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2008年台湾选举后，学界关注日本对台政策走向。日本政界右翼亲台势力主张积极发展对台“实质性”关系，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的发展，日本媒体和学者称之为“台湾帮”。本文将对战后以来日本政界“台湾帮”做简要分析，为分析日本对台政策提供学术性资源。

关键词：战后日本 台湾帮 中日关系

冷战后，亚太地区国际关系重新调整，中日关系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日本国内右翼亲台势力，基于联合美国、牵制中国的战略构想，积极发展与台湾的“实质性”关系。台湾当局则竭力开展“务实外交”，试图借助外力，阻挠中国统一。

一、战后日本“台湾帮”的缘起与形成

战后日本“台湾帮”的形成与亚太地区国际环境以及美国的亚太政策分不开。战后初期，日本的亲台势力群龙无首、一盘散沙。朝鲜战争爆发后，中.苏.朝与美.日.韩三三组合、集团对抗的远东地区冷战对抗格局形成，日本亲台势力日趋活跃，逐渐集聚在1957年出任首相的岸信介周围，形成了政治和思想上彼此认同的“台湾帮”，但组织体系是在1970年代为反对中日邦交正常化和日台“断交”而正式形成的。冷战结束后，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中日两国力量对比的发展变化，日本的“台湾帮”大肆活动，成为影响中日关系、日本政治走向和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不安定因素之一。

1、 战后日本“台湾帮”的形成

1948年，中国人民革命走向胜利，美国出于反共和维护亚太地区霸权的需要，将对日政策从抑制改为扶植。1949年11月，在美国怂恿下、由日本旧军人组成的军事顾问团（代号“白团”）来到重庆，协助蒋介石挽救濒临崩溃的统治，其中很多人自“九、一八事变”起就亲身参加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白团”于1950年赴台，在台北郊外的圆山军事基地，为蒋军训练了100多名高级军官[1]。战后“日台关系就是以这些军事集团为中心展开的”，并通过这些旧军人与战前日本的财阀、政客、官僚建立了联系。“分析‘白团’进入台湾后日台关系的发展”，就可以发现“以‘白团’为核心的旧日本军人与保守的政界、财界领导人”所“发挥的‘看不见的影响’，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日本‘台湾帮’这一大势力。”[2] 有学者认为：为了构筑战后日台关系，“蒋介石最大的成功就是把前日军内部的人际关系及其延长线上的岸信介等战前的右翼势力争取过来”，[3] 形成了战后日本国内支持和维系日台关系的“人脉”和“台湾帮”的基本队伍。

右翼政治家岸信介被称为战后日本“台湾帮”之祖。岸信介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曾任职于伪“满洲国”3年，亲身参与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后任东条英机内阁的商工大臣、国务大臣兼军需次官。战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定为甲级战犯嫌疑人。他出任自民党总裁和内阁首相时，奉行反共、反华、亲美、亲台的政策方针，聚集国内各界的亲台分子，在政策理念上形成思想倾向一致的政治帮派，然后纷纷占据政坛要津，对日本政治外交的影响也从分散到集中、从潜在到公开，从暗中扶蒋反共走向公然支持“两个中国”。岸信介1957年3月12日主持成立“日台合作委员会”；6月2日出访台湾，与台湾当局发表联合声明，公然支持台湾当局反攻大陆；极力阻挠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谈判（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于1957年6月到期）。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冲破重重困难于1958年签署并规定：对于双方的贸易办事处给予悬挂国旗和承认其它外交特权的准外交机构待遇。但岸政府却不予承认。在这种反华政策的纵容下，1958年5月2日，2名日本右翼暴徒闯进日中友协长崎支部举办的“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侮辱中国国旗。事件发生后，岸政府包庇罪犯，拒绝中国政府的合理要求。中国政府不得不取消对日贸易协定，中日民间贸易被迫中断。10月9日，岸信介公开声称：“始终尊重台湾政府，是日本的外交路线”，因为“对日本的安全来说，不使朝鲜和台湾落入共产党之手是绝对必要的”。[4] 不仅顽固坚持敌视中国的立场，而且把中国领土台湾与日本的安全联系起来，更为严重的是伙同美国政府公然把台湾划入日美安保体制的防卫范围。1960年1月14日，美日两国签署新《美日安全保障条约》，增加“远东条款”，即美日安全防卫的范围以日本为中心，包括“菲律宾以北，中国沿海和苏联的滨海边疆区”。[5] 其反共.反华.亲美.亲台的政策路线达到了顶峰。由于这一系列政策行为反映了日本亲台势力的思想政治理念和外交战略构想，因此在岸信介周围聚集起一大批自民党内位高权重的重量级右翼政治家，如：贺屋兴宣、儿玉誉士夫、石井光次郎、滩尾弘吉、藤尾正行等人，形成了虽无明确组织形式、但以共同政治理念为纽带、以亲台政治倾向为特征而联系起来的政治集团。日本学者认为：“1957年2月，岸信介政府成立后，自民党内形成了‘台湾帮’”。[6]

