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二战后,日本从联合国的“原敌国”地位出发,致力于提高其国际地位,并确定了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目标。日本在实现“常任梦”方面已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还存在着一味追随美国、否认侵略历史等致命弱点。日本能否圆其“常任梦”,主要取决于联合国改革能否取得突破以及日本能否赢得广泛支持等因素。

【关键词】　日本;联合国外交;常任理事国

2004 年以来,日本向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发起了新一轮冲击。2005 年,日本能否如愿以偿地圆其“常任梦”? 本文拟透过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定位与演变过程,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和展望。

一　日本联合国外交的最初定位

所谓联合国外交,是指一个国家“对联合国开展的外交”和“在联合国内开展的外交”的总和。对日本而言,联合国外交是与大国外交、周边外交、能源外交、经援外交等一道共同构成其整个战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定位和演变,是与其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的调整进程同步进行的。在目标设定上,日本从摆脱被占领地位、重返国际社会的最初目标出发,经过拓展国际空间、追求更大利益的中间目标,形成了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更高目标。在理念定位上,日本逐步超越本国和本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概念,日益把“国际贡献”作为重要理念。在外交态势上,日本起初被动接受国际社会的安排,其后日益影响国际社会,为圆“常任梦”而积极创造条件。

联合国是由反法西斯同盟国于1945 年创建的,其初衷之一就是要防范法西斯势力的东山再起。《联合国宪章》第53 条和第107 条的“原敌国条款”不时唤醒着人们对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记忆。日本于1945 年8月15 日宣告投降,被打着盟军旗号的美军占领。[1] 日本的联合国外交,以战败和被占领为起点,从“原敌国”地位出发,以重返国际社会为最初目标。

在被占领期间,日本的惟一“外交”对象是美军占领当局,其首要目标是早日与美国主导的战胜国一方实现媾和。如何为未来对外路线定位,成了日本制定媾和方针的中心课题。在美军占领当局的扶持下,战时曾受军部打压的亲英美派官僚币原喜重郎、吉田茂、芦田均等人相继成为日本首相和外相。他们上台后,在接受“战后改革”、与军国主义划清界限的同时,在对外路线上实现了与“亚洲门罗主义”的决裂和向“国际协调主义”的回归。[2]他们谋求以此及早结束日本的孤立状态,重归国际社会,同时实现与当代国际上的强者———美英势力为伍的目的。在他们看来,联合国是由美英主导势力的同盟国所创立,与美英为伍和以联合国为中心是一致的。于是,日本决策层逐渐形成了恢复外交权后加入联合国并置身于联合国机制监督之下的外交构想。美军占领当局起初也曾考虑把日本改造成一个像瑞士那样的和平中立国家,使其置身于联合国监督之下。在具体操作上,美国惟恐失去驻日军事基地,因而并不急于实现对日媾和。

随着美苏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国把以惩治与改造为主的“对日初期占领政策”调整为把日本扶植为“反共防波堤”的战略,从而启动了对日媾和谈判。1950年6 月25 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进一步加快了对日媾和步伐。在原战胜国阵营发生分裂的情况下,日本的未来外交构想开始在联合国中心主义、在东西方之间的阵营选择以及依赖美国的前景这几种外交思路之间动摇不定。

在此背景下,日美媾和谈判的焦点集中在如何为未来日美关系和日本与联合国的关系定位的问题上。在冷战升级、美国施压以及早日媾和的愿望等因素的驱动下,日本决策层放弃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媾和方案,而形成了媾和后继续依赖美军保护、其后逐渐向联合国安全机制过渡的思路。[3] 1947 年9 月,芦田均外相向即将回国参与政策研究的驻日美军第八军司令艾克尔伯格中将提交了一封书简,提议在美苏关系好转和联合国发挥正常功能之前,美军继续驻留日本或通过日美协定把日本的防卫委托给美国。[4] 1950 年5 月初,池田藏相受吉田首相密令访美,再次向美方表明了该方案。[5]

