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非常高兴能再一次回到母校和大家谈彼此共同关心的问题。我想一边讲讲我小的时候怎么样开始进入这个研究过程，另外一方面，我想说说我在做思想工作、学术研究过程当中几个主要的困惑，以及用什么办法把这些困惑克服了。
我是海耶克先生的学生，他是二十世纪的政治思想家，他从经济方面开始进入了政治思想。1963年我通过了博士考试，但是却发生了精神上危机。通过了博士考试，我可以选择任何题目做论文，但是却无从下手，因为我当初的目的，是向海耶克及其它几位先生们学习研究西方的自由主义，同时研究学习西方科学的基本观念。因为环境特别有启发性，所以我的三年学生生活非常投入于西方的知识，而系院给学生很大的自由，不限制论文的题目，我可以进入任何我有兴趣的领域，换句话说，一方面我对西方知识非常有兴趣，一方面我不知道是否该继续投入，因为当初我并不是完全站在学术立场，我的学术、思考并不是纯学术的，而是政治意义上的，假若把公众事务定义为政治性，那么我的学术工作有很强的政治性，这个政治性不是中国式的政治性，以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中国式的政治是只有统治没有政治。
我当初去读书，是有政治意义上目的，而现在研究西方也可以有政治意义，但是与中国就距离远了，一方面我想要研究中国五四，一方面又要研究西方，到底该如何是好呢？所以我产生了精神危机，严重到整个下午在图书馆所看的书，一下子就忘记了，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最后还是无法决定该研究什么，1963年的夏天等于浪费了。秋天时海耶克先生回来做一场演讲，我去看他，我向他倾诉了自己的问题，请老师给我一个建议。海耶克先生向我说：「你现在要做人生中第一个严肃性的研究论文，你必须自己决定要研究什么，但是我愿意向你分享当初我如何做这个决定。我所有的个人研究，都与我的个人关怀有关。」海耶克先生如此说，一下子我就茅塞顿开。回程的路上，我已经很清楚自己的方向，就是研究我最关怀的问题，即中国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相反的，为什么共产主义成功了，明白中国自由主义为什么在中国失败，才能了解中国自由主义未来还有没有前途，从历史可以检讨一些问题，所以当时我决定了论文的方向，就是研究中国自由主义的历史，从历史的背景看看，假如自由主义再继续往前发展，需要什么条件，如何发展等等问题。
海耶克先生这次回来的讲演，其中一个题目是『理论头脑的不同类型』，我的文章中介绍他的思想，中文称做『学术工作的二个不同类型』。他说从事学术工作基本上有二种人，一种是一科通人（memory type），即是对某一科非常精通，不客气地说，一科通人通常是记忆型；另一种是困惑型（puzzle type）的学者，换句话说是胡涂型，表面上别人都懂了，他还觉得很困惑。为什么学术界有这二种人呢？每个人有不同的头脑，记忆型的学者没有什么创造力，学术里比较有创新的想法，通常是由困惑型的人想出来的，这二类人都非常重要。人类的遗产必须用当时的语言做说明，需要一科通人把当时的文化用现在可以理解的语言，重新表现出来，所以学术的传承，学术的教育需要这些一科通人做教育家，来传承下去；而困惑型的学者，当你进入他的著作，就好像第一次进入古堡一样，每个地方都要探索，因为对读者而言，这并不是大家所熟悉的，内容是困惑型的学者自己想出来的，用自己的思想来解释自己的见解，这样的解释当读者第一次看到时，会觉得很生疏。记忆型的学者对任何学说思想，都非常熟稔，所以比较没有创造力，任何学说思想一下子就从脑中显见，在写著作时得心应手，而自己可能没有自觉，速度也比较快，因为遇到问题不会困惑，把学问重新组织，来应付新的问题，所以记忆型的人，往往不是有创造力的。困惑型的人，记不住许多学说，必须从中自己想问题，一步一步来，有时对自己的研究，下笔如行云流水，废寝忘食，一下子完成许多，有时又被自己的想法困惑了，必须重新再想，若真的想出有道理的学问，会相当不得了。
