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读到苏东坡《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一句，自然将他想象成长须美髯的老人。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偶阅东坡传记，才意识到这位“老夫”还不满四十，与当时的我年龄相仿，而我那时还属标准的“青年教师”。

大概在1996年，复旦大学首次举行向三十年教龄教师颁证的仪式，要我作为代表致辞。见我坐在主席台上，台下的同人大都以为我会代表中青年教师向老教师致贺，却不料我会代表获证的老教师致谢。由于我参加工作时间早，工龄是从1965年8月起算的，到1995年就已满三十年了。

1980年末，历史系领导安排我当先师谭其骧教授的助手，那时谭先生六十九岁，我三十五岁。1991年6月，最后一次陪同先师去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选举会议，那时他八十岁，我四十六岁。这十一年间，我随侍先师参加了上百次各类会议和活动，我的身份是助手、学生、随员、陪同、青年教师、年轻学者，都属于最年轻的层次，无论是就座、入席、签名、合影，我都自觉避让，避不了的就敬陪末座。近些年来我却发现，人们对我的称呼已经加上了“老”字，我的座位往往仅次于上级领导，我的发言不是被安排在首位就是在最后，合影时越来越靠近中心点。年轻人称我为老师，有时会被他导师纠正：“叫师爷！老师是你称的吗？”“你是我学生的学生，该叫太老师。”这些都不时在提醒我，我已经到了先师当年的年纪，这些称呼想躲也躲不了。

十年前，学生们要为我庆生，我断然拒绝：“上海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过八十了，还没有到这个年纪，哪有资格做寿？”为了不拂诸生好意，也为了做点有意义的事，贺题改为“从教六十年”，出了一本汇集学生们研究成果的论文集。其实我曲解了一个概念，作为人口史学者，我自然早就明白，所谓“平均预期寿命”的真实含义是这一年出生的人平均预期可以活到多少岁，并不是说其他人都可以平均活得那么长，更不意味着这是现下老人的平均死亡年龄。

说实话，我内心是不知老之已至，不愿老之已至的。但时间是不可抗拒的，我必须面对的事实是，今年12月是我的八十初度，我将正式进入“80后”。正好《书屋》向我索稿，并且希望我提供一篇用于卷首的文章。我就利用此机会，对自己以往七十九年间经历的主要两个方面作一回顾，抢在学生前面自寿吧。

一

我的经历很简单，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学校，但也不是一帆风顺，颇有些曲折。

1945年9月，我在出生地浙江省吴兴县南浔镇（今属湖州市南浔区）上了圆通小学（不久改名浔北小学）。当时我不满五岁，还不到入学年龄。据说开学时我跟着大孩子去玩，进了教室就不肯离开，非上学不可，老师就同意了。圆通小学是由原来的圆通庵改建的，校门口还留着原来庙门的高门槛，我个子小，每次都要由两位年长的同学左右牵着手才能跨过去。

后来父母先后到上海谋生，稍为稳定后就将我带到上海。1956年7月，我拿了浔北小学的转学证书，到所在的闸北区教育局办转学手续。那时还没有户口限制，尽管父母没有工作单位，只租住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棚户阁楼，我还是顺利迁入户口。教育局的办事人员看了户口簿，就说转学可以，但得先考试，成绩合格才能接收。他们找来五年级期末考试的试卷，我当场考试通过，顺利转入虬江路第一小学六年级。

1957年7月，小学毕业，那时进中学是自由报考。此前我走过长安路时，看到一幢新建的三层楼房，还有一个不小的操场，与虬江路一小的老旧平房和弄堂教室有天壤之别。得知这就是新建的长安中学，我立即报考。我刚到上海一年，根本不知道闸北区还有哪些中学，更不会比较哪所学校条件好，质量高。到1960年夏天初中毕业，已经知道市北中学是闸北区唯一的市重点中学，自然就选择了市北中学，并顺利考上。

1962年5月，高二下学期的一次体检，我查出患浸润性肺结核，还处于活动性，只能休学治疗。三个月后复查，本以为可以复学，赶上补考升入高三，谁知接连几次的三个月复查都没有通过，而原来的班级已经高三毕业。直到1963年11月，医生才勉强同意我复学，学校准予我在下一届高三试读（因未参加过高二期终考试，且缺课两月）。到下学期，尽管我已通过试读，但在5月的高考体检中又被定为不合格，无缘报名高考。

我接受班主任老师的建议，报名上海教育学院师资培训班，选择的方向是英语。1964年9月，我在闸北区教育局集中培训、劳动一个月，然后被分配到我母校市北中学实习，在外语教研室跟两位教师学教初一英语，在初一年级一个班实习班主任工作。1965年7月，培训班结业，我被分配到新建的闸北区古田中学，8月5日报到。1979年，上海教育学院通知我们，可补领一张大专一年的学历证书。当时我已考上研究生，没有去领。