从1950 年9 月到1951 年1 月,吉田茂首相曾令外务省先后准备了A 、B、C、D 四套媾和方案。其中A方案体现了全面媾和、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思路,但该方案被吉田首相所否定;B 方案是日美安保条约草案;C方案为地区性集体安保方案;D 方案则侧重于早日媾和(为此不惜与美国单独媾和) ,并同意媾和后“在两国间缔结以远东安全为目的的协定”。1951 年1 月20日制定的D 方案修正案又把《日美安全条约》定位为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确立之前的过渡措施。与日方相呼应,1951 年1 月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访日时提示了“对日媾和七原则”,其中“安全保障”条款称:在确立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机制之前, “和约应考虑日本的设施与美国及其他军队之间继续存在合作责任”。1951 年9 月8 日,日美在签署《旧金山和约》的同时缔结了《日美安全条约》。至此,日本确立了恢复外交权后继续保留驻日美军基地、依赖美军保护自己的安全战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对外路线。在被占领期间,日本决策层在“向美一边倒”的现实主义路线和“以联合国为中心”的理想主义方案之间进行权衡之后,最终选择了前者。

1951 年9 月8 日,日本在苏联、中国等主要战胜国没有出席的情况下, 与48 国签署了片面媾和条约———《旧金山和约》(翌年4 月28 日生效) 。和约的序言称:“日本表示申请加入联合国而且在任何场合都遵守《联合国宪章》原则的意志。联合国欢迎日本国的意志。”由此,加入联合国成为日本的下一个外交目标。在这一阶段,日本加入联合国主要有两层意义:一是彻底实现重返国际社会的目标,二是以此为日美安全条约提供合法性。

1952 年6 月19 日,日本向联合国提出了加入申请。然而,日本马上被片面媾和的后遗症所困扰。根据《联合国宪章》第4 条第2 款规定,加入联合国须由安理会5 个常任理事国一致推荐后由全体大会投票决定。在1952 年9 月18 日的安理会上,日本的申请遭到了常任理事国苏联的否决。直至1955 年12 月13日,安理会对日本、蒙古等18 个国家的加入申请进行审议。在台湾对蒙古行使否决权的情况下,苏联对日本再次行使了否决权。鸠山一郎于1954 年12 月10日出任日本首相后,打起了“自主独立外交”的旗帜,把改善对苏关系作为外交重点之一。1956 年10 月,鸠山首相力排自民党和政府内的种种阻挠而出访苏联,于10 月19 日同苏联发表了写入“苏联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的申请”内容的《联合声明》(12 月12 日生效) 。12 月18 日的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做出决议,同意日本成为第77 个会员国。

1957 年,日本政府发表了首部《外交蓝皮书》,其中提出了如下“外交三原则”: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西方国家保持协调、坚持亚洲一员的立场。对日本外交而言,这三原则之间自始便蕴涵着内在矛盾。在大部分外交实践中, “对美协调”始终成为日本外交的首要原则, “联合国中心主义”往往只是成为理想目标,“亚洲一员的立场”最容易被忽视。当美国的外交意图与联合国的主流舆论恰好一致时,日本的联合国外交与对美协调就不会出现尖锐的矛盾。但每当联合国成员在重大问题上出现对立时,日本一般都倒向美国一边。在裁军等问题上,日本的联合国外交与对美关系的矛盾尤为突出。如在联合国大会有关核裁军的投票中,日本往往屈从于向其提供着“核保护伞”的美国。二战后日本向“国际协调主义”的回归,并非建立在对其侵略亚洲历史的深层反思之上,而是跪拜在美国的强大武力面前。因此,当东亚迅速崛起时,日本的“国际协调主义”日益显得无所适从。

二　“政治大国”目标与“常任梦”

加入联合国后,日本积极开展了旨在提高国际地位的联合国外交。其第一步骤,是争当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并于1957 年首次如愿以偿。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越来越不满足于每隔几年当一次非常任理事国。20 世纪60 年代末期崛起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后,日本开始公开流露出欲成为常任理事国的意愿。然而,为此就须先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原敌国条款”以及修改关于安理会构成的规定,而这须经5 个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和2/ 3 会员国的赞成。1957 年9 月19 日,藤山爱一郎外相在联合国大会(简称“联大”) 上首次提出了修改《联合国宪章》的问题。日本的战术是:先谈扩大非常任理事国,后要求为此修改《联合国宪章》,试图以此造成修改宪章的先例,为其删除“原敌国条款”和成为常任理事国铺平道路。[6] 1963 年,联大终于通过了同意扩大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决议案。