1947年我在北京北师附小读小学，后来考取了全中国最好的中学－师大附中。当时我在那读书，有几个特别的经验。师大附中是全国最好的学校，进入北京师大附中就读的人，都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就是，我们是中国未来的菁英，中国是属于我们的，若不是我们，谁是菁英呢？因为我们得到中国最好的教育。当时常弄得朋友讨厌我，因为我要看最好的书，最难的书，最深的书，在我的生活里就是追求卓越，一定要追求最好。另一个经验是，在北京的学术气氛中，很自然有一种感染人心的虔诚和敬意，北京的文化博大精深，使人自然产生一种敬意。读初中时，老师鼓励我去看课外书，北京有商务印书馆、开平书店、中华书店、世界书局，课余时我走路去看书。当时我只有13岁，还是小孩子，进去书店时，那店员对我很客气，向我打招呼，让我随意看书，离去时，店员也客气地对我说：「您慢走！」令人感受到，那股敬意就从这里来，他对你恭敬，你对他恭敬，没有什么目的，我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
我很小的时候就产生一个国家观念，当时北京被日本人占领，但我并没有受日本人的欺负，只觉得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被日本人管？我的爱国观念起源于：当时北京虽然文化基础很好，但是冬天却有冻死的人，社会机制很差，我觉得自己最大的任务是把国家弄好，国家与我有密切的关系，我无法忍受这种国家！很早就想为国家做点事情。另外，我有一种很强烈的平等观念。平等观念是对所有人都讲平等，您是长辈，我会对您很恭敬，但若有我不同意的事，我会表示意见，当然要很有礼貌、很客气地表示意见。满清没落后，满人皇族没有一技之长，没有生活来源，许多满人沦为汉族富有人家的佣人，满人非常重视礼节，我被这样的佣人教导礼仪、生活应对，这些礼节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而我的平等观念要感谢我的母亲，当时我家很富有，在北方从事的轻工业，如纺纱、染布、织布等，但是父亲并没有给我母亲很多零用钱。家里佣人很多，每个佣人都有自己清苦的故事，佣人的家里出了事，或家人生病，我的母亲虽没有许多零用钱可以帮助他们，但对他们有同理心，似乎是亲身感受，完全一视同仁，并不是同情他们，我母亲的言行教导了我。我生在这样的家庭，从来没有觉得礼节与平等是冲突的。但是在台湾，礼节与平等似乎是冲突的，你要有礼节，就无法平等，你对某人有礼，似乎你必须让自己低下，才会显得特别有礼貌，当然台湾有的礼节是一种工具性的。
我到台湾以后，当时是白色恐怖的末期，已经不那么严重了。我在中学时代，觉得自己的国家要自己去救，于是我对政治特别有兴趣，我想做政治领袖，我到台湾大学时，是怀着这种雄心壮志来的。为什么来台大读历史系呢？读历史才能了解中国的病征所在。但是，到台大之后，觉得非常失望与茫然，老师重考据，但这与我所关怀的事距离非常远，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见到了殷海光先生，应先生对我的影响非大。
对于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我那时已经接受了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是要把国家搞好，应该走民主宪政的路，民主宪政建立法治，不要走独裁的路。除了受殷海光先生的指导之下，阅读了有关自由主义的著作之外，主要来自两大启示：一个是负面的，一个是奇利思马的。第一、蒋氏政权在台湾的威权统治给自由主义提供了有利的反面教材，目睹蒋氏政权为了维持其个人绝对统治所散布的蒙昧与压制，在政治社会与文化上，因之而衍生的恐惧、伪善、矫失与虚脱，以及连他自己都不会相信的歪曲的宣传，在在使我渴望一个合理、合乎人道，能够舒展性灵的人间秩序，根据当时我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只有自由主义所提出的一套道德、政治、法律、经济与文化原则的实现，最有可能在一定程度内达成这样的理想，蒋氏威权统治没有真正乌托邦的冲动，虽然在宣传的架势上，有时它也大唱高调，也不会大规模地动员群众，虽然它也曾尝试过，所以，它无法利用伟大的理想，和群众的势力来掩饰它的种种略计，并使其正当化。
