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讲起自由主义，首先想到是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但事实上，自由主义和平等、公平、正义等价值是可以兼容的，也就是所谓的左翼自由主义。就这个话题，我们特意约请人大哲学系副教授周濂先生和香港著名作家陈冠中先生做了一次深入的对谈。足以保证对谈火花四射的是，两位都自我定义为左翼自由主义者。
周濂：我个人始终认为自由主义的伦理学是一种强者的伦理学，它要求个体的充分自立和自主，这是一种无所依傍的状态。而群众，或者我们说的百姓，往往会期望有一个社群、一个领袖或者一个国家这种更高的存在者可以去依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在当下的语境中，自由主义者若想有效地把他的理念和思想传播到普罗大众中去，就应该充分地考虑这个面向，发展出更加丰富的话语和理论，而不是一味地否定之，否则，在策略上不利于自由主义的落地生根，在理论上也是不够完满的。
陈冠中：对。本来自由主义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何况有时候还把自由主义定义得比较窄，变成某一种偏食的自由主义。其实在自由主义这么长的传统里面，当然也可以包容另外一些观点，比如说社群、德行、公平、正义的议题，或大家对良善生活的诉求。有些自由主义是较可以包容这方面的观点的，比如杜威，他肯定是自由主义者，但他的自由主义有社群和民主主义的成分；又比如说纳斯鲍姆，她对亚里士多德式的什么是“好生活”这个议题会比较重视。其实我想通过共识网《新左翼思潮的图景》那篇访谈把某些自由主义和某些属于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潮流里面的东西重新组合出来，对抗遗忘和编造的政治虚构化故事，重新还原被遗忘和遮蔽掉的一些理念，以此否定现在最流行的一些看法。
周濂：您这篇两万多字的访谈，我非常认真地读了两遍，在我看来，您提出新左翼这个概念，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一方面跟中国大陆的新左派做一个区隔，另一方面跟中国大陆狭义的自由派做一个区分。
陈冠中：对，我要区分的东西太多了。第一是要跟老左派区分，否则怎么叫新左翼呢？老左派就是指那些相信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单线史观、消灭私有财产甚至消灭市场的左派。而新左翼继承的则是正统派以外的左翼传统。第二要跟真的右翼区分开来。真的右翼包括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也包括反对任何政治改革的政治保守力量、权钱既得利益集团，以及种族沙文主义者、排他的等级主义者等，更不用说极右翼的狂热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好战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第三，现在一般所说的自由主义阵营中不同的自由主义跟新左翼是什么关系？这也是需要再区分的。有部分我认为是左翼的，有部分就不是。比如1949年前由胡适到储安平等大部分中国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思想，包括我在共识网访谈中谈到的社会自由主义，都是属于新左翼范畴的。十九世纪中后期，因应当时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的问题，社会自由主义者格林等人在自由主义原来的观念和基础之上，加入了一些严格讲还不属于这个思想传统的东西，比如说社会正义、有道德伦理承担的国家和政府，等等。这些不见得是古典自由主义原有的想法，所以在英国一般都称之为社会自由主义，当时也叫新自由主义。美国叫进步主义，德国三十年代以至战后也是叫新自由主义。但是现在最凶猛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即从古典放任主义到米塞斯、哈耶克，到八十年代被重新定义的新自由主义，则不属于新左翼。
不过在共识网的那个访谈中，新左翼的另一个源头，即怎样从马克思、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这条线发展出来的，其中的渊源和演变，我其实没有讲得太多，因为这方面的介绍在八十年代中国已经有了，近年冯崇义、陈子明、何家栋、马立诚等都写过，还有谢韬。不过为了更清楚地交待社会民主理念的发展和中国左翼的脉络，我想在这里做点补充。
首先我想强调的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并不对立，早年的自由主义其实也影响了马克思的思想，到1930年代，意大利的罗塞利还提出了自由社会主义，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发展和完善。