2、 战后日本“台湾帮”的发展。

佐藤荣作是岸信介的胞弟，在政治理念和政策倾向上与其兄一脉相承。佐藤出任日本首相后，“台湾帮”的势力日趋膨胀，对日本政治与外交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成为政坛主导力量。佐藤变本加厉地推行追随美国、反华亲台的政策：(1)追随美国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多年来在联合国一直充当“重要事项”提案国，阻挠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直到1971年第26届联大，仍伙同美国提出“逆重要事项案”，妄图阻止驱逐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代表，图谋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2)阻挠中日民间友好往来。先后拒绝由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团、出席第12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中国代表入境，拒绝给拟来华参加第2届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670名日本青年发放签证，纵容暴徒破坏在名古屋举行的中国经贸展览会。(3) 1967年9月7日以现职首相身份出访台湾，宣称：“在日美安全体制的地区范围里没有排除台湾”，“台湾是日本安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因此“一旦北京政府与台湾国府之间发生武装冲突”，日本“也不能隔岸观火”，要坚持与台湾的“正规外交关系”[7] (4)美国停止经济援助后，向台湾提供1.5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并以“吉田书简”的形式向台湾当局承诺，不允许日本进出口银行为对中国出口提供信贷，致使日本企业向中国出口成套维尼纶和化肥生产设备、2艘万吨货轮的合同不能执行。反华亲台的倒行逆施使佐藤政府在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潮流的冲击下黯然下台。

二、战后日本“台湾帮”的组织化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的“台湾帮”为集聚亲台势力，纷纷成立各种团体，进行更为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有组织活动，标志着战后日本“台湾帮”的组织化和体制化。主要有:

1、青岚会。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自民党内一批少壮派右翼议员组成青岚会，领导成员有：发起人代表中川一郎、干事长石原慎太郎、执行主席中尾荣一、事务局长滨田幸一，核心成员有玉置和郎、藤尾正行等人。实际上幕后操纵者是善于翻云复雨、玩弄权术而被称为“永田町之妖”的岸信介。该会以反对中日友好和日台“断交”为宗旨，矛头直指全力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成立时全体成员歃血为盟，成立后动辄在国会或党内会议上大打出手，推翻桌椅、扔烟灰缸，被日本媒体称为“政界暴力团”。[8] 30多年后的今天，青岚会的老一辈大多已退出政坛，但其后代依然延续着该会香火，成为新一代的核心成员。[9] 中国学者认为：青岚会的相当一部分经费是由台湾当局提供的[10]。日本媒体也同意：台独势力对日本政界的“院外活动也搀杂了银弹因素”。[11]

2、日华(台)关系议员恳谈会（以下简称“恳谈会”）。这是1973年3月成立的跨党派国会议员团体，当时有150多名成员，到1980年代末发展到270多人，其中包括不少担任过阁僚的资深议员。该会为“发展日台交流”，“强化对台湾的关心和发言权”由滩尾弘吉、石原慎太郎、尾山静六等人发起成立。第一任、第二任会长滩尾弘吉、藤尾正行均为自民党内著名的亲台议员。1993年6月自民党分裂，部分议员另立山头成立新进党。该会也一分为二，新进党内成立了以小泽辰男为会长的“日华（台）议员联盟”。1997年2月这2个亲台议员组织合二为一，仍叫“日华(台)关系议员恳谈会”。当年12月新进党解散，所属议员改换门庭分别参加其他党派，但亲台议员仍然集合在“恳谈会”的旗下。目前该会共有270多人，其中参议员68人，众议员206人，现任会长山中贞则，副会长小泽辰男、平沼纠夫（兼任干事长）、前田勋男。[12] 前首相森喜郎、前经济产业相平沼纠夫、外相麻生太郎、前众议院议长绵贯民辅、前交通相扇千景、外务副大臣茂木敏充、经济产业副大臣古屋龟司等许多重要人物都是其成员。

