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政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普遍模式。人类自有政党领导以来，国家的命运就与政党的强弱联系起来了。政党先进，国家就会强大，人民也有福祉；反之，国家的政局就会动荡，人民的利益也可能蒙受损害。纵观近几十年来世界政党政治现象发现，一些貌似强大的政党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垮台，这不仅给本国或地区造成了政治不稳定，而且给本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中国共产党已经执政六十多年，在社会转型期正面临着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和消极腐败的危险。我们党要巩固党的地位，有必要追问近几十年来世界政党兴衰的背后原因，借鉴其中的教训，努力把党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
一、执政党放弃信仰将失去继续存在的道义基础
政党是靠信仰维系的。没有信仰的政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党，也不可能把本党成员凝聚起来。有战斗力的政党会不断致力于意识形态建设，用代表本阶级利益的信仰武装党员。信仰具有凝聚人心、评判是非、制定纲领和精神激励的作用。当一个政党出现严重信仰危机的时候，这个政党也就走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苏联共产党是一个具有优良革命传统的政治组织，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曾有崇高的威望。但这个执政党在20世纪90年代突然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党内出现了普遍性的信仰危机，直接导致了全党在思想上的混乱和组织上的涣散。
苏共政治信仰危机的突出表现，是党的执政骨干对党的政治信仰的动摇。苏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但斯大林逝世后，苏共党内的领导人逐渐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产生了怀疑。据美国学者科茨于1990年在苏联进行的民意测验统计，有80%的群众希望坚持社会主义，而在机关中这一比例只有9.6%[1](P46)。苏共领导干部依据党内规定也定期到党校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但苏共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应付式的，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嘴巴，而不是武装自己的头脑。一位英国记者曾这样描绘当时的苏联：领导干部装模作样地相信马列，人民装模作样地拥护领导。由于党的执政骨干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不相信本党的政治理想，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灾难性后果。一是党内的思想意识受到西方资产阶级的严重侵蚀。苏共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党和国家的政治危机已经十分明显，因而改革成为党和人民的共识。如何改革？当时社会的各种政治思潮向党内蜂拥而来。由于苏共对各种错误思潮不能有力抵制，因而西方化思潮在党内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为后来全盘西方化改革埋下了隐患。二是党的干部开始追求升官发财，丧失了为信仰奋斗的进取精神。信仰是人的精神动力。苏共到了执政的后期，党内一些领导干部把发财致富作为人生的追求。事实上，当时的苏共干部大多享有特权，而且肆意用手中权力狂吞国有资产。“苏共是唯一在自己葬礼上致富的政党”[2]。苏共放弃了党的崇高理想，大多数官员追求个人利益，必然导致思想上政治上的解体。三是造成了人民思想的极大混乱，使党失去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党的执政骨干放弃了党的信仰，不仅引起全党的思想混乱，而且导致全民失去了精神支柱。面对西方化思潮，老共产党员感到无奈，普通群众纷纷从东正教中寻求精神的慰藉。苏共丧失政权的教训表明，没有信仰的政党是走不远、坐不稳、挺不直的。我们曾经认为，一个政党建立了制度体系，就能长治久安。实践证明，执政党追求长期执政，还必须始终加强政治信仰的建设。政党只有把信仰建设与制度建设结合起来，才能保持政治上的凝聚力和动员力。
