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刘仲敬在其《民国纪事本末》一书中，将民国视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宪法实验室。”实际上，缺乏宪法政治经验的中国，自国门被打开后一直纠缠于“向何处去”的路径选择。这给足了法政学人指点江山的空间，自此以后，出身法政谱系的“公知”不绝于耳，甚至成为沟通理论与现实不可缺少的环节。
罗隆基的《人权 法治 民主》正是民国公知传统在当下的回响。尽管时代变了，但作者数十年前的洞见仍然是透彻的，为专制之国开出的药方也并不过时。事实上，本书可以作为比较民国及时下的公知们在学术涵养及文胆是否均有进展的参考书。
作者视英美宪法政治的成就为人类制度文明的终极产物，也就直接为民国时代的政治走向下了决断：舍弃人权、法治、民主别无它途。这种唯名论式的论断即使在今天也显得过于乐观和激进，但他却是立基于某种普世主义的价值，因而在舆论上遥遥领先。占有这种观念的作者，在道德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这尤其体现在当作者遭遇现实政治的压制时，以弱抗强的坚定形象足以打动查理一世这样的王权专制推崇者。这些人深谙宪法政治传统中必不可少的“言辞统治”特质，他们都是些能说会道的人。如果有报纸可资利用，那煽风点火的能量绝对不可小觑。不要忘了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的论述：“出版自由和人民主权，是相互关系极为密切的两件事；而出版检查和普选则是互相对立的两件事，无法在同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中长期共存下去。”纵使大开杀戒的罗伯斯庇尔，在上台前也是以扮演人民卫士的角色，向法王路易十六呼喊实现出版自由。
事实上，他们都是些得寸进尺的人：赋予出版自由，他们就会要求结社自由；赋予结社自由，他们则会要求普选，等等。总之，逻辑的终点是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就是一切。犹如西耶斯在法国大革命时那振聋发聩的结论：“第三等级是什么？是一切”，这种革命式的政治修辞足以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信奉这些不知所谓、毫无血肉可言的观念，从而让现实政治寸步难行。
考虑到托克维尔的告诫：“大多数人都总是停留在下述两个阶段之一：不是信而不知其所以然，就是不能确知该信什么”，对公知的言行进行管束则绝对有必要。这些公知的真实目的乃在于放弃民族国家的政治野心，实现“无为而治”的自然式进步（进化）。罗隆基式法政公知代表的不过是世界革命潮流的另一脉，对“本土资源”的割弃是其理论中最受人诟病的地方。犹如梁实秋点评的：“罗隆基的政治理论是从英美晚近的政治哲学与政治成规中提炼出来的，虽然陈义甚高，但是究竟缺乏一点中国的政治哲学传统的基础，我们容易感觉到他的全部思想都是舶来品。舶来品并不一定不好，而且老实说舶来品往往是好的，但是在一般人的心理上，总感觉到完全借用外国的理论不免有生吞活剥之嫌。”
过多引用该书的精彩话语将构成无以言说的双重压力：首先，罗隆基所描述的现象在当下也并不鲜见；其次，他针砭的时弊不但正确，而且生命力极其旺盛以至于绵亘至今。除此而外，读者不必再试图在本书中寻求个体困境的救赎之道，唯一要学的只是他面对强权的敢言和较真——这正是所谓“国民性”最值得改造的地方。因而，当读者产生今夕何夕的时代错置感时，最应该的并非为罗隆基式公知言论的犀利拍案叫绝，而是应该反躬自省：个体思想是否真正愿意脱离藩篱达到所谓内在的自由和自洽，以及行动上的敢做敢当。
从罗隆基整个政论的线轴看，他选对了敌人却选错了朋友，这是他被梁实秋“挖苦”的根源所在。对罗氏的政治见解和立场而言，确信人民的自我治理能力极为关键，由此，他嗅觉极其灵敏地分辨出了所谓中国式党治的实质仍然是一党独裁（Party Dictatorship）。“党治，我不反对，亦没有反对的必要。一个有政治信仰与政治主张的团体，根据信仰及主张来夺取政权，最后取得政权，因以掌握政府，主持国事，这就是‘党治’。如此，英国是党治，美国是党治，德法是党治。……一党独裁是欧战发生后，政治上新兴的一种名词。一党独裁，简直可以说是19世纪民主政治的反响。一党独裁，是起来打倒民主政治的新运动。”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欧陆政治文明的产物会在中国变身成为新的专制力量？如果本土资源自足且自洽，为什么却难以牵制权力本身的恣意妄为？对罗隆基们而言，世界的就是民族的，而不是相反。
但是罗隆基时代的公知们绝大多数属于自怨自艾，既试图同现实政治保持紧密关联，又不愿放弃文人的自我怜惜。当他们激烈讨论世界应该由谁统治时，真正的统治者正对他们露出诡秘的嘲笑。这似乎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在东方式的统治秩序中，基本没有留给他们自如的实践空间，尤其当世界进化成为资本主义式“数字的管理”时，职业官僚早就将知识分子的空间挤压殆尽。事实上，他们对繁琐的日常政治心生厌恶，而对先知式的角色又难以担当，甚至不得其门而入，于是他们成为最早一批“舆论家”，通过作文写字向识字的士绅阶层启蒙。而这些士绅根本就缺乏领导一场社会意义、甚至政治意义上革新的能力：他们要么为了维持生计极尽压榨之能事，要么官商勾结瓜分权力攫取的巨额利益。
我们看重什么样的古人，我们身上就缺乏与之相反的性格。瞧瞧我们这个时代最推崇的那些知识分子身上的浪漫主义就够了，要么是新月派的诗人，要么是诗人的情妇。要说他们身上最重要的气质，那莫过于颠覆旧礼教缔结自由婚姻，甚至离婚再续。韦伯对小资产阶级身上独有的“软绵绵的幸福感”极尽嘲讽和挖苦，因为他们根本不在意身上担负的政治重任，于是，当政权更迭之后，他们的遭遇最为惨烈。罗隆基所处的时代正是革命激荡、亡国灭种的关键时期，应该产生能让世人震惊的能够一眼识破所有意识形态走向的政治评论家，但可惜的是，此人迄今未见。
现在，当我们极力吹捧罗隆基时代统治者对言论的宽容，甚至产生想回到过去的幻觉时，其实质仍然是缺乏基于正常的智力判断：时代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在这个时代沉迷于对历史过往的假设和想象中，在过去的那个时代也同样如此。对此，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一阵见血地说：“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本文作者系四川国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出处:法治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