3、“日华(台)友好关系议员联盟”。该会成立于1997年5月29日，民主党政策调查会副会长池田元久为会长，政调会代理会长枝野幸男任事务局长，成立时有16名成员，现有30多人。该会宗旨是：努力统一双方的历史认识；鼓励台湾民主化；促进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标榜与亲台的“恳谈会”保持距离，以经济文化为中心，独自开展与台湾议员的交流；并公开宣布“无意制造两个中国”。[13] 在日本国内政治保守化、社会思潮右倾化的大趋势下，该会能否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保持与“恳谈会”的距离，是观察日本对台政策走向的一个重要参数。如该会放弃既定政策与“恳谈会”联手，必将加强国会的亲台势力，不会不影响日本政府的对中政策。

4、“日华（台）亲善协会”。该会为与日中友好协会相对抗而于1972年成立。主要成员多为已退出政界的原亲台派国会议员，以及民间亲台势力，首任会长为原参议院议长原文兵卫，现任会长为藤尾正行。[14]

5、“东亚亲善协会”。成立于战后初期，目的是“保护在战争中协助过日本军队的中国人”，后转为亲台组织。因成员多为岸信介、贺屋兴宣、木村笃太郎、滩尾弘吉等老资格的亲台议员，近年来活动减少，在政界的影响力也随之下降。[15]

6、“日台友好恳谈会”。陈水扁上台后，众议员中野宽成、仙谷由人发起成立“日台友好恳谈会”，以加强与台独势力的交流。到2005年底，已有成员80多人。

日本政界的亲台分子几乎全部集合于上述几个团体，形成了有组织、有纲领、有政策方针和行为目标的政治势力。

战后日本的“台湾帮”在人员构成、行为方式和组织结构上具有以下特点：

1、政治右倾。日本的“台湾帮”成员可以按年龄分成战前、战后两大派。战前派以岸信介、佐藤荣作为代表，大多亲身参加过侵略战争，岸信介和平沼骐一郎是甲级战犯嫌疑人，贺屋兴宣是战时的内阁大臣，石井光次郎曾任日本驻台湾总督府秘书科长，船田中曾任近卫内阁法制局官员，滩尾弘吉战时担任内务省卫生局长，椎名悦三郎1933—1938年在伪“满洲国”任职，山中贞则战时在台湾上学后又执教；他们在政治思想上坚决反共，敌视新中国，反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主张狭隘民族主义、极端国家主义。战后派以山中贞则、平沼纠夫、村上正邦等人为代表，具有强烈的冷战思维和反共意识，否认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要求日本成为政治军事大国，重视台湾的战略地位和“民主的共同价值观”，鼓吹“中国威胁论”，试图利用台湾制约中国的发展。

2、行为方式诡秘落后。日本国会议员参加政治团体所交纳之会费均从其工资里扣除，由于议员工资全部来自国民交纳的税金，因此国民对于议员的政治活动有“知情权”，有权了解议员参加了哪个团体、奉行什么宗旨、进行什么活动。但“恳谈会”却从不公开章程、宗旨和成员名单等情况，不要说媒体和国民对其活动一无所知，就是本会成员也不知悉全体人员名单，完全是“黑箱”运作。至于青岚会在成立时全体成员歃血为盟，成立后动辄在国会大打出手，推翻桌椅扔烟灰缸的行为，与街头闹事的右翼暴力团体并无二致，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政界暴力分子”。

3、组织梯队上已完成“世代交替”。目前，“台湾帮”已完成新老交替，战前派基本退出政治舞台，战后派全面掌握主导权。战后派大多是战前派的子弟、门生，两者之间有着极为深厚的“世袭关系”和继承渊源，基本上继承了战前派的国家主义思想和反共亲台的政治主张。但战前派与战后派多少有一些个人经历和政治理念上的差别。战前派大多亲身参加侵略战争，顽固地否认侵略历史和罪行，对蒋介石感恩戴德、坚决反共；战后派大多接受现代教育，秉持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观和政治理念,重视台湾的战略地位和“共同价值观”，主张日本顺应世界潮流，保持与周边国家的稳定关系,维持地区的安全与发展；他们反共亲台，但并不一定都强硬反华。

三、日本政界“台湾帮”与台独势力

冷战后，日本并未因经济长期低迷而放慢走向政治大国的步伐。随着国内政治总体保守化，社会民族主义思潮泛滥，“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右翼势力试图通过加强日美安保体制，利用台湾问题遏制中国发展、阻挠中国统一。“台湾帮”或身居内阁要职，或控制政党的外交、安全等重要部会，利用政治地位和决策权力，竭力推行反共亲台政策。尤其是李登辉、陈水扁上台后，日本的“台湾帮”与台独势力遥相呼应，活动更为引人注目。

