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来中国比较政党研究取得较大进展。构建话语体系、增进对外认知、完善政党治理为其实现学术研究体系化提供了广阔空间。通过内容分析和文本挖掘可知，最近十年，中国比较政党研究数量呈现高位稳定：研究内容丰富，理论性、原创性成果比例提高。研究主题涵盖当代中国政党政治特征与优势、世界政党政治发展态势、中外政党历史比较、西方政党学说与研究动态、比较政党创新理论五个方面。历史文化、制度功能、理性行为是解释中国政党政治特征的主要路径；基础概念、议题群组、理念方法构成比较政党创新理论的基本向度。未来中国比较政党研究需要在理论范式上实现特殊性与普遍性相衔接，议题领域上推动问题驱动与本体基础相统一，研究方法上促进单因解释与多因分析相结合。

关 键 词：政党政治  比较研究  中国理论  话语体系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典型表现是围绕各类政治制度的话语竞争愈发激烈。这一现象与大国战略博弈全面加剧、国际秩序深度调整密切相关，也与全球范围的各种政治社会思潮涤荡相互呼应。“制度自信不是自视清高、自我满足，更不是裹足不前、固步自封，而是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1](p289)这对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尤其是政治学科提出了许多崭新的研究命题，中国比较政党研究就是在这种大场景下得以快速发展。本文试图从学术发展的视角对中国比较政党研究进行分析，结合现实情况对其进行全景式描绘，分别探讨中国比较政党研究的生成逻辑、知识版图与学术建构。

一、比较政党研究：从西方语境到中国议程

比较是政治科学的方法论核心，比较有助于解释政治程序的运转和政治变革的发生[2](p35)。比较方法通常适用于宏大的政治系统，这类系统的案例数量有限，但内部变量却涉及多个方面或层次[3]。比较方法对于政党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现代意义的政治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政党为中心展开的。作为高度发达的政治组织，政党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已经根深蒂固并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比较政党研究即采用比较方法对政党问题进行的研究。它可以看作但并不仅限于是比较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目的可以是寻找多个政治共同体间政党现象的共性或差异，也可以通过比较方式为某一政党及政党制度的完善寻找参考和借鉴。

(一)西方比较政党研究的发展历程与话语特征

从历史序列来说，西方政党的产生已历数百年。西方学者对政党进行政治学与社会学意义上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系统采用比较方法对政党开展研究的历史可追溯至20世纪中叶。西方比较政党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20世纪初到40年代的理论准备阶段。这一时期的政党研究开始摆脱过去哲学意义上有关政党善恶的冗长探讨和对单个国家政党的简单描述。俄国学者摩西·奥斯特罗果尔斯基(Moisei Ostrogorski)、意大利学者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美国学者埃尔默·埃里克·谢茨施耐德(Elmer Eric Schattschneider)等主要从组织社会学视角，对英、法、德、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权力结构及政党与民主原则的关系进行学理分析，体现出浓厚的整体主义和制度主义特征。

二是20世纪50到70年代的理论体系形成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政党研究迎来了一个高潮，以法国学者莫里斯·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意大利学者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美国学者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等的标志性著作为代表，西方国家的政党与政党制度得到系统研究，政党行为的社会根源与政党塑造政治社会的能力得到深入分析。受行为主义政治学和结构功能主义、理性选择理论的影响，西方政党研究的整体视域得以拓展。政党研究的基本范式、主要方法和重要理论命题相继确立。与此同时，在发展中国家政治运动的影响下，部分学者对欧美国家以外的政党现象给予了更多重视。

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理论调整与成熟阶段。面对全球局势快速变化下传统政党力量的式微，一批西方学者积极推动政党研究视角与议题创新，从而解释和预测西方政党在挑战面前如何表现出适应能力。法国学者让·布隆代尔(Jean Blondel)等将政府因素作为变量引入政党研究；美国学者理查德·卡茨(Richard Kate)等在探讨政党、国家与社会三者间关系的基础上创立了卡特尔政党理论；邦尼·梅吉德(Bonnie M.Meguid)等借鉴市场营销学相关概念提出利基政党学说。经过长期的积累，21世纪以来的西方比较政党研究正呈现出主流理论与边缘理论相互影响，经典议题与新兴议题相互交织，质性分析与量化研究相互补充的整体发展态势。