开学不久，上海外国语学院夜校部招收中学教师，我报名后参加入学考试，被分在二年级。从9月下旬起每周两个晚上各四节课，到1966年6月初“文革”兴起停课，未及进行期终考试。1979年，上海外语学院补发大专二年级同等学力证书，我也未领取。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报名时得知已超龄——报考年龄须不满三十一周岁，那时我已超过了几个月。1978年，招考研究生完全不拘一格，年龄放宽到四十周岁，学历也无具体要求，我以三十二岁的大龄、高中毕业的学历考上复旦大学历史系谭其骧教授的研究生，初试成绩总分居全系第一。10月到复旦大学报到，根据当时政策，我的人事关系还保留在古田中学，工资照发，工龄、教龄连续计算。在读研期间国家普调工资，我也循例加了一级。按现在的说法，我属于在职读研，但在当时并无此说，因为大多数研究生已有工作单位，都享受这样的待遇。

1981年11月，我通过论文答辩，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2月毕业，分配留校工作，属历史系历史地理研究室（1982年6月建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人事关系正式从古田中学转入复旦大学。由于从1980年底起我已担任谭先生的助手，领导明确我仍以此工作为主。

1982年3月，复旦大学首次招考博士研究生，谭先生招了周振鹤和我两人，我是在职读博，或许我是全国最早的，至少是最早一批在职博士生。1983年8月，教育部批准我俩提前毕业，通过了学位论文答辩，于9月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为全国文科首批。本来应立即给我们确定相应的职称，却因教育部暂停全国高校职称评定而推迟，至1985年才被评为副教授。1988年，我被确定为硕士研究生导师，于1989年招了第一个硕士生。1991年5月，我晋升为教授，1993年，被确定为博士生导师。1996年3月，我继邹逸麟先生出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第三任所长，至2007年3月卸任。1999年12月，教育部设立首批人文社会科学全国重点研究基地，我们组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申报成功，我出任主任，至2007年卸任。2007年至2014年，我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2014年，被评为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2020年1月，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但继续招收博士研究生，承担科研任务。

今年3月起，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聘我为图书馆馆长，我签了三年的合同，预定工作到2027年。

从1950年9月到现在，整整七十四年，我的经历只有两项——读书（求学）、工作，从未离开过学校。

二

如果将“读书”限定于狭义的、具体的“阅读书本”，那我这方面的经历比七十四年还略长些。据父母说，我自幼就对有文字的东西感兴趣，无论是糊在窗上的旧“申报纸”（当时对旧报纸的通称），还是一本“菩萨书”（小人书、连环画），甚至大人在看的什么书，我都会对着看，或者一本正经拿在手里一张张翻阅。这些应该都发生在我上学之前，具体情况我自己都没有印象，但幼时对书本的热爱却记忆犹新。我姐姐比我高两个年级，每次开学她领来新书，我总会抢过来先翻，一些古诗文短篇就是这样背出来的，尽管其中很多字根本不认识，读音也是错的，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因为家里穷，不可能给我买书，我也从来不敢要求买哪一本书。除了学校发的课本，能拿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印象中在平湖师范上学的舅舅曾经给我们带来几本《连环画报》，还有记不得从哪里获得的一本《中国历史故事》和讲一个小朋友随妈妈从上海乘火车去北京的经历的小书，这些书我不知看了多少遍，有些词句到现在都还记得。

1957年，我在上海进了中学，可以凭学生证进入上海图书馆看书，第一次有了自主阅读的条件，想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只是图书馆离家远，步行往返要花一个多小时，只能在星期天去，每次最多能看两个小时。后来我用姐姐技工学校的学生证办了一张外借卡，用她签名的委托书我就可以去代借。每本书外借期限是两星期，到期还可以续借一次。遇到喜欢的书就借回家慢慢看，像邓广铭的《稼轩词编年笺注》我就借了不止一次，辛弃疾的名篇我都是在这段时间背下的。初中、高中的语文和历史老师也一直帮我从学校图书馆借书，这些书本来是只供教师借阅，或一般不外借的。高二时，我就请老师们代借，读完了中华书局点校本《资治通鉴》。我在初中阶段，读书并无明确目的，只凭兴趣，什么书都看。如四大名著、《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等，茅盾的《子夜》、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等，当时流行的新书《林海雪原》《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旗谱》等，苏联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等。在《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中，我知道有《牛虻》这本书，又找到这本书看了一个通宵。我一度迷上了武侠小说，放学后坐在书摊上看，一分钱看一本，或者花两分钱一天借回家看，从《七剑十三侠》《蜀山剑侠传》看到《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还看报上连载的还珠楼主的《剧孟》。我也看了不少苏联的科普、探险书，特别是一本关于极地探险的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当时连梦想也不敢有。高一开始学英语后，我又幻想有朝一日能精通外语。我订了《英语学习》，从外文书店买了好几种苏联的中学英语课本，试着读英文小说，星期天去胜利电影院看英文原版影片《百万英镑》《红菱艳》《冰海沉船》《鬼魂西行》等。病休期间我还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英语精读课本》第二册，一篇篇读和背。高二时跟着广播自学了一年俄语，1973年跟着广播学了一年日语，后来又学了一学期法语。进高中后，兴趣逐渐集中到古典文学、古代史方面。初三时，参加闸北区少年宫举办的文学创作班，辅导教师是从新伟印绸厂请来的厂校教师孙书年先生。孙先生的课激发了我学习古典文史的热情，他也很赏识我的好学颖悟，容许我不时去他家就教。他建议我多看笔记小说，推荐《两般秋雨盫随笔》。我即从福州路上的古籍书店买了一部石印本，不时翻阅。之后又从古籍书店卖的《丛书集成》零本中选了不少宋明笔记，每本售价只要五分或一二毛，读后果然获益匪浅。

