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科技革命呈现出计算机化、网络化、智能化等三个阶段性特征。从新科技革命对西方政党政治发展的影响来看，在政党组织结构的特征上，计算机化作为一种辅助性的工具并未对政党组织结构产生较大影响；网络化通过社交媒体增加了政党精英与选民的直接沟通，使得欧洲政党组织结构出现美国化转向；智能化通过智能技术增加了对选举结果的预测和引导，改变了传统的政党组织结构，加剧了年轻人的政治冷漠和政党结构凝聚力的弱化。在政党意识形态的特征上，计算机化可以辅助政党对新议题作出快速回应；网络化导致政党意识形态的碎片化，可能引发政治的无序；智能化则进一步加剧政党意识形态的极化，可能导致政治的失序。西方选举政治异化的两个特征是政治算法化和政治极化。要解决这一问题，西方国家需要重新思考政党的作用，让政党的治理功能更加发挥作用。在未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我们需要积极推动新技术在党的建设中的应用，并充分认识新兴技术的两面性，强化政党的政治目的和治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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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政党是政治活动的关键行动者，对国家的政治经济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态。本文试图考察的问题是：目前正在发生的新科技革命对西方的选举政治、政党组织结构以及政党意识形态产生了何种影响。本文首先概括了新科技革命的三个阶段性特征，然后，重点考察这三个阶段性特征对西方的选举政治、政党组织结构和政党意识形态的系统性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目前正在西方出现的算法政治和政治极化等现象，最后分析这些现象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启示。
一、新科技革命的三个阶段性特征
目前，新科技革命正处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交叉口上。第三次工业革命被称为信息革命，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计算机阶段，指20世纪中期之后计算机的发展。在这个阶段，主要是通过计算机对信息进行处理。电子计算机的逻辑初判、信息存储、处理、选择、记忆等功能，使社会生产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1]。二是互联网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互联网世界开始形成。通过互联网的连接，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互更加频繁，同时也形成网络化的新形态，但这时的网络化仍然是以人为中心的，并且连接的数量有限。三是移动互联网阶段。当信息技术发展到3G和4G之后，移动互联网得到快速发展。互联网变得更加动态，这主要是以手机为载体实现的。以人为中心的交流互联正在逐渐地向万物互联转化，即物联网的兴起。同时，互联网的重心也逐渐从消费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2]。第四次工业革命是智能革命，以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为重要依托。第四次工业革命与第三次工业革命密切相关。当下我们讨论的人工智能仍然更多是数据驱动的智能。换言之，目前的人工智能更多是建立在大数据的基础之上。正因为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大量的传感器和数据采集设备可以实时地获取海量数据。在海量数据的基础之上，人工智能得到快速发展。目前新科技革命仍然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门槛上[3]。
以上描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本技术特征。将这些技术特征与政党政治结合起来考虑，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阶段性特征：
第一，计算机化阶段。这里的计算机化主要是指在信息革命初期时的初级信息化或者说是以计算机为中心的信息化。这样的计算机化在二战之后就陆续展开。例如，IBM公司早期通过大型计算机进行人口普查，同时这样的技术也陆续地被运用到与西方政党相关的选举技术之中。
