在战争与革命条件下，就像斯大林（Joseph Stalin）所说，坦克开到哪里，就可以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制度。但和平条件下的国际秩序转型不一样。
一方面，原有国际体制机制出现了大量变更甚至空白和灰色地带。比如，最为关键的联合国安理会机制还在发挥作用，但由于俄乌冲突中当事各方各执一词，安理会的功能已被大大地削弱。包括曾经发挥协调与管理作用的国际机制，诸如欧安会功能、明斯克协议等都被一一边缘化。
但另一方面，“半秩序”状态不同于完全没有国际体制机制发生作用的无政府状态：国际体制机制构架仍然存在；大国间沟通管道并没有被堵塞；国际危机管理有大量先例可供参考。最近的信息表明，国际社会各方尤其对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等关键国际组织恢复各自的核心功能抱有殷切期待。而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张文才担任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兼首席行政官的最新进展，首先证明，推进国际关系制度化构建与改革符合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同时也表明，目前的“半秩序”状态，实际上显示国际组织体制的运行结构处于“半危机”状态，不仅亟待改变，而且事在人为，也存在着推进改革的深厚潜能。
2. “不选边”
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力量，很多是具有相当丰厚历史传统的文明古国，几乎所有金砖国家和G20新兴国家都曾经是历史上雄踞一方的强者。国际大变局之下新兴力量“第二次崛起”中的群体集结，[23]乃是当今国际力量结构的关键性特征，并与西方的相对衰落形成对照。新兴国家不仅以前所未见的强劲势头推进经济增长，而且表现出长期发展潜能。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从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冲突，到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一直到2022年的俄乌大规模军事冲突，面对这一连串长期持续的冲突，绝大多数的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采取了不结盟、不选边的中立主义外交路线。他们不愿意追随欧美盟国，与俄罗斯对抗；同时，也明确反对战争，主张以和平方式与政治途径解决冲突。正如《经济学人》的文章所指出的，俄乌冲突中，就整个国际社会而言，占世界人口数量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主张不选边、不制裁。这里首先是指金砖国家、上合组织国家、绝大部分东盟国家、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其实，就金砖国家而言，不单单是这一次不选边、不制裁。例如印度，甚至早在1956年，当时的印度谴责美英出兵苏伊士运河，但并不谴责1956年10月苏联出兵匈牙利。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国际史现象。总之，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奉行和平中立与不结盟立场有着深长的渊源。但是，与以往相比，它们在俄乌危机中的表现尤其显示出在政治与安全领域迅速成熟起来的巨大潜能。
3. “大三角”
从世纪之交以来的进程看，与上述变化密切关联的是，大国间三边关系、三角关系组合也呈现出从传统大国均势转向倚重南方国家的客观趋势。[24]
随着欧亚地区的冲突激化，欧洲国家曾希望借助俄、美、欧三边互动发挥影响。比如，2008年美国拉乌克兰、格鲁吉亚加入北约，以期打压俄罗斯。德法两国出面阻止。稍后，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五日战争”中，法国出面调停，旨在借美欧俄三边互动，制约美俄对抗，以保持欧洲稳定。
而在另一方面，世纪之交以来，美国几乎每一届新政府上台都始终念念不忘通过联俄制华，在美、俄、中三角关系的构架中占取优势。[25]但在2016年以后情况骤然发生变化。2017年，美国公开同时把中俄作为竞争对手，表明它原先所期待的美、中、俄三角互动并不能如愿以偿。与此同时，俄乌冲突的升级，表明欧洲借欧、美、俄三边互动谋取均衡的努力也告失败。在此背景下，冷战后一度活跃的俄、美、欧三边关系与美、中、俄三角关系都变得相对凝滞