回顾历史，其实最重要、最能开悟后来共产党之外社会民主发展的是恩格斯遗嘱的执行者伯恩斯坦。
马克思死后，在左翼里面，恩格斯、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定出来的比较粗简机械——以阶级对立、经济决定论和单线史观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形成潮流，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至二战前都一直是主导，但是同时已经开始出现对这种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此即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其后列宁以还的正统派继续把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污名化，以至于到今天很多反对共产党思想的人，都还会随随便便不加反思地认定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就是投降主义的、改良主义的，至少是行不通的。其实正因为有了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开拓出的这条思路，才有后来的社会民主这条路径出现。也可以说社会民主式的左翼先是经过对第二国际正统派的修正，之后又经过对第三国际的抵抗这样的历程才走过来的。而考茨基这种德国社会党和第二国际里的正统派加上第三国际，反对各国社会党民主参政，才误导了二战前欧洲各国的社会党，不但延误社会党参政，更因策略上的被动，间接方便了法西斯和纳粹的上台。一般共产党把考茨基、伯恩斯坦一起批判，其实两人应分开评价，后者是社会民主的开路者。
欧洲在十九世纪已成立了很多左翼的政党。英国在二十世纪前已经有了工党，社会党在欧洲的出现更早一点，老大哥德国的社会党在德意志帝国推动了民主并成为后来最大的反对党，法国的社会党很早就有饶勒斯等人要以共和的理念参加民主选举，后来二战前法国社会党也曾短暂执政组成过政府，瑞典在二战前更已开始转向社会民主的政体。社会民主确切的胜利在二战后，基本上整个欧洲都是以社会民主或社会自由主义作为政体，加上一些发达国家比如澳洲、加拿大，都是如此。美国也是，罗斯福新政之后，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在民主、共和两党形成共识的情况下，政策中也有很多社会民主的成分在里面，所以社会民主才是二十世纪发达国家的主流，改变了发达国家和许多新兴国家。
其实二战前，在中国的党外左翼思想界也一直是与世界同步的在发展社会民主，从张东荪、张君劢到萧公权、罗隆基再到四十年代末的储安平。一直到1948、1949年，党外左翼思想其实还是一个相当蓬勃的流派。
中国左翼在共产党成立之前已经有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源头可追溯到清末民初的江亢虎、刘师培、何志钊、刘师复、孙中山、梁启超等，后来党外社会主义者办刊结社，比如徐志摩的《新月》、平社、《观察》、《世纪评论》、《新路》，甚至国民党里面的政经社，以及一些民主党派，都是偏向民主社会主义或说社会民主的左翼道路的。社会文化上进步人士如晏阳初、陶行知、鲁迅都在这个左翼传承里。
但是所有这些思想到1949年张东荪跟毛泽东在西柏坡见面之后，就被认为行不通了，毛泽东要一面倒地学苏联。
因为学苏联，所以大家都完全没有去注意1950年代的世界的一个巨大变化，即恰恰在这个时期，整个欧洲发展出来社会民主政体这个左翼的路子，当时实存的左翼的社会民主制的实验完全被我们忽略了。
在中国被认为行不通，在世界范围它却大行其道，一直到八十年代以至今天，这个社会民主思想虽然受到新自由主义猛烈的冲击，但它没有崩溃，基本上是主导性的政治体制。在发达国家，北欧、西欧、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不用说，都是这个制度，再加上一些新国家进去，日本，现在还有韩国，而中国台湾基本上也可以说是走社会民主的道路的。拉美在十几年中，也有很多国家转向社会民主，我指的是离开独裁军政府之后的智利，加上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还不算委内瑞拉这种更左的实验。
社会民主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势头又好了一点，新自由主义信用破产，也没这么凶猛了，后者的意识形态受到挑战后有点没底气了。很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又回头转到某种意义上的社会民主，社会民主到今天其实还是世界主流。越来越多新兴国家是采用社会民主制度的，这点很重要，就是说不是只有发达国家才可以有社会民主制度，时间证明采用社会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比默守新自由主义的更好。
