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最初是由台北狮谷出版公司在1981年出版的，后来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在1984年曾发行再版。这本小书今天得以与大陆读者见面，笔者内心甚觉快慰。此书主要收集了我在1960年负笈来美后与先师殷海光先生之间的通信。殷先生是在1969年9月16日不幸以胃癌不治逝世的，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是在1969年7月27日写的，我给他的最后一信是在那年8月14日写的。我在1954至1958年就读台湾大学。1955年秋季，由于上殷先生讲授的逻辑课的机缘，开始跟随他读书、思考问题。在台湾时，也曾与殷先生通过几封信，但这里收入的，只有一封经殷先生生前妥为保存，我于1957年暑假，在台湾狮头山海会禅寺自修时写给他的信。

这本《书信录》最初之所以能够在台湾出版，不能不特别感谢殷师母夏君璐女士。如果她未曾在殷先生逝世后不久，把我历年来写给他的信与他的其它来往函件一起托人带至香港友人处存放，后来并经这位友人把我给殷先生的信寄还给我；那么，能够发表的则只有我保存的殷先生给我的信了。美国胡佛研究所档案馆(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已经正式成立“殷海光档案”。该馆曾来信表示，希望我把殷先生与我的通信原件赠与他们，由他们保管。我已同意，近期内将寄给他们。

二

1948年年底，我随父母从北京移居台北，当时我14岁。在北京时，就读师大附中，至初二上。到台北后，考插班，进成功中学初二下就读。高中时，改读台北的师大附中。这正是“白色恐怖”很严重的时候；不过，当时年纪小，并没有感觉到什么。现在回忆起来，只记得一件间接有关的事。我在北京时，已养成喜读课外书的兴趣，常在中午的休息时间去学校附近的琉璃厂逛书店。在台北读中学时，有一天在国文老师家里看到他有鲁迅的《呐喊》与《彷徨》。我因在北京时，已看过其中收录的一些作品，但未曾看完，遂跟老师说是否可借给我拿回家看。老师欣然同意，但却很仔细用看过的《中央日报》把封面与封底包好后，才让我放在书包中，并嘱我阅后即还，不可借给别人。现在才知道，这种借阅禁书的行为，如被治安人员知道了，是很严重的事。

我在中学时代，已经产生了强烈的爱国意识。因为喜欢阅读“五四”人物的著作，已经了解了一些近现代中国悲惨的历史经过及其由来。对同胞遭受的苦难，感同身受；常思将来当尽一己之力，设法改革中国的种种缺陷，以便同胞们可在将来生活得合理、富足、有尊严。当时知识有限，但在阅读报章杂志与能找到的有关著作以后，曾直觉地感到：在许多待决的中国问题中，最根本的问题是政治领袖的素质问题。因为，政治领袖的影响力比谁都大，若没有真正有理想、有能力、有见识的政治领袖，别人在其它方面的努力，即使有一些成就，也被中国现代自私、无能、与愚陋的政治领袖所抵销泰半。我这样的想法与许多和我同时代的青少年，往往以为服从政治领袖的指示并对他的言行表示崇拜，乃是爱国的行为，构成了强烈的对比。为什么我会在中学时代就有这样的爱国思想，除了受到一些“五四”人物的启蒙，自己努力独立思考以外，对我而言，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既然如此，中国将来的希望在于像我这样自知确实具有道德热情、公正心胸、与相当不错的才智的人，应该出来从政，最好将来能成为国家的领袖，这样国家才真正有希望、有前途。当时，年纪轻，不知天高地厚，加以受到了曾国藩《原才》之类文章的影响，以及从小学起常被老师指派或被同学推举担任班长、学生会主席，使自己以为颇有领导众人的能力；所以，在我少年的心灵中，遂有这样当仁不让、很令自己感到兴奋的想法。(因为怕别人会以为我大言不惭，过于天真，所以除了家人与一二知交外，从未向别人道及。)

我最后在大学里念历史系，主要是希望从历史中找出中国的病根所在，以及得到对过去政治领袖们的得失的深入了解，以备将来为国家做大事之需。我是怀着这样的雄心壮志迈进台大的。可是，进入台大以后，下述现象，使我感到很茫然：