世界上的任何政党都是由一定的意识形态凝聚起来的，而党的政治信仰则是这一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一个执政党抛弃了以信仰为核心的传统意识形态，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道义基础。总结苏共垮台的教训，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在2013年8月19日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讲话精神。习近平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3]。他强调，全党要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的意识形态的建设，既要传承政治传统，注重理论的建设性；又要有改革创新的精神，保持理论上的与时俱进。只有把意识形态的阶级性、科学性和现代性完美地结合起来，党的政治信仰才能转化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意识，才能始终保持党的团结和统一。
二、执政党的内部分裂是丧失政权的致命性因素
党的政治纪律是维系党内团结的重要要件。任何执政党要在国家政权中保持强大的执政力，都必须在党内确保政治纪律的权威。执政党如果没有政治纪律的约束，组织系统处于涣散或分裂的状态，敌对势力就会兴风作浪，并乘机取而代之。列宁指出：“党应当是组织的总和”[4](P252)。近几十年来的世界政党政治的实践证明，执政党内部的组织分裂是丧失政权的致命性因素。
在研究政党政治的论著中，一般都把政党的垮台归于经济滞后、分配不均或官员腐败。固然，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政党失去民意，但执政党内部的组织分裂也是丧失政权的重要原因。因为执政党内部的组织分裂，不仅使自身失去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机会和能力，而且为反对派夺取政权提供了可能。第一，百年老党因党内纷争而失去选民的支持。印度国大党曾经领导印度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但这个百年老党由于自身内部派系的剧烈斗争而于1996年把政权拱手让给了反对派。国大党的组织是由不同的民族、阶级、阶层、种姓和宗教团体构成的，建党百年也始终没有把这些不同的组织团体融为一体。尼赫鲁任党内领袖时是以个人的崇高威望维系着党内的团结和统一。他逝世后，党内分歧就立刻萌动，出现了党员倒戈的现象。从1964年至1995年，印度国大党曾出现过三次大分裂，其中1995年的第三次大分裂使国大党大伤元气。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在1991年遇刺身亡后，党内矛盾和争权夺利的斗争日趋剧烈。1994年，国大党在安得拉邦选举失利，发展部部长辛格攻击时任总理拉奥，而拉奥出于自身利益开除了辛格6年的党籍。印度国大党的分裂，不仅在竞选中分散了党内的选票，而且促使一部分选民投向了反对派。可见，一个百年老党失去政权的重要原因是内部的无休止纷争和内部组织的分裂。第二，具有革命传统的政党因党内分裂而丧失政权。苏共是一个有革命传统的政党，其垮台固然与政治经济体制僵化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误有关，党内的分裂也是直接原因。苏共在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新思维”之后，党内就出现了思想分歧。当时的苏共政治局委员叶利钦公开攻击所谓的“党内保守派”利加乔夫，随后又脱离了苏共，以个人身份参加俄罗斯总统选举。1991年，苏共党内高层为挽救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发动了政变，而政变的失败又加快了党的组织分裂。解禁后的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共”，一个拥有74年执政历史的大党就解体了。可见，苏共因社会危机而引起的内部组织分裂导致了自我灭亡。第三，有政绩的政党因党内分化而失去了“一党独大”的执政地位。日本自民党在二战后的几十年，凭借经济爆发式增长的良好政绩而连续执政了38年。1993年自民党之所以失去“一党独大”的执政地位，也与自身组织的分裂相关。日本自民党由多个“派阀”组成，在1955年成立的时候没有把各个派系的隔阂消除，在组织形态上保留了11个派阀。日本自民党的“派阀”特色固然为防止党内权力专断起到了制衡作用，但同时也为自身带来了严重的“内伤”。日本自民党的派系是依据自身的利益来选择政策和支持政策的。当一个派系的政策不符合另一个派系心愿的时候，相互之间就进行政治攻击。1993年6月，日本国会围绕政治改革方案展开了激烈争论。当时的首相宫泽喜一表示要“实现政治改革”，但因为党内各种意见难以协调而被迫放弃了在本届国会通过的政治改革方案。而此时，自民党内以海部俊树为核心的八十余名议员宣布成立“自民党政治改革推进议员联盟”，声称要与党内“慎重派”划清界限，继续推进改革。自民党宣布分裂后，由于选票的分散和民心的涣散，在下一届的选举中失败。