周濂：中国大陆您应该很了解，今天人们一讲起自由主义，首先想到的是哈耶克那个传统下来的新自由主义，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或者平等自由主义，有的朋友干脆否认自由主义会认可分配正义，把罗尔斯式的平等自由主义驱逐出自由主义的阵营。前两天我看到《人民论坛》发布了一篇调查报告——《2013年值得关注的十大思潮》，很有意思。我们姑且不论它的分类是否科学，因为它会把伪科学和虚无主义也当成思潮；也不论它的数据是否客观，统计方法是否恰当，它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趣的观察视角。根据这个统计数据，从2010到2013年，“新自由主义”一直位居最值得关注的十大思潮的前三位，“社会民主主义”曾经出现过，2010年排在第三位，2011年排第五位，2012年排第三位，但到了2013年就跌出前十名。就像您说的，我们曾经有过一个非常强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2007年原人大副校长谢韬在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之后，让这个概念重新进入大众的视野。
陈冠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必须要重新把遮蔽的思想传承拿出来，重建这个论述并释放它的潜在能量，解构一下现在人云亦云的说法，为被污名化的中国左翼重新建立一个光荣传统。从中国一百多年的党外左翼社会民主的宗谱来说，现在所说的自由主义者，比如胡适，其实也是个左翼自由主义者。我这样说，不但因为他是杜威的推崇者，而是他说过支持社会主义的话，所以才认为他也是左翼的。很多自由派的政治自由主义是一种左翼的自由主义，其实方方面面都是跟现在很多人理解的新自由主义化的自由主义是不一样的。
至于上面说到的哈耶克自由主义，也要把它放回历史语境里。
周濂：因为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主要针对的是英国的福利主义倾向，他认为这会导致极权主义，但是战后欧美的政治发展无视他的警告，采取的是凯恩斯主义。所以直到哈耶克1974年获得诺贝尔奖前，一直被认为是边缘人物，1974年以后，尤其是撒切尔夫人上台以后，才为他正名。
陈冠中：《通往奴役之路》1945年曾以《读者文摘》形式广为流传，到八十年代由于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鼓吹，市场原教旨右翼才把哈耶克又捧上去，而很多身在极权国家的反极权心切的人士也以他的主张作为否定极权的依据。今天很多人所说的自由主义，往往是指包括哈耶克在内的新自由主义。这些思想都是八十年代以后才开始慢慢进入大陆的思想界来，甚至到九十年代大家才比较认真地去读。
托尼·朱特有点不公平地说哈耶克一看到福利社会就说极权主义、希特勒。但哈公看到皮诺切特这样的独裁军政府反而不觉得那才是希特勒，那才是法西斯，还亲自去见皮诺切特，加持后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说威权不等于极权。
哈耶克虽然在三十年代已经引起了很多重要的讨论，比如跟凯恩斯的讨论等，但是当时有很多同样反对左右极权的思想家跟他的主张并不一样。我一直认为他对当今世界的极权主义的反应完全是极端化的，他前门拒极权虎，却后门引入资本狼。与哈耶克同期，不要说凯恩斯或波兰尼，同年，1974年拿诺奖的GunnarMyrdal，就是瑞典的社会民主派的经济学家。
周濂：对，哈耶克拿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前，就没有一个支持纯粹的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拿过这个奖，他之后，弗里德曼也拿了。
陈冠中：芝加哥经济学派是七十年代之后出来的。我觉得弗里德曼其实是更有效地改变了近三十年的世界，哈耶克有点像象征人物。弗里德曼真的改变了美国，那个改变太大了。
周濂：也改变香港。
陈冠中：香港因为在八十年代都是美国芝加哥学成归来的人，就学了他们那一套，刚刚对经济有兴趣的人都以为这样就是经济学，当时芝加哥学派那一路的经济学基本上就等同于全部的经济学，几乎是一种对经济学科内部和对其他学科的帝国主义。
周濂：香港我们以后再谈，说到哈耶克我想多说两句，因为最近在读哈耶克的时候，我发现哈耶克比我们想象中要复杂。
陈冠中：我想一定是，他有这么长的著述年龄。