西方政党理论创立至今始终体现出鲜明的比较特征。主要表现为：政党研究的对象通常跨越一国界限，由两国到多国，由西方到非西方；政党研究的方法注重实证经验基础上的分类、归纳和概括，进而形成一般性的政党理论；政党研究服务于国家战略，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包含着向非西方国家推行西方政党模式的强烈动机。西方比较政党研究传递的学术信念是：西方政党理论能够指涉作为事实存在的各种形式的政党活动。然而，当西方学者构筑和传播关于政党的知识体系时，表现出的是一种狭隘经验，这种狭隘性体现在时间、空间和对象上。西方学者并非没有对非西方世界的政党问题进行过有创建性的论述①，但受制于有限的视野和特定的立场，这些研究本质上仍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没有揭示政党产生与发展过程中的根本性差异。

西方比较政党研究本质上是探讨西方代议制度如何确立、运行和巩固的中层理论，它构成当代西方国家学说的重要一环。其中预设的政治价值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最好的，人类社会中的其他政治制度最终都要转向西方模式，政治转型的核心是多党制的建立。在这一政治价值支配下，西方学者以竞争性选举制度为标尺，对世界各国政党制度进行类型学划分。如一些欧美学者使用极权主义政党、一党制、霸权党制、党国体制等概念来指称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和政党制度，试图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进行价值观念上的规制。显然，这些称谓陷入了西方理论简单化运用的误区。套用西方政党理论分析中国政党实践，必然会产生严重的适用错误。不仅无法有效解释现实，还容易导致人们政治是非观的扭曲和价值观颠倒。构建基于中国事实和语境的比较政党研究体系显得必要而迫切。

(二)中国比较政党研究的基本内涵与当前使命

中国的比较政党研究可以追溯至民国时期。当时的一批学者以了解世界强国政治制度为目标，对欧美、日本和苏联等国的政党进行专门性或通论性介绍。如高乔平主编的《世界各国政党研究》(1929)、彭学沛所著《政党》(1931)。新中国成立以来，比较政党研究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改革开放前的缓慢发展期。这一时期的研究大多从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角，通过对苏联政党模式的批驳性借鉴和西方政党制度的批判性否定，论证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作用与活动方式。二是改革开放至2012年的快速发展期。政党研究逻辑从抵制批判转为理性借鉴，在引入西方政治学理论方法并实现主体性的基础上，从世界视角审视中国。20世纪80年代，一些经典的西方政党著作开始翻译出版；90年代，国内学者从多角度分析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政党丧失政权的原因，并对欧美国家和周边国家政党政治的历史、现状及特征进行考察；到21世纪初，一些系统阐释政党政治原理的本土学术成果问世②。三是2012年以来的黄金发展期。面对新时代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学者更加意识到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努力实现政党研究从中国看世界的再出发。在解释现实的基础上构建中国政党研究的知识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对西方政党理论进行审慎反思，提出了一些基于中国情境的概念和命题，推动政党研究从“西方议题、西方视野、中国启示”到“中国经验、中国议题、世界认识”的路径转变。

如何界定中国比较政党研究的内涵与边界。一般认为，如果一个研究领域既包括实质内容又有特殊方法，那么此类研究应该会更加成熟。从内容角度看，比较是知识归纳[4](p8)。通过对本国和别国、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从中得出普遍性或特殊性的知识。因此，中国比较政党研究的内容应包含跨国政党研究，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政党理论研究，以及满足一定条件的政党个案研究。将个案研究纳入比较政党研究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对外国政党的个案研究奠定了跨国比较的基础；另一方面，许多个案包含了潜在的比较，如通过某国案例证实或证伪某一理论假设，这暗含了与前人研究中使用的其他案例的比较[5]。此外，本国政党个案研究还包括比较历史分析，如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不同时期政党政治的比较考察，将原本的一个案例变成实质意义上的多个案例。从方法角度看，比较的本质是控制[6]。通过求同法和求异法等基本控制逻辑，在两个或多个变量间建立一种经验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比较政党研究在内容限定的同时，还应鼓励好的研究设计。

从整体发展看，中国比较政党研究已经取得重要进展。近年来，比较政党研究在中国开展得如火如荼：从事政党研究的专门机构和学术团体接连建立，政党研究的骨干力量和人才储备不断壮大；以政党为主题的学术会议相继召开，一系列高水平、跨学科的原创性政党研究论文与著作发表和出版③。在机构、人才、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之外，其他工作也在深入开展。虽然中国比较政党研究呈现较为繁荣的局面，但距离形成有代表性的理论体系，规范的研究方法，可以共享的价值、理念和技术的有机集合体还存在一定距离。如果根据这个标准，就会发现我国比较政党研究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特别是大量研究文献集中于原因分析和对策建议，基础性本体性探讨内容不够，鲜明的研究特征尚未形成。