自民党是在连续执政了38年，实现了经济奇迹和社会安定的情况下丧失独揽政权格局的，个中原因值得我们“细嚼”。日本自民党第一次丧失“一党执政”的格局，不是因为经济社会问题，而是源于党的内部组织的分裂。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党的团结和统一，这不仅是党九十多年的历史经验总结，同时也借鉴了世界政党政治的教训。毛泽东指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突破。列宁指出，共产党“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4](P415)。实现党的团结，要求党内思想的统一、政治的统一和组织的统一。因此，我们党一定要发挥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优势，把保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看成保护自己的眼球一样。
三、优秀人才的选拔机制决定执政党的前途命运
一个政党能吸纳最优秀的人才担任执政骨干，就能保证党的政策的实施和政治纲领的实现。反之，这个政党的政治目标不仅不能实现，而且令自己失去正义者形象。纵观世界政党执政的得失，可以发现，一个执政党人才济济，事业就兴旺发达；一个政党任人唯亲，风行裙带关系，事业发展就会陷入危机，甚至丧失执政地位。
政党具有“政治录用”的功能，因而执政党必须把发现和录用执政骨干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西方国家是一个竞争性的政治体制，但执政党把人才推荐到国家政府系统则有成熟的制度安排，从而为执政党实现本党的纲领政策提供了最重要的组织保障。美国总统由民众选举，但总统的候选人则由政党推出。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总统是由美国主要政党决定的。美国政党领袖被美国民众选举为国家领导人后，诸如国务卿或国防部长等一些重要官员皆由总统提出，但须经参议院批准。这就保证了美国的执政骨干对执政党的政治忠诚。在政党治理下，西方国家还有比较严格规范的公务员选拔制度。法国国家行政学院招募学员，不仅试卷向社会公开，而且考试的结果也向社会公布，杜绝了开后门之类的事情发生。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为高效的政党治理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可以说，西方国家的政务官选拔制度和公务员的考试任用制度是西方政党运行权力的组织基础。反观一些大党老党丧失政权的案例，都可以窥见“任人唯亲、买官卖官、裙带关系”的弊端，其中以苏共最为典型。在列宁领导下，苏共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执政骨干。他们对党忠诚，有实际工作经验。在十月革命后的艰苦岁月，正是这些优秀的领导干部率领人民打败了国内外敌人的猖狂进攻。但苏共到了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开始清洗党内的反对派，很多持不同政见的领导干部被打成“人民的敌人”。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导干部要实行代际交替，一大批年轻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苏共在设计干部交替的制度时不仅没有建立一套党内民主制度，而是推出了一套“近亲繁殖”的体制。苏共官员提拔的基本路径是：技术人员是工程师——车间主任——厂长；政府官员是办事员——处长——局长；政工人员是团委干部——党委干部——党委领导。这些干部的提拔既没有民主的程序，也没有群众测评的权重因素，完全是“一把手”操纵决定。据统计，苏共中高层干部的75%以上出身于机关办事人员，他们都没有基层和企业工作的经历[5](P127)。这样的干部选拔机制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执政骨干的组织能力、思维判断能力和群众工作能力全面退化；二是党内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听话”和“圆滑”特征的领导干部。善于拍马钻营的领导干部大批涌入党内，势必把一大批有能力而富有正义感的人才挤出党内。苏共亡党的教训证明，能否建立一套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制度和机制，对执政党长期执政和实现政治目标具有决定性意义。
