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的《反抗“平庸之恶”》一书（英文原版及中译本第一版书名为《责任与判断》），系由其学生杰罗姆﹒科恩编纂的论文集。该书体系结构如下：“序言”是阿伦特接受丹麦松宁奖的演讲，阐明了个体身份与公共角色的关系；第一编取名“责任”，收入四篇文章，分别探讨了个人责任、集体责任、道德哲学视野下的责任、责任与思考的内在关联问题，可算是对艾希曼审判暴露的平庸之恶问题的整体回应和哲理阐释；第二编取名“判断”，收入四篇文章，皆针对具体事件发言：小石城事件、罗马教宗对纳粹暴行沉默的争议、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罪恶问题、美国越战和尼克松事件等引发的自由危机，这组文章可视为阿伦特的判断观在公共实践议题中的尝试性运用。
这些论文撰写的阶段大体属于阿伦特发展判断理论的时期，尽管很遗憾，直到她去世，有关判断问题的系统思考仍未形诸文字，但我们从她生前的讲稿（见《康德政治哲学讲稿》）以及本书的篇章中，也可以大体把握其论证判断的基本思路：恶行的根源主要在于庸常之人的思考匮乏和拒绝判断，他们放弃人的责任，主动与暴政配合，从而带来了比那些根本的或极端的恶更加恐怖的后果。为了对抗恶的平庸，我们必须重新强调人的独立思考和意志抉择，强调人在责任担当方面的个体性和道德自主性，进而强调人类在针对困境和行动时勇敢作出是非判断的重要意义。判断让人进入一种尊重人类多样性和独特性的伙伴关系之中。通过想象力的运用、心灵的扩展以及共同体的意识，人们的判断力可以发展得愈加准确可行。
阿伦特关心的还是在这个人们必须休戚与共的世界上，如何使人恪尽责分，保持尊严，抵达康德所言的永久自由与和平的福祉。以这一问题意识为核心，她一生的努力，就是分别在自我的、道德的、思考的维度与公共的、政治的、行动的维度这两个方向，进行深入的开掘工作，并提出种种发人深省的思想洞察。在这个过程中，她所受的哲学训练，她的犹太身份和独特经历，以及她卷入的艾希曼论战等等，都使她的分析和论断既具有独到的敏锐性，又能穿越时代的限制，在今天尤其是当下的中国仍然具有不小的启示意义。
阿伦特认为，从个人和自我的层面来看，以艾希曼为代表的平庸之恶的悲剧根源，就在于丧失思考以及由此而来的自我分裂。在这方面她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典范就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最大的人格魅力，在于他的彻底一贯的伦理人格，即对自己交代和负责。他说，“宁可遭受不义，也不主动为恶”；“宁可与他人失和，也不与自己失和。”所以一个人必须不断与自己展开对话，省察自我，保持道德的完整性。思考的过程是独在的，但不是孤独的和孤立的，因为它意味着敞开内心，跟自我在一起，就如老加图所言，“不参与任何事情时，我最活跃；独自一人时，我最不孤独。”思考因而塑造了独立的人格，即便整个世界堕落，与我为敌，我仍然坚持自我的正确性。苏格拉底意义上的思考由此开启了公民不服从的先河，即这种捍卫个体和谐至善的道德思考最终却强劲地指向着政治的不义。
艾希曼不思考，所以不知道自我中另一个伙伴的存在及其重要性，所以才会盲从于外在的标准，与恶合作而自认为无辜。“犯下最大的恶的是无名之人，即那些拒绝成为人格的人。”思考既是对抗世界并与自我交谈的，同时这种交谈也一定是能对自我形成检验、拷问和挑战的，而不是迎合自己的立场、兴趣和倾向。阿伦特举例说，第三帝国的许多纳粹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他们阅读荷尔德林，听巴赫，但仍然犯下滔天罪行，其原因归根到底，还是在于这根本不是一种思考活动，而是“对某种事物的消极享受。”正因如此，所以思考与知识没有必然关联，许多博学者，陷入知识的荣耀中，反而会成为不会思考的动物。
思考还与历史的记忆密切相关，作为被抛入这个世界上的陌生人，我们如何对抗虚无，确立人性超越宇宙时空的尊严？直面和审视过去是不可回避的一个方面。对于罪犯来说，要想逃离惩罚，最心安理得的方式就是忘记所作所为，完全不去思考它；对于极权体制而言，让人遗忘过去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统治技术。阿伦特就此说出了一番振聋发聩的话：“最大的为恶者是那些人，他们因为从不思考所做的事情而从不记忆，而没有了记忆，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他们。对于人类来说，思考过去的事就意味着在世界上深耕、扎根，并因此而安身于世，以防被发生的事情——时代精神、历史或简单的诱惑——卷走。最大的恶不是根本的，而是没有根基的，因为没有根基，它就没有界限，于是它能够到达无法思虑的极端并席卷整个世界。”