记不得哪一年在哪本书上看到古人所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即奉为座右铭，作为人生目标，只是如何行万里路，当时连想都不敢想。之后读到杜甫的诗“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更认识到多读书的好处。在读了《唐诗三百首》《杜少陵集详注》《唐宋诗醇》和多种选本后，虽然完全不懂平仄，我已会凑着七绝的字数写“诗”。几年前，初中同学胡安定退休回上海，在邮件中发给我一张照片，原来是1960年7月14日我写在一页笔记本上赠他的一首“诗”，唤醒了我这段记忆。

虽然我在高二时就确定毕业后要报考北京大学的古典文献专业，但当时还不知学术研究为何物，没有一点问题意识，只知看书，记忆背诵，多多益善，却没有想过目的何在。到1962年5月后病休在家，经历史老师毛仁村、张润苏和班主任瞿佩荃老师极力介绍支持，学校图书馆破例允许我在教师阅览室自由阅读，还可外借仅供教师借阅的书籍。在翻阅历史书时，经常要查年号对应的公历年代，我发现工具书上年号收录不全，还与公历对应不准，就决定自己编一本，一是要全，无论正统、僭伪、临时统统收；一是精确到月。本来想把朝鲜、越南、日本的年号也收录，但找不到资料，只能放弃。一开始我利用横格纸制表，但每一年要占十二格（平年）或十三格（闰年），有时同一年有十多个年号，一张纸容纳不了，画格子也很烦。后来在一家纸张店找到一本四开硬面账本，内页满是竖栏横格，正符要求。我设计每一农历年为一横栏，内分十二或十三格，分别记录对应的公历月日，纵栏以正统年号为首，依次列出同时存在的其他年号，起始精确到月。在皇帝的首年处列出其庙号、谥号、姓名。一度还记录那一长串尊号，后来发现并不实用却花不少时间，就不再列入。民国采用公历，无须与农历对照，每年只要用一格。但考虑到政府更迭频繁，我想列出总统、政府的任期，苦于找不到资料。瞿老师的父亲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她帮我求教，说可以查阅《国民政府公报》。我不知何处可查，只能先空着。1963年11月复学，1964年9月参加师资培训，我再也没有时间顾及这本未完成的“大作”。“文革”期间，我把它藏在一只藤箱里，放在家中阁楼上，1986年房屋拆迁时我正在美国访学，这本“大作”就被家人处理掉了。

1964年9月，我第一次领到师资培训的十几元津贴，当天就到宝山路新华书店买了一套四册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但开学不久，政治学习不断增加，党团（我在1964年7月入团）组织一再警告不能走“白专”道路，并提高到“反修防修”的高度，除了英语书以外，我不敢再看其他书。到下学期，学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也在教研室学习会和团支部组织生活会上自我检查，从此不敢再去孙先生家，也不再逛古籍书店、旧书店。

1965年参加工作后，原来被列为革命、进步的小说、电影、青年修养读物不断被揭露批判，能读的书只有《毛泽东选集》（简称《毛选》）。1966年初，《毛选》四卷合订本内部发行，尽管价格比一般版本高得多，我也毫不犹豫预订了一册。这是用高档薄道林纸印刷的精装本，外面还有硬纸护套。我收到后每天都会阅读，还认真地划重点，记心得。随后“文革”爆发，图书馆被封闭，绝大多数杂志停刊，出版社基本停业，我只能天天读“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或新发表的“最高指示”、中央文件和“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