与此呈现反差的情景是，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成为各方争取的重点。换言之，在参与重大冲突的对立双方之间，南方国家已越来越成为举足轻重的第三方。这是俄乌冲突后国际三边关系领域的新现象。这里有两种结构性趋势：一种，在俄乌冲突的当事双方处于对抗性状态下，中国反对战争、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同时，鉴于俄乌冲突事发所具有的“复杂历史经纬”，中方主张确保相互安全，反对追求单方面的绝对安全。这一组三方构架中，中国与绝大多数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
俄乌冲突中呈现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三方关系结构变化的客观趋势，就是从原来还曾起作用的俄美欧三边关系，在屡经挫折后转向一个新的三方关系构架：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支持乌克兰与俄罗斯对峙，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则持不选边、不结盟、和平自主的战略立场。这三方之间呈现出十分清晰的三足鼎立之势。在这一总体背景下的其余三方关系，比如，中美俄、中欧俄、中美欧等多方组合也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上述关键三边关系构架的变迁。
4. “转焦点”
这里的“转焦点”指的是，与上述大三边关系结构变化的趋势相吻合，当代冲突与危机焦点正在从东向西转移，而这与经济政治重心向东偏移的情况，呈现出正好相反的趋势。
在近年俄乌冲突持续的同时，哈以冲突爆发，台海局势紧张，这成为全球三大最主要的冲突热点。以往西方列强在欧洲保持着战略均衡，而借在亚洲制造、推动战争与冲突来维持均势。就像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列强在欧洲维持均势，但却在亚洲发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以在亚洲的伸展博弈来维持在欧洲的均衡。但现在的局面不一样。这一次，人们看到的是，比如，尽管民进党在中国台湾地区选举中获胜，但不仅美方明确表示反对“台独”的政策不变，中国大陆在表示坚决反对“台独”的原则立场的同时，以尽可能克制的态度对此做出反应。这预示着两岸之间尽管依然存在着高度敏感的态势，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在今后一个阶段中防范擦枪走火、乃至于更大规模的风险。这里所显示的一个明显反差是：与以往正好相反，亚洲地区暂时保持着和平状态，但是，欧亚地区的俄乌冲突与中东地区哈以冲突却冲突难止、战火不断。这一新格局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一方面，旧金山元首峰会后的中美关系，有可能在一个阶段中使中美两国避免对抗性冲突。而中美关系即使是暂时的稳定，都是有利于整个亚洲的安全与发展的。另一方面，作为目前阶段的舆论和人心之所向，即使其他地区战乱不定，但是，作为当下与今后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依托，亚洲不能乱。
总之，亚洲相对地维持稳定，欧亚与中东则继续动荡。就区域格局对照而言，这表明冲突焦点的偏移。而从深层次上的力量对比来说，这是权重转移的一个标志。
（四）冲突推动向“复数全球化”的转化，但脱钩断链威胁仍在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在他的著作《全球史讲稿》中，第一篇文章就开宗明义地提出：认为全球化具有划一而明确的定义，“这是一个不现实的假设”。据此，他在阐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全球化”概念的变化时指出：到2016年，与以往全球化进程相反，普遍出现的是“碎片化和去全球化趋势，民主的倒退和世界上许多国家新出现的强势的民族主义”。因此，奥斯特哈默提出，“全球化这个词往往要理解成一种复数”[26]。如果说，在奥斯特哈默看来，2016年对于全球化的理解是展开了一个新的阶段的话，那么，在该书成书四五年后，俄乌冲突大规模爆发的2022年应该被视为是单数的“全球化”转变为一种“复数”全球化进程中值得关注的特殊时刻。
被俄乌冲突大大强化的“复数全球化”现象有几种表现形式。
第一，俄乌冲突以及随后西方严苛的对俄制裁，造成欧亚地区乃至更大范围内的传统产业链、物流链、金融链的大面积中断，同时也催生着新产业形态的打造、新贸易通道的开发、新支付方式的采用、新区域合作方向的开拓。一方面，以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开放为支点，以俄罗斯整个经济东移为标志的地缘经济格局的重组，并不局限于俄罗斯与中国，而是包含着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广大地区。这样一个宏大地缘经济新格局的形成，与传统全球化的超越国界主权的做法不一样，将会更多地强调主权，坚守本土利益。这意味着上述广大地区与国家将在既要对外开放、又要维护主权，比以往全球化进程更为复杂多样的局面下推进区域与全球合作。这将是一个更为艰难的尝试改革的过程。