周濂：对。当然他是反对社会正义这个概念的，但是他自己曾经在《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卷的第九章末尾处谈到，让他感到遗憾和困惑的是，罗尔斯竟然采用了“社会正义”这个术语，但是哈耶克接着说他跟罗尔斯的观点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分歧。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说法。而在该卷第十章的最后一个注脚里，哈耶克谈到他自己的亲身经历。1940年夏天他在英国避难，那时候纳粹德国轰炸伦敦，他就想，我得把我的孩子送到中立国去，他考虑了美国、阿根廷、瑞典这几个社会制度差异极大的国家，然后他就想，我的孩子要在这样一种社会制度下成长，它使我的孩子尽可能地不受机遇或者偶然因素的影响，所以他认为美国会是一个好选择，因为美国社会不存在旧世界中严格的社会等级差别。哈耶克的这个想法跟罗尔斯的“无知之幕”非常接近。
陈冠中：对啊，当你投胎到一个陌生社会，不知道自己会投得好还是投得不好的情况下，你一定希望投到一个公正的社会。
周濂：是。哈耶克又补充说，当然我希望我的孩子在美国会被送到白人的家庭而非黑人的家庭。为什么呢，因为在1940年代，美国的种族歧视还很强。他这个说法再次证明了，他希望一个人应该生活在不受任何道德偶然因素而被歧视的正义社会里。
陈冠中：所以他是个衣柜里的罗尔斯主义者？
周濂：对，有人就说他是个隐藏的罗尔斯主义者。哈耶克从个人生活经验出发设想的值得追求的社会制度，非常接近于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构想的正义社会。
陈冠中：凯恩斯也说过他“道德上和哲学上”同意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很多观点，哈耶克在二战期间也说过他赞同凯恩斯的宏观调控主张。
周濂：回到您在共识网的那篇访谈，您对中国大陆的新左派有很多的批评，其中谈到它在学理上是有内在矛盾的。换句话说，中国新左派的学理在您看来完全处于一种满拧、拼贴的状态。我个人认为中国新左派的逻辑可能是错的，但是他们的一个问题意识也许是值得自由主义者学习的，这个意识是什么？就是您在共识网访谈中相当肯定和认同的那种“以本位为出发点的本土研究”。新左派无疑是有很强烈的这种自觉，虽然它最后开出来的花、结出来的果我们不接受。我的问题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如何可能“以本位为出发点进行本土研究”？
陈冠中：如果中国新左派是真的新左派的话，我会说自己也是新左派。1992年我来北京住了三年。当时我到处跟人说一些西方新左翼的东西。后来三联书店前总经理沈昌文也整天说，他听到“后现代”这个词是从我这里来的。我记得我还给了他一套萨义德的书。
周濂：那时我在北大读本科。后现代主义开始进入中国大陆，北大有个王宁教授曾经编写过很多文章和选集。
陈冠中：其实我也困惑，觉得我自己在写《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的时候，已经要处理后现代带进来的议题，所以在整个八十年代，外面都在谈后现代，谈得头昏脑涨了。
周濂：当年一个趣事，大概是1994年，我一个师姐，在北京医科大学读医药管理，来找我，就问我：“你是学哲学的，你能说说后现代吗？”我当时就蒙了，我就说：“后现代这东西是说不清楚的。”然后她一拍大腿，说：“你说对了，我读了一本书，就说后现代是说不清楚的，你说到本质了。”
陈冠中：我记得大概九十年代初，后现代、后结构这种说法太时髦了。虽然它自有创见，但是当时也太把它当一回事了，把它里面话语的解构、真理和现实认知的不可能等等说得太极端了。后殖民还是挺有意思的。总体而言，做思想理论的人若没有经过“后学”思潮洗礼，是挺遗憾的。但经过这个洗礼，困在里面的也很多，它已经培养了十几二十几年的学者了嘛，所以有些就困在大写理论的迷宫里。1992年我来北京时，当时中国知识界的问题意识是自成一体的，跟西方不大同步。到九十年代中后期，终于有李慎之等亮出了自由派旗帜，然后汪晖，以及后来被叫作“新左派”的思潮开始出现。我觉得这两个现象都挺好的。因为李慎之的自由主义并不是新自由主义，是很古典的，或者说有些古典的，同时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不可能没有社群的感觉、没有社会民主的意识，肯定有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挺好。在中国环境下主张政治自由主义，我是非常敬佩的。不过当时我也没有批评过中国新左派。
周濂：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您看到新左派的路数，是不是还挺欢迎的？
陈冠中：对，我心里觉得，都来了，都有了。不管张颐武，还是汪晖、崔之元，都来了。而且汪晖出手挺惊人的，他学好了学院后现代左翼的全套理论。我知道他在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加州跟很多人交往过，他在香港也有参加一两个圈子的读书会，我们认识的生哥罗永生、肥爷丘延亮等，当时都是跟他有交流的。