“红宝书”很快出了英语版，我“请”（当时对“红宝书”及毛主席像等不能说“买”）了一本，天天读。后来又从拍卖的抄家物资中买到一台underwood牌英文打字机，用英文版《毛主席语录》练打字。手动打字机打字时，每行的右侧是无法对齐的，有时还要按字节分行。我先打出草稿，在上面计算各行中的行距，标定调整后的格距，然后再打出一段左右都对齐的语录。每打一段都要费时不少，但已将这段英文背下。我又“请”了《毛选》四卷的英译本，对照中文本阅读，英语大有长进。

“批林批孔”运动中，1974年中央一号文件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学校的“大批判”文章大多由我执笔，要不断写，“深入批判”，“反面材料”当然不够，我就名正言顺地找来《论语》、“四书”等，第一次完整地读了一遍。之后又扩大为评法反儒，商鞅、荀子、韩非子、李斯、秦始皇、桑弘羊、王安石、王夫之、魏源等被列为法家，我要写评法家、批儒家的“大批判”文章，阅读范围因此变得更广了。

当时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要选择一批国外重要的政治、历史著作，包括人物传记、回忆录、普及读物，组织翻译出版，内部发行，供干部阅读。之后又扩大到国外的历史和地理著作。据说周总理指示“中学教师也是干部”，所以中学也在内部发行范围内。每隔一段时间，新华书店都会通知学校去取回已经打包好的一包内部书。照例由我以“大批判需要”的名义截留，待我看完后再移交给图书室。至今还印象深刻的有《朱可夫回忆录》《丘吉尔回忆录》《戴高乐传》《阿登纳传》《李光耀传》《光荣与梦想》《二战史》等。特别是那本《第三帝国的兴亡》，给我极大的震撼，引发我艰难痛苦的思索。

尽管阅读量不小，还是无法满足我的阅读饥渴。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发行时，我即排队购买。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重印，我即登记预购一套。内部刊物《国外科技动态》我每期必看。讨论全球环境问题的重要著作《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是作为“反面教材”出版后我买来看的。

我为学术研究而读书，是从1978年10月研究生入学开始的。第一学期除了上英语、政治两门公共课外，我又加选了一门日语，其他时间就是自己看书。我自知没有上过大学，没有受过历史和地理两方面的正规训练，急于补充这两方面的基础知识。另外就是按照论文索引，查阅历史地理论著，了解已有成果和学术动态。1979年3月，谭先生给我们上课，讲授《禹贡》和《汉书·地理志》研究。听了先生的课，我茅塞顿开，原来学术研究就是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出新见解，作出新结论。否则，读再多的书，再博闻强识也只是自娱自乐，谈不上研究，也于学术无补。先生对《禹贡》中“敷浅原”今地的考释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样本，介绍了多种研究手段。先生对《汉书·地理志》的资料价值和学术意义的讲述，使我对《汉书·地理志》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价值和地位有了初步认识。先生要求我们在通读的基础上选一个郡（国），作一篇详细的考释，作为这门课的考试作业，我选了河东郡。作业上交后，先生给了高分。

重读先生《〈汉书·地理志〉选释》（收入《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科学出版社1959年），发现他早就指出，《汉书·地理志》中收录的全国及郡县的户口数可作为研究人口变化的依据。正好我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见到他称“元始二年户口为西汉极盛”一条，对照我在《汉书》中找到的相关史料，我认为此说不能成立，写了一条札记。正好研究室在编《历史地理集刊》，发稿前征集补白文章，我就交了这一条。出版时正式刊出，成了我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学术文字。后来，我进一步研究西汉期间人口数量的变化，完成硕士学位论文《西汉人口考》，于1981年10月8日顺利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好评。因此文完成后已提前投稿，当年就在《中国史研究》第四期发表了。

在写硕士论文的过程中，我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为了研究的目的，阅读必须穷尽，要把所有与研究主题相关的论著和资料读遍。所以我不仅读了全部史料，从《史记》《汉书》《水经注》《华阳国志》等书，简牍、碑刻中逐字逐句找，还扩大到相关领域，如与人口关系密切的农业、工商业、交通、军事、疆域、政区、文化、民族、风俗等方面的论著。我在确定将“西汉人口地理”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后，考虑到我国在历史人口地理和人口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极其有限，在学科理论、研究方法上必须借鉴国际学术界。找不到直接的就找间接的，我查阅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方面的相关论著，受到很大启发。如史料中记录的西汉时生育、孕产妇、婚姻方面的迷信禁忌，与人类学家记录的原始部落人群的生活方式、工业化前西方某些社会现象很相似，使我对这些历史现象作出了科学合理的解释。有了穷尽阅读的基础，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利用晚上写出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198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国内首篇正式出版的博士论文。