另一方面，在全球化遭逢挑战、不得不改弦更张的情况下，首当其冲的俄罗斯，究竟会是退守“堡垒”、隔绝交往，还是尽一切可能继续与世界大市场保持联系？从2023年6月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的情况来看，即便是在当时如此艰难的条件下，普京都不愿意开历史的倒车，他公开宣布决不走原苏联封闭锁国的老路，而是主张继续开放。20世纪90年代笔者在莫斯科专家研究所进行合作研究时，曾有机会观察过当时的优秀青年专家纳比乌琳娜（Elvira Nabiullina）的工作状态。现在她作为俄罗斯央行行长，首先坚持以市场经济的方式，维持俄罗斯经济运转，而她背后的最大支持者，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这可视为在俄乌冲突冲击背景下“复数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尽管，这还仅仅是一种大国立场的表达，还没有在全球范围真正得以实现。
第二，俄乌冲突爆发之后，遍及欧洲的能源危机，以及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粮食危机，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在人们对2016年出现的‘特朗普现象’记忆犹新、惊魂未定之际，这一波新的动荡又给疫情尚未终结的世界市场带来了巨大冲击。此后，随着俄罗斯能源供应的重心从欧洲向亚洲的转移，以及与中东地区加强合作，特别是俄方宣布以卢布、而不是以美元、欧元结算能源交易，似乎意味着一个以能源大宗商品为锚定物基础的新的国际贸易结算方式正在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打探未来的格局和发展路径。与世纪之交的欧元问世，以及稍后日元一度试图对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发起的挑战相比，俄乌冲突带来的国际货币格局的变化，虽还远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规模也相对有限，但是，对未来新兴国家的国际货币合作带来了富于想象力的期待。继能源之后，俄乌危机以来得到提升的主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间粮食贸易与自给自足水平的提升，在多大程度上将会带来非美元货币结算规模的相应扩大，也引人注目。在美元依然保持强势地位的背景下，在此之外的多种货币国际合作网络的形成，可视为“复数全球化”现象正在逐渐形成之中的另一个侧面。
第三，作为“单数全球化”进程的关键部分，全球性的减排去碳进程，要求各国减少使用传统能源的比重。然而，俄罗斯作为能源输出大国，是依靠油气贸易所获顶住制裁狂潮的。这一情况将深刻作用于俄罗斯的减排进程。此外，危机中欧洲各国甚至重新启用了包括煤炭在内的传统能源，而作为世界LNG第一出口大国的美国，依靠LNG出口支撑经济稳定增长，也不是一个短期的需求。可见，正是俄乌冲突，包括由此而实施的西方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推动形成了减排去碳的“单数全球化”与继续维持传统能源经济的逆向的“复数全球化”之间的又一层紧张关系。
总之，从“单数全球化”走向“复数全球化”，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俄乌冲突所揭示的，不光是“华盛顿共识”下的“单数全球化”与多极化趋势下的“复数全球化”之间的对立，而且，“复数全球化”并非就是“单数全球化”的逆反，有些仅是某些区域、某些领域的重新启动与配置组合，两者之间存在着复杂互动。此外，问题在于，由敌视带来的隔绝与脱钩，不可避免地还将存在相当长的时间。
根据上述变化，笔者的初步判断是：
第一，俄乌冲突陷入对峙局面，折射出与此有关的全球力量格局进入了一个互有攻守但又互相胶着、各有千秋却又高下难分的总体相持阶段。
在这样的相持阶段，至少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一方面，“人类文明共同体”的观念明确地宣示：当今时代已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取代另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文明取代另一种文明的时代。当年的苏共二十大也曾提倡过“和平共处”，但是未能避免在联合国大会上敲皮鞋，也未能避免古巴导弹危机。归根结底，还是在于没有避免“相互埋葬意识”。因此，如果真正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切实付诸实践，虽必定还会经历不可避免甚至是非常残酷的博弈，必定还会面临一波又一波惊涛骇浪的冲击，但是经过长时间努力，最终还是存在着“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机会与可能。另一方面，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的正确战略路线迄今留下深刻的历史启示。老一辈专家学者常提及，他们的同代人中很多人正是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理解了当时既不可能走速胜路线，更不做投降派，从而以坚忍不拔的打持久战的决心，毅然投身抗战。时移世易，但在面临前所未见的强劲挑战，需要对若干种可能的前景做出重大选择之际，《论持久战》的原则依然是我们的重要理论与战略思想依据。