1969 年9 月19 日,爱知揆一外相在第24 届联大上提出了“重新研究《联合国宪章》”的提案,并间接地表达了日本希望成为常任理事国的愿望。1970 年9月18 日,爱知外相在联大演讲时要求重新研究联合国安理会的构成。20 世纪60 年代末70 年代初,日本的联合国外交出现了新高潮。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指日可待、美国深陷越战泥沼,这些因素的合力促使日本加大了冲击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力度。日本除了强调其经济实力以外,还把以下两条作为成为常任理事国的“资格”:一是“例外主义”,即强调日本的和平宪法和非核政策的积极意义;二是“亚洲主义”,即强调日本应成为安理会的亚洲代表。

日本首先对美国开展了争取支持外交。20 世纪60 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官员已在私下里表示支持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7] 1972 年9 月25 日,罗杰斯国务卿首次在联大上表示支持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1973年8 月1 日,尼克松总统对田中首相表示了支持之意。同年9 月24 日,基辛格国务卿在联大的发言表示了同样的态度。1977 年3 月21 日,卡特总统对福田首相再次表态支持。但在其后,直至克林顿政权,美国没有就此做进一步的表态。这与美国自身在20 世纪80 年代以后逐渐远离联合国不无关系。

致力于扩大国际贡献既是日本扩大对外影响、追求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也是争当常任理事国的具体措施。长期以来,日本在联合国发挥的作用主要在于社会、经济发展等领域,而其在军事领域发挥作用的任何意图都当即遭到了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

20 世纪80 年代前期,日本提出了争当“政治大国”的目标,其联合国外交被纳入了政治大国战略轨道。日本频频承办联合国有关会议,其对联合国的财政贡献也越来越大,并以非常任理事国的身份积极参与了国际政治事务。1990 年8 月海湾战争爆发。在这场战争中,日本向多国部队捐出130 亿美元,但因未能参与安理会的决策过程而备感失落,其圆“常任梦”的愿望变得更加迫切。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发展正处在巅峰状态,其欲建立“日、美、欧三极世界”的自信溢于言表,其国家战略目标则从走向“政治大国”调整为成为“普通国家”。日本首次提出了圆“常任梦”的时间表。日本驻联合国大使波多野敬雄于1991 年12 月19 日向《朝日新闻》记者透露,日本争取在联合国成立50 周年的1995 年成为常任理事国。

在1990 年的联大上,中山太郎外相重申:“我认为宪章中保留着的原敌国条款已成为不适合于新的时代和没有意义的东西, 因此应当尽早予以删除。” [8]自1992 年起,日本开始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派遣自卫队。1991 年“泡沫经济”的破灭和1993 年“55 年体制” [9]的崩溃,使日本经济与政治进入了新的调整期,其联合国外交呈现出了不稳定性。1993 年7 月诞生的细川多党联合政权在争当常任理事国问题上动摇不定。1994 年4 月组成的羽田内阁对成为常任理事国十分积极。其后成立的村山三党联合政权在这一问题上态度暧昧不清。1995 年1 月桥本内阁诞生后,向常任理事国席位发起了新的冲击。

日本争当常任理事国的主要“资本”是其大国实力和资金贡献。波多野大使曾在1994 年3 月23 日的联合国工作小组会议上称:日本与意大利、埃及等“地区大国”有“档次上的差距”。1988 年,日本缴纳的会费已达到联合国会费总额的10. 84 % ,超过苏联而居第二,2000 年更是高达20. 57 %。这一时期,日本开始要求减少本国缴纳的会费,并以此作为要挟联合国、促使各国支持其“常任梦”的手段。2000 年12 月23 日联大决定,日本从2001 年起缴纳会费的比例从20. 57 %降低到19. 629 %。[10]

日本深知,现有的5 个常任理事国是否一致支持、2/ 3 的联合国会员国是否投票赞成,是决定其能否圆“常任梦”的关键因素。日本双管齐下,对这两方面积极开展了争取支持的外交。对前者,日本采取了安抚战术,其最初提出的安理会改革方案是: (1) 不侵犯5个常任理事国的既得权益; (2) 不损害安理会的信誉和工作效率; (3) 基于地区平衡增加新常任理事国; (4) 新常任理事国不拘泥于是否拥有否决权。对后者,日本以经济合作为杠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展开了争取支持外交,并初见成效。在1992 年召开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和联大上,一些国家领导人在发表演说时对日本的“常任梦”表示了支持。