1、加强安全合作。日本“台湾帮”分裂中国的步骤之一就是在日美安保体制的框架内与台湾加强安全合作。1996年4月，日美发表《联合安全保障宣言》；1997年7月，新日美安全防卫合作指针出台。当时任内阁官房长官的尾山静六 “作为‘台湾帮’大将站在第一线发号施令”，宣称：日美联合防卫体制的适用范围包括“台湾海峡”。所以“强化日美安保体制、制定战争指针等，都是由首相官邸实际上的主人尾山决定的”，在“遏制中国的外交决策背后，确实有‘台湾帮’在活动，而且他们大体上达到了目的”[16]。同时日台军事交流日见频繁。1996年3月，台湾“国安会”秘书长丁懋时和前海军总司令、“总统府战略顾问”庄铭耀访日，与尾山就大陆军事演习交换意见。这一军事交流还是1972年日台“断交”以来的第一次。2000年，日本“台湾帮”和“防卫族”策动媒体大肆攻击中国海洋调查船的科学考察活动，推动《防卫白皮书》写入“中国的导弹已将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亚洲纳入视野”，渲染“中国威胁论”。2002年11月，第一次台北—东京“亚洲和平”国际交流会议在台湾举行，台湾“国防部长”出席，日台军方人士以军事安全为主要议题展开讨论。日方代表团团长公然鼓吹“必须推动日台军事合作，共同抑制中共军队的冒险”，“如果台海有事，冲绳将作为美军基地，日本自卫队会在后方支援美军”。实际上是以“民间”名义进行的军方高层对话。[17] 台独势力对此心领神会。陈水扁说：“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亚太地区的安全，不仅是台湾.也是日、美共同关心的问题。”因此，“日本有义务保卫台湾”。日台因此建立“反恐连线”，加强情报交流、人员培训的合作，以“维护共同安全”。[18]

2、鼓吹分裂中国。为抑制中国的发展和强大，日本的“台湾帮”不断鼓吹分裂中国。他们认为：中日联合声明等文件拘泥于过时的主权观，不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已经过时。而且当时日本仅表示“理解和尊重”“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并未承认和支持，因此不具法律效力。小泽一郎提出“必须与台湾建立正式的关系”。李登辉提出分裂中国的“七块论”，实际上是以东京外国语大学校长中岛岭雄为首的亲台日本学者执笔[19]。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后，日本“台湾帮”公然为“台独”张目。1999年11月访台的石原慎太郎称台湾为“国家”、台北为“首都”[20]。2000年4月，石原再次叫嚣“中国分裂有利于日本”，“中国最好分裂成几个小国，日本应尽力促成这一进程。”[21] 李登辉则投桃报李，公然承认钓鱼岛归日本所有[22]。2002年8月3日，陈水扁向在东京举行的“世界台湾同乡联合会第29届年会”发表电视讲话，提出“一边一国论”。日本众议院议长绵贯民辅、交通相扇千景出席在东京举行的庆祝“双十节”大会并致贺辞，也是1972年以来的第一次。[23] 2006年日台之间部长和党首层级的交流达11次，议员互访不绝于途。11月，日本前首相森喜郎再次访台，会见陈水扁并接受台方授予的“特种大绶景星勋章”。双方配合默契、交流级别日益提升。

3、为“台独”推波助澜。日本“台湾帮”极为关注台湾政局变动。在台湾“大选”前后多次派团赴台。1996年“大选”前，藤尾正行、平沼纠夫等访台“观察选举”。李登辉当选后“恳谈会”立即组团访台，5月20日又派代表参加李的就职仪式。为配合李的“务实外交”，日本“台湾帮”不断策划邀请李访日。1995年5月22日，美国政府宣布同意李登辉访美。日本“台湾帮”应声而动，藤尾6月1日秘密访台与李商议访日之事，回国后即召开“台湾帮”干部会议，通过了“全力推动李登辉访日”的决议。为使李能出席当年9月在日本大阪举行的APEC非正式首脑会议，村上正邦于9月13日会晤官房长官，要求政府为李来日放行；9月20日，村上专程赴台与李密谈访日事宜；9月25日，“台湾帮”发起成立“日华（台）国交恢复暨李总统访日实现国民大会”。2001年4月，李登辉以“看病”为名要求访日，日本的“台湾帮”全力配合，先与李商议策略，后向政府施加压力，终于达到了目的。2000年和2004年台湾“总统选举”之际，日本的“台湾帮”纷纷组团访台，与民进党建立交流关系。陈水扁当选后，山中贞则立即召开“恳谈会”紧急会议，要求全体成员“熟悉陈水扁”，与民进党“展开正面交流”。村上正邦谋划组织各党联合代表团赴台参加陈水扁“就职典礼”。民进党也于2002年7月成立“台日友好协会”，陈水扁设立“对日工作专案组”，由“总统府”秘书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负责，积极开展对日拉拢工作。[24]

