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近年来，中日关系出现了“政冷经热”局面。这一局面的根源在于国际环境的演变和中日战略态势以及各自国内条件的变化，表现为日本决策层挑战中日政治关系底线，特别是小泉首相连年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各界则对此缺乏抵制作用。在这一时期，中方的“政经分离”与日方的“政经挂钩”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照。当前“政冷经热”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走出“政冷”局面需要中日双方做出共同努力。

关键词： 政冷经热 历史问题 中日关系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日之间出现了经济关系持续发展、政治关系大起大落的“政冷经热”局面。 这种现实对“两国间经济关系的加深有利于政治关系的加强”这一国际关系理论命题提出了挑战，同时也给从事中日关系的研究和实际工作的人们带来了困惑。解开“政冷经热”之迷，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及中日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旨在从双边关系原理、中日关系现实、对日政策研究三重视角对“政冷经热”的成因、表现和影响做一考察，并就其演变规律和因势利导之策进行探讨。

一、双边关系中的政经互动原理

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 bilateral relations ），是由相对独立的多种交往 领域构成的复杂体系；其中，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安全关系、文化关系是最重要的四大领域。

政治关系领域，是由维护主权、领土完整、民族独立以及确定敌友关系和对国际秩序的态度等国际政治逻辑支配的。在以主权国家及其相互交往为基础的当代国际关系体系中，政治关系是其他关系的基础。经济关系领域，是政治逻辑和以市场原理为核心的经济逻辑相互竞争的领地。相对于政治与安全领域而言，较纯粹的经济关系是比较容易产生“双赢结局”的领域。安全关系领域，是双边关系中比政治逻辑更为集中、尖锐地反映维护主权这一国家核心价值的领域，也是最容易导致“零和游戏”局面的领域。文化关系领域，是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由以相互影响、相互理解为表现形式的文化逻辑所支配。这几个领域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

维护安全、追求发展，是任何主权国家的两大基本任务。对于一个国家及其政府而言，其对外关系的不同领域在利益上的轻重缓急、决策上的优先顺序不尽相同。其中，对外政治关系与对外经济关系显然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构成双边关系中最重要的两大领域，政经互动则是双边关系各领域之间相互影响的最基本形态。

在双边关系中，政经互动的表现方式纷繁复杂，但按其主要性质，可以把其归纳为四种形态、三种类型、两种方向及两种影响。

1 、四种形态

从理论上说，政经互动无非有以下四种形态：（ 1 ）政冷经热；（ 2 ）政热经冷；（ 3 ）政冷经冷；（ 4 ）政热经热（参照下图）。

图 1 “政经互动”的四种形态

政冷 政热

经冷 经热

迄今为止，一部国际关系史为政经互动原理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佐证。例如，各国间的历次战争，有的是由政治关系破裂引发经济交往断绝，有的是因争夺经济资源而导致政治关系破裂。二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则提供了两大国家集团之间由政治对立、军事对抗而导致两大市场之间相互封锁、相互隔绝的“政冷经冷”范例。 1971 年以后中国与西方各国的政治关系“解冻”推动相互间经济关系迅速发展，则是“政热经热”一个经典案例。

2 、三种类型

从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史看，政经互动方式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类型。

第一种是敌对或交战状态下的政经互动关系，如抗日战争时期的中日关系就属于这种类型。这种状态是最极端的“政冷经冷”局面，表现为政治与经济关系全面破裂和停顿。

第二种是准敌对状态下的政经互动关系，如冷战时期的中日关系就属于这种类型。这种状态是相对缓和的“政冷经冷”局面，表现为政府间政治关系断绝，但一些民间经济往来得以维持和发展，并为政治关系的“解冻”积累了条件。

第三种是外交关系正常化状态下的政经互动关系，如 1972 年以后的中日关系就属于这种类型。复交 32 年来，中日关系经过“政热经热”阶段，出现了“政冷经热”局面。这里所说的“政冷”，就其性质而言已截然不同于敌对、交战或断交状态。它是指正常外交关系条件下的“政治关系相对冷淡化”现象，是以两国间政治关系不破裂为限度、并受到中日双方控制和管理的一种“政冷”局面。