第二，网络化阶段。计算机化与网络化的区别在于，计算机化反映的是一种计算过程，其目的是运用计算机对物理世界中的信息进行采集并进行更加精准的计算，而网络化则是建立在通信技术之上的连接过程，其目的是将物理世界中的个体连接起来。在网络状态下，每个个体都可能成为施动者和受动者，每个行动者都可能成为行动的中心，且都具有独立人格。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连接的行动者主要是作为个体的人。在移动互联网发展的过程中，个体的内涵扩展到物，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万物互联的物联网。
第三，智能化阶段。人工智能的发展从技术特征上分为三次浪潮。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次浪潮是从达特茅斯会议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4]。达特茅斯会议确定了人工智能发展的基本框架，之后人工智能的发展以数理逻辑为基础，更多地表现为符号主义。这时人工智能的主要工作集中在数学定理的证明等方面。之所以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面临发展停滞，是因为这样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学术领域，对产业和实践的发展贡献有限。因此，当美国的实务部门提出诸如机器翻译等具体需求时，人工智能的技术专家并不能给予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因此人工智能面临技术发展的寒冬。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二次浪潮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20世纪末。这一次的发展与日美的战略竞争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日本由于在半导体领域的大量投入而使其技术发展的信心得到很大提升。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提出了发展第五代计算机的战略构想。第五代计算机就是当前我们所讲的人工智能计算机。美国受到日本的反向激励，在这一领域也大量投入资源。在这一时期，联结主义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主要理论流派。神经网络等关键技术在这一时期也被提出，然而，由于当时数据量的限制，这些技术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但是相关的理论储备已经形成。第三次浪潮是在2006年之后，谷歌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谷歌从最初的搜索业务入手，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其技术能力在机器翻译、流感预测等领域集中展现出来。谷歌收购的Deepmind团队研发的AlphaGo在对战李世石和柯洁之后，人工智能逐渐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5]。可见，人工智能全面地进入公众视野，与谷歌有较大的关系。
二、新科技革命与西方选举政治
新科技革命对选举政治产生了不同影响。这一部分将围绕新科技革命的三个阶段性特征对西方选举政治的影响展开讨论。
第一，西方选举政治中的计算机化。从20世纪中叶开始，计算机相关的技术就大量地被运用在西方选举政治之中，特别是在美国。美国的选举政治与欧洲大为不同。在欧洲传统意义上，选举政治是以政党为中心的，即政党在选举动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欧洲政党也逐渐发展出群众型政党特征，即拥有相对一致的意识形态和相对完整的政党组织架构[6]，然而，美国却明显不同。美国的选举政治是以候选人为中心的，而政党更多是一个选举标签[7]。在这样的背景下，候选人要赢得选举便会更多地依赖选举技术，因此在计算机化的政党建设上，美国有更多经验。这也是在美国的政治学研究中定量研究占主导的重要原因。在美国，选举是一个重要产业。伴随候选人在选举中的投入越来越多，运用计算机技术对选举结果进行预测就会变得至关重要。在政党研究中，这一观点被称为美国的例外主义[8]。美国在选举政治中对信息技术的大量应用以及实践的成功，使得欧洲政党也开始逐步学习这类特征。例如，英国布莱尔的当选、德国施罗德的当选都学习了美国充分利用信息化的特征[9]。