换句话说，共产党当然比蒋氏政权更坏了，因为共产党利用乌托邦的冲动与群众运动，来掩饰它更恶劣的一面，于是，这些劣计便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因此，对我们这些了解其真相的人，特别难以忍受，谋求另一出路的感受也特别迫切。第二，虽然当时我还未能掌握自由主义深厚而复杂的内涵，但在跟应先生接触的时候，已经呼吸到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应先生的真诚，对施礼公正的态度，与开放的心灵，面对政治压迫所表现的威武不能屈，知识的追求所显示的真切，以及对同胞人类的爱与关怀，在在使我感受到一位自由主义者，在生活与理想之间求其一致的努力，所显示的道德境界，这使我对他背后的思想之源产生了敬意与向往。换句话说，我之所以对自由主义感到极大的兴趣，数十年来继续不断地探索，其动力是来自殷海光先生的奇利思马的震撼。这就是我多年来特别研究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出路的基本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几次的机缘，我很幸运的到了芝加哥大学，跟海耶克先生念书。当时，应先生正在翻译「民意之路」，应先生主张逻辑实证论，特别崇拜罗素，我从小喜欢听老师的话，所以，我就去念罗素的著作。罗素著作的英文很容易看，用词非常漂亮，并不困难。看了罗素的原文著作之后，我又看了海耶克先生的「民意之路」，与翻译对照，发生罗素不是个思想家，他是个数学家，思想非常通俗性，我就有一个梦想，若将来能跟像海耶克先生这样有思想的自由主义大师念书，那岂不是太美了！而四年当中，这个梦就实现了，经过转折，就去跟着海耶克先生念书了。
有几个经验，不是一般的中国留学生能够经历的。第一件事，老师不向我说道理。但这自由主义最大的堡垒，怎么不讲道理呢？当时的规定，研究生必须要念十五、六本西方的原典，如柏拉图的「The Republic」，没有选择的自由，一定要读，为什么要读？不说道理，完全是旧式的，而且必须包括莎士比亚的三大悲剧，必须包括俄国的小说「战争与和平」，或者是「卡拉马助夫兄弟们」，不是杜斯托也夫斯基，就是巴伐洛斯基，没有选择，不管你将来研究经济也好，考古也好，都必须念这些东西。我非常困惑，我到芝加哥大学来是来研究西方主义，最新最现代的知识，我当时的观念是愈新的愈好，旧的就是被淘汰才有新的出现，结果我们的系不讲这套，不但不研究新的，还研究最旧的，不但研究最旧的，还研究旧的最旧，研究了希腊，公元前第五世纪，耶稣都还没出生，都写出来了，我觉得太奇怪了，不过那没办法，我在这个系里。但是老师给我一个好训练，就是可以跟他对话，可以提问题，可以和老师交流，老师所说的我有不同意，可以请老师再说一遍，可以提出我有不同的看法，很自由地有一种对话的经验。利用一点点经验，这种逻辑的训练，什么是必要条件，什么是充分条件，什么是充分必要条件，这些基本的小小的逻辑训练，使我开始进入一点情况。最后，念了不到半学期，就开始进入情况，原来学问是这样懂的，不是像殷海光先生的那种方式，从学术边缘进入学术内容。
为什么研究classic？为什么研究原点呢？就是，不是叫你做原点的奴隶，不是说原点怎么说你怎么说。以前的书并不会全部都留下来，但是有些书到了二十三世纪，还是会留下来，还是会有人看，为什么？它是一个很妙的事情。这原点有两个特性，就是真正的classic，经过时间的考验，还可以存在的，第一个特性，就是原点必须对它所关怀的问题有特殊深刻系统的见解，它是特殊问题，跟我们不一定有直接关系；第二个特性，正因为它对特殊的问题有深刻系统的看法、见解和争辩，它超越了它的特殊性，特殊性与共同性有一个共同的关系。好比说，洛克是西方自由主义最早的学者，洛克的思想是从假定来的，他假定人类在自然状态之下都是平等，而且有善意，洛克的自然状态受基督教的影响很大，所以洛克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建构在基督教前提上，基督教前提是，在上帝的眼光中我们都是祂的子民，所以，第一个条件，我们都是平等的；第二，上帝创造我们，虽然我们有很多罪恶，但是也有一些善意，因为上帝根据祂的形象创造人，所以在自然状态，不是人吃人的社会。