4、为侵略历史翻案。日本的“台湾帮”成员不仅公开否认侵略历史，而且妄图通过篡改历史教科书，歪曲两岸山水相依、血肉相连的历史。有87名国会议员参加的“思考日本的前途与历史教科书年轻议员之会”，编著《对历史教科书的疑问》一书，说台湾是“无主化外之地”，甲午战争以后已形成与中国文化不同的“独特文化”，因而有权在政治上要求并获得独立[25]，为台独的政治主张制造历史文化“依据”；要求把对中国的侵略改写为“进入”，否认日本对“满洲国”的殖民统治和掠夺。

日本政界“台湾帮”竭力介入作为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的原因有：

1、历史。近代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时，首先“吞并琉球”和“征服台湾”。1874年侵略台湾被当地军民击退，1895年甲午战争后迫使清朝政府割让台湾和澎湖，直到1945年才归还中国。日本在台殖民统治整整50年，实施愚民政策和奴化教育，试图把台湾人改造成为“真正的日本人”。殖民统治导致的在人员、文化、心理、情感上千丝万缕的联系，织就了日本政界“台湾帮”的“台湾情结”。

2、经济。战后日本以“贸易立国”、重返海外市场为目标，对台湾进行经济扩张。目前，日本是台湾的最大投资者.第一大进口国.第三大出口国，2005年日本对台贸易顺差2.8万亿日元，日本的九大商社控制了台湾外贸总量的2/3，台湾引进技术项目的70%来自日本。巨大经济利益是日本“台湾帮”之“台湾情结”的物质构成。

3、安全。日本是资源小国，所需资源绝大部分依赖于海外供应，其中90%的石油和99%的铁矿石须经西南海上航线。台湾扼此运输线之要冲,每年有5亿吨物资从台湾的眼皮底下运往日本。日本视此海上通道为“生命线”，强调台湾对日本经济安全的重要意义,竭力拉拢和培植台湾的亲日势力,建立密切的日台关系,阻挠中国的统一。

4、战略。日本政界“台湾帮”不希望中国因统一而成为日本的竞争对手,认为中国的“永远分裂”和“台湾独立”最符合日本的战略利益，把台湾问题作为牵制中国的最有利的一张“牌”，中国一旦统一，这张“牌”将彻底失效。所以他们一方面加紧与台独分子勾结，为两岸统一制造障碍，另一方面使用“周边事态”的概念将台湾划入“日美联合防卫”的适用范围之内，试图利用台独分子和美国力量干扰中国统一。2005年日美安全2＋2会议的联合声明，公然宣称台湾是“共同战略目标”。

5、台湾当局的对日院外活动。为推进对日“实质外交”，台湾当局制定了由“国安局”负责实施的大量秘密“专案”，不惜重金收买日本各界重要人物，如：前运输大臣龟井善之、众议员小池百合子、内阁情报调查室室长杉田和博、前驻南斯拉夫大使中村义博、政论家日高义树、学者若林正丈等，以期影响日本对华政策。仅李登辉在1997—2000年间就向日本要人赠送了100多万元新台币[26]。台湾当局的收买方式主要有：一是通过在日台侨企业提供政治捐款，尤其是对那些有影响力的资深、强势议员或政府的高级和重要的官员，不仅提供选举资金，平时也要提供一定的政治活动资金。二是由“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出面购买日本政治家的集资宴会券。一个自民党议员私下承认，台湾驻日机构每次都会认购50万—100万日元的宴会券。“现在，这类资金正在流向除共产党、社会党以外的所有政党”。由于有《政治资金限制法》，日本政治家一般都不敢明目张胆地从台湾当局手里接受资金，通常是幕后交易。而台湾当局为了保密和体谅对方，从来不要接受资金者出具任何收据。三是对政治家周边工作人员施以小恩小惠，请客送礼、拉拢感情。一个自民党议员的秘书坦承：台湾“亚东关系协会”定期宴请议员的全体工作人员，吃喝玩乐之后，还有礼物赠送，“叫人没法不跟他们密切关系”。四是邀请日本政治家或政府官员访问台湾。如：接待参议员椎名素夫4次、56万元新台币，接待首相辅佐官冈本行夫6次、新台币71万、美元14万，接待日高义树5次、新台币35万。日本自民党青年局每年都组织年轻议员访台，相当一部分人返日后就成为亲台议员。即使不去台湾，只要某位政治家的后援企业与台湾有经贸往来，那么该议员多半会加入“台湾帮”。五是以学术研究名义提供经费。1997—2000年间，“国安局”补助若林正丈新台币100万，向椎名素夫的“国际政经调查研究会”提供新台币550万。六是大型建设项目的国际招标对日本公司倾斜，使之获取巨额利润，获利的日本企业也会支持台湾当局的对日院外活动。如：台湾高速铁路公司在招标前一直暗示日方尽早拿出竞标方案。结果日本公司战胜欧洲各国联合组成的“欧洲高铁联盟”，拿下了4000多亿新台币（约100多亿美元）的建设合同。[27] 2005年10月，台“外交部”整合所有涉日单位成立“日本事务会”，加强对日工作。