第二，网络化与社交媒体在西方选举政治中的应用。在网络化的背景下，一些社交媒体软件得到了充分发展。新的社交媒体使候选人能够更好地与核心支持者进行沟通，便于候选人筹款、志愿者招募和动员等活动[10]。在西方的社会生活中，应用最广泛的社交软件包括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等。选举政治网络化的典型例证是奥巴马的当选。奥巴马当选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其竞选团队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在互联网上通过小额款项募集，由此获得了足够的选举资金。这在之前的选举过程中是无法做到的。换言之，初级信息化对于选举政治更多是一种辅助手段，无法出现根本形态的改变。在初级信息化的背景下，候选人要赢得选举就需要足够的选举资金。选举资金，既包括自身的经济实力。也包括自身的资金动员能力。奥巴马却充分运用了网络扁平化的特征，直接在互联网上进行小额募资。因此，奥巴马的支持者也将奥巴马描述成一个平民候选人①。网络化的技术特征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密切相关，网络化的技术特征对政党的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也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影响。例如，网络媒体取代了传统动员中意识形态的作用，把用商业化包装出的政治信息以实用主义的方式传递给公众[11]。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出现了大量关于政党衰落的讨论。互联网拓宽了政治参与的渠道，但是把政治活动转向网络空间，可能会逐渐削弱政党行动[12]。
第三，智能化手段在西方选举过程中的运用。智能化手段既包括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方法对选举结果进行更加精准的预测，也包括在选举过程中通过有效的信息投放，更加精准地把握选民个体的状态，并充分运用数据的引导等方式来推动竞选舆情的发展等。这一点充分地体现在2016年特朗普的竞选过程当中。之后爆出的丑闻，即剑桥分析其利用脸书(Facebook)的数据对选举舆情进行引导，然而这只是冰山一角[13]。
三、新科技革命与西方政党组织结构
在政党发展过程中，政党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是两个较为重要的因素。这一部分将围绕新科技革命三个阶段性特征对西方政党组织结构的影响展开讨论。
第一，计算机化更多是作为辅助性的工具出现，并未对西方政党组织结构形成较大的影响。计算机化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的例外主义。从政党组织结构的传统来看，美国从一开始就更多地偏向以候选人为中心的动员方式。一旦新技术出现，美国便会充分地运用这些技术。例如，电视演讲在美国政党政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信息化工具的发展使得美国的动员形式更加成为主导。从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来看，美国政党对组织结构的不重视似乎是一个问题。同时，美国政党的正式组织与其他的社会团体之间的联系更多集中在选举期间。在选举之外，二者的互动极少。假如把欧洲政党政治作为理想形态的话，那美国的政党政治更多是一个例外性存在。主张欧洲中心论者把美国的政党政治看成是不发达的政党政治，但从计算机化的角度来看，美国的政党动员结构更多是一种扁平式的结构，即政党精英直接通过媒体与选民沟通，这与信息化技术自身的扁平化特征相契合。
第二，网络化使得美国的政党动员方式更加成为主导，并逐渐促使欧洲政党组织结构向美国化转变。换言之，从政党政治发展的历史视角来看，欧洲的政党组织结构(特别是群众型政党的发展)似乎是一种理想形态。群众型政党有完整的组织结构，即正式组织的建设比较发达，通过收取会费来稳定政党的党员数量，通过发展党内民主来促进政党内意愿集聚，并发展政党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密切关联。这种整体性的动员模式一直被认为是政党发展的高级形态[14]，然而，欧洲的政党政治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在网络化趋势形成之后，欧洲的传统左翼政党都在充分地运用网络化的手段，如在社交媒体上形成新的动员方式。在美国，候选人似乎正在逐渐放弃将政党组织动员作为选举的重要工具。正因为如此，政党组织结构在美国进一步松散化，且这种变化进一步地影响到了欧洲。在西方，年轻一代对政党正式组织的兴趣越来越低，同时政党组织对选举结果的影响也在不断下降[15]。
第三，智能化对西方政党组织结构发展的影响。目前，个性推荐算法所希望实现的是一种千人千面的效果，这使得政党在选举动员时的结构更加扁平。这种选举动员结构的变化会反过来对西方政党组织结构产生重大影响，这一点在美国政治中表现为大数据技术和资本重要性的增加。候选人团队只要掌握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技术以及拥有足够的资本支持，就能够赢得选举。这使得候选人团队可以在网络内整合资源。政党组织结构对于选举结果的作用在美国政治中微乎其微。这种影响也传导到欧洲政治之中，欧洲政党政治对传统政党组织的依赖在不断下降，导致欧洲政党不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政党组织结构上。伴随欧洲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不断兴起以及年轻一代对政党动员方式的不感兴趣，这种政治冷漠也加速了欧洲传统政党组织结构建设上的停滞[16]。智能化的技术被描述成一种可以面向每个个体的技术，似乎与自由主义的理念更加接近。在这一背景下，庞大和严密的欧洲政党组织结构也在进一步地走向衰落[17]。