但是哈伯斯的想法是，在自然状态，完全是人吃人的社会，人与人战争的社会。这二个对自然状态不同的看法，产生不同的政治哲学，二位又同时产生了契约论，契约论的来源是对自然状态不同的看法，哈伯斯与洛克对政治思想有特殊的理解与特殊的系统，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换句话说，为什么要研读原点？原点的教育意义，在于以下二点：第一、它提出非常广博而有系统很深厚的思想来解答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二、它提出一个非常深入深邃又广博的系统的理解。当你念了原点以后，念了真正非常古典，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著作，你就晓得学问是什么，学问不一定是研究这个问题，但是它经过这些思想这些消化以后，它不会继续问一些浅薄的问题，也不会把浅薄的答案当做答案了。
另外一位影响我非常大的政治思想家，麦克波兰尼，他本来是一位科学家，就说得很好：「学问到最后，是一个技能」。学问到了最后，不是一项观念，是一项技能，不是完全可以言传的，不是背条文就会这项技能的，是一种训练，这种训练，像小提琴家成为一位非常好的小提琴家一般，弓要怎么拉，说不出理由。技能最后是什么？技能最后是一个模仿。我觉得口号是无用的，现代有很多陈腔滥调，有一种是老式的陈腔滥调，有一种新式的陈腔滥调，有一种是摩登的陈腔滥调，有一种是流行的陈腔滥调，现在西方也一样，被各式各样的陈腔滥调所混淆了，所以我们即使有兴趣，也不晓得怎么学，因为怎么学这件事，被摩登的陈腔滥调污染了。学习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向主要的资源模仿，模仿不是叫你做奴隶，模仿是学习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过程，例如韦伯怎么想，你跟着怎么想，真正学到了，你的脑筋想通了，你的思想逻辑就像大学问家一般。这个时候，你要是有了新的问题，就不是那些思想家的问题，同时，你不单懂韦伯，懂海耶克，懂迪肯，懂各式各样的东西，其它东西你自己领悟出来，而且你也很努力，这时你有可能自己想出新的东西来，若你想出自己的东西来，你就是一位非常有原创非常有贡献的学者，所以classic就是这个意思。
我读了很多classic的东西，但是遇到一个大问题，就是中间的空隙都不知道，念西方大思想家的著作，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维利，但是这些历史的脉络都没念，所以有很大的缺陷，我可以说某一位思想家的很多理论，但他的历史背景我都不知道，这是很大的缺陷，但是这个缺陷的弥补，比只去念历史教科书，而没受过经典训练的人要容易。现在有二个人，同样的努力同样的聪明，一位是受过经典的训练，一位是没受过经典的训练的。受过经典的训练的人，比起只念过教科书，上课很努力，而没有经典的训练的，受过经典的训练的人的潜能，比没受过经典训练的人的潜能要高得多，他为了对付问题，赶快去念些相关教科书，一下子就懂了。
有一次我读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马助夫兄弟们」，这是我的老师海耶克先生第一次叫我念的，那时另一位老师也叫我念，我有点拒抗，我是去读自由主义的，读俄国文学做什么？我当然不敢说，因为老师地位太高，我就去念，念到其中一部分，我明白老师为什么叫我读这本书了，因为卡拉马助夫兄弟们里面最主要的问题看到，人能不能承担自由，给你自由，你能不能承担？人不要做奴隶，但是就有人很喜欢做奴隶，各式各样的奴隶，假如你真正要自由，你不要做奴隶，不要受各式各样新式旧式的枷锁，你要自由，你必须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必须有自己的格调、素养，你要有自由，就必须能够独立，这本书就在谈这个问题。
