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刚刚过去的20世纪历史，不言而喻是一件艰难的工作。对于熟悉左派革命史观的国内读者来说，保罗•约翰逊的《现代：从1919年到2000年的世界》一书风格独特，无疑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历史窗户。在笔者看来，自由的失而复得是约翰逊最为关注的20世纪历史变迁的主题。
一、自由何以丧失？
极权主义在20世纪的兴起、扩张与持续，与此相应的是人类自由的丧失。对那些经历极权统治的人民来说，最大的不幸是遭遇了人类历史上非凡的极权政治精英。在约翰逊看来，列宁、希特勒的成功，首要因素是他们都是政治天才。在1917年混乱的俄国，如果没有那位24小时都在革命的列宁，布尔什维克是不可能迅速夺取政权的。“列宁是位行动主义者，而且的确是位登峰造极的行动主义者。”（页68）正是列宁在11月7日采取的暴力与恐怖手段，已经开始民主化的临时政府被推翻。紧接着在1918年1月，民选的全俄制宪会议被红军士兵非法解散，昙花一现的议会民主从此在俄罗斯消失了70多年。在30年代的魏玛德国，“共和国的毁灭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是激进的右派中出了一个政治天才，也许共和国仍然会生存下去。”（页135）这个政治天才就是希特勒。他具有超常才华，处事果断，意志坚强，长于演讲与煽动，具有创造性的想象天赋，是当时德国各派政治人物所无法比拟的。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历史事实是，除了专制主义的俄罗斯帝国，德国、日本等在一战后都曾经实施过不同程度的民主政治，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存在着致命性的缺陷。约翰逊特别提到魏玛德国宪法第48条紧急命令权。在魏玛德国后期，政府绕开议会，频繁使用紧急命令权，严重破坏了德国宪政制度，为后来希特勒利用这一制度摧毁共和国开了先河，所以“魏玛共和国之所以瓦解就是因为其宪法过于笨拙。”（页699）东方国家日本的状况与德国相似。由于明治宪法本身的威权色彩，特别是允许日本军队保持特权地位，游离于国家宪政体制之外。这样在经历20年代短暂的议会民主试验之后，军国主义最终迫使日本的议会民主流产。
20世纪文化击败19世纪文明，也是极权主义兴起的思想文化土壤。约翰逊特别钟情19世纪欧洲基督教文明，认为它代表着人类良知与道德信仰。而把马克思主义、弗洛依德学说、道德相对论统统归入反古典文明的现代文化范畴。在约翰逊的视野中，现代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恶劣的，“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依德分析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共同瓦解着发展完善的个人责任感以及致力于既定的、具有客观真实性的道德信条的义务感。这种责任感和义务感是19世纪欧洲文明的核心。人们从爱因斯坦那里得到的是这样一种宇宙印象，在这个宇宙里，道德衡量标准是相对的。”（页15）
这样，现代文化的创造者知识分子自然成为约翰逊激烈批评的对象，其严厉态度并不亚于他在《知识分子》一书中的立场，其总结性看法是“20世纪知识分子没有能够发挥表率作用。”（页834）在德国，著名的知识精英斯宾格勒、卡尔•斯密特摈弃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文明，信仰社会达尔文主义，反文明思潮居于主流地位，最后反犹主义成为现代文化战胜古典文明的一个极端后果。民主国家的众多知识分子更是习惯于批判西方主流价值，赞美苏联极权主义，为种种极权主义暴行辩护，法国的萨特是其中的佼佼者。二战以后也是如此。美国60年代的社会文化危机，很大程度上是东海岸自由派知识分子与媒体有力炒作的结果，其实质是夸大了现实社会的紧张状态。对此，卡尔•波普尔在《二十世纪的教训》中特别批评西方知识分子扭曲历史的错误，“不负责任的西方知识分子，还是把西方世界视为邪恶的表征。”
同样地，民主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对极权主义的兴起也难咎其责。美国总统威尔逊是约翰逊第一个毫不留情批评的政治家。在书中，威尔逊是一个政治立场不坚定，缺乏远见的人，其政治风格“是非常不准确的。他使用华丽辞藻是一流的，起草文件却十分糟糕。”（页32-33）威尔逊最大的错误是同意协约国在一战后实施剥夺德国的政策，这是二十后德国再次发动世界大战的诱因之一。书中借用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当时的评论，“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处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时刻，威尔逊不应该忙于确定战后边界以及国际联盟的组建，而应当利用美国的食品供应和经济力量帮助欧洲实现长期的经济复苏。一个繁荣的欧洲更容易忘却过去的伤心记忆，重新合理地调整现在乘一时之兴强行划定的边界。”（页37）显然，凯恩斯的主张与二战后“马歇尔计划”的指导原则是极其吻合的。不过，国际政治门外汉的威尔逊虽然负有责任，但也不能苛求他，即使是经验丰富的邱吉尔，在20年代的做出的一些战略判断也是可笑的。如他对英日未来关系发展的预言，认为英国同日本的战争，“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机会一点可能性都没有。日本是我们的盟友。”（页196）