各政治体系间具有多大程度的可比性？比较的标准、过程、目的为何？如何运用比较的成果？这些都是比较政治相关研究必须回答的技术性、方法性问题[7]。对中国学者来说，必须认识到中国比较政党研究对象与西方政党研究对象有着总体性殊异。盲目照搬西方政党理论研究中国乃至世界政党问题，就会丧失解释事实的真实性和话语权。与此同时，政党政治作为当前世界范围内几乎所有国家的政治运行方式，对政党问题进行比较研究，不仅是了解各国政治发展的需要，也是正确认识本国政党，更好地服务于治国理政的需要。树立比较政党研究的危机意识和理论自觉，成为中国政党研究的当务之急。

对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时常会诉诸不同的概念范畴和话语体系。习近平在强调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的讲话中指出，要有“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8](p156)。中国比较政党研究的当前使命具有两个层次：一是在意识到中国政党与西方政党不同事实逻辑的前提下研究中国政党。在这方面，一些有学术洞见的学者已经付出了令人钦佩的努力。这些成果仍处于学术研究前沿，其知识的体系化尚需时日。二是将具有不同事实逻辑的政党纳入共同的学术逻辑之中。简单说，就是用创新的政党理论不仅可以解释中国，同时能够认识世界。它能够包容不同的事实逻辑和学术逻辑，它不是割裂和摈弃已有的关于政党的理论认识，而是在反思、整合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新的比较政党研究基础。

一个真正强大的中国必须是理论的“发源地”，有基于自己历史、文化和实践而形成的观念与理论。做到这一点，离不开国家支持下的基础理论研究[9]。中国比较政党研究的学术逻辑尚在成熟之中，但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在价值设定上，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不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而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巩固自身制度优势。在具体作为上，政党研究的理论焦点与政党实践焦点相一致；实证研究是获得相关知识的根本途径。在现实目标上，论证全面有效的领导、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富有活力的合作与协商是中国政党政治的理想状态；与此同时，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为人类探寻多样化的政党模式贡献中国智慧。要构建明确的学术体系和研究范畴，首先需要探究中国比较政党研究的知识版图，搞清楚比较政党研究的本质所在，进而厘清中国比较政党研究的发展趋势。

二、中国比较政党研究的知识版图

随着中国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加快，比较政党研究正日益受到学界关注。本部分拟对该领域的研究进行梳理，探讨以下几个问题：中国比较政党研究的现状如何？研究聚焦的主题为何？每个主题的研究方法、理论取向、代表性观点如何？研究的贡献和不足有哪些？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通过回答这些问题，从学术史视角对中国比较政党的研究图景进行描绘，促进多学科理论阐发与交叉，为中国话语建构提供策略参考。

本部分采用内容分析和文本挖掘方法。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期刊最近十年(2011-2020)以“政党”为关键词进行模糊搜索的文章，共1638篇，筛除与比较政党无关的文献，最终获得785篇论文④。首先，对785篇文章进行内容分析，编码题项包括研究主体、发表时间、学科、研究对象、研究议题、理论应用、研究方法。内容分析的结果有助于对近年来中国比较政党研究的概貌有一个整体把握。然后，通过在线词频统计软件对785篇文章的标题和关键词进行词频分析，将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筛选出来⑤，通过这些词汇的反向追踪对文章进行分析，把拥有共同高频词汇的文章聚类，归纳出中国比较政党研究聚焦的五类主题。接着对不同主题文章的代表性观点、理论取向等进行分析。

(一)研究结果概况

1.研究数量呈现高位稳定。2011年至2013年，中国比较政党研究的文章数量经历了快速增长。以中共十八大的召开为契机，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催生了政党研究领域的繁荣。从2016年至今，中国比较政党研究经历了又一个快速增长阶段，这得益于“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推动，以及“新型政党制度”等概念的提出。考虑到CSSCI近几年总体发文量呈下降趋势，因此可以认为，在研究热度方面，国内学界对比较政党的研究稳中有升⑥。

图1 2011-2020年CSSCI中国比较政党研究论文数量(单位/篇)

2.研究内容丰富，理论性、原创性成果比例提高。中国比较政党研究的内容包含了政党相关概念、政党组织、政党制度、政党与社会、政党与国家、政党执政、政党间关系、政党自身建设等。这些研究既有较为宏观的分析，也有从某个层面切入的微观考察，呈现出中国与世界、理论与实践、历史与当下的多重指向。与此同时，随着经验的积累，国内学者对中国政党模式独特性、比较政党创新理论与前沿问题的研究实现了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的发展；提出新概念，运用新视角、新方法的原创性文章比例增多。