1992年之后市场化一直到国企改革，很多问题马上出现了。用什么态度去应对呢？当时还不需要提到主义这么高的层次，是可以面对问题来谈的。但在1990年代后期出现了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然后我就看到某些新左派的言论有点开始变化，自由派也开始变窄。最奇怪的就是2000年之后，两边都收窄了，我还不是指所谓“告别革命”或否定法国大革命赞成英美革命的言论。我很快发现一般所说的自由派和新左派两边好像问题都挺大的，不是我期待的新左派跟自由派思想的交锋会产生一些更有助大家理解中国现实的思想那种情况。这里面的问题太复杂，基本上是新左派有些台面人物奔向体制或原来根本不是左翼的，双方不能在对等的平台上畅所欲言的交锋，各有不对称的地盘，互不沟通了。这是后话。
到2006年，钱永祥的《思想》杂志为王超华编的《歧路中国》一书做了个专题，找我写文章。我第一次写中国大陆的情况，批评了被归入新左派的一些主张，但我还写到一个叫绛树的唐朝歌女，据说一个嘴巴能唱两首歌，两首都唱得很清楚。我说我们需要这种本事，才能去描述现在这种鸡尾酒的现实。我当时是这个立场，我觉得现实的复杂性不可能进行简单的描述，只唱一首歌可能是不够的。
周濂：就是说您到2006年的时候还是比较中立的，或者说是包容各种主义的？
陈冠中：可以这样说，面对混合、混搭的中国现实，当时的确是想到要有同时唱两首歌的能力，才能够拓展讨论的空间，但是直到最近我才有机会正面地重新划出一个思想空间，叫作中国新左翼的思想空间，去批评国家主义化的新左派，也反对老左和所谓新自由主义。
周濂：您还没有回答，自由主义者如何以本位为出发点进行本土研究这个问题。
陈冠中：啊，这个在学术上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我自己的立场基本上是开放的本位主义，或者说是混杂的本土主义。1997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叫《半唐番城市笔记》的文章，开始自觉地以本位的立场、用自己的舌头而不是别人装在你嘴里的舌头替香港说话。在那篇文章中我说，离开香港到波士顿待了一年多，波士顿的环境很和谐，一回香港，就觉得香港每一方面都很丑，那乱七八糟的色调，设计都不调和，觉得香港真是土啊。后来碰到一外国朋友，他说香港的色彩、风格太过瘾了！跟我感觉很不一样。我就想，原来我学了个外国眼睛，回来看什么都不好，但外国人的猎奇也是外在观点。我意识到应该用自己的眼睛去看香港是什么样子，用另外一个本位出发的眼睛看，看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这样一看才知道香港所有东西都是混杂起来的，都有很多外来成分，但也有本土的主体性。它的本土主体性就是一个路径，慢慢发展出来，就是延续了之前的同样混杂但已成形的“本土”、本位。以此为主体，发展下一个阶段的新本土，而任何本位发展是要进一步混杂外来的东西的。在带着原有本土主体性与外来的东西混杂的时候，并不是说混杂就失去自己，而是混杂产生了自己，越混杂越产生自己、新的自己。
周濂：嗯，这个说法很有意思。
陈冠中：比如说，八十年代香港很多的流行歌曲，恰恰是用了日本流行歌的曲子，配了粤语歌词，找了菲律宾人来配器伴奏编曲，结果成了港味流行歌曲。香港的身份恰恰是建立在这么混杂的情况下。但是这并不是说它没有本土的角度——它是本土带着主体意识沿着自己特色的路径一步步地发展的，它一直在用外面的东西，这个东西反过来强化了它的特色、它的身份。后来这变成了它的方法。这个本位不是否定其他外来影响的本位，要避免把“本土”本质主义化。
周濂：这个想法蛮像多年前秦晖的说法，他说：主义是普遍的，但问题是特殊的。
陈冠中：秦晖永远能找到最简单的方法把问题说清楚。
现在更常有人以“国家”作为范畴谈本位，但“国家”这个范畴若不加解读和审视就会很容易被国家主义者绑架，演变成以想象中的同构型群众、有争论的国家利益，甚至集权中央及其代言人代表国家作为本位，而不是以国民为本位，更往往与国内异质性的区域、地方、阶级、民族、群体、性别以及世代的本位有所抵触。
周濂：其实我觉得平等自由主义或者左翼自由主义的旗帜是时候应该亮出来了。
陈冠中：是，现在周保松他们亮左翼自由主义旗子，我自己用新左翼的进路，其实是用另外一个角度重新整理规范一下思想光谱。左翼跟自由主义有关连但不是属于同一个思想光谱的分辨方式。新左翼是相对于老左翼，而左翼是相对于极左翼、右翼和极右翼。其实我所说的新左翼也就是新左派，遗憾的是在中国，新左派没有好好地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
周濂：2000年前后甘阳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那篇文章我觉得写得很好。甘阳在文章的结尾处给中国的自由左派提了三个建议，其中最后一个建议是这么说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自由左派必须始终坚持自由主义立场，谨防滑向‘非自由’左派。”十多年过去了，可谓一语成谶，多数中国的自由左派都成了非自由甚至反自由的左派。