四、新科技革命与西方政党意识形态
上一部分讨论了新科技革命的三个阶段性特征对政党组织结构的影响。这一部分则讨论新科技革命三个阶段性特征对政党意识形态的影响。
第一，计算机化的发展对西方政党意识形态并未形成大的冲击，因为计算机化更多是一种工具和手段。计算机技术的存在，使得政党意识形态可以更加快速地回应社会变迁，政党可以对一些新的议题进行快速有效的回应，这一点集中体现在选举过程中对定量技术和定量方法的运用。候选人竞选团队可以充分运用计算机技术对候选人在不同议题上的社会评价进行评估，并基于大众偏好进行调整。简言之，计算机化的手段可以辅助政党更快地对一些新的议题作出回应，这样有助于政党意识形态的完整性。
第二，网络化导致了西方政党意识形态的碎片化。在网络化发展的过程中，自媒体逐渐成为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政治中，传统媒体具有更加强大的作用，即政党可以通过控制传统媒体来控制社会舆论，然而，在网络化和新媒体的背景下，每个个体都可能成为社交和舆论的中心，这就使得议题政治成为政治的重要领域。这些议题多数都是碎片化的，这就使得政党不得不在意识形态上对这些议题逐一地作出回应。如果说在计算机化阶段政党还可以以自身的意识形态为中心，选择性地对一些前沿议题进行整体性的回应，那么在网络化阶段的背景下，政党对这些议题的回应将变得越来越被动。议题越来越碎片化，并且议题绝大多数是由一些个体或者意见领袖来驱动。其中，部分议题并没有经过政党的内部讨论，所以政党在对这些议题进行回应时往往缺乏深入的研究，也就无法保证对这些议题回应的立场与政党意识形态保持一致性。长此以往，政党就会被迫地对这些议题作出一些碎片化的回应，而这些回应与政党的意识形态之间会形成巨大的张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网络化的发展对政党传统意识形态的延续性和一致性是一个巨大挑战。
第三，智能化的特征进一步加剧了西方政党意识形态的极化。智能技术很容易导致“信息茧房”效应，特别是个性化推荐算法可以发挥巨大的信息强化作用。这一技术既可以对每一个选民个体进行充分的画像，也可以向选民推送其所希望听到的信息，这就会强化选民的某种自我意识。这种“回音室”效应，使得选民的意识形态更加偏向于极化而不是温和立场。智能技术在中间发挥了重要的自我强化作用。在传统的技术背景下，公民个体可以通过获取更广泛的信息作出整体性的、理性的判断，但是在智能技术特别是个性推荐算法的背景下，个体的某种非理性很有可能会被激化。这是目前民粹主义政治在西方大量兴起的一个重要背景[18]。因此，如果这种个性化推荐算法的发展得不到限制，就会导致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言的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情况发生，这样会最终导致政治的退却和技术的主导[19]。换言之，候选人只要掌握了新兴技术和资本，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获得选举胜利，同时为了获得选举的胜利，候选人在智能技术的辅助下往往会采取极化策略。
政党的意识形态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方面，意识形态更加强调一种相对独立的、完整的、系统的立场，因此在出现碎片化挑战时，政党意识形态就需要整合这些碎片化信息并继续保持其一致性；另一方面，政党意识形态又要保持一种相对的中间立场，这一点对于一些西方长期执政的主流大党而言尤为重要。当然，这种相对的中间立场同样会引起一些批评。例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当西方一些政党出现全方位政党的特征之后[20]，就出现了一些认为政党传统意识形态的基础在弱化的批评，但实际上政党如果参与到整体国家治理，就需要将自己的立场往中间转化。从选举政治的角度来讲，在动员时极化思维可能会更有效，但是从治理角度来讲，如果希望实现多方妥协，那么中间立场就会变得至关重要。因此，对于西方的传统大党而言，意识形态的中间化也是一个重要趋势。因此，在智能技术兴起的背景之下，西方政党意识形态走向极化所导致的后果可能是一种治理特征的相对消退以及在政治中的冲突性会更加明显。这种冲突不仅表现为西方国家的内部冲突，还会表现为西方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外部冲突。例如，特朗普政府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甩锅中国方案。在美国竞选政治中，多数候选人也会采用这一策略。这种极化思维和智能化手段结合在一起，被这些西方人士认为是很有效的政治动员方式，而且这种方式也在向欧洲政党传播和蔓延[21]。