3.依据不同研究目的灵活设置研究对象。比较政党研究通常是在对政党进行类型学划分的基础上展开的，国家和地区、政党性质、政党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成为主要的分类标准。通过对文章标题的统计分析可知，中国、欧洲、美国、亚洲邻国是我国比较政党研究最为关注的国家或地区。还有一些研究以更为笼统的“国外”“西方”“欧美”等为地域限定。此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执政党/在野党等也是常见的分类标准。不同的政党分类适应着不同的研究目标：如以某国为对象的政党研究有助于分析该国政情，以某地区为对象的政党研究适合于提出或验证某一理论假设，以“社会主义政党”“执政党”为对象的研究则多是为了总结政党治国理政与自身建设的经验。

4.政治学单一学科占据主体地位，同时历史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等学科研究成果占有一定比例。这785篇文献共涉及17个学科，其中政治学(690篇)、历史学(35篇)、法学(15篇)、马克思主义(13篇)对比较政党的研究最多。从二级学科来看，文章主要分布在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和国际政治。比较政党研究内涵广泛，许多问题不是单一学科能够完成的，要依赖各学科的交叉合作，而目前中国多学科比较政党研究的增长趋势尚不明显。因此需要积极推动各学科的相互了解，以问题为导向进行合作研究。

(二)研究主题、主要观点与理论取向

进一步，我们跨越学科界限，归纳中国比较政党研究的主题和聚焦的问题。通过对785篇文献的标题、关键词进行词频分析，得到表1所示的结果，其中已经删除了虚词和论文常用词，显示了频数大于等于40的词汇。通过将拥有共同高频词的文章聚类，根据研究聚焦的问题与探讨的重点，将中国比较政党研究划分为五大主题，每个大的主题下又分为小的子主题，并分析不同主题的研究内容与理论取向。

1.比较视野下当代中国政党政治特征与优势研究(154篇)，关注的是如何构建系统解释当今中国政党政治的理论框架。针对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政党模式理论解读的误区和实践效能的罔顾，中国学者基于他们的理解，认为中国政党政治体现了理论科学性与实践有效性的统一，实现了对西方政党模式的超越。这类研究呈现出三种具体路径和观点。

一是历史文化路径，核心观点是政党驱动现代国家建构与党际关系共生和谐。从历史维度看，后发外生型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必须借助于政党国家的优长之处。政党国家通过高度组织化的力量，以政党强大的政治意志促成国家发展奇迹[10]。当前中国的发展仍然需要利用政党国家的效能，同时需要依靠民主法治的力量[11]。从文化维度看，中国政党模式继承了传统文化的基因和密码，多元一体、和合文化、天下为公、兼容并包的价值理想深刻影响了中国政党制度的内在生成[12]。

二是制度功能路径，核心观点是政党优位嵌入政治过程与政党结构一体多元。从政治过程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基于法治的政党与国家相互嵌入、以政党为中心的国家治理新模式[13]。政党规划、政党整合和自发参与构成政党整合治理模式运行的基本架构[14]。从政党结构角度看，中国政党制度把领导核心的一元性与结构的多元性结合起来，根本功能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基本功能包括强大的整合功能、独特的民主功能和有效的稳定功能[15]。

三是理性行为路径，核心观点是中心政党的使命型先锋队特质与政党理念同心共识。从政党行为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具有强烈的历史主体意识与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情怀，对思想创新、集中统一、党性修养高度重视[16]。使命型先锋队性质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根据，中国政治体制的竞争力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进程中得以增强，为中国崛起提供坚实政治支撑[17]。从政党关系角度看，执政党与参政党在政治方向上引领同心，在政治文化中涵育同心，在政治协商中践行同心[18]。

除上述分析路径和观点外，对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政党政治的研究，构成当代中国政党模式比较考察特殊却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关注的主题包括中国香港、台湾两地政党政治的发展趋势、影响因素、对本地治理与外部环境的影响。具体问题包括香港政党政治的制度空间、《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行政主导体制下的政党行为规范；台湾政党体制的格局演变、政党政治对选民认同及两岸关系的影响等。

