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舟共进》：在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历程中，“科学”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您如何理解“科学精神”的内涵？
葛剑雄：照理说，科学除了对科学本身以外，还应对社会起到更积极的作用，但中国因为从古代以来长期处于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下，所以科学往往只限于物质文明方面，对精神文明的影响不是太大。
任何科学的结论，第一必须是可以验证的，第二必须是可以重复的，但若将科学的具体标准用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就有它本身的局限性。我们要验证一个社会的制度是否完善，往往会很困难，比如“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是否优越”这一命题，如要验证的话，缺少公开、公正、客观的验证标准，种种干扰的因素包括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国家利益，甚至还有意识形态，所以无法做到完全客观，更谈不上可以重复。所以说，科学作为一种方法，不能机械地拿到政治、社会等方面来，但科学作为一种精神，是完全可以的。
科学精神最大的特点，即它是追求真理的，它寻求的是客观存在的规律。以前我们提到马克思主义的构成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写《资本论》，预言资本主义制度的消亡，也是作为一种科学研究来进行的。他找了大量的资料，客观地阐述，而且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本身就体现出科学精神。当然了，正因为他具备了科学精神，他也不可能超越当时的历史条件。今天我们再回过头看马克思主义理论，肯定有需要修正的地方，它已经不完全符合今天的实际了。我相信如果马克思还健在的话，秉着他的科学精神，他也会纠正自己的学说。所以说，科学精神放在社会变革、社会管理等方面是适用的，我们需要这样一种科学的精神。
但中国受专制、极权政治制度的影响太深了，这种影响压制了科学精神的运用，甚至扼杀了科学精神，如“文革”中的极左思潮等，科学精神在实践中往往会受到各种阻力，甚至面临被异化的命运。后来，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实际上是把科学精神运用到社会变革中来的极好例子--严格讲起来，实践也并非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为有些真理是没办法通过实践来检验的，且人的实践总是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真理也很难通过一代人或几代人得到验证。但在当时作为一种政治标准，尤其在刚结束“文革”的特殊情况下，的确体现着科学精神，是这一精神具体而成功的运用。今天我们讲深入改革开放，其实就是进一步弘扬科学的精神，思想解放就要秉承实事求是，用科学精神来推进改革开放。
《同舟共进》：您怎么看待“科学精神”与“科学主义”的区别？
葛剑雄：人类认识真理是有一个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掌握或在未来可能掌握的，大多只是真理的一部分，是“相对真理”。科学精神是一个不断寻求真理的过程，首先它承认我们现有的科学知识和结论是有局限的，有的甚至是错误的，而并非把现有的经验、知识和结论奉为不可移易的真理。一味地强调唯科学是问，就会导致一种片面的科学精神，等于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式的，这就陷入“唯科学论”的陷阱，实际上是不科学的。
所谓科学主义，就是否认科学存在的局限性，一味地强调已有的科学结论和科学经验，它实际上是一种教条主义，同时否认人的精神、社会同样在起着积极的作用，否认它们是作为现有科学不足的一种弥补和平衡。所以，我们是要反对“科学主义”的。人类没有解决的科学问题还有很多，科学精神是一种探索，而探索的前提是认识到不足，产生怀疑，而科学主义则是固守现有的结论，认为这些结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同舟共进》：科学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李约瑟问题”：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有人归结为相应的社会建制和文化环境；有人归结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阻碍了科学的发展，您对此有何看法？
葛剑雄：这一问题中对于科学的解释是片面的，包括我们对李约瑟命题本身的认识。比如他的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原文用的是“civilization”，这个词我们一般翻译成“文明”，但在此书中被翻译成了“科学技术”。其实，“civilization”一词包含了精神的层面，并不是简单地指向技术。同样的，对“现代科学”到底怎么解释，这也是成问题的。李约瑟在考察中国古代科学文明的过程中，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往往只看到思想或观念方面，而没有同时看到这些思想和观念是当时人的自觉认识，还是他用现有的知识观念来分析的结果，更没有看到或区别出这种思想或观念有没有在当时社会产生影响。实际上，他过高估计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文明所达到的水准。所以，在他的命题里，就出现了中国古代与现代科学技术之间的断裂，我认为这个断裂是不存在的。拿我比较熟悉的地学部分来说，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一些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实际上是一种误解，或是李约瑟用现代的观念作出的解释，实际上当时的人根本没有这样的意识，更没有产生社会影响。