如果说网络化导致的意识形态碎片化可能会导致政治的无序，那么在智能化影响下的意识形态极化则可能会导致政治的失序。换言之，一些西方政客在利用这些极化方式进行动员时，可能会对整个西方政治造成毁灭性影响。这种政治极化不仅表现在选举过程中，还会在西方的社会治理过程中展现，甚至会以社会运动的方式表现出来[22]。在美国出现的弗洛伊德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23]。
五、算法政治与西方政党政治的未来
在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中，出现了一些思想流派来讨论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在这些思想流派中，最为醒目的是加速主义。这一流派认为，技术的发展会大大加速政治形态的变化。加速主义可以分为两支：一支是以尼克·兰德(Nick Land)为代表的右翼加速主义，他们认为，新兴技术的发展会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更加具有生命力；另一支是以艾利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和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为代表的左翼加速主义，他们认为，新技术的发展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加速失败，因为技术将社会更深层次的矛盾表现出来，而资本主义无法应对这一矛盾[24]。尼克·斯尔尼塞克等人还发表了平台资本主义的论述，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平台资本主义，即以苹果、脸书(现已更名为“Meta”)等为代表的大型科技企业正在通过塑造一种平台来塑造新的资本主义形态[25]。
科技政治各流派的观点都在指向西方政党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结果，即算法政治。在技术乐观派看来，未来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会导致技术对政治的主导。这一点可以在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中越来越得到印证。人工智能技术最重要的核心是算法，而未来整个社会治理都要放在算法之上。伴随人们对技术的依赖以及算法的复杂化，公共事务会被更多地交给技术。同时，技术的高门槛以及社会公众无法理解技术，则会导致齐泽克(Slavoj )所言的“后政治”的来临[26]。这里的“后政治”所描述的，就是一种在技术的主导下，人们对政治的结果无法把握，从而把政治完全交给技术专家或者程序的情况。从这一意义上讲，政治的算法化将可能是选举政治的噩梦。
选举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结果。伴随工业化的推进，工业化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工业化的矛盾在于：其必须要依赖劳动力，但又不能给予劳动力充分的权利。因此，约翰·密尔(John Mill)在结合人口和面积的基础上指出，一个完善政府的理想类型是代议制政府[27]。西方选举政治的典型特征是：在一定的期限内(通常是四年或五年)，通过一次大规模的选举，将工人在这个阶段的意愿表达转化为通过选举的方式确认某个候选人，这就是代议制制度的发展背景。因此，目前西方经典的选举政治框架仍然带有很强的工业化时代的特征。因为工业化无法对个体的大量信息作分析，所以只能采取这样一种相对廉价、低成本、可操作的方式，通过阶段性授权来实现社会妥协。
时至今日，西方的这种选举政治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异化的情形。传统政党组织可以将社会的意愿逐步向上传递和集聚，最终形成影响国家决策的国家意愿，然而，选举政治异化出现了两个重要特征：一是算法和技术更多成为主导，如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所言，技术统治的问题是在技术上处于有利地位的人们可以控制和歪曲公民的政治意志[28]；二是极化政治导致一些在实践中并不有效的做法反而会成为影响政治决策的重要因素，这其中的核心是西方社会对政党的选举和治理功能的认识不充分。在西方，对政党的选举功能越来越强调，特别是美国仅仅把政党看成是一个选举标签，而越来越忽视政党在整个国家治理中的作用。相比于美国，欧洲更加强调政党组织的完整性、政党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强调政党治理功能的发挥，然而，伴随计算机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发展，西方的传统政党组织和意识形态都在弱化，最终结果就是导致政党的治理功能弱化。因此，欧洲政党政治的美国化，就是欧洲正在学习美国，让政党越来越变成一个选举标签，而选举异化又会最终导致西方政党政治的异化。