第二，以朝鲜战争的逻辑而告终，乃是俄乌冲突的可能前景之一。
一年半以前，我曾经试图把战争与俄国内体制转型相关联加以观察：一方面，从两百年左右的历史看，如果说每次世界大战（1812年欧洲反拿破仑战争、一战、二战）总以俄苏获胜告终（一战中苏联的脱颖而出也可视为一次重大成功），然后国力增长，国际地位上升的话，那么，与此相反的另一方面就是，两百年来，俄国与周边的战争几乎都遭遇失败，并激起了俄罗斯国内的重大改革。比如，19世纪50年代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导致1861年农奴制改革等延绵多年的重大变化；1904年日俄战争失败导致1905年宪政改革；1920年波苏战争失败，间接地导致1921年新经济政策的问世；1979年阿富汗战争导致戈尔巴乔夫改革，等等。当时我是尝试对战争与国内转型两者间的相互关系作初步的逻辑推演。但俄乌冲突的情况却更为复杂。事实上，战争史上也没有任何一次大规模国际战争可以作简单类比。问题之一，俄乌冲突既是周边冲突，但又伴有明显的全面对抗的背景。因此，这一场冲突的结局可能会胜负参半。问题之二，尽管俄罗斯在战场上已扭转颓势，但它所面对的整个北约是否会心甘情愿地公开接受这一事实？当下的欧盟继续大规模支持乌克兰坚持对抗，以及美国将于今年春季也紧跟发布新的对乌援助的总体方案，就说明，战争在2024年有可能延续，直至美国大选。问题之三，2024年不仅是几乎所有当事国的大选年，而且一批利益相关的国家也将面临大选。这些因素必定以各种方式影响俄乌冲突的发展轨迹，各种可能都会出现。即使冲突双方以类似朝鲜战争的方式收场，也即俄乌双方（实际上是俄与北约）以停止战争并长期搁置最终胜负为终局的话，那么，是否会导致俄罗斯社会出现一种与前述两种情况都不一样的发展趋向？是否会出现冲突之后既不是国力大增、地位提升，也不是失败背景之下激起国内的重大自由化改革，而是比较长期地延续目前的体制状态，以所谓不同内涵的“威权主义路线”，在尽力维持稳定与安全的前提下，既不会回到高度集权的原苏联状态，也不会走向西方民主；既不会完全封闭，甚至还会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追求开放与合作，但也更加不会回到20世纪90年代那种“放任式自由经济”？或许，会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在上述这两种可能之间徘徊移动。当然，需要说明的是，俄乌冲突以朝鲜战争的方式结束只是一种基于逻辑推演的假设，不排除在各种突发因素的作用下的更多选项，包括这一冲突迅速扩大规模而失去控制的可能性。
第三，俄乌冲突也衬托出，中国选择不结盟、不选边、公平正义、和平发展的外交路线的明智与远见。
俄乌冲突爆发后，一个讨论很多的问题是，面临当今拉帮结派的狂潮，中国是否只能以结盟对抗的方式相抗争。问题的另一面是，鉴于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以及延续至今的中国与欧美之间规模巨大且影响深刻的经济、科技、社会、人文等诸方面联系，能否回到20世纪末那个被称作为“韬光养晦”的年代。从俄乌冲突的表现看，中国既没有轻易地走向结盟对抗，也没有重新“韬光养晦”。中国在尝试走一条既是独立自主、不结盟、但是恪守原则，最大限度地将本国意愿与国际和平、安全、公正、稳定相关联的战略路线。与匆忙走向结盟对抗、或简单主张回到80年代相比，选择走上述第三种路线，肯定会经受更多复杂环境的考验，操作上也因更为细致微妙，显得更艰难。但是，放眼长时段，以中国目前的国际地位和所应承担的责任，以中国目前所拥有的能力来看，这是一个更为允当的历史性选择。二十世纪之初，日俄战争在中国领土上爆发。当时的中国在外交上也持“中立”立场，但腐朽的清政府根本无力御强敌于国门之外，只能容忍强邻在自己的国土上厮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国民党政府也曾考虑过采行“中立外交”。蒋介石在1945年1月的一篇日记中就写道：“若我能自立自主，中立不倚，则彼（笔者注：指苏联）当能尊重我中立地位。”[27]但蒋政府的中立外交路线设想，在当时国力不济、列强纷纷插手的情况下，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新中国建立以后，经过“一边倒”时期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也经过“文革”非常时期的考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外交真正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公平正义、不结盟、以和平发展为目标的广阔道路。独立自主的不结盟政策，并非等同于简单的“中立”。而且，这看似仅仅是外交路线，事实上，这也是在全球转型复杂进程中的路径选择问题。中国力求通过确保安全、利于发展、主持公道、和平共赢的方式，既确保自身权益，也力倡万国开和平。