“醉翁之意不在酒”，台湾当局之所以如此不惜血本的对日进行院外活动，自然有其深远的政治意图。石原慎太郎解释台湾高铁的政治意义说：只要日本公司拿下台湾高铁，“日本内阁成员就能正式访问台湾，来台参加剪彩仪式。”[28] 从而突破日台关系禁区。台湾当局的对日院外活动是日本政界“台湾帮”“长盛不衰”的外因之一。

四、日本政界“台湾帮”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台湾问题是困扰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随着日本国内政治的保守右倾化，以及台湾的政权交替，日本的“台湾帮”将逐步增强对日本外交的影响力度，进一步提升日台关系，阻挠中国统一，干扰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

1、不断加强对台安全合作。日本的“台湾帮”奉行“联美、拉台、制中”的政策方针，修改《周边事态法》，通过派兵海外的PKO法，扩大自卫队外向职能，强化日美安保体制，明确台湾海峡发生冲突将被视为“日本有事”，美军可以采取强制措施，优先使用日本国内的机场和港湾，与美国研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妄图把台湾纳入TMD防卫范围以及划入日美联合防卫的“周边事态”范围和“共同战略目标”，[29] 为台独势力撑腰，阻止中国统一。2004年，日本派退役少将长野阳一[30]担任驻台北的交流协会会长，是1972年以后首位有军方背景的日本驻台官员。台湾当局也派中将王伟先任常驻日本的国安局特派员。2005年5月，台湾国防部总政战局长胡镇埔上将访日，就“地区安保”问题与日方交换意见，是1972年以来第一个访日的台湾现役上将。日台暗中建立军事沟通管道，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交流越来越密切已成为不争的事实。[31] 日自卫队退役将领频频访台，互换大陆军事情报。台军听取日方建议，重新重视外岛防务。日自卫队2006年 1月赴美参加“夺岛演习”后，即与台军分享演训成果，提醒台军加强外岛防务。[32] 日本《丸》杂志大肆宣扬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提出的大陆可能采取之攻台形式，并煞有介事地分析认为，美国届时肯定会出兵作战，将凭借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直接打击大陆的指挥中心、机场、港口等军事目标，从而“重挫解放军的攻台行动”。[33] 为台独势力打气。2005年12月，日本海上保安厅邀请台湾调查局缉毒中心主任以及驻日代表处官员首次登上护卫舰，是双方“实质性外交”在安全领域的又一次新突破。[34] 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发表《2006年东亚战略评估》声称：“中国与台湾之间含糊不清的关系以及中国军力增强，是东亚的一个主要不稳定因素。”批评中国“继续使其核能力、导弹能力以及海、空军现代化，以阻止台湾独立。” 称台海军事形势正在朝有利大陆的方向发展。[35] 这是日本官方机构首次公开支持台独，介入两岸关系，暴露了其阻挠中国统一的野心。