2.世界政党政治发展态势研究(338篇)，关注的主题是世界范围或特定国家和区域政党政治发展的现状与前景，子主题分为四类：第一，政党与西方代议民主制度。作为西方民主政治的承载要件，政党是研究西方民主制度运行的重要支点。民主转型、政党卡特尔化、政党意识形态极化、政党体制制度化、政党法制、政党文化等是近年来出现频率较高的概念。如周淑真认为，21世纪以来西方主要国家的政党制度为政治选举的强力所扭曲，政治选举实施效果影响民主政治的品质[19]。第二，政党行为与国家内政与外交，探讨政党如何影响国家治理和对外关系。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增加，这方面研究的数量逐年上升。如何维保发现，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在多数情况下与执政党党纲中的对华政策倾向总体一致[20]。第三，环境变化对政党活动的重塑。关注经济、社会、制度、观念等的变迁对政党的影响。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国际经济危机、民族主义与宗教思潮、新社会运动等是常被提及的概念。如方雷认为，急剧的社会转型和持续的“欧洲化”进程使东欧国家政党政治显现出超越民族主义的趋向[21]。第四，政党自身建设与执政能力探索，旨在借鉴国外长期执政的一些大党老党治党理政的有益做法。政党纪律、政党权威、政党与民众关系等是研究的重点。如吴海红分析了印度国大党、日本自民党等政党反腐的经验，认为执政党治理腐败必须重视制度建设，构建廉政体系，同时领导层要身体力行、率先示范[22]。

3.中外政党的比较历史分析(51篇)，关注的主题是中外政党政治的发展历程及其当代启示。子主题包括：西方主要国家政党政治发展的阶段特征与重要事件，近现代中国政党学说与政党政治实践，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政党作用及其经验教训等。上述研究既有长时段的宏观历史考察，如中国政党政治百年演变逻辑，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百年探索；也有较为精细和琐碎的微观个案分析，如清末民初政党组织嬗变的类型学分析，苏联解体原因分析中的政党利益固化问题等。比较历史分析在科学方法备受推崇的今天，为解释政治现实提供了纵向的经验诠释。如王韶兴认为，第一国际以新的组织形态、理论观点和政治实践，为其后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兴起与发展留下了丰厚历史遗产[23]。庞虎以国共两党的历史证明，“儒化”不是解决政党中国化问题的良方，只有扎根现实实践，依托民族实体，挖掘民众潜力，才能建构起自身的合法性基础[24]。

4.西方政党学说与研究动态评析(43篇)，关注的主题是西方学界有代表性的政党学说与政党理论研究的新近成果。这类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更多西方学者的政党思想加以整理和评析。如彼得·梅尔(Peter Mair)、克劳斯·冯·贝梅(Klaus von Beyme)、利昂·爱泼斯坦(Leon Epstein)、梅因沃林等的政党学说，以及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安东尼奥·葛兰西(Gramsci·Antonio)、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等不同领域学者有关政党问题的论述。二是结合时代特征对西方政党理论中的一些结论加以扬弃，如对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铁律”和亨廷顿关于一党制研究的批判性考察。三是以议题为导向梳理西方学界关于政党研究的最新观点和路径，高频问题包括政党类型学、政党社会学、政党组织分权、执政合法性、共识危机、疑欧政党、左翼政党等。如岑树海梳理了欧美国家政党分权变革的集权制、分权制、联邦制三种基本模式及其发生方式[25]。叶麒麟考察了西方政党体制的研究历程，发现从类型到制度化的研究视角转移趋势日益明显[26]。

5.比较政党的创新理论研究(199篇)。近年来，越来越多致力于政党研究的中国学者开始从本国视角出发，构建新的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比较政党理论体系。他们的工作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比较政党的基础概念。对与政党相关的一些既有概念进行澄清或再阐释，并尝试对一些新概念进行诠释。如金安平认为，目前世界政党政治发展中出现了很多“准政党”与“类政党”，这类“非典型政党”的出现与活动是政党政治中的新常态[27]。其次，比较政党的议题拓展。主要是在西方政党研究传统议题之外开辟新的议题领域：一是兼具中国特色与世界眼光的政党研究议题，如中国学者围绕政党治国理政与自身完善所构建的执政党理论，形成了诸如政党适应性、政党权威、政党形象等紧密联系、自成体系的议题群组。如刘红凛认为，应立足于执政逻辑、执政环境、执政使命，正确认识中外执政规律、执政党建设规律的共性与个性[28]。张春满认为，分析中西政党政治的殊异应当跳出“竞争—合作”的简单对立，运用“分时竞合”与“全时竞合”的概念描述政党关系由紧张到和谐的连续性过程[29]。二是比较政党前沿问题，如新近有关技术进步与政党政治的研究较多关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对政党的影响，包括技术对政党治理术本身的影响，以及政党政治本身形态因技术而产生的改变[30]。再次，比较政党的理念方法，主要探讨中国比较政党研究的理念革新与发展进路。如阙天舒等认为，构建综合考察世界各国政党治理水平和政党发展前景的景气指数，有助于总结一些国家政党的成功经验，在批判西方政党话语霸权中弘扬中国智慧[31]。