毛泽东指出，党的路线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列宁在十月革命的前夜曾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6](P406)。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政党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与党内一大批优秀干部的有力领导分不开的。在革命时期，由于我们党面临着外部敌人的打压和围剿，因而上级组织和领导选用干部基本能够坚持任人唯贤。但在执政条件下，外部的威胁已经解除，领导干部难免会以个人的“喜好”来选拔干部。因此，党在执政条件下必须通过党内民主机制选拔干部。世界政党政治运行的实践证明，健全党内民主机制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能提供制度化的保证，从而极大增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党在第十六次党代会上提出了“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的著名论断。依据党的十八大精神，我们党一定要建立党内民主的制度体系，通过“民主、公开、竞争”的机制把各种优秀人才源源不断地聚集到党内。
四、党内腐败和两极分化将导致执政党迅速垮台
腐败是执政党的致命癌症，而社会分配不公则会导致民怨。纵观世界政党政治现象，执政党的腐败与社会分配不公往往相互催生，引发政治动荡。政党官员的腐败本身就加大了社会分配的不公，而政府官员与社会资本的联合会进一步拉大社会分配的差距。近几十年来，凡是政治动荡的国家，执政党的腐败与社会利益的分配不公几乎是并存的。世界政党治理有一个令人迷惑的现象，就是执政党推动经济增长之后会出现严重的政治危机甚至政权的垮台。因此，执政党要巩固执政地位，一定要一手抓反腐败，一手抓社会分配上的两极分化。
印度国大党在1993年的选举中失利，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没能遏制腐败和实现社会公正。印度国大党曾经是一个有崇高理想的政治集团。国大党从执政伊始就提出缩小贫富差距，实行社会公平，并提出了“廉洁政治”的口号。但是，国大党的改革政策过程往往是“口到而实不致”。在分配政策上，国大党的改革成果首先是让中产阶级和大企业家受益，广大下层群众的生活状况却不能得到实际的改变。据瑞士银行统计，印度商人、公司和政客在该行的外汇存款高达2.5亿美元，占全印度私人财富的三分之一。在印度的农村，占全国农村人口约4.5%的地主和10%的富农仍然占据着农村75%的土地，贫苦的农民和无地的产业工人占到了农村人口的25%[7](P409-410)。在存在严重社会不公的同时，印度的腐败丑闻更是层出不穷。印度国大党执政后推行国家主导的混合经济发展模式，实行对国家经济的干预政策，为权力与利益的结合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印度腐败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林承节在《印度史》一书中描绘当时的印度：“国家对私人经营活动的严格控制给了主管部门官员有极大的权力。他们可以很快批准某项申请，也可以寻找理由拒绝批准或无限期拖延，这时有没有贿赂往往成为决定性因素。贪婪的商人(包括外国大公司)眼睛总是盯住需要大量采买物资的主管部门和有权发包工程、有权签订贸易合同的部门，总是想方设法进行贿赂，或向掌权的政党‘捐款’，或向负责官员送礼。”[8](P145)与此相适应，国大党领袖英迪拉为筹集竞选资金而开始与资本勾结，接受商人的捐款。英迪拉赢得大选后，又利用权力对为自己捐赠的人施以帮助，不仅败坏了自己的声誉，而且败坏了国大党的名声。到了拉吉夫掌权，国大党开始重视治理腐败，但党内腐败已经积重难返。当时的国大党党员竟然对拉吉夫的反腐败讲话和举措进行无声的抵抗，百般地阻挠。印度分配上的两极分化与政治上的腐败堕落搅和在一起，完全丧失了民心，结果在1993年的选举中惨败。今天国大党虽然重新执政，但两极分化与严重腐化仍然困扰着他们。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国大党的前途仍然岌岌可危。
印度国大党在连续执政五十多年之后失去了一次政权，其教训值得借鉴。一个有历史传统的政党仅仅有崇高理想和诱人的承诺是不够的，群众对执政党的选择最终要看政治实践的兑现程度；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伴随着社会利益分化，底层群众的不满情绪会裹挟着对腐败的愤怒重新选择执政党；用政府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大优势，但由此产生的官商结合的腐败对执政党足以致命；执政党务必把腐败遏制在萌芽状态，腐败的蔓延将使执政党陷入“真反腐败亡党”的难堪境地；执政党反腐败不仅要加强党内的廉政建设，更要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着手，构建一个官员想贪也不能贪的社会环境。把社会公正与管住权力结合起来，应当是印度国大党首次丢失政权提供给我们的最珍贵的警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更加重视社会公正，更加重视反腐败斗争。从世界政党兴衰成败的视野研究党的十八大后的新举措，有利于我们党提高治党理政的水平。
五、军队的政治忠诚对执政党至关重要