3 、两种方向

在双边关系中，政经互动方式呈现出两种基本的方向性。其一是指一个领域强烈地影响和制约另一领域的单向性。例如，中日复交之前，两国间政治关系的隔绝状态对经济关系起到了决定性的制约作用，经济关系对政治关系的影响则很微弱。

其二是指政治与经济两大领域相互影响的双向性。例如，现阶段中日关系的“政冷经热”就呈现出这种政经互动的复杂局面。这一局面无非有三种演变趋势：一是“政冷经热”长期化；二是“政冷”导致“经热”降温；三是“经热”促使“政冷”升温。

4 、两种影响

政经互动呈现出两类影响方式：其一是政经相互促进的“正影响”，其二是相互排斥的“负影响”。所谓“政经良性互动”，就是指两国间政经互动中“正影响”起主要作用的局面。

冷战状态下的中日关系，是“政冷”对经济关系产生“负影响”的典型案例。 1972 年中日复交后，出现了“政热”促进“经热”的“正影响”局面。中国于 1978 年底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中日经济关系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出现了“经热”促进“政热”的“正影响”局面。

说到底，近年来中日之间出现的“政冷经热”现象，正是政治关系的“负影响”和经济关系的“正影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一种复杂交错的局面。

二、中日出现“政冷经热”的原因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 1993 年以后，影响中日关系的诸条件的变化导致了中日之间的“政冷经热”局面。

1 、内外环境的变化是导致“政冷经热”的根源

第一，国际环境的变化。苏联解体后，美国开始把中国视为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潜在对手，日本的思路也与之合拍。在此背景下，美日同盟启动了“重新定义”进程，对中国的安全环境形成了战略压力，特别是对中国的台湾问题构成了军事干预的威胁。

第二，中日战略态势的变化。日本经济在 1991 年后陷于长期萧条，中国则于 90 年代进入了经济腾飞期。同期，日本决策层借美国的“压力”突破“和平宪法”体系的动向日趋明显，其走向政治大国、军事强国的意愿日趋强烈。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中日之间的相互竞争与戒备心理形成了恶性循环。

第三，中日国内条件的变化。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其领导层的对日政策日趋稳定和积极。而日本政界却出现了相反方向的变化，各主要政党在强化日美同盟、修宪及海外派兵等方面日益趋同，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维护中日关系基本原则的意识变得淡薄。两国老一代政治家之间的交流渠道逐渐减弱，新一代领导层之间尚未建立起牢固关系。两国间人员交往的剧增和信息传播手段的迅猛发展，使双方民众直接参与两国关系的程度急速增大，出现了双方政府、精英层和大众舆论三者间多元交错、复杂互动的新局面。

在上述背景下，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日关系出现了既非“政冷经冷”、亦非“政热经热”的“政冷经热”局面。 1995 、 1996 两年，中日关系曾陷于“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谷”。

2 、日本决策层挑战中日政治关系底线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方根据变化了的国际环境和中日关系现实，适时调整了对日政策，在坚持《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于 1998 年底推动形成了以中日共同建设“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内容的第三个基本文件——《中日联合宣言》。 1999 年以来，中方在坚持两国间三个基本文件的基础上，本着高度重视对日关系的精神，为进一步推动中日关系全面发展付出了很大努力。

然而，来自日方的政治干扰接连不断，三个基本文件的核心部分屡屡受到挑战。特别是 2001 年以来，小泉首相连续 4 年执意参拜靖国神社，已成为中日“政冷经热”的最主要根源。日本首相作为政府最高领导人，其参拜供奉着侵华战争责任者亡灵的靖国神社，是突破中日关系政治原则底线、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行为。小泉的这一行为，已导致中日间连续 3 年多未能实现首脑互访。只是由于中方的冷静、理智的对应，才得以把“参拜”行为给两国交往带来的损害降低到了最低限度。