我在台湾时，受殷海光先生的影响，我对他非常崇敬，他主张逻辑实证论，而我后来所走的路，在大方向和应先生完全一样，但是基本上是反对他的。我的工作基本上是在自由主义的脉络之下，清理殷海光先生的逻辑实证论在中国世界里所留下来负面的影响。我对应先生非常尊敬，应先生的自由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不是很深厚，但是应先生的意义在中国的文化史与思想史里，是一个悲剧英雄，给自由主义一个人格的尊严，自由主义之所以在中国有人格道德的尊严，是应先生赋予的，这不是口号，是付出代价的。学问与道德很难选择，对我而言，道德比学问还重要。虽然我很尊敬应先生，但是他的学问有问题，我还是要把它说清楚，因为学问还要往前发展，中国的自由主义还有希望的话，还是要往前发展其中对自由主义的了解。应先生给我的逻辑实证论，实际上是很错误的东西，现在在西方已经过时了，没有人相信了，当时应先生还不到五十岁就逝世了，所以也不是他的责任，而且是受当时台湾的环境所影响。为什么有问题呢？逻辑实证论相信，没有经过证明的东西都可以存疑，只有经验证明的东西，才能是真正的东西，假如相信这样的道理就糟糕了。你如何能证明价值？价值很难证明，好比说自由重于价值，你怎么能从经验里证明它绝对地重要，最高的价值，真、善、美，是无法证明的，所以麦克波兰尼的自由主义要比应先生的自由主义深刻的太多了。
另一，逻辑实证论要科技整合，将来人类的学问，尤其是科学，可以互相整合，最后愈整合愈接近真理，换句话说，他们有一个很粗浅的进步的观念，认为人类愈来愈光明，了解的事情愈来愈多，所以社会科学是可以累积的，互相整合以后，问题愈来愈少，接近达到事情全部解决的地步，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人类有新的问题，而且人类有的东西累积，有的东西不累积，有东西进步，有东西退步。以二十世纪而言，二十世纪人类的文明，尤其西方来讲，有很多地方是退步的，还不如十九世纪好。用逻辑实证论来了解事情，是无法了解事情的内涵的，真正的问题提不出来。真正的学问的发展有二个主要条件，第一个就是，你的基能特别地厚实，特别丰富，第二就是你有真正的问题，真正独特而有道理的问题，不是假问题，这是不容易的，假如你产生一个真正的大问题，若你很努力，你得到很好的答案的可能性很高；假如流行什么就是你的问题，你就成了流行的奴隶，那就是炒作。所以逻辑实证论是无法进入学术内容的。
高老师：
我们发现一件秘密，林老师抱着远大的志向救国救民，到了台大历史系，我们也欢迎大家抱着大的志向到历史系来，但是好像有失望，不过话说回来，有了失望之后，才走了更远的路，所以到了美国，而整个学思历程也格外辛苦的，这里也特别强调经典的训练，实在非常重要，我们也对年轻朋友不要放弃这样一个训练过程，然后从中领会到问题意识。林老师欢迎大家提问问题，我们以同学为优先。
林老师：
在还没有开放问问题之前，什么是真问题什么是假问题，我举个例子比较清楚。现在西方思想界有一个很大的辩论，就是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辩论。自由主义是主张人权的，而且有了人权之后，在私领域内想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不要国家管，结果产生很多问题。人权本身是应该有的，我指的是西方，但是人权的观念要是泛滥的话，会有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大家都很寂寞，每个人都有人权，家庭都变成不像家庭，父母、子女都有人权，而权利是个法律观念，不是道德观念，什么都讲权利，很多人际关系都法律化了，变成契约化，所以产生很多寂寞，西方的名词叫做原子人，每个人都是原子，不需要有关系，结果产生社群主义，社群主义主张有传统、有道德，在一个小区里有共同的生活，必须有道德基础、道德共识，所以有很多辩论。现在的辩论热度已经降低了，我们可以观察这个辩论的意义是什么？基本上社群主义提的问题是个假问题，所以它就后继不力，没有什么办法，它的看法它的观察不是错的，它的观察是正确的，就是所谓自由主义特别提倡权利产生很多不好的后果。为什么社群主义提的问题是个假问题，不是真问题呢？第一，假如社群主义说自由主义所说的人权观念是错的，因为人权观念产生很多坏的结果；第二，假如施政者说，因为这个人权观念错的，但我也不是不要人权，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或是社会的人说我不要人权，社群主义的人说自由主义的人权观念是错的，你就必须提出自己的人权观，假如你没有提出社群主义的人权观，同时你说自由主义错的话，实际上你的问题不是人权的问题，是人权限制的问题，就是什么的情况之下要限制人权，使人权不要泛滥，人权的观念在这个范围内是重要的，若社群主义说不要人权，你用什么权利来和我辩论？