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重新回到政党，让政党的治理功能更加发挥作用。政党最大的功能就在于：把各方碎片化的利益整合到其中，并形成一个相对连续的、一致的利益诉求，然后通过政党的组织进行完整的社会动员[29]，而这一点在智能社会中更加重要。同时，从另一角度来讲，仅仅用选举来实现政治目标已经明显不够。因为在目前信息技术的背景下，大规模协商民主的技术支撑已经具备。之前协商民主在落实时最大的问题就是信息成本较高，然而在目前新兴技术的支撑下，新的技术平台、社交媒体、云计算技术可以将公民意愿迅速汇总、及时反馈以及充分互动，这些都可以在未来的政治实践中更加充分地体现出来。
六、新科技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尽管我国的政党制度与西方的政党制度有着明显的不同，但是考察新科技革命对政党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样对我国具有重要启示。
第一，积极推动新技术在党的建设中的应用。新科技革命是一种客观发展趋势。面对这种发展趋势，我们应该积极地将一些新兴重要技术运用到党的建设之中。我们需要积极尝试，先试先行，在实践中善于发现不足并主动进行调整。
第二，充分认识新兴技术的两面性。新兴技术往往具有改变世界的潜能，但同时也要防止技术异化导致的技术统治。例如，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但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可能会造成失业、社会不平等、弱势群体利益被剥夺等问题。在党的建设中，智能技术的运用可能会提高党的建设的效率，但是智能技术的过度应用也可能会引起党员和群众的不适应感。例如，现在的一些智慧党建项目，可以将党员们的碎片化时间整合起来，加强党的相关理论和知识的学习，这可以大大提高党的建设效率，这是智能技术在党的建设中的积极方面；但同时，如果过度地使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技术，对党员或群众的个体隐私等信息进行大量采集，特别是对相关个体私人生活信息的过量采集，那么就可能会引发党员或群众在学习和工作中的一些负面情绪，因此，智能技术的应用一定要把握好一定的“度”。
第三，政党建设的根本是政治。政党形象作为一个关系范畴，影响着公众对执政党的态度，进而制约着执政党的政治生命力[30]。政党建设的目的是通过建设进一步提高党员和群众对政党政治目标的认同程度[31]。因此，技术仅仅是提高政党认同的手段。技术可以有助于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政党治理现代化。例如，大数据技术既能够提升治理效率，也能够在数据运行过程中发现体制问题[32]，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技术并不能成为目的。
第四，政党建设的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智能技术最终要实现的是人的解放和自由，即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由人的联合体[33]。智能技术的根本是：通过对人类智能的模拟，使得机器可以代替人从事一些重复性的劳动，因此智能技术最终会导致生产力革命，具备极大的解放潜能，即帮助人们从传统的重复性劳动中慢慢解放出来。人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更有价值的、更有意义的创新性活动，这就是马克思所期待的每个人都得到自由的全面的发展。政党建设的目的就是要使得这样一种状态更早到来。
第五，政党建设对于智能社会具有特殊意义。伴随智能社会的来临，智能技术的极化效应会进一步显现。智能技术可能会导致结构性失业、新贫困问题抑或对弱势群体的技术剥夺等问题，都需要得到充分的解决；否则，智能技术的极化效应会形成巨大的社会撕裂。而政党建设在智能社会来临后的社会再整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政党建设在智能时代会变得更加必要。
收稿日期：2021-11-20
注释：
①美国社会对于奥巴马利用新媒体和信息赢得选举有详细的描写。参见Kate Kenski,Bruce Hardy and Kathleen Jamieson,The Obama Victory:How Media,Money,and Message Shaped the 2008 Elec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