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运动爆发95周年。95年来，这一运动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的重要里程碑，矗立在中国思想界的视域中，其影响和意义已成了中国思想界反复思考、不断论争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五四运动发生后的最初岁月里，中国思想界对于这一运动的影响和意义并无太大的分歧，即使对新文化运动持不同看法的人也对五四运动持相似的态度。1920年1月，孙中山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说：“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柳诒徵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的《中国文化史》中也说：“北京大学之倡新文化，当民国七八年间，其时欧战既平，巴黎和议将以青岛付之日本，北京学生愤之，乃于八年五月四日，大举示威运动，以驱除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为帜，迭经军警干涉，而学生之气不稍挫。于是五四运动之名词，赫然为教育界之一大事。”可见，当时无论是革命领袖还是文化保守主义学衡派代表人物，在看待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意义上是基本一致的。
然而，进入20世纪30年代，围绕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意义，中国思想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这种分歧演进至今，大致可分为三种观点。
持第一种观点的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五四运动20周年之际，毛泽东作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参加者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发表了《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等著述。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意义作了高度评价：“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从这时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将五月四日规定为中国青年节，新中国成立后继承了这一规定。这就以法定节日的方式，凸显了五四运动的历史性影响和意义。
持第二种观点的人，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胡适与陈独秀一样，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但在五四运动后两人的思想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而胡适继续坚持他的自由主义。在胡适看来，新文化运动内部的这种分化，正是五四运动的影响所致，因此五四运动实是对新文化运动的负面干扰，破坏了新文化运动的正常开展。1930年，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当时（民国八年）承‘五四’‘六三’之后，国内正倾向于谈主义。我预料到这个趋势的危险，故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警告。”后来他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进一步认为：“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
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是近30年来的一些中国大陆学者。这些人中既有自由主义者，也有文化保守主义者。一些自由主义者从胡适的观点出发，但比胡适走得更远，认为五四运动不仅是对新文化运动的负面干扰，而且误导了随后中国历史进程的走向，因而对这一运动持根本否定的态度。近年来有“倒退的‘五四’”之说流行，不仅断言“‘五四’的爱国运动中断了启蒙运动”，而且论定“五四运动就是倒退的事件”。还有人提出“五四运动是中国文化历史上又一大浩劫的开端”，认为新文化运动旨在打破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所形成的“文化成为政治权力的附庸”定律，而“五四运动把刚出现的曙光又严严实实地遮盖了，文化成为政治权力的附庸被继续了下去，专制遗毒合法合理地存在下去”。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既否定五四运动，又否定新文化运动，认为新文化运动已经过于偏左，五四运动应该往右转，结果却还是不断向左，“最后把中国文化的命脉斩断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不同观点呢？有人认为这是不清楚或不尊重五四运动的历史事实的结果，所以发出了“‘五四’只是可以被歪曲的象征性符号”的感叹。其实，历史学家早已对五四运动做了全面透彻的研究，即使在某些历史细节上还会有不同见解，也不至于得出这样不同的看法。其所以如此，就在于对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意义的评价，不只是对这一运动相关历史事实的认知，而关涉如何看待这一运动对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和深刻意义。
五四运动对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所产生的最重大的影响和所具有的最深刻的意义，在今天看来，并不仅仅是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而且是马克思主义从那时开始在中国大规模传播，是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以这一运动为契机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由此而使得中国的面貌在以后95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塑造了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五四运动的这一影响和意义，是随着中国历史的不断推移而逐渐显示出来的。因此，对于这一运动的评价，人们最初并没有太大的分歧；而在以后的岁月中，分歧逐渐变大、变深、变尖锐，以至出现了本文所归纳的三种代表性观点。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早有明确揭示：“‘五四’至今已有二十年，今年才在全国定为青年节，这件事含着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说，它表示我们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快要进到一个转变点了。几十年来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屡次地失败了，这种情形，现在要来一个转变，不是再来一次失败，而是要转变到胜利的方面去了。现在中国的革命正在前进着，正在向着胜利前进。”由此可见，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意义，更主要是在这一运动之后由中国历史发展所赋予的；对于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意义进行评价，实则是对这一段中国历史发展做出评价。
因此，关于“五四”的不同评价，不能只看作是学术上的各抒己见，而是围绕“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而展开的，直接关涉对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的选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高度评价“五四”，正是旨在肯定从这一运动中走出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的选择，以及为之所进行的努力奋斗；胡适及今天的各种“五四”批评者贬抑或否定这一运动，正是企图贬抑或否定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的选择，以及由此而对20世纪中国的塑造。对于学术上的探讨，当然需要百家争鸣；而对于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的选择，则绝不能出现颠覆性的错误。正是这样，在“五四”评价问题上，必须坚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正确观点，反对各种贬抑或否定这一运动的历史虚无主义怪论。
（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第58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