然而,1995 年联合国成立50 周年之际,日本向“常任梦”发起的冲击宣告失败。究其原因,日本遇到了以下几种障碍:一是周边障碍。东亚各国对日本的“常任梦”普遍采取了消极态度。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日本外交愈加显露出“无自主性”(即追随美国) 的特点。而且,这一时期日本政界否认侵略历史的动向愈演愈烈,激起了亚洲邻国的反感和国际社会的疑虑。二是理念障碍。日本在经济援助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在政治外交上却一味追随美国,未能体现出一个常任理事国所应具备的是非观和正义观。三是国内障碍。日本国内舆论虽已渐趋对成为常任理事国表示支持,但仍有不少人对此持慎重态度。而且,要想作为常任理事国发挥作用,还须对日本现行法律体系进行相应修改。四是竞争障碍。现有的常任理事国并不情愿打破既成的权力格局,意大利等中等发达国家则担心德、日获得该席位会削弱本国的国际地位,巴西、印度、埃及等各地区重要国家也要求在安理会取得一席之地,马来西亚、哥伦比亚、古巴等中小国家则要求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常任理事国席位。

1997 年3 月20 日,马来西亚的拉扎利•伊斯梅尔以改革工作小组主席的身份首次提出了安理会改革议案。主要内容是:增加5 个常任理事国,包括日、德和亚、非、拉美地区各有1 国代表,它们都不具有否决权;增加4 个非常任理事国,分别从亚、非、拉美及东欧地区产生。关于安理会扩大方案,另外还有美国等提出的20～21 国方案,埃及等不结盟运动提出的26 国方案,中、东欧国家提出的25 国方案,还有23 国方案、24 国方案等等。各成员国都竭力推销自己的方案,在讨论中针锋相对、各不相让。因此,任何方案都难以得到广泛赞同。在批准程序问题上,意大利、巴基斯坦等国率先提出了一项程序性决议草案,主张安理会改革涉及修改《联合国宪章》,须经全体成员国的2/ 3 赞成。因此,1997 年和1998 年的联合国大会都未能就“扩大安理会”问题通过决议。1998 年以后,日本对“常任梦”的冲击总体上陷于低潮。

三　向“常任梦”发起新一轮冲击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出现了经济长期萧条、“大国梦”却急剧膨胀的反差局面,其国际秩序观从“日、美、欧三极论”转变为“霸权稳定论”,其对外战略思路从“赶超美国”、“主导东亚”转变为“借船出海”、“挟美制亚”。近年来,日本国内政治“新保守化”趋势愈演愈烈,对内加紧突破“和平宪法体制”,对外日益强硬地争夺国际空间,其强化日美同盟的动向和圆“常任梦”的步伐齐头并进。小泉首相上台后,把“对美协调”和“国际协调”作为对外行为的两大准则。可见日本决策层已把“外交三原则”调整为“外交两原则”, “坚持亚洲一员的立场”这条原则已从中消失。

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从2004 年起向“常任梦”发起了新一轮的猛烈冲击,并把“圆梦”的时间锁定在联合国成立60 周年的2005 年。与1995 年相比,此次的冲击具有以下显著特点:其一,日本决策层的姿态空前积极。其二,日本与德国、巴西、印度结成了共同争当常任理事国的“四国集团”。其三,日本向各国发起了空前的“拉选票”攻势。2004 年9 月21 日,小泉首相在第59 届联大上做了题为《联合国的新时代》的发言,吹响了冲向“常任梦”目标的号角。[11]小泉指出:“联合国是为实现和平、繁荣、公正的世界而设立的”,“我国历来追求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协调”, “今年,我国正在竞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国当选之后将加倍努力,在全球贡献的基础上,在安理会发挥建设性、创造性的作用”。[12]