三、中俄合作与“亚洲地中海”的未来构想
中俄合作需要在全球转型的关键领域与核心地区表现出它强劲深刻的穿透力。“亚洲地中海”就是这样一个能够体现当前中俄合作高度与前瞻性的重要构想。
20世纪末，法国经济学家吉普鲁（Fraancois Gipouloux）曾经提出“亚洲的地中海”的概念。他认为，发展中的西太平洋地区——具体地说，指的是从日本海至马六甲的西太平洋广大沿海国家与地区，可以像欧洲地中海一样，不光可以通过长期经济繁荣发展推动各国合作，而且可以在政治、社会、文明构建等各个领域为人类作出贡献。吉普鲁教授当时还应邀在华东师大做了讲演，他的题为《亚洲的地中海》的专著也已经翻译成中文出版。[28]
面对亚太地区拉帮结派（奥库斯、印太四国、五眼联盟、包括北约欲染指亚洲）的挑战，在不放弃加强国防以抵御外敌的前提下，还必须发挥地缘经济的巨大优势，以尽可能的合作抵御对抗，以共赢争得民心，以包容开放的区域构建为着眼点，为摆脱当下危机寻找新的突破口。吉普鲁的“亚洲的地中海”的构想具有这样的一种功能：它贴近国际转型所面临的问题，连接各方的战略需求，符合全球与区域多方发展的综合利益。当然，为实现这一目的，各方必将付出极其艰苦的长期努力。
推动“亚洲地中海”这一构想的客观依据在于：第一，俄乌冲突后，俄罗斯经济重心决心向东转移的战略安排，为亚太地区的区域化构建，提供了新的因素和十分重要的机会。同时，亚洲地区长期增长态势为全世界所看好。而亚洲今后在长时段中所需要的能源、粮食、环境、农产品、洁净水等大宗物资，以及需要一个有待开发的广大市场环境，而俄罗斯当属最为便捷的来源地之一。俄罗斯与西太平洋国家之间存在着互补合作的巨大机会与空间。
第二，当今世界在中美紧张对峙的同时，还存在着一个广大中间地带。包括在安全与经济方面还不得不兼顾两头的大多数中间立场国家。近年来，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推进表明，如果运筹得当，还可能争取到与已被美国拉上战车的国家互利合作的机会。王毅外长最近提出的推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的重要倡议，就可以看作是一个标志性安排。这说明，遏制亚太地区一些国家携美遏华的态势，需要从政治与地区安全角度应对，同时，也完全有必要运用经济杠杆来求破解。甚至，客观地说，中美关系的稳定也对这样新的地区构建有着期待与需求。
第三，不仅俄罗斯与亚太地区之间合作有待加强，而且，随着气候条件的变化，北极航道的开通，又使得西太平洋地区有可能通过欧亚大陆的北方通道，与欧洲之间开展往来。笔者所在的俄罗斯研究中心在前十余年曾参与一个有俄罗斯、挪威、新加坡、韩国、日本、后来还包括德国学者参加的“最后的边疆”的多国研究项目，延续多年对这一研究项目的参与，使笔者感受到各国学者专家对经过北方航道连接欧洲与西太平洋地区经济的巨大热情。虽然，俄乌冲突使国际局势复杂化，但俄罗斯经济向东方转移，远东西伯利亚的开发开放，加上北方航道的逐步开通，从长期而言，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推动欧亚合作的战略机遇。
第四，2021年以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乃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所确立的区域合作框架。这个以东盟为主导、中国积极协助其开展合作的区域板块，有着发展与北方伙伴合作关系的多年积累。而若干年以来俄罗斯也在东盟国家深入发展关系。无论在经济、政治、科技、防务等方面都取得了引人关注的进展。当前全球化的低潮时期，需要有像“亚洲地中海”这样的地区构建，从区域合作出发，来重新激发全球化的动力。特别是在不同地区合作机制出现的背景下，提出“亚洲地中海”的概念构想，有助于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进程。换言之，如果能够在北方的俄罗斯与南端的东盟之间构建起一片有效的经济合作地带，不言而喻，对地处南北之间的中国而言，就能够相当程度上改善周边地缘政治环境，就有了更大的进一步推展多面向合作的基础与空间。因此，“亚洲地中海”是当下我们从全球转型和经略欧亚的大局出发、重新估量对俄合作战略地位的一个可供选择的长远抓手。