(1)台大历史系的师资，号称集过去北大、清华与中大(中央大学)三校史学系教授的精华。但，他们的课程大多相当琐碎，主要是考证史实。考证史实——尤其是考证重大事件的史实，当然有一定的意义与贡献，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工作。不过，不是每一事件的考证都有相同的意义。当时台大史学系的师长们的考证工作，许多失之于琐屑。然而，他们却以为学问而学问来辩解他们工作的价值，特别强调追求真理不可渗入世俗的、功利的考虑；并举科学史上当初看来是琐碎的研究，后来变成重大发现的例子，来说明他们的工作的意义。我对这样冠冕堂皇的说辞，心中甚感不安；但当时却想不出令人信服的论点来反驳他们①，只是觉得这样下去，我自己研读历史的目的——找出中国病根的基本所在以及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为什么产生不出真正能够领导国家走向光明的政治领袖——便难以达成了。

(2)当时大学入学试，已经开始实施联考制(全省考生共同参加一次考试，录取的考生被根据其填报志愿的先后与考试成绩的高低，分发到不同学校、不同科系中去)。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之下，绝大多数的家长都鼓励，甚至强迫自己的子女报考毕业后易谋出路、不易牵涉到政治问题的实用科系(医、工、理、农)。不少文科生由于成绩不够好，无法被分发到实用科系中去，乃是根据其第二或第三志愿，被分发到文学院来的。对许多文学院的学生而言，因为本来就不打算攻读文学院的科系，现在却又勉强就读了文学院的科系，而社会上的舆论又一致认为读文学院是没有甚么出息的；所以他们的精神甚为消沉，心情很萎靡。

校园中弥漫着非常现实的气氛。再加上蒋氏政权鉴于在大陆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未能有效地应付自“五四”以来一脉相承的，为民主与科学奋斗的学生运动；它到台以后便使用其威权结构中可以使用的一切办法，尽量把对“五四”的记忆从知识分子的心中抹去(包括留在大陆上的、“五四”以来一切学者与作家的著作，均列为禁书；与 “五四”有关的一切刊物也都列为禁书，戒严期间，禁止任何学生运动，当然更不在话下)。另一方面，蒋氏政权则利用传播媒体，制造“反攻大陆”的神话；在这个神话中，蒋介石被塑造成为“世界上反共的精神领袖”与“中华民族复兴的救星”。

这些政治宣传主要是在校园之外进行的。它在台大校园之内虽然并未过份猖獗；但在五四的传承已经被扼杀的背景之下，这样的宣传，配上“白色恐怖”的阴影，使得同学们对政治变得冷漠。许多文学院的同学是以上课抄抄笔记、课余看看武侠小说来打发时间的。另外，一些心灵较为敏感的同学，则变得玩世不恭，以调侃打诨度日。在这样的环境中，除了极少数的同学可与之交谈外，对我这个在中学时代已经看过一些五四人物的著作以及外国(尤其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的翻泽、非常关心政治、心中经常被许多有关宇宙、人生、国家、社会与文化的问题所困惑的青年而言，台大文学院是相当荒凉的。但却有一些罅隙：台大校园之内有相当程度的被默许的私人之间的言论自由，在此背景下，我在1955 年秋季开始上刚从哈佛大学访问归来的殷海光先生的逻辑课。作为纯学术研究的逻辑，本是中性，并不涉及价值问题，本身也没有任何政治意涵。逻辑学者的学术研究与他的政治立场，也无必然的关连。但，殷先生却把逻辑讲成使头脑不受专制散布的愚昧与虚伪所蒙骗的利器。他讲课时，非常有条理，庄严而不拘谨，在词锋犀利的分析中，夹带着道德的热情与对中国与世界的关怀。他服膺“五四”初期所鼓吹的自由主义，常喜征引艾克顿公爵的名言：“权力使人腐溃，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地腐溃”，以此说明中国现代史的病根之一是：没有办法限制与监督政治权力的扩张与滥用。他认为中国经过各式各样的、弄得天翻地覆的革命以后，到头来益发使人知道，引进英美文明发展出来的自由的价值、人权的观念、民主的制度、建基于经验的理性，才是中华民族应走的康庄大道。殷先生时常慨叹，早期“五四”精神与风格在台湾的失落；而重振“五四”精神，彻底实现“五四”早期所揭橥的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的目标，乃是救国的唯一道路。