我刚获得博士学位，《中国人口》丛书编委会就邀请我参加在南京召开的研讨会。我以半天时间作了关于中国人口历史的学术报告。会后，我受邀在谭先生的指导下承担《中国人口·总论》分册中《历史人口》这一章的写作任务。这一章尽管篇幅不多，却是一部中国人口史的摘要，而当时中国和国外还没有一部中国人口史。这使我不得不把研究范围从西汉扩大到全部历史时期，而在短短两三年间绝对无法穷尽阅读相关论著和史料，只能有所选择。在论著方面，必须找最重要、最权威的，以便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到门径，不走或少走弯路。我在《中国史研究动态》上看到王业键教授讲学的报道，其中介绍了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中译本后由何先生改名《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一书的主要观点，感到很有说服力，但当时在上海和北京的图书馆中还找不到这本书，无从研读。1985年7月，我到哈佛大学后的第一周，就迫不及待地读完此书，才得知这些年国内学术界的所谓“新发现”“新成果”，这本出版于1959年的书已作过严密的论证，一些结论早已成为国外学术界乃至研究生的常识，而国内学人的大量研究和形成的多种论著，其实不过是落后的重复劳动。1986年见到何先生时，我就建议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并蒙他慨允由我翻译。此书的中译本于199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供不应求。之后由三联书店再版，又经何先生授权收入其全集，由中华书局出版。

在完成《中国人口·总论》第二章《历史人口》数万字的初稿后，我已深知在短期内还不可能写出一部高质量的中国人口史。正好国家教委交我一个重点项目《中国人口发展史》，我于是写成了一本三十余万字的简明中国人口史。此书1991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2020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再版，英译本A Concise History of China’s Population 于2023年由路德维希出版社出版。

1988年，我申请到刚设立不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撰写《中国移民史》。我邀吴松弟（当时是本所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所）、曹树基（当时是本所博士研究生）合作，分别承担唐至元时期和明清近代时期部分。1991年，我们完成的阶段性成果《简明中国移民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年，由我主编的六卷本《中国移民史》也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撰写的是第一卷《导论》和第二卷《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2022年，《中国移民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再版，增加了由我的学生安介生教授撰写的第七卷《清末至20世纪末》。

移民史研究告一段落后，我就邀集同人合作撰写《中国人口史》，2000—2002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写了第一卷《导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第二卷至第六卷（隋唐五代、辽宋金元、明时期、清时期、1919—1953年）分别由冻国栋、吴松弟、曹树基、曹树基、侯杨方撰写。

从1986年我的第一本书《西汉人口地理》出版至今，大大小小的书已出了五六十种，发表的学术论文有百余篇，其他文章数百篇。之所以能写出这些不算少的文字，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明白一个道理——为研究而读书务必穷尽，并且坚持这样做了。如果事先估计做不到，我就会放弃这个研究目标。如果中间发现做不到，我就调整目标，缩小研究的范围。在主编《中国移民史》时，涉及向海外移民的内容。按照我们确定的体例，对每次移民过程应该从迁出一直写到迁入，包括最终定居，但有关华人迁至海外定居过程的第一手资料和相关论著基本上都是在海外出版的，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根本无法收集查阅。而且这些资料、论著大多是外文，除了英文还有其他多种文字，我们还不具备阅读能力。因此我们确定，关于向海外的移民，只写到他们迁离中国为止。

从1979年开始选择研究题目起，我一直不得不抑制自己的阅读兴趣，以确保研究性阅读的时间，并能不断开始新的研究。以前我可以随心所欲地阅读，有时想整理一下家里不多的书报杂志，在一张旧报纸上看到一篇似曾相识的文章，或者拿到一本久违的旧书，往往情不自禁地看下去了，几小时过去，书架上的书仍未整理。研究生入学后，第一次进教师阅览室，可以自己到书库、书架上找书了。但一看到有兴趣的书，或者以前没有机会看到的书，往往忘了当天的目的，半天下来，放在书桌上的卡片纸没有增加一个字。但四十多年来，我经常怀念这些尽兴愉快的时光。前两年因时疫困居家中，又有了这样的机会。但不久后，我开笔写《黄河与中华文明》，加上网课、网会频繁，还是没有随心所欲的自由。

我的馆长任期还有两年多，加上我在复旦大学的工作和社会活动，我将正常工作到八十二岁。希望到那时我能够完全摆脱研究性的、工具层面的和功利性的阅读，让随心所欲的阅读伴随余生。

三

我出生在浙江省吴兴县南浔镇（今属湖州市南浔区），第一次外出是出生十个月时由父母带回绍兴原籍，但自己一无所知，未留下任何记忆。1950年初，父亲又带我回绍兴，因为他失业在家，经济困难，准备去卖掉老家一直无人居住的房子。之所以带上我，是因为我不满五岁，个子小，乘车船都不用买票，或许也是为了让我对祖籍地、祖屋和先人坟墓有点印象。我们从南浔乘小轮船到杭州，乘汽车到萧山，再乘小轮到盐家桥，步行到章家埭，住在一位堂伯家中。返程先从盐家桥乘汽车到西兴，乘渡船过钱塘江，再乘公共汽车到杭州另一位堂伯家中，住了两天后乘小轮船回南浔。但此后直到1956年迁居上海，我再也没有远行的机会，离镇最远的一次是学校组织“远足”（春游）去相距十几里的江苏省吴江县震泽镇。从1956年迁居上海至1965年8月参加工作，除了有几次往返于上海与南浔之间，我的足迹从未出过上海市的范围，最远不过到了郊区的闵行、陈行，连崇明岛也未去过一次。