第五，今后中国的内外经济循环，将从以往四十年以欧美市场为主导，逐渐地演变成为在力争保持在欧美市场份额的同时，在大陆欧亚以及西太平洋地带寻找战略支点，以平衡、补充在欧美市场的缺失。“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就是希望在欧亚大陆西向运筹，从而找到战略突破口。多年以来，尽管“一带一路”倡议在其他各方面都有推进，但是，俄罗斯与带路的对接，还存在着可以大幅度提升的空间。中俄不仅可以向欧亚大陆纵深地带发展，而且可以在推动俄罗斯与西太平洋地区国家发展合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进一步经济发展与安全保障，也需要有“亚洲地中海”式的合作来提供机会。无论是图们江出海口的取得，无论是从渤海湾南下到整个中国沿海空间的发展；也无论是两岸与南海的稳定，俄罗斯因素的参与都将是势所必然的趋势。从形式上看，这是从经济着手；但随这一局面发展而来的，将有可能是整个地区的安全机遇与稳定空间。
就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而言，东北图们江地区原来就有着对俄罗斯合作的良好基础，“亚洲地中海”的总体推出，势必有利于中国东北地区口岸条件的改善。随着中俄产业联合开发在东部沿海地区的推展部署，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的大型深水港口建设的环境也正在迅速得到改善。作为南北海域通道的必经之地，对未来俄罗斯与西太平洋南部地区合作发展而言，这是已初具规模的良好基础设施条件。早在2007年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已经是黑龙江的内贸货物中转口岸，令人欣慰的是，2023年5月，海关总署同意吉林省增加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港（海参崴港）作为内贸货物中转口岸，这是中俄合作的一个重要进展。
尽管俄乌冲突仍未停息，亚太地区原有合作纽带正面临脱钩断链的严峻挑战，而且上述相关各方合作意向与潜能的发掘远非轻而易举，而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开拓过程。但是，以“亚洲地中海”为目标的中长期目标的未来区域构建，不仅将为中俄合作带来新机会，而且，通过西太平洋地带的稳定发展，还有望为整个跨太平洋地区，乃至于给整个全球转型进程活力与空间。
注释：
1. [美]亨利·基辛格著：《世界秩序》，胡利平、林华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24页。
2. 同上，第3页。
3. 2019年底，在尼尔·弗格森访问上海期间的小型座谈会上，笔者就其所著的《基辛格传》向弗格森先生提问：为何将基辛格称作为“理想主义者”，而不是一般所言的“现实主义者”。弗格森博士专门就此做了详尽回答。
4. 根据布罗代尔、沃勒斯坦、阿里吉著作观点的综述性表述，具体内容可参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施康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现代世界体系》，郭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意]乔万尼·阿里吉著：《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时代的起源》，姚乃强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
5. [美]伊曼努尔·沃勒斯坦著：《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郭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英文版第一卷序言第2页。
6. [美]伊曼努尔·沃勒斯坦著：《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郭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英文版第一卷序言第2-3页。
7. 同上，英文版第一卷序言第6-7页。
8. [意]乔万尼·阿里吉：《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时代的起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13页。
9. [意]乔万尼·阿里吉：《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时代的起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473-474页。
10. [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著：《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强朝晖、刘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页。
11. [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著：《全球史讲稿》，陈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12页。