在荒凉的校园内，怀着茫然的心情，听到了殷先生那样的宏论，对我而言，真是空谷足音!于是，在课后向他请教治学的途径。殷先生知道我已看过一些“五四”人物的著作，觉得在当时相当难得，很乐意指导我。他说：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因为左右政治势力的压迫与分化，按现在(50年代)的水准，只能表达一些零碎的意见，系统性的、深入的理解，尚待将来。他自己由于成长过程中颠困流离，以及后来在报纸杂志上秉笔报国，花去许多时间与精力，所以尚未积累足够的资源做最根本、最艰深的研究。不过，他积数十年观察与思考中国问题的经验，以及研读当代西方哲学的心得，可以提供两项协助。第一，他有鉴别能力，可以提供学术的标准，可以告诉我，什么著作言之成理，见解深刻；什么著作肤浅，不值一顾。②第二，他可担任交通警察；他说：“你这一生要做甚么，当然由你自己决定。不过，你一旦决心要研究你关心的问题，我可告诉你往哪个方向走，才是避免走冤枉路的正途。”

我禀告殷先生，自己攻读历史的最大志趣是，希望彻底找出中国的病根所在，以及为什么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产生不出来真正伟大的政治领袖(当时未敢告诉老师，我最大的志趣是希望自己能够变成这样一个政治领袖；不过，后来跟殷先生接触较多，多知道了一些二十世纪中国实际的政治情况以后，顿觉此一想法，太天真可笑了，除了倍感汗颜以外弃之唯恐不及)。殷先生并未责备我的志趣，大而无当、好高骛远，反而认为有气象，对之鼓励有加。不过，他说：你所要做的是极为艰难的事。你如要在一生之中达到你的目的至一相当的程度，你必需作三项准备，其中两项是长期的，另外一项短期之内便可获得相当的成果。长期的准备是：①你必需借助于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出来的观念与分析；你必需整合这些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成果于你的历史解释中，这样才能把中国的根本问题分析出所以然来。②从理论上来讲，中国的大病根也反映在代表早期“五四”思想的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上。如果我们认为引进英美文明所发展出来的自由的价值、人权的观念与民主的制度至中国的泥土上，并使其茁壮地成长，是拯救中国人民于水火的大道；那么，为什么大致可以说代表此一思潮的早期“五四”思想，很快被相反方向各趋两极的意识形态所取代了呢?是不是早期五四思潮所代表的英美式的自由主义，由于糅杂着法国式与德国式颠覆英美自由主义的成分，而根本不纯正呢?即使早期“五四”人物对英美式自由主义已有相互纯正、深入的理解，是不是中国的客观环境包括传统政治秩序的解体、帝国主义列强的侵逼等，也不可能允许它在中国顺利地发展呢?从这个观点来看，中国问题的焦点是：是否可能移植英美自由主义所蕴涵的文化与制度与使其在中国泥土上生根的问题。当然不是指原样照搬。将来英美式自由与民主的文化与制度，如能相当成功地移植到中国来，它们也不可能与英美的原型完全一样。但，经过移植而产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所蕴涵的文化与制度，必须与原型共有许多特点以致不失纯正性。然而，在探讨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把英美自由主义所蕴涵的文化，包括思想，符号、价值与制度弄清楚。③前述两项准备必需建立在坚实的外文能力上。必需尽快把英文学好，必需达到直接阅读西方第一流学术著作不感吃力的程度。前述两项准备是非积年累月不为功的；但，这最后一项准备，希望在一年之内就可完成。

三

我从读小学开始，对父母与敬仰的师长的指导，一向是以虔敬之心接受的。殷先生这一番话，更是影响了我的一生。校园周遭的荒凉，顿时变得与我很是疏远；心中的茫然也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当时虽然对于身边所见之种种仍难免愤慨，然而，自觉那些现象与我个人却不甚相干了，自然也就不会受其影响。我在思想上受到殷先生的启蒙，看到了如何进展的远景；而在精神上，殷先生那种以大是大非为前提，关怀国家前途与同胞福祉的精神，重新肯定并强化了我从中学时代就已涌现在心中的爱国情怀。思想有了导向，精神有所归属；所以，我的心情变得昂扬与奋发。