日本向“常任梦”发起新一轮冲击,胜算几何? 归根结底,这要看日本面临的内外条件与1995 年时相比有了哪些变化。首先,日本在周边得到的支持总体上依然薄弱。小泉连年参拜靖国神社,激起了亚洲各国的反感,特别是使中日“政冷”僵局雪上加霜。韩国和朝鲜对日本的侵略历史刻骨铭心,对日本的历史翻案及扩军动向十分警惕。日本称,东盟各国已经表示支持日本的立场。其次,日本作为“世界大国”的软实力尚未得到展现。近年来,日本在伊拉克、朝鲜、伊朗以及东亚经济与安全合作等问题上一味追随美国,未能表现出一个常任理事国所应有的价值取向和风范。再次,与以往相比,日本国内舆论更加支持本国成为常任理事国,但在采取何种理念和方式的问题上依然分歧很大。最后,竞争和批准程序因素仍将是左右日本“常任梦”命运的关键。近来日本的造势手法之一,就是宣称“除了朝鲜之外,没有一个国家公开表示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但日本应当自知事实远非如此。日本与其他三国结成的“四国集团”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日本很可能因此而疏远这三国各自的竞争对手。2004 年11 月上旬,由巴基斯坦、意大利、加拿大、西班牙、阿尔及利亚、韩国、墨西哥、阿根廷、肯尼亚等12 国组成的“咖啡俱乐部”向联大主席让•平表示,反对增加常任理事国数目。

2004 年夏季,美国助理国务卿阿米蒂奇和国务卿鲍威尔相继表示支持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但到秋季以后,美国的调门大为降低。2004 年9 月21 日布什总统等各国领导人在联大发言后,日本变得比较悲观。如日本驻联合国副大使北冈伸一在2004 年7 月时称“问题只出在中国”,但到了9 月21 日以后却改变了口吻,认为英国也不准备为联合国改革而出力,俄罗斯会持中立立场,真正热心支持日本的只有法国。[13]日本舆论则惊呼:“最大的障碍就是美国。”其实,美国对日本的支持确有开空头支票之嫌:其一,美国对改变现有常任理事国权力结构并不热心。其二,美国不支持德国成为常任理事国,这很可能成为搅乱安理会改革的因素。其三,美国对日本羽翼丰满之后的行为方式难以预测。2004 年9 月8 日, 美国政府官员首次表示:“(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 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实现它可能还需很长一段时间。”

日本冲击“常任梦”的手法之一是鼓吹“邻国反对论”,并采取绕开邻国、“以其他地区包围东亚”的拉选票战术。其实,日本圆“常任梦”的主要障碍并非来自邻国,而是来自其自身。固执于“脱亚入美”、在侵略历史问题上不时伤害邻国、在安全问题上以邻为壑、在领土及海洋权益问题上咄咄逼人,日本的这些做法使其难以得到周边国家的由衷支持。2004 年10 月14 日,韩国外长潘基文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到是否支持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时说:“对于寻求联合国安理会席位的国家,应当具有的最重要的资质之一,是看它得到邻国多大的支持和信任以及它是否有致力于国际和平与稳定的愿望和领导能力。”2005 年1 月28 日,韩国代表在联大非正式会议上明确表示,反对增设安理会常任理事国。2004 年以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其他官员一再表示了如下立场:第一,对日本欲发挥更大国际作用的愿望表示理解。第二,为此日本须正确对待历史问题。第三,联合国安理会不能按会费多少来确定其组成。第四,联合国安理会应更多地吸收发展中国家代表。第五,中国还无意就特定国家的要求进行表态。在程序问题上,增设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须修改《联合国宪章》并赢得现任5 个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和2/ 3 以上成员国的赞同。这对日本来说依然是一道不易逾越的门槛。

2004 年11 月30 日,联合国改革问题高级别名人小组向安南秘书长提交了一份报告。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报告建议将安理会的席位从现在的15 席增加到24 席,并提出了两个备选方案。A 方案是增加6 个常任理事国和3 个非常任理事国,非洲和亚太地区各得2 个常任名额,欧洲和美洲各获1 个常任名额;B 方案是增加8 个任期4 年、可连选连任的“半常任理事国”和1 个非常任理事国,非、欧、美和亚太4 个地区各获2 个“半常任”名额。报告还提出了几条资格标准,如对联合国的财政、军事、外交贡献的大小,对第三世界的官方援助在该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优先考虑发展中国家,等等。报告还建议,两个方案都不赋予安理会新成员国否决权。

