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许多事常常是由于机缘所促成。我对春明与他的小说的认识最切也是由于偶然的机线所促成的。一九七四年年底．我与家人重返阔别了十年的台湾，过了农历年节以后，开始在台大讲授《思想史方法论》，遇到了一批极为奋发有为的青年朋友，从他们的身上我重新看到了台湾的希望，也重新燃起了对台湾的关怀，也可以说，在他们的导引之下我重新发现了台湾。在我重新发现台湾的过程中，春明的小说可说发生了很大的功效。这批青年朋友不时拿一些近年来出版的文学作品给我看，记得最先看到的，是春明写得最精彩的一篇：《看海的日子》。当时对这篇作品之杰出的艺术成就与深远的道德涵义感到非常震惊，一改过去对台湾文坛的印象。台湾曾被人讥为“文化沙漠”，十几年前我对台湾文坛的印象正与这句使人听了不甚入耳的评断相去不远。实在没想到十年后会有这样了不起的文学奇范在台湾的泥土上出现。我看完那篇小说以后，急迫地赶看看春明写的其他作品，同时也开始看钟理和、杨达、陈映真等人的作品。我对台湾文坛的成就，在阅读面开广以后，观感变得复杂起来，不能继续保持当初那种浓烈的惊异之情；不过最处如果没有这种新发现所带来的惊异之情，我也许不会继续去接触台湾文化中这一个令人兴奋的层面。
第一次见到春明是他在一九七六年访美的时候。那年秋天他来麦迪逊①，在威斯康辛大学讲演，谈的是文学创造与语言的问题。我发现他是一个充满了热烈情感．很自信，对生活之观察非常具体而细腻的人。他当时主要是以文学工作者的观点，谈论台湾方言因受社会与经济变迁的影响，所遭受到的威胁与因扰。我觉得他这种从具体事实出发来谈论他所关心的事，极为对劲。会后，他光临舍下小聚，大家也谈得甚为相投。一九七七年与今年暑假我返台小住时，也曾与春明相聚。作为一个台湾杰出的小说家，我看得出他心里的负担不轻，但春明的感受与想像力极强，今后如能更相信自已，他的成就将是无可限量的。最近欣闻春明已荣获策三届“吴三连文艺奖’；我除了为他所获得的实至名归的荣誉感到高兴以外，同时要为吴三连文艺奖基金会这样识人的决定而喝采。我谨在此预祝他将来的创作得到更丰硕的成果。
一
春明是一个天生的小说家。在这种小说家的意识中，并不需要学院里的，表面看去很复杂但有时是非常做作的理论，作他的创作基础。这种小说家成名以后，跟着而来的许多对他的小说的解释，以及把他的小说按上象征这个、代表那个的名目，有时反而对他增添了不少困扰。(不少文学批评的理论，虽然表面上看去很复杂，实际上却往往是因为要建立它们的“系统”而根除了许多应该仔细考虑的相关因素，以致犯了形式主义的谬误。)因此，在这种情形下，他会很坦然地说，当初写作的时候实在并没有想到这些名堂。他之所以要写，是因为他好像被一种庞大的魔力抓住一样，身不由主，非写不可。在他实际写作的白热阶段，振笔疾书，哪里有时间去推敲，去斟酌。这种自然流露、热烈迸发出来的作品，往往力量特别大，像江河滚波而来，感人至深。这主要是由于此种作品能直截了当地洞察(认知)一面〔或数面)人性的“真实”——一面(或数面)常被旧式的、新式的、制度化的、与草野的陈腔滥调所遮蔽的“真实”。换句话说，也就是这一面(或数面)对“真实”的认知驱使他无所顾虑，非写出来不可。