言论自由是重要的人权，社群主义基本上已经接受人权，它才有自由去表示意见，所以它的问题不是自由主义人权的问题，是自由主义人权的观念是否要受到适当的限制，在这限制之外，人权泛滥了。好比说，我有权利不被别人伤害，我没有犯罪，政府不能抓我，警察不能随便到我家里来，这是我的人权，除非有法院的文件证明，这是once to be free from usually，我有权利不受伤害，另一个是once for performing competence，好比说我喜欢音乐，我有权利去学习音乐，不能受政府规定，我有权利学习与发展我的兴趣，但是这个权利与once to be entitlement不一样，现在西方的权利已经发展到，我有权利得到政府的好的服务，这些服务是我的人权，这个问题在西方非常受重视，每个人都必须有权利受到政府的照顾和服务，这个性质与once to be free from usually及once for performing competence不一样，换句话说，人权必须做内部的区分，做内部的区分后，会发现人权本身要受限制，那么在人权限制之内，要发展道德等等。假如你对个人自由没有兴趣，那么自由主义就没有意义了，你要喜欢自由，对它有兴趣，同时必须负责任，假如你说你喜欢自由，但不要对个人的行为负责任，那种自由就是一种不合理的自由，因为你说不清楚。自由主义最后的一个意义就是培养道德基础，自由主义最后必须有道德基础，那么这些，是自由主义的真问题。以此解释我所说的真问题假问题是什么。
发问者，医学系四年级，男：您刚才提到学者有二种类型，第一种是记忆型，第二种是困惑型，想请问困惑型学者是如何产生的？但是最后您又请我们要训练，尝试去得到一种思想上的技能，这就是您所说像韦伯一般的逻辑思考，而这种与您所说的困惑型有没有矛盾？像韦伯般的比较有创造力，还是困惑型的有创造力？二者之间有没有关系？
林老师：我所说的困惑型与一科通人，是世界水平的学者，像以塞伯林，他基本上是一个记忆型的学者，不是一个困惑型的，他写的东西非常多，而且很有学问，在传播文明当中很有贡献，但基本上没有原创贡献，原创贡献是别人做，他将这些内容解释得很清楚，我所说的是这种世界级的大师。而学习一开始，你变成一个对学问有兴趣的人，你当然需要一些教育训练，一个学问连基本的入门都没有，要开始想问题，很难，如果你的程度是很普遍的程度，那你怎么开始做学问呢？实际上这二种类型不是那么绝对，有的人比较困惑，有的人比较属于记忆，很少人完全困惑或完全记忆，假如学了一些东西，你比较困惑，你可能走困惑的路；你读的东西各家都有，一问起你非常清楚，这种人通常是记忆型，困惑型的人读了伟大的学说，可能记得不是那么清楚。以年轻人的程度，二方面都需培养，不是从小就开始想问题。
发问者，台湾大学毕业生，现职医生，女：在我就读中学到大一、大二时期，您刚才提到过的书我都读过，那现在我的孩子是否也应该让他念这些书？对他有没有帮助？这些书是不是对年轻人很有影响？
林老师：读经典的书不是要读、想读，就可以受到经典的好处，因为经典是非常难的，经典是必须有一个整体的教育系统，大学教育、研究院教育，来培植来扶持，才有办法读典，假如读经典变成口号式地读，不一定有什么结果。经典是非常难懂的，当中的曲折，不容易了解，难的程度有时候到达需要老师指导，需要有人引领你，而带领的人不一定正确，经典属于大家的，你自己也许有一套看法，说不定比老师还要好，可以指出老师的错误。海耶克先生说，「考试，不应该！」大学，尤其研究院，不应该有考试，不应有入学试，应该有一个契约。有的人不愿意签契约，但有的人就是对学问很有兴趣，应该给他一个机会，这种菁英，才是自由主义的菁英，自由主义方式的菁英，也比较平等。?