即使中国古代的科技有这样的水平，我认为发展到近代落后于世界，也是正常现象。因为现代科学产生的条件，应是现代的生产方式，工业化生产、机器大生产等。举个例子，在中国古代，因为讲究“天人合一”，讲究“君权神授”，皇帝是“天子”，把统治者的权力解释为来源于“天命”，所以对天文学特别关注。但这种天文学的发展是畸形的，说它到了近现代阶段出现断层更是误解，它的起源和发展本来就呈现一种畸形的状态，它是脱离了社会生产力基础的。再说，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依靠的主要是肉眼观察，或是一些简单的仪器及个别天才人物的推算，而现代天文学一个重要的组成是高精度的天文仪器，有了这些仪器才能产生实证的科学。中国缺少这个东西，思想上再先进，个别天才再了不得，也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的天文学。
若归结到思维方式方面，比如有人说中国从古到今缺乏理性思维，当然也存在这方面的影响。春秋时代诸子百家的学说就包含了不少科学的因素，但后来受到压制。可我认为，即便中国一直有思想自由的环境，离真正形成科学还是会有差距。庄子说过：“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他肯定了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这是很了不起的发现，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这是逻辑推理出来的结果，并非经过科学实证出来的，这跟今天我们通过高精度的望远镜、加速器来认识到物质永远可分，毕竟有本质上的区别。宋应星编写《天工开物》，里面有很多关于科学的内容，但更多的是技术，在没有机械化生产的情况下，他所描述的人的手工劳作状况，更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实践经验的总结，而没办法达到“科学”的高度。
所以，我觉得根本原因不在于中国社会思想的根源，而应归因于中国的生产力不发达。世界上任何一门科学，都要通过实验、观察和必备的工具、仪器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可以形成科学的基本的概念和常识，但中国是长期缺少这样的基础的。
《同舟共进》：在科学史上，有很多科学大师同时也是宗教信徒，但在一般人看来，科学与宗教是不相容甚至是对立的，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葛剑雄：人的精神层面不是完全可以用科学来解决的，如果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精神问题，就是我前面批评的“科学主义”。因为到目前为止，人类对客观存在的真理，对自然界、地球的认识，跟实际还差得很远，也正因为科学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所以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依靠信仰，依靠道德规范及长期形成的习惯。所以这就不难理解，有些科学家同时又是宗教信徒。
对社会的大多数人来讲，是不能完全靠科学来解决问题的，因为科学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比如我们在科学上不断会有新的发现，且会不断推翻已有的结论。有人曾经问航天员，你跑到太空去有没有看到上帝？回答是：没有。那你是不是信上帝呢？他认为当然信了，而且比以前更信了，为什么？因为作为信仰，他无需求证。有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跟他的宗教信仰是有冲突的，但并不都有矛盾。所以我们说，唯物主义要讲辩证唯物的才好，辩证唯物论也充分肯定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比较难的是怎么掌握好这个度。
另一方面，现在连宗教也关注科学，它不能否定科学的结论，也要与时俱进。罗马教廷在三百多年后给伽利略平反，因为它认识到现代的科学结论已经不可能被推翻。这些宗教领袖都知道，如果完全否定科学，宗教本身也很难再进一步发展。据我所知，罗马教廷派了大批能干的年轻人到各国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这样可以增加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力。如果宗教还像当年一样否定一切科学，它的影响反而小了。
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靠物质、科学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还需要精神、信仰和道德。我们的精英往往过多地关注政治，似乎政治能解决一切问题，同时片面夸大了传统社会儒家思想的作用，实际上儒家思想没起到那么大的作用。儒家思想针对的主要是精英群体，民间还是信仰“因果报应”的多。在儒家思想传播的过程中，国人形成了一种双重人格，这一思想走到极端就是虚伪、脱离实际，对己、对人提出极高的道德目标，这就变成了既脱离社会又脱离实际，也脱离自己的“伪君子”。若跟政治结合起来的话，会变得非常麻烦。比如我们知道伟人的很多教导本身是非常正确的，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是高尚到极点了，但要民众如何做到这一点呢？缺少具体的办法，往往靠的是阶级斗争或政治高压，或树立一些“高、大、全”的道德典型。又比如，现在的小学生和中学生行为规范，不是通过从小的习惯养成，去启发他的天性，让他讲该说的话，做该做的事，而往往企图通过教化或政治灌输，所以现在很多小孩从小就是双重人格，不说假话就没办法生存，如此循环下去，就变成了整个社会都是双重人格。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不仅是我们还没有充分重视信仰、道德、宗教对社会的积极作用，其实也是国民教育中不重视科学精神的具体体现。
来源: 同舟共进2014年第2期
作者:梁思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