春明在《青蓄公的故事》、《看海的日子》、《儿子的大玩俱》与《小班的那一顶帽子》中所展示的世界是一个极不公平的世界，然而在这个世界中被剥削、被践踏的人却不知从哪里得到那样充沛的力量，自灵魂深处播散着爱、怜悯、坚忍、宽容与牺牲的精神。这种精神给予这些从世俗观点被认为是“小人物”的人们的生活以庄严之感，并肯定了人的生命是由勇毅，自尊、希望、怜悯与爱而得其伟大。在充满了贪婪、卑鄙与不公的世界里，这种精神居然“无动于衷”，顽固地存在着。这使春明十分惊异与叹服。他所惊异与叹服的，不是作为社群的人们，而是在社群中的个人，这个几乎令人不可思议地不受外界干扰的人的灵魂的完整性。他因为深受其感动，所以不能不把它写出来。许多论客，一再强调寿明是一个同情“小人物”的作者，但用“同情”这两个宁来形容春明的心情实在是很皮相的。他听了一定会啼笑皆非。那些春明笔下令人感动的小说，绝不是“同情”所能写成的。那是源自热烈的爱、冷静而细腻的观察与充沛的想像力三种不易揉合在一起的因素相互激荡而成之设身处地、形同身受的同一之感(empathy)。这种成就对春明而言并不是一蹴即得的，是他从＜男人与小刀＞哪种沉洒于从自拎走向自我毁灭的小小的虚无意识中走出，在展视芬芳的泥土与拥抱广阔的世界时，与他身边最熟悉的、植根于东台湾乡间具体生活环境中的人物神会的精神旅程。正如他自己所说，那是一个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
二十世纪的许多文学作品所反映的，往往是浮躁、疏离，虚无玩世不恭等精神失落的现象。如果作家们所看到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把世界写成这样当然也无可厚非。春明却从他所熟悉的乡间人物的生活，看到了其实世界中人性的尊严；因此他能够走出那梦魇的世界。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些人的生活给了他启示的缘故，但，他如果没有本领来接受这个启示，当然仍是毫无结果。约瑟夫·康拉德曾说，文艺的中心关怀是从人生中发现什么是基本的、持久的与本质的。文艺工作者的方法与科学家和哲学家不同；他不是采用系统研究与论辩的方式去探讨他所关心
的问题。他是根据内在的力量——一项内心的“天赋”，这种天赋使人能够具有快乐与惊奇的本领，能够产生别人的痛苦即是自己的痛苦的感受，同时也能够产生与世上一切的生命相契合的情感。如果一个作家依据这种天赋所给与的资源从事创作的话，他自然知道什么是文艺所优先关切的东西。在嚣杂的世界中，这种文艺所优先关切的东西常被蒙蔽，有时一些作家也以为反映嚣杂与失落是他们的优先的关切。但正如索尔·贝娄所指出的，如果我们能避开叫嚣的环境，走向安静的领域，文艺所优先关切的东西仍是清楚可闻⑨。这个清楚可闻的“真实”是蒲鲁斯
特所谓的超越现实目的之“真正的印象”。文艺工作者的天职就是把这些“真正的印象”用艺术的语言与形式表达出来。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文化一直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许多作家深感与文化和生命琉离．因此文学思想史家奥尔巴哈曾说：“许多作家不是写出了光怪陆离、隐约地令人恐惧的作品，就是用吊诡与极端的意见使大家震惊。无论是由于对大众的藐视、对自己灵感的崇拜，或是由于一个不能同时既单纯而又真实的可悲的弱点，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对于他们所写的东西根本不做帮助使之得以了解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之下，许多文艺作品远离康拉德所说的“中心关怀”、无宁是可以理解的。