然而，思考是毕竟是纯粹道德化和个体化的，对于共同体的良善生活的公共建构而言，它是远远不够的；同时，思考由于要冲破既有的规条，所以有时又是危险的，这在苏格拉底那里就体现为哲学对政治秩序的威胁，所以苏格拉底唯有一死。正是基于思考的这一局限，阿伦特又从对思考的研究转向了对意志问题的研究。意志或意愿问题处于思考和判断的中间环节。它比思考更进了一步，更靠近人摆脱诱惑奴役的一种自由选择的状态。尽管经过思考，一个人看到了一个事物是好的，但基于人性的软弱局限等因素，他不一定就会选择或亲近这一事物。这时候，意志的作用就发挥出来了。你必须大胆地说出“我愿意”，并像克尔凯郭尔而那样，勇敢做出“信心的一跃”。
不过，意志问题始终处于一种矛盾含混的状态。就如保罗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这是很多时候人所面临的困境的真实写照。这种“我愿而又不能”的意志无能，深切反映了现实中恶的问题的复杂性和人类选择的悲壮特征。此外，意志诚然标志着人的自由，但究其本性而言，是偶然的且转瞬即逝的，没办法有坚实的根基。所以阿伦特最终转向了对判断的研究。思考是危险的，它瓦解了既有的价值、教条、理论和信念，但也为判断提供了解放的效果；意志是脆弱的，它会让自由付出极大的代价，但也让判断有了明确的方向。
前面提到，在阿伦特这里，为了作出正确的判断，必须依赖于人的想象力、站在他者立场同情思考的扩展心智能力以及身处共同体的感觉。可是说到底，这些能力如何转化为可操作的路径，才是最关键的。恰是在这个问题上，阿伦特反对给出确定的、一劳永逸的答案。她说：“对于就各种特殊情况作出判断来说，没有什么恒常的通行标准，也不存在什么确定无疑的规则。”过去危机的经验不一定能有助于解决当下的危机。阿伦特一方面引用福克纳的话说：“过去从没有死去，它甚至都没有过去。”另一方面则注重当下人的抉择责任，因为问题永远是新的，依照历史教训指示未来，就如巫术占卜。从传统的道德哲学那里，找不到解决现有问题的答案，人必须有确立新开端的能力，有独立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判断的能力。
判断是一种实践的理性和智慧，是一种知晓轻重缓急的权衡。阿伦特举例说，1938年英国与德国绥靖政策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在今天商谈就是没有意义的；同样，尽管美国自由制度在两百年前创造了荣耀，但对自由的背叛时刻萦绕我们，所以自由还得不断经营、夯实和创造，而无法坐享其成。阿伦特的判断到最后似乎就是一种直觉的把握，但其背后的支撑是追随自己的思考，是内外的一致性，是人主动完成公共担当的人格化过程。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式无疑要依赖于人的境况，但这绝不是相对主义、怀疑主义或虚无主义的。判断的正确性取决于我们愿意和谁在一起、我们对同伴的选择；取决于我们怀着公共责任而对世界的爱；取决于我们因为不愿与自我矛盾、不愿与世界矛盾而进行的省察。
“我们这代人是自从西方产生基督教以来，第一代不再相信‘死后生活’的一代人。”正因如此，必须通过在世的行动创造自己的生活，让判断作为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当下践行。阿伦特注意到，今天的人们往往因为想逃避责任，而陷入了判断恐惧症，其另一个极端的表现就是不省察自我，毫无愧疚和不安，极力为自己的罪责开脱辩解。如同艾希曼那样的人，叫嚷所有的人都有罪，于是自己就没罪了；认为自己不过是屠杀行政机器的齿轮或环节，所以罪恶与自己无关；甚至狡辩说“如果我不做，其他人可能也会做”，“我坚守岗位是为了防止更糟糕的事情发生”。阿伦特犀利地指出，“这种论证的弱点一直在于，那些选择小恶的人很快就会忘记他们已经选择了恶。”
在这个意义上，对纳粹战犯的法律审判和道德追究，就是一种重要的责任机制。它不单是为了复仇或惩罚，而是为了重新确认人的人格身份和责任伦理。“官僚制度是无名之人的统治……它是最不人性、最残酷的统治。但在法庭上，这些定义统统无效”，尽管奥斯维辛是按照行政体系官僚计算建立的，但其实具有完全的任意性，“所有事情几乎天天都在改变，这依赖于主管的官员，依赖于点名的官员，依赖于一个区的官员，依赖于他们的情绪。”所以必须追究人的个体责任。审判的对象不是机器或魔鬼，而就是活生生的人。体制把人变为零件，审判要把零件恢复为人。只有承认人的身份，才可能谈论罪恶与尊严的问题。被审判者也不必因为成为所谓的替罪羊而哀怨或悲壮。艾希曼这样的人既然不把自己当人看，所以他们在犯下平庸之恶时，眼里也就没有具体的人。他们不思考和不判断的结果，就是践踏了人的多样性。所以判断（包括这里的审判）就是挽救人的“这个独一自我”的迫切行动。