2004 年12 月1 日,包括日本在内的“四国集团”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名人小组的A 方案。该集团拟于2005 年春向联大提交一项要求修改《联合国宪章》、增设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决议案,使该主张在安南秘书长的改革“建议”中得到反映。目前日本采取了两阶段战术:第一阶段,争取在2005 年6 月前后先在联大通过只规定联合国安理会新增常任理事国数量的“框架决议案”;第二阶段,争取在年底前投票选出新常任理事国,并把这些国家写入“《联合国宪章》修正决议案”后加以通过。尽管日本对新常任理事国不具有否决权的方案心存不满,但暂且采取了“先当上了再说”的灵活态度。在日本看来,2005 年春季到秋季这段时间是决定其“常任梦”命运的关键时期。2004 年12 月3日,日本外务省召开了“联合国改革对策本部”会议,决定展开更强有力的拉选票外交。日本特别重视争取在联合国191 个成员国中占53 席的非洲国家。2004 年底以来,逢泽一郎外务副大臣以及3 位政务官相继访问了近10 个非洲国家。2005 年1 月以来,日本驻联合国大使大岛贤三也对非洲国家发动了拉拢攻势。日本政府认为,在现阶段坚决支持A 方案的国家还只有50 个国家左右,因此尚需进一步强化拉选票工作。[14]

四　结语

综观二战后日本的联合国外交,日本在理念上始终面临着协调好普遍价值、同盟利益、历史认识三者间关系的难题,在实践上则面对着处理好联合国外交、日美同盟、东亚外交三者间矛盾的困境。日本既要当政治大国,却又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采取了一味追随美国的“小国外交”姿态,令人怀疑其能否在安理会分清是非、主持公道。日本既要成为代表亚洲的常任理事国,近来却又日益强硬地对待邻国,令人怀疑其是否会在安理会维护亚洲的利益。日本是否会带着这些暧昧的色彩“挤进”联合国安理会? 显然,日本的联合国外交已来到了一个转折点,各国对日本的观察也即将来到一个需要以一票来做出判断的关头。

近来日本决策层认为,如果坐失联合国成立60 周年的良机,在接下来的几年乃至10 年内,日本都将面对更加不利的形势。显然,2005 年日本的联合国外交面对着良好的机遇与严峻的挑战。日本能够扬长避短、克服障碍、从而把握住这次的机遇吗? 目前这还是个未知数。如果日本顺利地成为常任理事国,其国际地位与影响将进一步得到提升,从而给地区与全球局势带来新的变数。如果日本此次的努力再度受挫,那么其“圆梦”外交有可能再次进入一个低潮期。

[1] 美国占领当局最高长官麦克阿瑟身兼美国太平洋军总司令和盟军总司令二职,这反映着战后初期美国与联合国的高度重合性。

[2]从近代直至战败,日本外交路线之争曾集中表现为以独霸东亚为目的的“亚洲门罗主义”和亲英美派的“国际协调主义”之间的矛盾。日本学者入江昭认为,二战后日本外交理念是向20 世纪20 年代“国际协调主义”的复归。参见有賀貞等編:『講座国際政治4 日本の外交』, 　京: 　京大学出版会,1991 年,285 頁。

[3] [日]信夫清三郎编,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下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年版,第746～747 页。

[4]田中明彦:『安全保障』, 　京: 読売新聞社, 1997 年, 39～40頁。

[5]五十?刮涫?「冷 と講和」,載渡辺昭夫編:『 後日本の?外政策』, 　京:有斐閣,1989 年,41 頁。

[6]井上貞夫編:『日本外交史講和後の外交III 国連』, 　京:鹿児?u平和研究所,1972 年,86 頁。

[7]一般认为,1959 年9 月提交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科隆报告》(Conlon Report) 是最早提出支持日本和印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文件。

[8] 1995 年12 月11 日,联合国大会以155 票赞成,3 票弃权通过了重新考虑《联合国宪章》和拟取消“原敌国条款”的议案。但该议案的内容即《联合国宪章》的修改至今也没有得到落实。

[9] “55 年体制”指1955 年形成的以自民党和社会党为两极的“保守”、“革新”两大势力对峙的政治结构。

[10]日本要求的比例是17 %。

[11]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一些日本国会议员组织了“思考加入安理会问题议员之会”,领头的就是当时的众议员小泉纯一郎。他们曾对日本积极追求“常任梦”表示怀疑,要求外务省采取“慎重态度”。

[12]小泉报告的中文版及中国学者的点评,参见石洪涛:《小泉联合国发言(中国学者点评版) 》,载《中国青年报》,2004 年9 月23 日。

[13]法国支持日本,带有为了让德国成为常任理事国而捎带着支持日本的意味。

[14] 「国連安保理常任理入り、政府が多数派工作を本格化」,『読売新聞』,2005 年3 月6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