但文艺工作者究竞如何从人生中发现什么是基本的、持久的、与本质的呢？文艺的中心关怀在于追寻人生之意义与指引人生之意义〔这种活动是经由展视与描述人学中具体的事情而进行的。此处所谓“展现”与“描述”与宗教和哲学的活动不同。宗教诉诸人的企求、恐惧，与对宇宙的神秘之感，而哲学则在于说理。文艺曲“展视’活动与哲学的“说理”活动当然也可能包括对宇宙的神秘的感受在这一方面，三者可以汇通，在其他方面，三者不同⑧．)既说是追寻人生意义，当然已经预没人生是有意义的；否则，如果假定人生并无意义，那么“追寻人生意义”的任何活动便是不通而可笑的。另外，追寻人生意义的活动，同时也蕴涵着已经意识到对于赖以衡量人生意义之标准的掌握；亦即，对于何种人生取向才有意义与何种人生取向井无意义已经具有无法明说的了解与感受。否则，如果毫无根据，那么在追寻人生意义的过程中，一个人即使找到了答案，他也无法知道那个答案就是答案，因为他必须根据已知的标准去衡量，才能知道那个答案是正确的。用博兰霓的哲学术语来说，我们对人生一切事物不关怀则已，一旦产生关怀，在不能表面明说的“支授意识”中就已经与宇宙中的“真实”产生接触，我们就在这种渐渐深入的接触中，接受宇宙的“真实”的启发与指引，进行各种迫寻人生意义与发掘真理的创造活动——亦即更深一层地认知宇宙的“真实’的活动。
但是，现代文明中各式各样的实证主义与化约主义对这种认知宇宙的“真实”的创造活动产生了极大的干扰与威胁。实证主义以为凡是不能经由感官接触的、不能证明的与不能明说的东西部不是真实的，所以都不可相信。因此，道德与精神便被界定为情绪。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sociological functionalism)与绝对历史主义则以为所谓道德与精神只是社会环境或传统演变的产物，它们具有维持社会秩序与促使历史发展的功能，但它们除了扮演一种角色以外，本身并无意义。(这派学者即使承认道德与精神本身之存在，不可完全化约为它们产生的背景，同时它们的意义也不止于在社会与历史中扮演一种角色：可是他们因受自己的化约主义的牵制，对道德与精神之本身意义终究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另外，心理分析学说则把道德与精神化约为欲望的借口。
这些现代的教条，事实上，是现代虚元主义的思想基础。承受着这些现代文化冲激的台湾，在学术界与文化界发生了三种现象：第一，文化保守派用陈腐的教条来应付这些新的教条．这一派往往与政治利益结合，除了造成一批火牛以外，因为只是在那里从事一厢情愿的要求，并未仪开放心灵的分析，所以在思想上说服力不大。第二，一些在学院中主张行为科学的人，对于行为科学是由实证主义衍生而来的思想渊源不甚了了，因此，他们所肯定的道德价值与他们的学说之间产生了不能协调的现象。行为科学家们，在现阶段的台湾政治与社会发展中，有相当程度的正面贡献，但他们的学说因受其基设的影响，只能视价值为中性；他们所谈的“价值”，事实上只是一种功能，所以只能从相对于让会需要的角度来谈，没有更高的意义。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行为科学是无法建立价值系统的．第三，那些主动接受现代虚无主义的人，则以为作为一个现代人，应该自甘于虚无与玩世，甚至以为这是“前卫”式的进步。(当然，也有许多人对上述现象采取批评的态度；这也是为什么我以为在台湾的中国文化不是没有前途的主因。然而，无可讳言地，上述现象在台湾是占有很大势力的思潮。有些人即使不以它们为然，但因自身并无有力的论式去反驳它们，所以对思想的厘清并无积极的贡献．)