从世界政党政治运行的历史经验看，军队从来就不是游离于政党政治之外的。把政党执政与军队职能截然分开，无法解释西方政党运行权力的事实，更无法解释无产阶级政党在发达国家难以夺得政权的原因。我们党强调党指挥枪，在本质上是符合现代政党政治运行规则的。我们党要长期执政，必须建设一支政治忠诚的人民军队。
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军队有军队的职责，政党有政党的功能，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在政党处于政治危机的紧急关头，军队对维护政党的统治又起着决定性作用。第一，执政党没有军队的支持，在危机时刻就会顷刻瓦解。2013年埃及发生的政治事件表明，军队的政治倾向性对政党至关重要。埃及的穆兄会是经过普选上台的政党。由于其推行了一套带有浓厚伊斯兰教色彩的政策，遭到了反对派和部分民众的反对，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冲突。应当说，执政的穆兄会与在野的反对党都有一些民众的支持，可以在民主体制的框架下协商解决。但随着社会冲突的程度加大，军队开始支持反对派。在军队武力的干预下，支持穆兄会的民众最终被镇压，穆兄会的最高领导人也遭到逮捕。笔者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政治发现，军队对政党政治的影响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还起着决定性作用。第二，执政党没有军队的支持，就无法应对反对派的暴力进攻。探讨苏共垮台的原因，有人从僵化的经济体制探讨，有的从专断的政治体制研究，也有从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失误中寻找。在这些探讨中，学术界往往忽视了军队的影响。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新思维”的早期，军队对苏共仍然保持着忠诚的态度，社会相对比较稳定。但随着改革的发展，“军队国家化”的思潮开始泛滥，军队对苏共的忠诚度也逐渐下降。苏共领导人发动“8·19”政变后的几天，军队的支持曾经使政治局势一度稳定。但随着反对派的激烈反抗，军队不发挥应有的作用，最终导致政变者束手就擒。相反，叶利钦竭力谋求军队的支持。他夺取俄罗斯政权后，与国家杜马领导人发生了政治冲突，就命令军队包围了国会大厦，最终通过流血事件逮捕了就任的副总统和国家杜马领导人。可见，一个政党失去了军队的支持，只能在反对派的暴力面前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第三，执政党维护政权总是以忠诚的军队做后盾的。美国是多党制国家，军队与政党在日常的政权运行中是相对独立的。但我们千万不要被美国军队远离政党政治的假象所迷惑。美国自有政党政治以来，曾经发生过多次用军队镇压民众的暴力事件。1877年，美国拉瑟福德·海斯总统出动联邦军队镇压了西弗吉尼亚、马里兰、宾夕法尼亚、伊利诺等州的“铁路罢工暴乱”；1919年，威尔逊总统一年之内三次出动联邦军队，分别镇压钢铁工人大罢工、首都哥伦比亚特区的“种族暴乱”和内布拉斯加的“种族暴乱”；194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出动联邦军队，镇压汽车城底特律的“种族暴乱”；1971年，尼克松总统从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马里兰等州境内的联邦军事基地分别调集大批空降兵、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到首都华盛顿，镇压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反对侵越战争的抗议示威；1992年，洛杉矶大暴乱，美国政府派出上万军队予以镇压。这些镇压事件不过是美国执政党利用军队巩固政权的“冰山一角”。美国执政党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从来就是不惜动用暴力手段的。
在近现代的历史上，我们还看不到政党政治与军队没有丝毫联系的现象。世界任何政党一旦夺取了国家权力，首先就是获得了对军队的指挥权。列宁早在1906年就对军队的非政治化提出批评。他说：“军队不可能而且也不应当保持中立。不要让军队参与政治，这是资产阶级和沙皇政府的伪善的奴仆们的口号，实际上他们一向把军队拖入反动的政治之中。”[9](P556)依据世界政党治国理政的经验，我们党必须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一方面要从组织系统上确保党中央对军队的指挥，另一方面要用党的理想信念铸造军魂。只要我们党能指挥枪，就能有效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就能挫败国内外敌对势力颠覆政权的图谋，就能确保人民政权的长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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