陈冠中：其实中国的新左派中有很多人是非自由或反自由的。刘小枫大概也是这样子，他们反自由主义比反什么东西还重要，所以不能说很多“新左派”变了，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反自由的左派甚至右派。
周濂：当我们说一个制度或一个理论比较好的时候，一般都会进一步地解释它到底好在哪里，比如是因为它能够更好地实现某种道德原则，体现更好的政治价值，带来更好的政治后果，或者具有更强的现实可操作性。您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为什么您认为杜威式的社会民主主义是更好的。
陈冠中：杜威式自由主义的源头不是来自康德而是来自黑格尔，其实是挺历史主义的、反基础主义的。这个方法就是看看过去哪些东西比较好，然后通过理性一点的分析，好的东西总结归纳出来，以此为基础去想象未来并创建实现这样一个较好的未来的各种较好的方法，这是一种实践的自由主义思路。
我写过一篇文章，说香港对我的教育，就是香港经验如何教育了我，如何逼迫我修正自己的理念。我在香港长大，当时香港经济一年比一年好，所谓“东亚奇迹”。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怎么可能去反对某种资本主义的发展呢？我不可能接受非洲、拉美这种依赖理论，幻想跟资本主义切断、脱钩。我作为香港人，不应该这样说。然后，我怎么去解释它，我到底要做什么？我们社会有很多不公，我们还可以改进，但是若说要我反对发展主义、资本主义，反对香港加入美国带领的资本主义体系，我自己都说不出口。此外我在香港是做媒体的，当时七十年代西方新左翼的资源就是法兰克福学派，很极端的，比如阿多诺，认为除了无调性音乐以外，基本上其他什么都不行，都是操纵性质的商品消费，最后都属于极权主义。这种说法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你可以做相对进步的产品，但不可能说我就做一个不能商品化的东西，然后我就最前卫了。或许艺术家可以，但是大众媒体根本不可能这样做，就是BBC公共电视台也不能拒绝被消费。所以当时我一直在寻找要做什么样的东西，我看不同的东西，这样慢慢比较出来。实际上这是我的香港经验，这让我调整了很多想法，比如说我会觉得改善一个地方的经济是很重要的，因此我对后来的一些新的比较进步的发展理论一直保持着兴趣，而不是完全套用马克思的世界体系理论，中心边缘、依赖理论这类去看待事情。我常引用詹明信所说的，历史就是历史，没有对和错，只有理论是有对有错。我不能说香港发展了这么多年，从比较贫穷到比较富裕，是错的。错的应该是自己用的理论。
周濂：张宁曾经提到过一个概念叫做“弥达斯逻辑”，就是“宁要什么，不要什么”。现在好像就是这个逻辑就是我只能完全彻底地拥抱一种政治立场，彻底否定其他非我同类的价值。您可能采取的是一种与“弥达斯逻辑”相反的“两全其美”的逻辑：“既要什么，也要什么”，对吧？但是这么做也有危险，因为什么都想要就可能什么都要不到。
陈冠中：可能有些东西我们需要坚持既要也要，比如说自由跟平等，但这不是什么都要，这两个之外，我们也需要有个区分，所以我才觉得新左翼就是要跟某些左啊右啊作出区分，不是说跟谁都能达成共识，而是要重新组织这个共识的空间，这样子而已。
周濂：有些政治价值其实存在着相当大的矛盾和张力，比如说自由和秩序，公平和效率，虽然我们很想要两全其美，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相当的难度。
陈冠中：可能在某一阶段难以调和，但到另一阶段却会互相强化。古老的社会秩序会给自由诉求冲击，但自由社会建立后也可能更稳定有序。上面提到有些国家推动社会民主转型后，公平与效率的发展都比只顾效率或只谈公平的国家更好。
周濂：知识分子能做什么呢？
陈冠中：对学理有兴趣者，各自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而且努力说得清楚一点，把自己说法的背景也清楚地说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以前还是有点太含糊，可能是保留了太多东西，虽然说有些话也公开说不了。在此同时，也不能只谈问题了，又需要谈到主义了。
中国改革出自特殊的起点，唯一接近的前例，就是苏联跟东欧的转型。这条路之外还有没有路？现在中国其实是要走苏联跟东欧之外的，但也不是西方已有的路。这个中国道路，我想很多很多理论还没出来，就是一些该有的想法现在还没有成熟，甚至还没出来，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说，新左翼也要提出想法，因为都可能会影响中国以后的发展、以后的道路。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年4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