12. [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著：《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强朝晖、刘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01页。
13. 同上，绪论第4页。
14. [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著：《全球史讲稿》，陈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140页。
15. [英]巴里·布赞，乔治·劳森著：《全球转型——历史、现代性与国际关系的形成》，崔顺姬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49-276页。
16. Andrei P. Tsygankov, “From Global Order to Global Trasition”,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019, Vol.17, No,1, https://eng.globalaffairs.ru/articles/from-global-order-to-global-transition/
17. 冯绍雷：“欧盟与俄罗斯：为何从合作走向对抗”，《欧洲研究》，2015年第4期，第43-66页。
18. 普京于2023年10月5日在瓦尔代论坛上的讲演，笔者在场聆听了他的这篇讲话。Cм. Заседание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5 октября 2023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 /president/news/72444
19. “奥巴马在西点军校2014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双语）”，2014年5月30日，https://language.chinadaily.com.cn/news/2014-05/30/content_17555058.htm
20. “Europe, not America, is now Ukraine’s largest backer”, September 11, 2023. https://www. economist.com/graphic-detail/2023/09/11/europe-not-america-is-now-ukraines-largest-backer
21. [美]弗朗西斯·福山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25页。
22. 参见[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李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23. 关于世纪之交新兴国家群体上升被称为“第二次崛起”，乃参照华裔学者熊玠的提法，特此说明。
24. 在讨论该问题时，研究者常常在相同语境中同时使用“三边关系”和“三角关系”两组概念。在笔者看来，“三边关系”主要指俄美欧这种三方之间有着专有工作框架的关系，比如，冷战之前曾有的“欧安会”，以及在冷战结束后一直存在的“欧洲安全合作组织”。但是，像中美俄之间并不具有这样调处三方关系的专有工作框架，却又实际上发生着相当重要而又微妙的互动，故在此处选择沿用原有的“三角关系”的说法。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三角关系”并非专指具有对抗性冲突的这样一种大国关系。
25. [美]詹姆斯·戈德盖尔、迈克尔·麦克福尔著：《权力与意图——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俄罗斯政策》，徐洪峰译，北京：社会文献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80-384页。
26. [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著：《全球史讲稿》，陈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9-15页。
27. 蒋介石：《蒋介石日记》,“1945年中心工作”，1945年1月；47.48.49.General，Volume 1，美国胡佛研究院档案馆。
28. [法]弗朗索瓦·吉普鲁著：《亚洲的地中海：13—21世纪中国、日本、东南亚商埠与贸易圈》，龚华燕、龙雪飞译，北京：新世纪出版社，20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