1966年11月，处在“文革”高潮中的学校已经失控，我和几位同事、学生自行去北京串联。先乘火车到南京，几天后，我与他们在南京车站失散，单独挤火车到达北京，被安排住在北京展览馆。虽然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但一心“革命”，从未想到游山玩水，除了天安门广场外，只去了北大、清华、人大等地。11月26日在西苑机场见到毛主席后，第三天就乘火车回上海。到1967年初，学校党支部已被“造反派”夺权，我无所事事，正好要去南浔办事，就在一天清晨骑上自行车从共和新路141弄我家出发，沿公路经青浦、朱家角、金泽进入江苏，又经黎里、平望、震泽，进入浙江，到达南浔，行程一百二十四公里。第二天骑车前往湖州，第三天骑回上海。之后又骑自行车往返过南浔两次。

1968年初，我已被吸收进学校的“材料组”（俗称“专案组”），参加审查工作。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需要马上去广州参与调查。我毫无外调经验，好在市工商联和另一个单位派出的都是老人事干部，我只要跟着他们做就是。事情急，我们等不上买硬卧车票，便坐硬座车到广州。当年夏天“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我仍被留用于“材料组”，当时规定外出调查必须有一位来自“工宣队”，而“材料组”中能够查档案、做笔录且可以随时出差的教师只有我一人，所以每次外调我都参加。为此，我先后去过重庆、内江、成都、西安、铜川、石家庄、保定、隆尧、北京、天津、济南、潍坊、徐州、连云港、杭州、衢州等地。之后运动不断，我外调的地方也增加了烟台、青岛、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常熟、南通、如东、东台、海门、启东、扬州、江都、邵伯、樊川、兴化、高邮、淮安、清江、盐城、阜宁、滨海、响水、灌云、高淳、郎溪、合肥、庐江、潜山、芜湖、青阳、石台、蚌埠、蒙城、涡阳、阜阳等地。我从学校图书馆封存的书刊中借了《旅行家》杂志的合订本，带在路上，找到与经过或到达的地方有关的文章，随时对照。

1970年，我作为“群众办案”人员，被闸北区公检法借用，除参与日常办案、审理外，还多次与一位老公安出差，押送犯人，外调，去外地宣判，去过多个外地的劳改农场，有过几次特殊的旅行。如与他押送三名犯人，从上海乘普通列车到南京下关站，又雇了三辆三轮车押着他们到老虎桥看守所羁押过夜。第二天早上取出犯人，到长途汽车站乘汽车到芜湖，再换车至劳改农场。

读研究生期间，我们有一点实习考察经费。由于历史地理专业的需要，加上我们是第一批博士生，学校特别重视，批给我们较充足的经费，必要时可乘飞机。研一下学期，张修桂、袁樾方两位老师带我们五位硕士生去扬州、镇江、南京实习。我们从紫金山背后沿着一条冲沟往上攀，沿途观察地形地貌。在方山对照着地质图看一个正在开采的地形剖面，到龙潭中国水泥厂的采石场观察岩层结构，在栖霞山找地质遗迹。我以往未接受过正规的地理地质课程训练，此行让我大开眼界，受益良多。

1979年秋，我与周振鹤一起外出考察，我们从上海到北京，再到山西浑源，参观悬空寺，登北岳恒山，又到大同、应县，北上内蒙古，在呼和浩特、包头考察历史文物、古城遗址，访问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院，拜访匈奴史专家林干教授。接着折回山西一路南下，经洪洞、赵城、侯马、芮城，在风陵渡过黄河，登华山。乘火车返回，我在兰考下车，乘汽车去了菏泽、定陶等地，经济南回上海。

1982年9月，我与周振鹤由上海乘飞机到乌鲁木齐，去新疆考古所等地参观，拜访复旦学长校友，去吉木萨尔等地考察历史文物、古城遗址。乘飞机到喀什，搭便车往返塔什库尔干，雇邮政吉普车上红其拉甫山口。返回喀什后与周振鹤分道，我乘长途车到阿克苏、库车，去克孜尔千佛洞。那时没有班车，我在库车至拜城公路中的一个小站下车，在戈壁中步行三四个小时到达目的地。回乌鲁木齐后去了吐鲁番，住在吐鲁番宾馆那晚正是中秋，宾馆举办招待日本访问团的赏月歌舞晚会，邀我参加。返程经兰州、西宁回上海。