极权主义兴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迅速扩张与长期存在。西方民主国家30年代的绥靖主义无疑为此打开了方便之门。绥靖主义在欧洲的盛行，是民主大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愚蠢的国防外交战略的恶果。在英国，帝国思想迅速死亡，战前流行的是和平与反战运动。当时一位工党领导人公开声称：“我要关闭所有的征兵站，解散陆军，裁掉空军。我要废弃所有令人生厌弃的战备装备，并向世界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页419）邱吉尔重整军备的主张遭到朝野上上下下的反对，只能是曲高和寡。因此，“至少在1938年底以前，希特勒还是有理由相信英国不会与之武装对抗。于是，他行动起来。”（页423）
绥靖主义的危害不仅导致二战的发生，更重要的是美国对苏联的绥靖政策致使极权主义在战后的持续，即冷战的来临。与威尔逊一样，同样是民主党人的罗斯福似乎也是一个对国际政治一无所知的人，“罗斯福在处理外交事务时总是有点漫不经心，这种作风一直维持到1945年他去世为止。”（页415）罗斯福不仅无视苏联极权主义对自由民主的威胁，而且还充满了美苏和平共处的幻想。战前，“罗斯福总统热衷于表现他的高尚和进步。但他的高尚主要体现在要求英国去维护国际秩序，而他的进步却视苏联为世界和平的维护者，而且地位在英国之上。”（页415）战争开始后，罗斯福期待与斯大林在战后建立“伟大的联盟”，谴责邱吉尔的帝国主义作风。但是在战争快要结束时，斯大林违背雅尔塔会议的承诺，拒绝在东欧地区实行自由民主选举，这一举动狠狠教训了罗斯福。但此时已晚，“罗斯福的盲目对战后欧洲的稳定造成了威胁”，这是他作为民主大国领袖不可推卸的冷战责任。
60年代初，另一位民主党总统肯尼迪在古巴、越南问题上的错误，也给苏联的扩张以可乘之机。约翰逊认为肯尼迪“不是一个国家元首，而是一个职业运动员、一个宣传家、一个政治贩子。”（页750）他的理由是肯尼迪缺乏当机立断的勇气，在“猪湾事件”中没有倾全力推翻卡斯特罗政权。在后来的导弹危机中，又默许古巴与苏联公开的军事结盟。这样，革命后的古巴人民不仅生活一落千丈，从拉美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变成最穷的国家之一，而且拉美、非洲其他一些国家的人民，也不断遭受卡斯特罗政权“输出革命”政策制造的苦难。在越南问题上肯尼迪更是急躁冒进，轻率地同意推翻吴庭艳政权，使南越失去一个有才能的领导人，从此陷入军人独裁的动荡中一蹶不振。
最后在世界安全体制方面，值得批评的是联合国在20世纪90年代前的所作所为。与国联一样，联合国从成立开始就是一个大而无用的政治怪物，充斥着道德相对主义，无法及时制止极权与暴政的泛滥。对非洲新兴的民族国家，联合国的双重标准是白人杀害?私??鸸?市缘墓刈ⅲ?嵌院推降耐?病６?谌松焙谌耍ɑ蚴呛谌松卑兹耍?谌松毖侵奕耍?蚝谌苏馊?秩艘黄鹕保┚痛看馐悄诓课侍猓?辉诹?瞎?芟降娜ㄏ拗?凇�70年代“食人恶魔”伊迪•阿明在乌干达令人发指的种族屠杀与极权统治，不仅没有受到联合国的谴责，反而得到默认与纵容。正是联合国的举措失当，1960年以后，让立宪主义成为非洲新兴国家标准的希望破灭了。非洲变成充斥暴力、屠杀、恐怖的野蛮人的王国。与此相应的是，联合国对人类自由事业的推进也难有作为，原因很简单，因为“联合国大会论坛是一个只代表各国政府的代表团体，其中非民主国家的分量日益增加。”（页604-605）为此，约翰逊惋惜地指出，韩战后，“此时西方民主国家本来应该抛开联合国，集中力量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扩展成为一个世界级的自由国家安全体系。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页605）
二、 自由如何重返？
自由重返人类社会，最初的一缕曙光是在1941年。在欧洲许多民主国家相继被纳粹德国征服之际，希特勒出人意料地作出了进攻苏联的决策，从而放弃夺取中东、印度与亚太的全球战略。虽然从种族宿命论的立场去理解希特勒的行动，倒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希特勒这一错误决策，确实拯救了英国与人类自由。如果纳粹实现攻占亚太的全球战略，与日本在印度会师，占据中东、印度、东南亚与澳大利亚，未来的战局可想而知。以美国、英国的力量，很难取得对横跨欧亚的轴心国的胜利。所以“希特勒一生中最生死攸关的决定就是入侵苏联。这个决定毁了他的帝国，同时也毁了他自己。”（页457）当然，对英美民主国家人民来说，这是自由之幸。而历史再次证明了关键人物在关键时刻的行为，对人类的命运是多么的重要。