发问者，历史系一年级，女：您所提到中国过去的政治是只有统治没有政治，请问统治与政治最大的区别在那里？
林老师：我刚所说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就是政治是大家的事，必须共同参与，共同参与的公共事务。所谓公共事务，是大家的事情，既然是大家的事，就由大家参与，大家参与的公共事务是政治。而中国的政治向来不是这样，不是大家的事，韦伯说的话也许比较重了点，「中国传统的帝王朝代之间，基本上是像家传式的统治」所以中国比较聪明的人就逃避政治，如道家、佛家，逃离政治而不是参与政治。现在台湾不是了，台湾有一个初期的阶段，产生很多问题，并不是完全统治了，但现在刚开始由人民参与，出了一点问题，出了所谓民粹主义。台湾现在民粹主义的意思，是南美的意思，不是俄国的意思，也不是美国的意思。俄国的意思，所谓的民粹主义是说，那些知识菁英、贵族走向人民，到人民那里去，认为真正的智能，不是知识菁英的智能，农民老百姓的智慧才是真正的智慧；另外美国的民粹主义是说，政治人物要反映最普通最低层的人民的看法，那是美国的平等观念；台湾的民粹主义政治是什么？相当于南美的，比如说，某一位先生，特别喜欢权力，有权力就有一切，有钱有势。
在东方中国的社会，想要有权力，过去就是打天下，成功后天下就是你的，后来在民国时代，军阀就是靠枪去显现权力，到蒋介石时代，威胁、发生白色恐怖，人民非常害怕，所以他自己有权力，或者是共产党组织农民运动。现在台湾的情况呢？不能用右派的集权统治得到权力，也不能用左派的全民运动得到权力，用民主，可以得到权力。不是为了民主，而是为了利用民主做出得到权力的一个过程，利用了民主的形式，得到了个人的权力，不是为真正的民主而做的，有了权力后，不一定为民主。台湾的民主在制度上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总统对立法机构不够负责任，因为把宪法修改就行不通了，我们的宪法是违法的，因为宪法必须建立在根据宪法制定的宪法原则上，宪法原则是民主宪政的原则，不是独裁的原则，宪法的第一条，就是根据民主宪政的权力，权力要限制，互相制衡，不限制的权力就不是民主宪政的宪法，是其它独裁的宪法。
发问者，工管系四年级，男：美国有一个比较大的讨论，就是经典到底要读那些？因为所选择的经典也决定了你的意识形态，要如何选择经典？老师刚才所提到的逻辑实证论，老师似乎是反对科技整合，假如一位学者从经济学出发，提出一个观点，非常有道理，而另一位学者从法律学出发，如果大家无法取得共识，这样会是一个好现象吗？
林老师：我并不是反对科技整合，我反对假的科技整合，我赞成真的科技整合，什么叫做真的科技整合呢？科技整合真正的意义是你有一个问题，这问题除了需要你本科的知识以外，还需要其它科的知识与技能的帮助。假如科技整合变成形式主义，把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法律学家放在一起，请他们炒作出一个题目来，这种科技整合往往是没有意义的。若问题真的需要科技整合，我是非常赞成的。
关于如何选择经典，选择经典，背后往往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预设，例如社会、政治等等。实际上是，你的兴趣在那里？以台湾来说，凡一个社会，不可能对所有事情有兴趣，对所有事情有兴趣的话，这个社会就没办法集中精力。我们台湾最重要的兴趣，就是如何把我们刚刚开始起步的自由民主的程度，使它深化、成熟，使它更成长，使它对老百姓变成好的东西。民主失败以后会很糟糕，历史上民主失败的数字，不见得会比民主成功的数字要少，民主不一定使国家好，民主不一定必然使老百姓得到幸福，有的民主把国家搞垮了。换句话说，我们的兴趣是如何使民主愈来愈健康，愈来愈发展得有生机，愈来愈合理，愈来愈像我们所需要的民主的样子。那么，假如这个兴趣是我们社会的共识，我们的教育也应该配合，我们的教育使得老百姓成为愈来愈参与民主社会的公民。
发问者，台大经济系毕业校友，女：您的书中有提到奇利斯玛，就好像是一种很典型，能够影响别人，很有权威的人物，如果在一个社群里，有一位这样奇利斯玛的人物，能够形成他们自律的公约，那么就可以形成一种长成的秩序，而不是做成的秩序，自然而然就会有感染的力量，逐渐扩大，整个社会就会有一种长成的秩序，那么这样是不是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健康的民主社会？如果是透过教育，那中间感染的力量到底是什么？
林老师：这是我用韦伯的观念推衍出来的东西。有的人有一个特别的本领，被其它人看重，给他特别的恩惠。好比说，在一个战场上，军队已经涣散了，忽然有一个人登高一呼，大家重新在他的领导之下，奋力把敌人打倒了，大家非常崇拜他，这个领导者，就是奇利斯玛，这是韦伯原来的定义。这个人有特殊的超忽一般常人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每个人都有的，这种能力就自然而然吸引了别人。奇利斯玛的人物有二种，一种是破坏性，一种是建设性，某些制度，某些秩序，不需经过立法，就是要一个大家崇拜的领袖，就是这样，这可以好可以坏，可以自由毁灭。
可以好可以坏，可以自由毁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