1987年6月，我约刘统师弟去西藏考察，我们从上海乘火车到格尔木，换乘长途班车到拉萨，再乘长途班车到日喀则、定日、樟木，步行到友谊桥。返程从拉萨乘飞机到成都，又乘长途班车到泸定、雅安、康定。本想继续往上走，因大雨路断，只能返回。

我从1980年底开始担任导师谭其骧先生的助手。直到1991年他最后一次去北京，除了1985年7月至1986年6月我出访美国外，他去外地一般都是由我陪同。1981年5月13日，我陪他去北京出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大会，这是我第一次乘飞机。那时我还是研究生，只能按讲师的标准出差报销。乘火车时，谭先生买软席、软卧票，我买硬席、硬卧票；乘船时他坐二等舱，我只能坐三等舱。本来我不能乘飞机，因为要陪同他，由学校特批。十几年间陪他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北京，往往一年有好几次，住得最多的是京西宾馆。其他到过的地方有无锡、南京、南通、如东、济南、曲阜、沈阳、抚顺、长春、延边、郑州、西安、临汾、杭州、绍兴、广州、桂林、南宁、崇左、大新、龙州、贵阳、遵义、青岩、湄潭、武汉、宜昌、重庆、成都、灌县、昆明、宜良等地。1983年7月，我陪他到长春参加中国地理学会年会后，乘火车到二道白河，28日清晨乘吉普车上长白山，在气象站附近下车，离天池还有三百米，在我与工作人员搀扶保护下，谭先生走过这段极其难行的火山砾石路，爬上陡坡，来到天池边。那时天清气朗，湖水触手可及，整个天池和四周山峰尽收眼底。后来我重游几次，都没有遇到那么好的天气，运气最好的一次，天池也仅偶露真容，而且只能远观，当年走过的这三百米已成禁区。

1982年起我留所工作，成了高校教师、科研人员，之后又晋升为副教授、教授，评定为博导，当了所长、研究中心主任、图书馆馆长，有了教学、科研任务和行政管理职责，也有了科研和行政经费，需要出席各级各类会议，参加学术会议和活动，进行科研调查考察，去了无数次北京，到过全部省会、直辖市、自治区首府和港澳台，还到过很多省会以下的城市、乡镇、村落。

1985年7月，我去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当访问学者，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同时，我顺利办妥妻子和女儿的因私出国手续并获得美国签证，成为上海或许还是全国第一位全家同行的赴美访问学者。此前其他人都是在本人到了美国后，再为家人申请去美国“伴读”，而且手续麻烦，未必能办成。10月份我就买了一辆二手车，11月份拿到美国驾照，先后开车出游，从波士顿到费城、纽约、华盛顿，去尼亚加拉瀑布，去加拿大的多伦多、蒙特利尔、渥太华，几乎走遍了波士顿周围的大学、小城、古迹。在美国期间，我还去了旧金山、芝加哥、明尼阿波利斯等地开会、访学。1986年6月回国时，我们转道香港，这也是我第一次到香港，从香港乘船回上海。

此后，我还有过几次为时较长的出访：曾在日本京都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当了半年的客员研究员，在英国剑桥大学当了四个月的访问学者，在巴黎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当过一个月的客座研究员，在日本茨城大学做过一个月的合作研究，还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应邀作学术报告。国务院侨办曾邀我参加海外华文教学培训，文化部曾邀我参加国际“中国文化年”和文化“走出去”的活动，上海市有关部门也邀我出国作文化交流活动，中央文史馆、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也安排我出访、考察。我参与ECAI（国际数字化文化地图协会）的活动，我们所与哈佛大学等机构的国际合作项目CHGIS（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也需要我不时去国外不同地点开会或处理工作。三十多年来，我到过日本、韩国、越南、泰国、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以色列、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捷克、匈牙利、奥地利、德国、法国、瑞士、荷兰、卢森堡、英格兰、爱尔兰、挪威、丹麦、瑞典、芬兰、意大利、梵蒂冈、圣马力诺、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南非、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阿根廷等。

我利用这些机会，尽量扩大我的游踪，更深入细致地了解世界。1990年，中国历史学会组团参加在马德里召开国际历史大会，邀我参加。因为经费紧缺，学校希望我能自筹款项。我要求单独往返，得到批准。我从上海乘火车出发，在北京乘中苏国际列车，从二连浩特出境，五天后到莫斯科，再乘车到柏林，当晚转车到西柏林（当时两德尚未统一），再乘火车至巴黎转车到达马德里。大会期间，我去了阿维拉、托莱多等城市，大使馆安排代表团去了塞哥维亚。大会结束后，我乘车到巴塞罗那，再回到巴黎。我在国内时就预订了一张一千法郎的欧洲直快联票（Europass），可以无限制乘五个整天的一等座。从巴黎出发，经斯特拉斯堡、科隆、海德堡、洛桑、布里克、日内瓦、慕尼黑、维也纳，到达布达佩斯。我按官方价格五十七福林（相当于人民币四百多元）买到一张由布达佩斯经莫斯科到北京的卧铺车票，从满洲里入境，十天后回到北京。此行全部花费不到一万元。