当前中日高层之间形成了一种很不对称的特殊局面。即对日政策积极稳健、频频发出友善信号的中国领导层，遇到了在对华政策最为消极、不时说出 挑衅 性言论的日本领导层。

参拜靖国神社是一种严重损害中日政治关系的行为，对其是非及后果，包括小泉在内的日本领导层应当十分清楚。那么，小泉为何要铤而走险，执意走出这步险棋呢？

一些日本人常挂在嘴上、以致近来一些中国人也囫囵接受的说法是所谓“拉选票说”。即称小泉在“遗族会”的压力下不得不去“参拜”。这一论据显然是苍白无力的。且不说为了“选票”就敢挑战国际公理是极其危险的举动，中日复交 32 年来，没有一任日本首相是因“参拜”而当选，也没有一任首相因没有去“参拜”而丢掉首相宝座。加之，在自然法则的作用下，近年来“遗族会”的人数已大为减少，远不具备左右政坛的影响能力。远的不说，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等小泉的前几任首相，无一人是靠参拜靖国神社而保住首相宝座，也无一人是因未去“参拜”而下台。再则，“参拜”并不一定增加选票，因为此举势必失去反对参拜的那一部分选民的选票。

因此，小泉“参拜”的原因主要还得从他本人的历史观、政策取向和政治手法上来寻找。最不可思议的是，据说小泉在当上首相之前对参拜靖国神社并不感兴趣，其在第一次竞选首相时也没有把“参拜”作为政治公约。不知他从何处得来灵感，在 2001 年第二次竞选首相时突然发誓，不管中、韩等国怎样抗议，也一定要在 8 月 15 日 这个日本战败投降的日子去参拜靖国神社。自从小泉当政以来，中日关系出现了复交 32 年来罕见的局面，使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形成的“政冷”局面陷于更加冰冻的状态。显然，小泉已成为中日复交以来在对华关系上负面影响最大的一任日本首相。

据报道，小泉坚称包括甲级战犯在内的所有二战阵亡者都是“为国捐躯的英雄”，后人应该对其进行参拜。而且小泉在性格上“我行我素”，固执己见，全不顾中日关系大局而一意孤行。近年来日本国内出现“政治保守化”、“妖魔化中国”的政治氛围，则是使小泉有恃无恐、铤而走险的社会根源。近年来， 笔者接触到的日本各界有识之士、包括多位前驻中国大使，都明确表示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其中一些人士还直接力劝小泉停止参拜，但都没有奏效。

目前中日政治关系的主要死结就在于小泉本人。假如小泉是在执意推翻中日关于历史问题的定论，那么这种行为注定要失败，其结果只能是继续给中日关系、进而也给日本自身带来损害。

3 、政、官、财、学界缺乏抵制作用

对小泉不顾中日关系大局的行为，日本政界表现出了束手无策和放任自流的姿态。以自民党“派阀政治”的衰退为背景，小泉在竞选首相时摆出了一副“硬汉”姿态，迎合了自民党基层党员中期盼“强人”出现的心理。再则，由于“革新”势力全面衰落，民主党的政策旗帜也不够鲜明，使得在野势力在小泉的对华政策严重倒退时未能发挥有效的牵制作用。

近年来，日本对华外交的主管部门——外务省的两种变化影响着其政策的连续性。其一，在日本政治从“官高政低”走向“政高官低”的总体趋势中，外务省不断受到执政党和首相官邸的挤压，在外交决策过程中被日益边缘化。其二，在外务省内部，“中国通”外交官们不断被陆续调离对华事务领域而在其他领域做着与对华事务无关的工作。

在中日“政冷经热”局面下，本应对此最感焦虑、应苦谏小泉不要破坏日本企业在华经营环境的日本经济界，却保持着沉默。这与日本经济界在 1972 年促其政府尽早恢复对华邦交、 1979 年促其政府提供对华日元贷款时判若两者，也与美国经济界在中美关系陷于困境时挺身而出促其总统改善对华关系形成鲜明对照。