客观分析中国比较政党研究的知识版图，可以发现该领域在整体推进的同时仍存在一些短板。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以及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主要是三个方面：首先，现有研究的理论化程度不够。一方面，政党比较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路径早已被广泛运用，但却没有对何为比较政党做出系统而与时俱进的回答。另一方面，目前的研究存在同质化问题，具有较高水准的原创性成果相对不足。大量论文并没有采用任何现有理论，如对国外政党的分析许多只是在不同的国家背景中重复考察类似的问题。第二，研究技术的创新程度也比较缺乏。现有研究以质化方法为主导，这造成研究对象聚焦于中国、欧美、亚洲邻国的政党现象，对其他大部分国家的政党研究尚属薄弱环节，也导致研究成果的国际化程度不高。目前方兴未艾的大数据、可视化等方法将对未来中国比较政党研究有所助益，但现有研究运用到这些技术的屈指可数。第三，学科之间关联性不强。比较政党研究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系统的、跨学科的话题，单独依靠政治学不足以完成这个系统工程。如何通过实质性交叉，在不同学科研究之间建立起联系，获得创新型研究成果，仍旧任重道远。

三、中国比较政党研究的学术建构

中国比较政党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与中国认识自我与走向世界的过程息息相关，既得益于国家发展的推动，又难以逃脱权力话语的樊篱。针对中国比较政党研究正在兴起的理论与实践现实，要调适其研究张力与增强实践适应性，就需要处理好理论范式、议题领域和研究方法三方面问题，拓展相关研究的内涵与外延，促进新的研究增长点出现。

(一)理论范式：特殊性与普遍性相衔接

理论范式是开展比较政党研究的基础，不同的范式有不同的假设和应用范围。比较政党研究的多样性决定了任何一种范式都只是提供部分解释或解决方案。在开展具体研究时采用何种分析范式，取决于比较政党研究的目标设定和价值取向。从研究目标看，未来中国比较政党研究的首要任务是理论创新，本质是为了打破西方知识及其背后的观念垄断，建立新的政党研究话语体系。与此同时，中国比较政党研究也应具有政策性价值。一方面，通过科学研判各国政党发展态势以知悉各国政情，为国家对外交往提供信息支持；另一方面，就政党完善自身治理、引领国家治理和参与全球治理坦诚交流互鉴。

在价值取向上，中国比较政党研究应当在“存异”与“求同”间寻找平衡。政党比较始终处于普遍性制度与特殊性文化的张力之中。普遍性鼓励不同系统间的比较，但其极化在目前可能导致西方中心论；特殊性质疑不同系统间的比较，但其极化也会导致自我中心论，排斥任何可能有意义的比较[32]。行为主义影响下的西方比较政党研究体现出强烈的外向型特征，企图输出竞争性选举的政党政治模式。“存异”是指中国比较政党研究需要对上述普适性倾向正本清源，尤其是对中国与西方在政党概念、政党与国家、政党与政府、政党与社会、政党间关系的分析，必须从本质性的二分法基础上展开。“求同”是指在正视差别的基础上，中国比较政党研究应通过界定一些核心概念，如近年来提出的政党中心主义、政党制度化、政党自主性，以及政党认同、政党能力、党内法治等，重塑政党研究的基础，着重解释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党政治的发展逻辑。当然，将这些概念运用到不同案例时，需要充分考虑其特殊的适用情境和背景要素。这种变化实际上体现出比较政党研究特殊性向普遍性立场的转变与融合。这符合一些学者所倡导的中国政党研究的基本价值应该是普遍性共识与情境性适用相结合的观点[33]。