我还获得过几次特殊的旅行机会。

1996年6月，一位热爱西藏文化的美国企业家考察阿里，需要一位了解西藏历史文化、能以英语交流、耐高原反应的中国人陪同，友人推荐了我。由三辆越野车、一辆东风卡车组成的车队，载着这位企业家一家三口、五位考古学者和陪同，还有西藏当地相关部门的两辆陪送的越野车，浩浩荡荡从拉萨出发，经日喀则、拉孜、尼玛、措勤、改则，到达狮泉河。又往札达考察托林寺、卡兹寺、古格等遗址，寻访岩洞中的壁画、唐卡和遗物。由于获得主管部门特批，我们可以进入任何地方拍摄，成为到当时为止最深入最细致的寻访者。返程又体验了转神山（冈仁波齐），从南线回到拉萨。

2000年，鹭江出版社在国家海洋局极地办公室的支持下，组织“人文学者南极行”活动，邀我参加。12月7日，我作为中国第十七次南极考察队的一员，从北京出发，乘飞机经巴黎、圣迭戈、蓬塔阿雷纳斯，乘智利军用机到达乔治王岛上的中国长城考察站。于2001年2月8日离开长城站，2月13日回到北京。

2003年，中央电视台和香港凤凰卫视联合拍摄大型纪录片《走进非洲》，邀我担任北线嘉宾主持。我于2月23日乘飞机离开北京，经阿姆斯特丹到达卡萨布兰卡。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八个国家拍摄，除从卡萨布兰卡至阿尔及尔、亚的斯亚贝巴至内罗毕、内罗毕至拉木岛乘飞机，阿斯旺至瓦迪哈勒法乘船外，其余行程均乘越野车。

2006年5月，应《南方周末》之邀，采访即将通车的青藏铁路。从西宁开车，经日月山、关角隧道、格尔木、昆仑山口、可可西里、唐古拉山口、沱沱河、那曲、纳木错、羊八井至拉萨，历时五天，与作家阿来同行。又至羊卓雍错等处，由拉萨返回。

同年10月，参加中央电视台“重走玄奘路”活动，我从喀什起参与。随车队行经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由新德里返回北京。

2011年7月，经赫尔辛基飞抵摩尔曼斯克，乘俄罗斯核动力破冰船“50年胜利号”去北极，于17日到达北极点。

改革开放以来，生活条件不断改善，收入逐渐增加，我和家人终于有条件自费旅游了。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们先在国内旅游，之后扩大到国外，先后去了北京、浙江、江苏、山西、内蒙古、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香港、澳门、西藏、新疆、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去了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美国、加拿大、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意大利、瑞士、约旦、奥地利、斯洛伐克、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等国。

2015年，女儿为我庆祝七十岁生日，与我一起从上海经亚的斯亚贝巴飞抵坦桑尼亚，由旅行社送至海拔两千多米的乞力马扎罗山入口，我们攀登至四千八百米处，归程中又游了桑给巴尔岛。2020年4月，我们雇车从成都去贡嘎山、稻城亚丁、四姑娘山，我登上四千二百米的雪山，她登至四千六百米。2021年5月，我们从库尔勒出发，由她开车，从库车沿独库公路北上，经克孜尔千佛洞、天山大峡谷、那拉提、伊宁、果子沟、赛里木湖、奎屯到达乌鲁木齐。2022年，我们从林芝乘松赞旅游公司的越野车，先后住在离南迦巴瓦峰最近的海拔三千七百米的酒店和面对冰川的海拔四千二百米的酒店。

2019年，我们预订了2020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门票和去格陵兰岛的探险船票，都因疫情而受阻。2022年底终于成行，我们一家到维也纳欣赏了新年音乐会。2023年夏天，我们在雷克雅未克登上探险船，到了格陵兰岛，返回时又自驾环游冰岛。

“行万里路”的梦想早已实现，并且远远超过了当年的梦想。“航旅纵横”显示，从2011年至今，我累计飞行时长（不含乘外国航班）三千四百七十九小时五十分钟，累计里程一百二十万五千七百三十七公里。如统计我的步行距离，大概也过万里了。但是国内、国外大多数地方我还没有去过，想去而未能去的地方也还有不少。所以真正的“万里”还远未走尽，八十岁该是新的起点。

修改于2024年12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