把台湾纳入美日军事同盟框架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2005年2月和10月，美日2＋2安保委员会举行了2次会议，将台海列为"共同的地区战略目标"，日本防卫厅事务次官守屋武昌声称这“只是确认了既有方针”[36]。国会议员玉泽德一郎主张：台湾海峡发生冲突时，日军可以为台军提供补给、运输和医疗服务，如果提供援助的日本船只和人员受到攻击，“就意味着开战”。[37] 2006年3月，台湾海军举行大规模演习，管制区东线划在东经123度，毗邻日本的与那国岛，日方并无异议。台湾媒体认为：这显示台日对此早已达成默契，象征美日台共同防御的立场，政治意义巨大。[38] 美国学者认为：日本政府将于2006年向国会提交《周边事态法》修正案，把“台湾有事”视为“日本有事”。如完成立法程序，将为日本军事介入台湾海峡提供法律依据。[39] 陈水扁上台后一直“积极经营在日人脉和势力，与日本政界‘台湾帮’素有来往，结盟的意图非常明显。”2006年10月，陈水扁通过视讯系统与日方人士对话，反对“一中原则”和“九二共识”，呼吁台日建立战略对话，形成台美日安保机制，期待日本版“与台湾关系法”；鼓吹日台建立准军事同盟，提升双方实质性关系，试图借助外力搞“台独”。[40] 日本政府把以往深藏不露、刻意模糊处理的潜在战略意图公开表达出来，不仅暴露了对台湾的野心，表明其联手美国干涉中国统一的战略意图，更向“台独”分子发出了错误而危险的信号。国际舆论认为：美日在双边安保同盟的架构内处理台海问题的预警机制进入了新阶段[41]。日本对台政策以及地区安全政策的公开化，为国际社会观察分析今后日本外交安全战略的走向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2、提升日台“实质性”关系，突破“非官方”的限制。尽管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明确规定，日台“只能维持民间和地区的经贸往来”。但日本的“台湾帮”与台独势力勾结，配合台湾当局的“务实外交”，千方百计进行日台政界人士互访,并一再提升互访人员的级别，企图突破“非官方”的限制。实际上,1994年10月，邀请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出席亚运会开幕式，前首相森喜郎、参议员村上正邦、东京都知事石原、经济产业省副大臣古屋圭司等访台以及邀请李登辉访日，都已突破“非官方”、“民间”和“经济贸易”的限制。陈水扁上台后，借助李登辉的传统人际关系，与日本“台湾帮”的勾结更为密切，日台关系正在从量变转向质变，有可能升级到准官方的层次。目前，日本的“台湾帮”正谋求国会制定和通过“日台关系法”，签订“日台友好协定”，台湾“副总统”吕秀莲也于2002年8月28日公然鼓吹制定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试图为日台之间的准官方关系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2002年11月，外务省将日本政府公务员访台的限制从“低于课长级”放宽为“课长以下（包括课长级）”，此后又改为“民间团体无法进行的专门技术性工作人员”只要不是“次官级以上”，就可以访台。逐步放宽日本政府公务员访台限制，局长级官员访台越来越多。2006年8月，日本农林水产省副大臣宫腰光宽访台3天，会见了“总统”陈水扁、“行政院长”苏贞昌，尽管台日双方都辩解说这是只一次“私人访问”，但1972年以来最高级别日本现职官员的访台，无疑是日台试图突破既定关系格局的一次重要尝试。[42] 时任官房长官安倍表示：知道宫腰以私人身份访台。采取了默许的态度。自民党人士也指出：“如果政府官员可以进行私人访问，则内部限制已行同虚设。”[43]

3、影响政府对台政策。日本政府对台政策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台湾帮”牵制，在不破坏中日关系大局、不导致地区战略格局急剧变更的前提下，通过“以经代政”、“以民代官”、“以党代府”等多种隐蔽迂回的形式发展与台湾的“实质性关系”，在以经济手段为主影响台湾的同时，扩大对台湾的政治影响和安全合作。2003年的“非典”期间，日本厚生、外交、官房等内阁官员先后表示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台独势力在日本的大肆活动，影响中日之间的政治沟通渠道，老一代亲中政治家逐渐淡出政坛后，新生代政治家对中国的感情发生变化。外务省官僚中的知华派也受到排挤和压抑。[44] 近来，日本高层政治家在“台湾帮”推动下越来越认同：如果台湾受到中国攻击，日本应予以支援。日本在台湾不断发展的利益可能会打破地区力量的均势。[45]