具体而言，目前中国比较政党研究的基本范式可以概括为三类：一是诠释性研究，主要通过历史叙事和事实阐述，并从理论上证实中国政党模式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二是批判性研究，主要通过案例分析和直接比较揭示西方政党政治存在的问题，辩证批判西方政党学说的普适性误区；三是解释性研究，主要通过实证分析、理论推演等，回应和预测本国和世界政党政治发展过程中的新趋势、新问题。与西方比较政党研究议题相比较，中国政党政治的实践案例更具有自身的文化与制度特点，如何适当地应用到具体研究中，关乎中国比较政党研究能否规范发展。在三种研究范式中，诠释性研究比较成熟，如通过时序分析对中国政党与国家关系的特殊性进行考察。而批判性和解释性研究有待加强，如现有批判性研究普遍缺少严谨的理论工具。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就是建立在对西方政党学说的批判和反思基础上，理应成为中国比较政党研究不断深耕的基础。就解释性研究而言，今后应更多通过实证性的地方性知识，理解变化中的政治结构、社会行动者(包括认知、行为和价值)与社会环境三者之间围绕政党的复杂互动，使相关研究更具专业化与科学性。

(二)议题领域：问题驱动与本体基础相统一

学术研究多始于对既有问题的创造性发现，议题领域是比较政党研究开展的具体问题情境。在本国与外部世界的变局过程中，无论是政党、国家抑或是全球层面，都在创造不同类型的政党研究问题和对象。中国对世界的认识是差异化的，早期这种认识与国家的外交方针有很大关系。随着市场化与全球化浪潮，中国人认识外部世界的影响因素也不再单一。政党现象与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社会等各方面都息息相关，中国知识界对政党的研究也由宏观转向微观，从不同角度考察国内外政党政治的各个方面。此外，研究者所处的文化环境与既往经验对他们的研究视角存在较大影响，在不同学科受训的人们在应付类似问题的方法上存在明显不同。如一些国内学者在对国外政党的个案分析中，多使用萨托利、亨廷顿等西方学者的理论框架，而这些理论观点在进行中外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时又是不被提倡直接套用的。议题的分散性以及相应话语的混同对学科内的融合与互动设置了障碍，难以形成有活力的学术社群，导致目前中国比较政党研究的整体竞争力相对较弱。

未来中国比较政党研究应处理好问题驱动与本体基础的关系，推进研究方向多元化，从不同学科视角全方位揭示政党政治的构成要素和建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在对研究问题罗列和整理以及对典型案例搜集与分析的基础上，应进一步提炼相关研究的本体论基础，构建具有解释力的原创概念和理论，建立起问题取向与学术取向间的紧密互动。由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的国家战略和社会科学话语构建的基点[34](p358-359)，近年来中国政党政治的治理能力和经验带来一系列西方知识框架下很难回答的理论命题。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理应成为中国比较政党研究的切入点。中国比较政党研究的可行路径是，以国家治理为叙事背景，构建出一套“丈量”各国政党政治的度量标准。如参照类型学划分，衡量政党体制间治理功能强度上的差异，也可以勾勒单一政党体制的历史发展轨迹。在确立国家治理的研究语境和衡量标准后，将政党与国家治理的问题具体化，如政党与政府治理、经济治理、基层社会治理、文化治理等，以期与国家治理的宏观理论呼应与整合。

在国家治理的宏观理论视野中探讨政党问题，可避免西方政党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民主转型理论对中国事实的偏见与误读。与此同时，将中国政党模式的特征与优势加以总结，在解释自身政治逻辑、增强制度自信的同时，对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将中国政党模式放在国际比较的背景下，特别是聚焦发展中国家政党发展面临的问题。通过对中国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发展中国家问题的理论关照，提出更多有针对性、标识性的概念，并修正西方政党理论。由此，推动中国比较政党研究持续深入发展。

(三)研究方法：单因解释与多因分析相结合

研究方法是比较政党研究的操作性工具，不同研究方法有其不同的优势。使用单一方法开展研究的路径往往是比较固定的，而不同方法间的取长补短使得解释现象发生的原因趋向多元。随着统计学和经济学对政治学的影响日益加深，21世纪以来，定量方法在西方比较政党研究中大行其道。与之不同的是，中国比较政党研究首先还是依赖比较历史分析和单一案例分析等传统的质性研究方法。通过比较不同文化背景国家政党的成功与失败经验，较好地调和了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张力。但现有研究在重视研究意义和价值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微观、精细的科学操作。一些没有经过严谨论证的结论难以真正解读和解决当下中国与世界政党发展面临的难题。此外，个案分析成本较高，只能对某些利益更加相关的国家和议题采用，所涉及的变量和维度也比较有限。