具体而言，殷先生的第一点意见，使我知道：甚么是不从事琐屑的考据工作的史学研究领域。于是，自己深感兴趣，但确实是十分庞大的研究课题，便有路可循了。

殷先生的第二点意见，把我的学术研究的兴趣与我的个人关怀连系起来了。前已提及，我之所以要学历史，基本上导源于内心深处救国的冲动。然而，到台大历史系做学生以后，却发现当初的志愿与眼前所见到的实际历史研究活动，两者之间距离之远，几达毫无关系的程度。现在经过殷先生的启导，我个人深感兴趣的学术探索与内心深处的救国情怀变得可以合情合理地汇通了。换句话说，我觉得我的爱国意识可以具体地落实在我的学术探索之中，而学术的探索也注入了生命的意义。因为，既然中国问题的焦点是，自由主义在近现代中国的前途的问题——亦即：自由主义在中国过去失败的历史原因的检讨，以及在未来发展的可能与如何发展的问题 ——我当然需要先彻底弄清楚，究竟什么是自由主义，以及它在英美的历史发展与在理论上和在世界史上的涵义。③从那时起，我立志一定先要彻底了解西方自由主义的繁富内容及其在西方历史中复杂的演变。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我后来到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从学于海耶克(F．A．Hayek)先生之门的远因。当时对于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演变、问题结构以及各家各派为其辩解的复杂论式，谈不上有多少理解；但，对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则已深为服膺④。之所以如此，除了受到在殷先生指导之下阅读的有关自由主义书籍的影响以外，主要来自两大启示：一项是负面的，另一项是奇理斯玛的(Charismatic)。

(1)蒋氏政权在台湾的威权统治给自由主义提供了有力的反面教材：目睹蒋氏政权为了维持其个人的绝对统治所散布的蒙昧与压制，和在政治、社会与文化上因之而衍生的恐惧、伪善、矫饰与虚脱，以及连它自己都不会相信的歪曲的宣传，在在使我渴望一个合理、合乎人道、能够舒展性灵的人间秩序。根据当时我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只有自由主义所提出的一套道德、政治、法律、经济与文化原则的实现，最有可能在一定程度内达成这样的理想。前已提及，蒋氏右派威权统治没有真正乌托邦的冲动，虽然在宣传的架势上，有时它也大唱高调，不会大规模动员群众，所以它无法利用伟大的理想和群众的势力来掩饰它的种种劣迹并使其正当化。于是，这些劣迹便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因此，对我们这些了解其真象的人，特别难以忍受，谋求另一出路的感受也特别迫切。

(2)虽然当时我还未能掌握自由主义深厚而复杂的内涵；但，在跟殷先生接触的时候，已经呼吸到了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殷先生的真诚，对事理公正的态度与开放的心灵，面对政治压迫所表现的“威武不能屈”的峥嵘风骨，对知识的追求所显示的真切，以及对同胞与人类的爱与关怀在在使我感受到一位自由主义者于生活与理想之间求得一致的努力所显示的道德境界。这使我对他背后的思想资源，产生敬意与向往。换句话说，我之所以对自由主义感到极大的兴趣，致十年来继续不断地探索，其动力最初是来自殷先生的“奇理斯玛的”震撼。

殷先生的第三点意见——希望我在一年之内把英文弄好，要好到可以顺畅阅读西方第一流学术著作而不觉吃力的程度—— 使我切实感到，甚么是当下的首要之务。我在大学一年级后的暑假，已经对英文下过一番苦工，现在经殷先生这一提示，益发感到学好英文的迫切性。那时，殷先生鼓励学生阅读罗素，提倡逻辑与语意学。我在大二那一年，除了阅读了二、三本英文逻辑与语意学教本以外，并曾细读过大小十本罗素的著作。大二下学期结束之前，决定翻译(《罗素自选集》(Selected Papers of Bertrand Russell [New York：Random House(Modern Libtary)])中的《导言》，后经殷先生细心修订，代我送到《自由中国》半月刊编辑委员会评审，通过后发表在该刊第15卷第3期。⑤那是我生平发表的第一篇东西，虽只是译作，发表后的心情是非常欢愉的。⑥稿费至为丰厚。当时大家都很清苦，拿到那笔远超过我想象的稿费后，除了买水果、点心，拿回家孝敬父母与弟妹分享外，我觉得最有意义的花用办法是；订购一本原版的海耶克先生的名著The Road to Serfdom(《到奴役之路》)。于是，骑脚踏车到台北市衡阳路文星书店，请其直接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连络，代为订购一本。(当时，政治管制外汇。台北市只有少数几家经营外文书籍的书店获有政府外汇配额，可以直接代顾客到国外订购原版书籍。因为美金汇率极高，对于青年学子而言，通常是根本买不起的。我看的罗素著作，一部份是买自台湾书商的盗版翻印，一部份是从图书馆借阅的。)

