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国，虽然在经济领域已经形成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但是，由于日本方面始终没有认真对待历史问题和真诚地对待中国十分关切的台湾问题，导致中日关系陷入30年以来的低谷。中日两国现在不仅经济热政治冷，而且经济热多少也受到了政治冷的影响，“抵制日货”口号虽然影响有限，但对经贸关系的发展也是一种阴云。更令人不安的是两个社会和两国的民众之间出现了所谓“互厌”的情绪，如果任其发展和蔓延，对两国以及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有很大的危害。这种状况与两国目前经济关系发展趋势相违背，而且也违背全球化时代区域整合与相互依存的世界潮流。中日两国已经形成经济的相互依存，两国与两个社会之间的相互交往与交流也已经建立了相当的基础，在这个全球化和区域整合向进一步扩展和向纵深不断推进的时代，中日两国领导人应该站在时代和世界的战略制高点，顺应时代潮流，着眼两国未来的发展与区域整合，努力构建以复合相互依存为指向的中日关系。

经济的相互依赖对政治关系的发展有相当的影响，但是，国际政治学学者们早就指出，经济的相互依赖并不一定导致和平。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国与德国经济联系也很密切，但这并没有阻止两国迈向战争的步伐。当民族主义主导了各国的政治与社会思潮，战争就往往不顾经济代价而向人们招手。为此，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上个世纪70年代提出了新自由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的理想模式：复合相互依存。所谓的复合相互依存，有三个主要特征：1、各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2、各问题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等级区分；3、武力并非是有效的政策工具。具体而言，各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包括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式联系或对外部门的正式安排；非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式联系；国际组织的跨国联系等。国家间问题没有明确的等级之分意味着，军事安全并非始终是国家间关系的首要问题，例如具备复合相互依存特征的美国与加拿大之间、或者法国与德国之间，军事安全不一定是处理相互关系时最关切的问题。就第三点而言，当复合相互依存出现时，一国政府不在本地区内或在某些问题上对他国动用武力。在复合相互依存的国与国之间，解决经济等各种纠纷不再考虑使用武力，美国与加拿大之间，或者法国与德国之间在出现经济纠纷或者海洋权益纠纷及领土纠纷的时候，武力被排除在政策之外，武力因而不是有效的政策工具。复合相互依存关系中的国与国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合作互惠、和平共处的关系。这是一种理想模式，正如经济学家关于充分竞争的市场模型一样，在实践中是有差异的。尽管如此，我们相信自由市场经济，同样也可以相信复合相互依存的国家间关系，我们在德国与法国、美国与加拿大等国之间的关系中，能够看到复合相互依存的基本特征。这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它不仅对两个国家、两个社会及其民众，而且对区域和平、发展与整合，都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也应该是值得各国、特别是有影响力的大国努力追求的理想。

中国与日本虽然离复合相互依存的关系还有很大的距离，但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基础。由于两国一衣带水，地理相近，特别由于两国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两国和两个社会之间多渠道联系越来越广泛和深入，除了政府间联系外，其他各种领域、各个层次的民间联系非常广泛、频繁，这为增进两国与两个社会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提供了诸多的可能空间。虽然目前存在许多的隔阂甚至敌意，但如果两国的政治家能够站在战略高度促进两国之间的多渠道联系与交流，相互理解与信任是可以实现的。就中日间的各个问题和各项议程而言，军事安全未必是首要的问题。经济问题、历史问题等具有相当的分量，成为两国政府精英和社会舆论非常关切的问题。最后，中日之间，武力不可能成为双方优先考虑的政策工具。两国经济相互依赖已经非常广泛与深入，中日之间的贸易已经超过1600亿美元，而且双方进出口贸易已经改变了一边倒的状况，趋向基本平衡，加上日本企业在中国有大量的投资，两国有诸多合资企业，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况，这些都使得武力不可能成为双方追求的政策工具。虽然有领土纠纷，有海洋权益纠纷，但到目前为止，双方都不考虑通过武力方式解决问题。美国与日本的安保同盟，虽然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了中国的内政，因而在这个问题上存在武力作为政策工具的一定的可能性，对美日同盟从总体上是保守性而非进攻性的，它有对中国崛起和中国统一大业的进程进行遏制的企图，但它的着眼点还是希望在台湾海峡避免出现战争。美日在台湾问题上的主要症结不在于它们试图通过军事威慑以求台湾海峡的和平，而是它们不支持并且阻挠中国的和平统一。总体而言，美、日并不希望台独势力挑起战争，它们希望通过维持现状以牵制中国的统一和中国的崛起，而当如果台湾海峡两岸出现统一的可能性时，美、日用军事手段阻挠的可能性并不大。中日之间抑制武力直至像欧洲那样放弃武力作为政策手段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特别如果中国自己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国内政治和社会安定，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武力在中日关系中将被逐步地挤到政策的边缘，直至两国都不把武力作为解决两国关系问题的政策工具。

中日之间初步具备了走向建立复合相互依存关系的基础，但非常脆弱，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解决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如果能够妥善地解决历史问题，两个社会之间的多渠道交流将会进一步扩大和深化，相互理解与信任就能够建立；而台湾问题的妥善处理与对待，更将使两国基本怕出了武力作为政策工具的可能性，从而在经济的进一步融合、民间的进一步信任的基础上，建构起复合相互依存的新型国家关系。

在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国际政治需要新思维、新愿景。建构中日复合相互依存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推进东亚一体化，应该成为中日两国政治家和民众共同追求的新愿景。在中日关系处于低谷的非常时期，两国的政治家需要站在东亚未来的战略高度，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排除干扰，引导两个社会及其民众着眼两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努力建构以复合相互依存为指向和愿景的新型关系。

目前通往这种愿景的主要障碍在于日本方面对待历史和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与政策，日本方面需要通过实实在在的行动取信中国人民，从而建构起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就中国民众而言，则需要明确自己的战略目标，不以手段代替目标，立足长远和未来，在开展外交斗争中保持有理、有利、有节，努力促使日本回归东亚，与中国发展新型关系，推动东亚一体化。

在具体的工作层面上，两国政府除在历史和台湾问题上进行进一步谈判与磋商外，特别需要重视并需要切实加以推进的是增加两国的文化、教育、人员等的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与相互信任。在1980年代，日本的电影风靡中国，中国民众对待日本有普遍的好感，甚至非常喜欢影片中的日本明星。现在，韩国片风靡中国大陆，大陆民众对韩国产生了普遍的好感，由于文化上的亲近和在对日问题上的共同感受，中国民众对韩国产生了普遍的好感和亲近感。中日的经济交流已经成型，不需要特别的刻画与规划，但在文化、教育和人员交流等方面还真需要认真地规划，在广泛的交流中，中日两国的年轻一代完全有可能在历史问题、未来发展愿景等方面增进相互理解与信任，并达成更多的共识，而这正是建构复合相互依存关系的一个重要途径之一。

中日两国年轻一代既要立足当前中日关系的现实，但更要有国际政治的理想。欧洲从康德以来思想家们关于欧洲联合的理想，虽然曾经被两次世界大战所粉碎，但对这个理想的不懈追求终于成就了今日的欧盟，其间的各国和平共处，人民友好往来，在内部没有对战争的担忧，也没有对人类普遍价值认知上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