中国比较政党研究的未来发展需要推动研究方法走向体系化。由于比较政党研究选取的样本在具体层面上往往存在较大差异，如案例间在制度设计上的共性显著减少，案例数量不足，各案例的信息透明度也不尽相同。因此该领域的可行途径是以小样本的质性分析为主，而定量数据则主要作为背景资料加以使用。小样本比较研究方法的核心逻辑是最大相似性，与大样本法相比，其最大特点在于研究者需要确定一个选取案例的标准作为控制变量，以此为依据选择较少数量的研究案例。研究者对每个案例展开经验研究，探寻其中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最后总结出导致因变量出现变化的规律[35]。灵活多样的案例选择标准保证了在研究视角不断拓宽的情况下，对制度设计差异较大的案例进行比较研究成为可能。严格的变量体系不但使得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广泛解释力，而且结论也具有科学的方法论依据。比较政党研究在实际操作中经常由一位研究者牵头确定研究诸变量，汇总和撰写研究结论，具体的个案则由专门研究国别政治的学者分别完成。这样一方面保证了对各案例研究的专业性和深度，解决了研究者自身知识范围局限性可能导致的缺陷；另一方面又保证了多人合作进行的比较研究中方法、视角和理论框架的统一性。

如何把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结合起来，比较政治领域最新的方法论发展趋势是综合或者混合应用多种研究方法。混合分析是针对特定的研究问题，为了激发不同研究方法的互补优势而将多种方法聚合起来的分析[36](p301)。一方面结合了大样本的统计分析，另一方面也结合了从大样本中选择出来的一个或者多个案例的深度研究。以大样本分析开始是一种归纳的逻辑，大样本分析能够为对立性的解释提供真知灼见，并且帮助小样本分析形成好的案例选择策略。以小样本分析开始是一种演绎的逻辑，小样本分析能够为大样本分析在策略工具和模型设定方面提高质量[37]。真正的混合分析方法应当实现不同方法之间取长补短。为了追踪世界范围政党政治的最新实践，比较政党学术建构过程中也要及时关注包括大数据在内的新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影响，以便为不同的政党研究提供有力的工具。中国比较政党研究需要发挥更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重要方式之一是将理论指数化。实现比较政党研究由描述性分析到诊断性分析，预测性分析到规范性分析的转变。

中国比较政党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探索建立符合各国国情的、更为合理有效的政治参与和公民授权制度。随着各国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状况的改变，与政党相关的制度、功能和行为特征也处在变迁当中。在这种情况下，政党研究一方面仍要去解决一些看似已经讨论了上百年的老问题(如究竟是采取两党制还是多党制)，一方面又要去面对大量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如新科技革命对政党运行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显然，在中国比较政党研究领域，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正在发生，还有大量工作有待中国学者们对其开展不断深入的研究。

注释：

①如萨托利关于“非竞争性政党体制”的论述，参见乔万尼·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98-333页；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对“政党与现代化”的论述，参见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2-360页；美国学者斯科特·梅因沃林(Scott Mainwaring)对拉丁美洲国家政党体制制度化的考察，参见Scott Mainwaring,Rethinking Party Systems in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the Case of Brazi.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3-20.

②该时期还出现了直接以“政党比较”作为标题的学术著作，较有代表性的包括中共中央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世界政党比较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梁琴、钟德涛：《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周淑真：《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③截至目前，国内已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上海大学等十余所高校，以及中央编译局、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党校、上海市委党校等部门成立了专门从事政党研究的学术机构和团体，成为推进政党研究专业化，完善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和成果发布的重要阵地。

④本部分对比较政党研究论文的筛选，遵循的标准为上一部分关于中国比较政党研究内涵的界定；同时，亦可通过后文对中国比较政党研究主题的归纳得以呈现。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筛选过程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且以“政党”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无法囊括所有比较政党研究论文。本部分的目的旨在对国内学界关于比较政党研究的核心论文进行初步的计量分析，以得到比传统的宏观分析更为翔实可信的研究结果。

⑤由于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官网提供的论文批量下载数据中未包含论文摘要，因此本部分词频分析的数据来源为每篇文章的标题与关键词。在将论文数据导入“图悦”词频分析软件并产生初步结果后，再通过人工统计，对字段较长的词汇进行拆分，重新计数后形成了后文表1中的词频分析结果。

⑥图1中论文数量统计截止时间为2020年8月(本文截稿时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官网的最新数据)，2020年的数据并不代表其全年值。根据历年数据可推算2020年全年发文量应在75篇以上。关于近年来CSSCI发文量变化趋势的分析参见方志：《我国优秀社科期刊的“萎缩再生产”：争议及其后果》，《出版科学》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