我之所以想到订购一本原版的《到奴役之路》，也与殷先生有关。殷先生在1953年9月一1954年10月曾在(《自由中国》陆续发表《到奴役之路))的中译。我曾看过殷先生的译文，十分清晰、畅达。有时加入“译者的话” 与“译者按”，借题发挥，常对中国几十年祸国殃民的左右政治势力批评与讥讽，我当时觉得十分铿锵有力。对于海耶克先生的自由哲学，透过殷先生的译文，我接触到的，虽然只是一鳞半爪，但已深感其深刻、精微而有系统。因此，当我拿到稿费时，心中便浮现了订购一本原版海氏大著的想法。我可把海氏原著与可以找来的殷先生的译文对照着仔细研读。这样，一方面可增强自己的英文阅读能力，另一方面，也可较有系统地进一步去了解海氏大著中所展示的自由哲学。

两个多月后，我接到取书通知，怀着兴奋的心情到书店把书拿回，遂按原定计划，开始与殷先生的译文对照着阅读。我发现海耶克先生的思想远比罗素的思想深刻得多；愈读下去，愈不喜欢罗素，愈觉得，如果将来有幸能到芝加哥大学从学于海氏之门，那才是幸福哩!四年后，竟得以实现。⑦

四

当我从海耶克先生的《到奴役之路》和其它相关书籍，如K．R．Popper，The Open Societyand Its Enemies(《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张佛泉先生的《自由与人权》，以及与殷先生的谈论中，渐知一些自由主义的内涵与现代中国政治环境的实际情况以后，我深感汗颜地发现，少年时代立志要做政治领袖以便拯救同胞于水火的想法，是多么天真可笑I

现代中国的政治，根本没有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人如要投入政治，取得权力，除了心黑、手辣、外加江湖气以外，还要有以极强的权力欲来驱使万千大众为你做工具、为你牺牲而毫不动心的本领。而我之所以想做政治领袖，则完全出自少年的赤诚所引发的爱国情怀；自己不但毫无权力欲，而且一向对心黑、手辣，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政治行为，憎恨之至；对俗陋的江湖气，则从内心深处就有厌恶感。因此，我如一旦掉入实际的政治漩涡之中，不仅不可能获得权力，施展抱负，而且还极可能陷自己与家人于不利。

更深一层讲，当我对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及其在制度上的历史演变愈多知道一点，就愈觉得移植自由与民主的文化与制度到中国的土壤上来的难度，增加了一点。因为我们的土壤根本没有多少适宜自由与民主的文化与制度的成长的养分。(例如，中国原没有法治的传统，更没有公民社会、公民文化。虽然不能说一点公民道德没有，而法治与公民社会、公民文化是实现民主、落实自由的必要条件。)有了这样的了解以后，我投入实际政治的意义就不大了。因为在中国的环境中，既然根本没有多少资源可以支持自由与民主的发展，我即使投入实际政治、获得权力，也仍然不太可能做出多大贡献；何况在险恶的政治漩涡中是否能够自保并获得权力，还大成问题。

当然，如果在中国推行自由与民主是完全不可能的事，那么，这个计划是不应该推行的。但，中国不是一点条件、一点资源都没有。而同胞们要求实现自由与民主的意愿是很强的。未来有许多变数，与其消耗时间与精力在无法确知的预测上，不如坚持理想，同时以负责的态度，“放宽程限”，来做三件事：(1)加深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内涵及其在制度上历史演变的理解；(2)加深对现代中国历史环境的理解；(3)探讨在中国现在的历史环境中，是否有与西方自由与民主的文化与制度接榫的地方。这是我在大学时代受到殷先生的启蒙以后，数十年来锲而不舍的事，也是我从1969年以来推展“创造性转化”的理念的来由。