无论是二战时期的轴心国，还是战后的苏联帝国，在经历短暂的辉煌之后，极权政体最终无法避免自我摧残与崩溃的制度怪圈。弗朗西斯•福山的相关评论非常精彩，他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一人》中指出，自由民主制度不存在根本性的内在矛盾。而在此之前的种种政体具有严重的缺陷及不合理的特征从而导致其衰落。事实正是这样。日本帝国从19世纪后期开始的迅速崛起引人瞩目，但是日本极权政治的英雄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互不信任，同样令人印象深刻。“那些在广岛和长崎死去的人们并不完全是英美高科技的牺牲品，他们更是一个瘫痪的政府体系的牺牲品，这个政府是一个邪恶的思想造成的，这个思想不仅排斥了基本的道德准则，也排斥了基本的理智。”（页524）同样的命运降临在80年代的苏联帝国，长期以来，苏联内部问题重重，经济和科技持续衰败，体制正在走向全面崩溃。
对刚刚获得独立的第三世界人民来说，自由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相反，独立运动领袖们还要找出种种理由，强调自由的所谓西方特性与本土性的冲突，允诺领导人民开辟一条新的发展道路。50年代中期开始的万隆时代，似乎预示了一条介于自由与极权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但是历史证明，万隆时代领导人最后留给人民的只是一张张无法兑现的政治支票。在约翰逊笔下，一些著名的第三世界领导人是极其平庸与无能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似乎不知道如何进行统治，每天花4、5个小时口述回信。“尼赫鲁真正感兴趣的是在世界舞台上维护国际道义。50年代，他成了高明欺骗者的化身。”（页582）印尼的苏加诺的表现更加糟糕。“苏加诺统治1亿人的道义理由并不比印度的尼赫鲁充分，实际上比后者更少。他也缺少行政才干。但是有语言天赋。面临问题时，他就用词语解决。”（页585）他主持召开万隆会议，“没有人能比他更能生动地体现后殖民地主义领袖人物的幻想、政治虔诚和内心的无情。”（页585）苏加诺的统治最后给印尼人民带来的是60年代经济的崩溃与政局动荡。就连人们奉为神灵的“圣雄”甘地，在约翰逊看来，也不是一个解放者，他是政治上的异国人，只能在英国自由主义的保护下兴风作浪。甘地的主张对印度问题和印度的未来没有帮助。随着万隆领导人的政治神话相继破灭，80年代以后，第三世界人民最后的选择只能是自由民主之路。
与二战前截然不同的是，战后民主国家出现的一批保守主义政治家，为自由制度的活力再现作出了非凡的贡献。在美国，一些共和党总统非常杰出。里根自是不必多说，就连一向被认为在总统任内碌碌无为的艾森豪威尔，其发展经济的政绩也得到约翰逊的肯定，艾森豪威尔治理国家原则之一就是“自由世界的安全最终取决于美国经济的繁荣。”在德国，阿登纳为德国战后的民主化进行了创造性的工作。特别是主持制定了现代国家最好的宪法，“与魏玛宪法比较，这称得上是一部杰作。”（页690）在法国，戴高乐创建了第五共和国，为这个动荡不安的民主大国带来了一个稳定的政体模式。“1958年5月戴高乐的东山再起不但是法国历史的分水岭，而且也是战后欧洲史的分水岭”。（页702-703）不仅于此，戴高乐与阿登纳等人倡导的法德合作，为未来欧盟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础。至于英国，撒切尔夫人与“撒切尔主义”重新振兴了英国的经济，英国开始重整军备，与美国一起最终赢得了冷战的胜利。
读罢全书，不难看出，作为一位坚守保守主义政治理念的史学家，约翰逊始终以基督教文明、自由民主制度为历史评价标准，认为精英人物、制度文化、历史事件的三重奏，构成历史发展的不确定性与机遇性。当然，与20世纪与自由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诸如自由民主胜利的偶然性、自由制度的普适性、自由国家的世界责任、自由与人类前途等等，并不是约翰逊的一部著作所能够解答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从1919年到2000年的世界》并不是一个结束，而仅仅是一个开始，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世界，自由永远是一个必须面对的时代主题。
(保罗•约翰逊：《现代：从1919年到2000年的世界》，李建波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