4、目前，日本的“台湾帮”在组织规模上仍呈扩大趋势，不断有年轻的国会议员加入。他们在理念上认同台湾的政治制度，在感情上亲近台湾，认为台湾没有做过对不起日本的事；不理解、不支持中国统一。随着日本政坛世代交替的完成，战后出生的新生代政治家逐步全面掌握日本政局主导权。“台湾帮”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对于日本政治和外交的影响将长期存在并可能加强，他们利用掌握的政治权力推行依靠美国、拉拢台湾、遏制中国的政策，阻挠中国的统一和发展，将成为破坏中日关系和亚太和平与稳定的危险因素。当然，日本政界的“台湾帮”也不是铁板一块，虽然把它作为一种政治势力进行总体分析，但其人员和政治理念的构成十分复杂，很多人同时参加亲台的“日华(台)关系议员恳谈会”和亲中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亲台但并不反华，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主张，大部分成员虽组织上属于“台湾帮”，但对两岸的看法与强硬的核心成员还不完全一样。所以，如何既警惕和关注“台湾帮”对日本政治与外交以及中日关系的负面影响，又对其中大部分一般成员做好工作，争取大多数，孤立强硬派，是我们对日政策和对日工作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课题。

5、日本决策层内部在“一个中国”政策上还有争论。2001 年12月25日，前外相田中真纪子表示：“鉴于香港回归中国的实际情况，我认为台湾问题如果能象香港那样得到解决是很好的，不要阻碍中国的统一。”前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也发表谈话：“在《日中联合声明》中，中国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国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的这一立场。日本强烈希望由当事双方通过协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日本的这一原则丝毫没有变化。”2002年，时任外务省政务官的水野贤一要求访问台湾，因被川口外相驳回而辞职。2003年12月，日本政府通过驻台办事处表示：不支持可能引起统、独之争的公投，希望台湾当局慎重从事。2005年4月，外相町村信孝访华时，也重申政府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说明日本政府目前还不会公开、急剧改变既定的对中政策。但小泉担任首相5年间，一直排斥与台湾保持适当距离的政治家和官员，使日本政府越来越倾向于亲台化。麻生外相公开称台湾为“国家”，美化日本对台殖民统治，就是明显例证。

日本对台湾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有深远的战略意图，无疑是未来中国统一历史进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全面了解日本政界的“台湾帮”，防止他们“联美、拉台、制中”的阴谋得逞。如何促使日本政府坚守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如何防止日本的“台湾帮”干扰中日关系，如何争取日本国内更多的和平力量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是我国对日外交无可回避的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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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日]小笠原：《拯救了蒋介石的日本军官团》，《文艺春秋》1971年8月号。

[2] 本泽二郎著、吴寄南译：《日本政界的"台湾帮"》，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3]《日本政界的"台湾帮"》，第93页。

[4] [日]《朝日新闻》1958年10月9日。

[5]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0页。

[6]《日本政界的"台湾帮"》，第93页。

[7]《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第874—880页。

[8] [日]本泽二郎：《台湾的院外集团》，资料库股份公司1998年，第166页。

[9]《台湾的院外集团》，第152页。

[10]薛龙根：《论析日本的“台湾帮”》，《台湾研究》2000年第4期；张进山：《日本政界台湾帮的动向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日本学刊》2001年2月；姚同发：《台日关系发展的三次跌宕》，《东北亚学刊》2000年第4期。

[11] [日]《台湾加强在永田町的“院外活动”攻势》，《选择》，2002年11月号。

[12]《日本政界的"台湾帮"》，第102页。

[13]《台湾的院外集团》，第166—169页。

[14]《台湾的院外集团》，第166—169页。

[15]《台湾的院外集团》，第166—169页。

[16]《日本政界的"台湾帮"》，第234—235页。

[17]《台湾加强在永田町的“院外活动”攻势》。

[18] 安东尼·法约拉：《日台关系在发展》，美《华盛顿邮报》2006年3月24日

[19] 李登辉：《台湾的主张》，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240—241页。

[20] [日]《朝日新闻》1999年11月30日。

[21]《人民日报》2000年4月17日。

[22] [台]《中国时报》，2002年9月29日。

[23]《台湾加强在永田町的“院外活动”攻势》

[24]《台湾加强在永田町的“院外活动”攻势》

[25] 张进山：《日本政界台湾帮的动向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日本学刊》2001年2月号，第20页。

[26] 青华：《台湾对日院外活动大揭密》，香港《镜报》2004年4月号

[27]《台湾对日院外活动大揭密》

[28]《台湾对日院外活动大揭密》

[29]《读卖新闻》2006年3月11日

[30] 长野阳一，毕业于日本防卫大学，历任统合幕僚会议情报调整官、情报本部计划部长、陆上自卫队第一特科团团长，1986年后曾任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军衔为陆将补，即少将。

[31] 香港《明报》2005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