在这些现代文化危机的笼罩之下，春明早期一系列展视与描述东台湾乡间人物的小说，可说毫未受其影响，或早已超越其影响。他秉承天赋，以更高形式的认知能力，接受了他所叹服的乡间人物所给他的启示，经由他笔下的人物各个具体生活中所呈观的爱、怜悯、希望、坚忍、宽容与牺牲，展示了人的精神的存在。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写成主要是因为作者的心灵是由于一种激情的强烈之感所推动的缘故。而我们读者在回应这些文学创作所带给我们的讯息时，心灵深处也会产生一种激情的强烈之感(其内容当然与作者创作时所感受的不可能完全一样，作者的意图也不是此处讨论的题目)，在这个时刻，世界一切荒谬均被否定，我们受作品中精神的见证所感动，知其井非虚幻，而是实有，例如，当我们阅读《看海的日子》与《儿子的大玩偶》深受感动之时，我们不能说梅子、坤树与阿珠的生命中呈现的精神只是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的产物。易言之，我们认知了他们的精神的完整；虽然他们的环境与背景对他们的人格的形成有某种程度的影响，但我们不能把他们的精神化约为社会的环境与历史的背景。(小说不是历史，小说的创作当然不必在每一个细节上都要根据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小说家的想像尽可与他见到的具体的人生汇通。但伟大的小说必须呈现特定的具体之感，使得读者感受其独特的存在，而不是抽象的或口号式的表现。正因为它是具体的，读者才能对它产生独特的感受，这种感受能刺激想像力，具有真实感的概念遂可能由丰富的想像转化而成。＞
当表明把他的视线转移到城市以后，他的心灵深处受到城市罪恶的强烈震撼，难以保持镇静，他愤怒、谴责，但又同时感到无奈。在这种情况之下写成的作品，品质使难免不一了。《苹果的滋味》诅咒贫穷，仍见深刻，笔触间仍有他与作品中的人物产生同一之感而得的细腻之处。《莎哟娜啦．再见》，是一篇具有社会意义的作品，另外对作者与脸上有印记的阿珍之间的心理描述，也有动人之处。但，《小寡妇》与《我爱玛莉》则显得零乱与松懈．春明以一腔热血去写拥抱生命、肯定生命的题材，屡见精采之处，但由他去写讽刺小说，这件事本身可能就不太合适。每个人的本领都有长短，能把某一类事做好的人，并不见得会把另外一类事做得同样地好。在这两篇作品中，作者的智巧失于过露，讽刺变成嘲弄，因之而来的滑稽之感减低了作品所应达到的严肃性与强度。换句话说，祟洋媚外与其他城市中的污点当然是应该加以讽刺或谴责的，但春明在《小寡妇》与《我爱玛莉》中的作法却不易产生深刻的效果，另外，在描述罪恶事实的时候探讨罪恶的原因，也产生了相当混淆的结果。因为在探讨罪恶的原因时，不能不用相当程度的化约方式，所队罪恶的事实便无形地被冲淡了。
其实城市中的罪恶．何止于春明笔下的那样？其幽暗面恐怕要比他写的或能写的更黑暗多少倍吧？如果环境许可，把城市中最幽深的罪恶纪录下来，自然是一大成就。然而文学工作者的责任不止于纪录。在他观看城市的时候，应该把城市文明的罪恶与城市文明中的许多个人分开。当然，许多城市中的人只是罪恶的化身——他们已经彻底非人化了；如果一个作家所看到的城市中的人都是这一类生物，他若仍要写城市生活的话，当然也只能纪录事实与探讨原因。但如果作家在城市的生活中看到许多个人在生命里呈现着为理想的奋斗、爱的关怀、精神的煎熬与灵魂的挣扎(如许多为自由与民主奋斗的故事)，那么他应该以适合展视与损述这些人的精神旅程的方式来探寻这些人的人生意义及其远义。假若春明觉得我的批评与建议不是没有道理，而他仍有兴趣把城市中的形形色色当做小说题材的话，也许他会放弃讽刺的体裁，采用别的方式来展视与描述许多不同的个人在城市中的生活。(文学在展视与描述社群中的个人而不是作为让群的人们时，才能发挥它本身特有的力量。)即使仍用讽刺的手法，至少要免去嘲弄，如此城市中的罪恶将能更直接地呈现在读者之前，使其警惕。
(《联合损》副刊，一九八０年十二月五日、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