下判断的活动还有另外一个重大的意蕴。“对人类行为的道德关切的核心是自我；而政治关切的核心是世界。”能把这两种关切统一起来的，就是判断本身。这种判断不仅是评价别人和世界，而且还必须指向自我。阿伦特在回应批判时表达了如下意思：我们有权利、资格、能力和责任对艾希曼做出判断，是因为我们要从他身上看到我们身上同样存在的平庸之恶的阴影。审判是一场表演和展示，是公共的和政治性的行动，同时也应该是法律的和道德的行动。当人们在审判艾希曼这样的罪魁时，我们自身同样也要经受审判和拷问。这里的要求不再是基督教的“不要论断人”，而是把判断作为提升人性和改善世界的最重要的武器。
恶是复杂的，有本质的恶，也有大量存在的平庸的恶。恶的平庸还意味着，那些平凡的好人也会犯下严重的恶行。意识到这一点，始终是阿伦特在判断问题上的根本前提。也正是基于这一前提，阿伦特对判断的分析才有了重要的制度性眼光。这方面最值得一提的例子就是她对小石城事件的反思。反对种族歧视的初衷当然是善好的，但由于在实施中忽视了政治平等与社会歧视之间的张力，而试图以强制的种族混合来实现所谓的平等，其效果反而与强制的种族隔离一样糟糕，“并非种族隔离的社会风俗是违宪的，而是其合法实施是违宪的。”在制定实施公共政策时，不能忽视这中间的分界。阿伦特指出，只有在政治领域，我们才要努力诉求平等，但政治必须为社会的自由联合留下足够的空间，承认社会中实际存在的差异。没有差异就没有人的独特性，消灭了差异和自主选择的平等其实是一种虚假的平等。
读完全书，我的感觉是阿伦特在判断问题上从不敢掉以轻心。判断是艰难的，恶无处不在。即便我们做了充足的思考和准备，我们也绝不能保证做出的判断不会出错。阿伦特提到了莎士比亚、梅尔维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他们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对恶的本性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尽管他们“可能也无法告诉我们什么特别的东西，但至少他们不回避它。”善恶问题纠缠在一起，这是人的伦理悲剧的必然，但也是人类创造壮丽事业的必然。幸福和自由，就植根于这种在世的复杂性当中。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想简要重述阿伦特书中所举的一个例子，作为这个读后感的结尾，推荐给大家。我相信这个故事能让我们掩卷长思，从而在自身的处境中更好地发挥属于每个人的责任与判断：
受审的纳粹战犯基本都是艾希曼这样的平庸恶人，但在一次审判中，被告席上却出现了一位名叫卢卡斯的医生。他可以说是唯一的具有思考和判断能力的被告。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充满善心，极力帮助别人，设法挽救犹太人的生命。他曾从党卫军的药房为囚犯偷药品，用自己的钱为他们买食物。他给犯人中的医生建议如何从毒气室挽救一些囚犯。用一位证人的话说，他“根本不属于他们这一伙，他太善良了。”卢卡斯医生做这些事，是基于自己本能的良知与爱心，他从来没有试图装成一个救世主（很多被告则以此来推脱责任），换言之，他为这种罪恶而心情沉痛，审判时他还在说自己无法从集中营的经历中“平复”。在那种处境下，选择如此煎熬，神父为此劝慰他：“必须拒绝服从不道德的命令，但那不意味着一个人要冒失去自己生命的危险”。
在审判中，一个女证人对卢卡斯医生进行指控。1944年，她和家人被送到奥斯维辛，由于听说做母亲的可以和孩子留下来幸免于难，因此母亲让年轻的她扮成妈妈，抱着家中最小的婴儿。负责挑选职责的卢卡斯发现婴儿不像这位女证人的，于是把孩子从她那里夺走，推给了一旁的母亲。结局可以预料，她的母亲和那婴儿都被毒气毒死了。卢卡斯有罪吗？面对证人控诉，法庭上的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诚实地否认了这一切。但他没有说出缘由。证人被带走了。她显然不知道当时奥斯维辛的操作法则。实际情况是：在那里，所有带孩子的母亲一到达就得被毒气处死……这位妇女在寻找杀害全家的凶手，却不知道面前这个人正是自己生命的拯救者。
文章来自谌洪果新浪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