我虽然努力从事学术思想工作；但却并不赞成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强调的“思想革命”。我认为那一思潮把事情看得过份简单了。那种“藉思想、文化以解决政治、社会问题的途径”是一元式的化约主义。不过，我也不认为这些工作毫无意义、毫无贡献。虽然，我们从历史经验中知道，理性的说服力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理性的说服力只能在有利的历史条件之下，因势利导；它本身并不能创造历史。“创造性转化”的理念，是一个导向。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情况如果发展到可能采用它的时候，它很可能由于其系统性所赋予的说服力，提供像铁路上转辙夫的功能。⑧换句话说，当历史发展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可能往别的方向走，但也可能朝着“创造性转化”的轨道上前进的时候，因为已经有人思考过此一进程的理由与步骤以及所可产生的美好结果，当这个“图景”变得能够吸引人而又使人觉得有实际可循的道路时，历史走向这一轨道大有可能。我所提供的，是给历史一个选项，希望当历史有朝着这个方向开展的可能时，不致于走到岔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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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师殷海光先生在五十岁(1969)的盛年，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发展自己的学术思想以臻成熟的阶段。这是他晚年一再提到，甚感遗憾的一点。不过，他的著作中的许多见解，到今天仍然是颠扑不破的。例如，他所坚持的自由主义是以个人主义(人权、个人的尊严)为前提的；所以，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消解个人的有机主义、整体主义的意识形态。殷先生的个人主义与鲁迅先生在《两地书》中所说的安那其个人主义不同。殷先生的个人主义，当然反对任何强制性与任意性的权威；在这一点上与安那其个人主义，虽然殊途，但是同归。但在其它许多关键的地方，则是相驳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认为个人在政治、社会、文化、与经济的“自由空间”，只有在法治的保障下，才有可能。执行法治之下的法律是政府的责任。所以政府的存在有其必要。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也不反对合理的权威。⑨他热爱同胞，一生献身于“反思的爱国主义”(虽然他并未使用托克维尔的名词)⑩；但他坚决反对以政治领袖为民族象征的，或以“中国文化优越性”为民族本质的民族主义(亦即托克维尔所说的“本能的爱国主义”)。

从学院的观点来看，他的著作之中是有欠妥当的、受到当时不完整的资讯限制的以及相当形式化的地方。例如，他到台之后初期的言论，因为对法律主治或法治与以法统治之分际，没有清楚的掌握，以致在谈法治的时候，难免有形式化的现象⑾。他对海耶克先生的奥国主体性经济学的背景不很清楚，以致不知海氏思想中许多重要论点是极力反对他多年来服膺的罗素与逻辑实证论的。殷先生提倡史学与社会科学的整合；但，他对社会科学的理解仅止于带有科学主义色彩的行为科学，反而于史学可能最有帮助的社会科学，如韦伯的贡献，对之并不清楚。

然而，殷先生一生思想探索的意义，并不在于学院层次上的理论细节。他以真诚的生命投入思索的工作，其道德资源与道德想象力不断促使他认真地吸取失误的教训，并力求自我改进，最后终于从浪漫的激越落定到以自由主义大方向、大原则为根基的启蒙工作，并以他那震撼人心的道德热情来推动这一启蒙工作。他在逝世之前二十六天(1969年8月21日)以口述方式完成的《 自叙》中说：

“历史的转折”常常不是人智所能预料的。往往在一个时代，声光毕露的运动，不一会就烟消云散；又往往在一个时代，寂然无闻的大思想大观念忽然像火山似的爆发出来，震撼着一个时代。

中国现代的五四运动，也难免受这种历史命运的支配。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来看，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如果历史不是循环的，那么这个事件就不会回头。我自命为五四后期的人物。这样的人物，正像许多后期的人物一样，没有机会享受到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但却有份遭受着寂寞、凄凉和横逆。

我恰好成长在中国大动乱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的文化传统被连根地摇撼着；外来的观念与思想又像狂风暴雨一般地冲击而来。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感受到种种思想学术的挑战：有社会主义、有自由主义、有民主政治，也有传统思想背逆的反应。每一种大的思想气流都形成各个不同的漩涡，使得置身其中的知识分子目眩神摇，无所适从。在这样的颠簸之中，每一个追求思想出路的人，陷身于希望与失望、呐喊与彷徨、悲现与乐观、尝试与武断之中。我个人正是在这样一个巨浪大潮中试着摸索自己道路前进的人。

三十年来，我有时感到我有无数的同伴，但有时又感到自己只是一个孤独的旅人；我有时觉得我把握着了什么，可是不久又觉得一切都成了昙花泡影。然而无论怎样，有这么多不同的刺激，吹袭而来；有这么多的同题，逼着我反应并求解答。这使我不能不思索，并且焦虑地思索。一个时代的思想者，必须有学人的训练和学问的基础，然而一个时代的思想者，他的思想方向和重点，毕竟和学院式的人物不相同。这正像康德和伏尔泰之不同一样。在这本文集里所选的文章，正是我上述心路历程的一个纪录。这些文章反应着中国大变动时代，而这个大变动时代也是孕育着这些文章的摇篮。无论怎样，这些纪录是可贵的。

这些文章所论列的方面固然不同，但是它发展的轨迹却是有明显的线索和条理的。在一方面，我向反理性主义、蒙昧主义(ibscurantism)、褊狭主义、独断的教条毫无保留地奋战；在另一方面，我肯定了理性、自由、民主、仁爱的积极价值——而且我相信这是人类生存的永久价值。这些观念，始终一贯的浸润在我这些文章里面。但是，我近来更痛切地感到任何好的有关人的学说和制度，包括自由民主在内，如果没有道德理想作原动力，如果不受伦理规范的制约，都会被利用的，都是非常危险的，都可以变成它的反面。民主可以变成极权，自由可以成为暴乱。自古以来，柏拉图等大思想家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

我在写这自叙时，正是我的癌症再度迸发的时侯，也就是我和死神再度搏斗的时候。这种情形，也许正象征着今日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悲运。今天，肃杀之气遍布着大地。自由民主的早春已被消灭的无踪无影了。我希望我能再度战胜死神的威胁，正如我希望在春暖花开的日子看见大地开放着自由之花。

说到这里，我不禁联想起梁启超先生的“志未酬”歌⑿……

任何人接触到这篇文字所显示的真挚与清醒时，我想均不能不受其感动，因为它所呈现的精神动力，超越了殷先生一生思索工作的任何限制，并赋予他所坚持的自由主义启蒙工作道德的力量!*

1944年7月28日于麦迪逊

① 一直到数十年后我写《中国人文的重建》(1982)最后一节，论析考证工作，无论本身做得如何精密，不可能提出重大而原创的理论性问题的时侯，这项心中的不安与困惑，才终于得到纾解。如果我们要对人文与社会问题谋求较彻底的解决之道，那么，就必需找到一套系统性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必需建立在对人文与社会现象的系统性了解之上。而只有在对人文与社会现象提出了重大而原创的理论性问题以后，我们才可能对其进行系统性了解。这种工作当然必需建筑在确实可信的材料之上；所以，考证工作有时可能发挥关键性的功效。但，考证工作本身，却无法取代在学术研究的规矩之下的理论性工作。不过，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不是每一项理论性的工作都必然是正确的。换句话说，不是都值得做的。此文已收入拙著《思想与人物》(台北：联经，1993第10次印行，第3—55页)、《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1992第2次印行，第3—42页)。

②1962年6月10日殷先生给伍民雄的信上有类似的话。见《殷海光全集第十册：殷海光书信集》第255页。1968年3月25日殷先生在答覆卢鸿材请他写自传时，说：“像我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可以说极有价值，也可以说极无价值。就纯粹的学术来说，我自问相当低能，丝毫没有贡献可言。就思想努力的进程而论，我们则超过胡适至少一百年……这些知识分子在种种幌子之下努力倒退，只有我还在前进不已。直到今天为止，我在思想上积极的建树还少得可怜，可是我抖落的东西够多了。若干人是把我极力抖落的东西穿上玄学的新装来出售。真是又糊涂又无知!我的思想困苦成长于中、西、新、旧交会而又冲突的际会。……·(前引书：第320—321页。)

③这里所谓“在理论上和在世界史上的涵义”是指：如果绝对历史主义者的有机论或本质论是对的，那么，西方历史中发展出来的自由与民主的文化与制度乃是西方历史中的有机或本质成分，其中任何部份因此都不可能移植到其它不同类的历史文化系统中去。假若是那样的话，要移植西方自由与民主的文化与制度的前提便是错的，所以根本不发生是否应该与如何移植西方自由与民主的文化与制度的问题。关于“绝对历史主义(absolute historicis-m)”，请参阅Benjamin I．Schwartz，“History and Culture in the Thought of Joseph Levenson”，inMaurice Meisner and Rhoads Murphey，eds.，The Mozartian Historian：Essays on the Works of JosephR．Levenson(Berkeley：Uniyersity 0f California Press，1976)，pp．100—112。与绝对历史主义正好相反，移植西方历史中发展出来的自由与民主的文化与制度，必需建立在人类具有普遍与共同的关怀的认识之上；虽然中西历史中的问题结构与文化导向多有不同，但这些不同并耒独特到彼此绝对不能理解或沟通的程度。

④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是：人的存在本身乃是目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是任何政府、社会组织、或别人的手段。易言之，个人本身是一不可化约的价值，所以每个人都具有人的尊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人人是平等的。人的尊严蕴涵了对人的尊重(包括自尊)，也赋予了个人自由的含意。个人自由则指：人的自主性、隐私权、与自我发展的权利。个人自由当然不包括使别人没有自由的“自由”；所以，自由不是放纵。另外，自由与责任不可分；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他当然已经自我取消了享有个人自由的权利。政府的功用，除了国防与维护公共秩序以外，主要是执行法治之下的法律，以保障基本人权；只有在人权与法治落实后，社会上每个人平等享有个人自由才有真正的可能。任何政治权力均有被滥用的危险，所以限制与分立政府的权力乃为必须，亦即必须建立民主宪政体制．

⑤这篇译文已收入拙著《思想与人物》(台北：联经，1993第八次印行)，做为附录之一。

⑥ 在50年代的台湾，一个青年用本名公开在《自由中国》发表文字，批评政府的政策，是相当严重的事。这虽只是一篇译作，但文字警察可以认定译者是在借题发挥。当时《自由中国》半月刊是政府戒严令下，民间最主要的、站在推行自由与民主的立场上，批评蒋氏威权体制的言论机关。它发表的言论及其成员的—举一动，均在秘密警察的严密监视之中。知识界有不少人，对其立场是同情的、支持的。

⑦我到美国就读研究院以后，才知道在西方世界，罗素——除了他早年在数理逻辑领域有其历史性的贡献以夕卜一，被大多数学院里的人认为，只是一位通俗性的作家而已。他在政治恩想与社会思想方面的许多著作，根本没有甚么人去研究。而在60与60年代的西方，海耶克先生则被许多人认为是一个顽固的大保守派。一直到1974年他荣获诺贝尔奖以后，他的深具远见与洞见的系统性思想，才渐被重新发现。今天，海耶克先生已被公认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尽管他的著作仍然时常引起争议。我在台湾初读他的《到奴役之路》的时侯，因为完全是在西方的脉络之外，所以未受西方50年代知识界主流的肤浅风气的影响；对我而言，此书反而成为进入西方纯正自由主义的，具有历史深度的，理论主题的引导。海耶克先生以92岁高龄，于1992年3月28日与世长辞。

⑧韦伯说：“并非理念，而是物质的与理想的利益直接支配着人的行为。然而，理念所甸造出来的‘世界图景’却经常像转辙夫那样，决定各种利益的互动所推动的人类行动在哪条轨道上前进。”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tr.&ed.，H.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l946)，p280．

⑨参见拙文《鲁迅个人主义的性质与含意——兼论“国民性”问题》，《鲁迅研究月刊》[北京]1993.12。

⑩ 民族主义与民主在历史的发展上，往往是冲突的；它不但不能促进民主而且经常毁灭民主，虽然民族主义者也呼喊民主的口号。这可由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得到证实。艾克顿公爵(Lord Acton)早在十九世纪已经清楚地看出民族主义对于民主的威胁，他说：“民族主义使得民主变得无效。因为它限制了大众的民意，并使民意被一个更高原则所取代。”(Lord Acton，“Nationality”，In Essays on Freedom and Power[Boston：Free Press，1948]，p．194.)因此，我们必须把民族主义与“反思的爱国主义”，(reflective pstriotism这是十九世纪另一杰出自由主义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提出的)做一区分。托克维尔则另以“本能的爱国主义”(instinctivepatriotism)”来指谓民族主义。

⑾ 参阅拙文《殷海光先生阐释民主的历史意义与中国民主理论发展的前景》，韦政通等著《自由民主的思想与文化：纪念骰海光先生逝世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O年版)，第214—224页．⑿《殷海光全集第十七册：画评与书序(下)》第651—654页。

*《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作为《学术集林丛书》之一，将于年内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信录》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大陆印行，是得自文化界耆宿王元化先生之赐。我和王先生三次在国际会议上相遇，深为他关怀中国思想文化前途的真挚所感动。王先生赐阅本书时，于文字方面并做了校正。谨此对王先生在交排出版与校正方面所惠予的协助敬致谢忱。

原载《学术月刊》199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