日本经济界为何不能挺身而出，为改变“政冷”局面而努力呢？首先，日本经济界对“政冷”的危害性尚缺乏清醒的认识，因而对改善政治关系缺乏迫切需要。其次，日本经济界人士一般认为，经济界就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中日间的政治问题则应交由政治家来处理。

然而，不少日本经济界人士已开始对日中政治关系感到忧虑。据一些日本人士说，小泉属于“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类型，只有到中日间的“经热”因他的行为而降温，日本经济界群起而反对时，他才有可能被迫改变其错误做法。

日本的各种脑库、智囊人物以及利益集团也在对小泉的对华政策产生着不同影响。其中，政治、安全问题专家中对华强硬论者居多，而经济问题专家则大多反对把对华关系搞糟。近年来，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中的保守化、对华强硬化和亲台化倾向有了一定的发展。这种情况也使小泉不易听到促其改进对华外交的忠言和政策建议。

三、“政冷经热”下的中日关系

近年来，中日间的政经互动出现了新局面。中方在对日政策上力求保持“政经分离”的方针，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采取了有限反应的克制态度，同时全面推动各领域的对日交流。与此相反，日方在对华关系上采取着“政经不可分”的方针，大搞“经援政治化”，动辄把经济问题与政治、安全问题相挂钩。

之所以发生如此局面，主要是由于中日关系的基本状况和两国的基本方针发生了重大变化。冷战期中方的优先目标是实现对日关系正常化，因而采取了“政经不可分”的方针。如今，发展经济关系在中国对日外交中的优先顺序得到明显提升。与此相反， 1972 年以前日本曾采取“政经分离”、“拒绝关系正常化”和“发展有限的经济关系”的对华政策。而今，鉴于中日民间层次的经济关系已能较少受政治关系的影响而快速发展，日本开始把政府间经济合作当作对华施加政治影响的手段。另外，目前中日双方对对方的定位也不尽相同。中国把日本视为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日本虽在口头上也说重视中国，但在实际行动中却远非如此。特别是小泉内阁，在追随美国、防范中国方面走得最远。

在“政冷经热”格局下，中日关系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点。在政治关系领域，出现了“中方比日方更热”的局面。中方再三敦促日方从战略高度审视两国关系，回到三个基本文件的轨道上来。日方却避重就轻，在两国间政治要害问题上无动于衷。在经济领域，则开始出现日方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逐渐超出中方对日本依赖程度的“日方比中方更热”的趋势。

小泉之所以执意“参拜”，与他估计中方无法采取令他“难以忍受的”报复举措有关。

2001 年 8 月份参拜靖国神社后，小泉曾主动提出要求并匆匆对华进行了一天的“道歉之旅”。其主要原因在于，他惟恐当年秋季来上海出席 APEC 首脑会议时受到冷遇、在布什总统等人面前丢面子，因为那将是他“难以忍受的”。

据说，小泉执意“参拜”的理由之一，就是认为中方不可能因此而停止对日经济关系。然而，按照同一原理，即使中方拒不接受小泉访华，也不会给中日经济关系带来负面影响，因为日本企业是为了赢利的目的而与中国进行经济交往的。因此，小泉的逻辑恰恰成为其本人在中日关系中被边缘化的原理。迄今为止，除小泉一人不能访华外，其余日本人皆可访华。小泉并没有从“参拜”中得到任何好处，其弊端则是大大恶化了中国民众的对日感情。

近年来，中方基本上采取了“政经分离”方针，致力于把“政冷”对“经热”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然而，根据政经互动的基本原理，“政冷经热”这一局面是不会持久的。从长远看，不是“政冷”导致“经冷”，就将是“经热”促成“政热”。

在我国，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和 80 年代前期，都曾出现以大学生为中心、以“抵制日货”为口号的反日游行。 90 年代，日本的“经援政治化”令国人再次领略了经济合作附带政治条件的苦涩。 2003 年夏季国内出现的“京沪高铁”舆论，则使中日间的政经互动呈现出因特网时代特有的更为复杂和敏感的局面。虽然对中国政府而言“政经分离”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但在“京沪高铁”这种大型项目的对外引资上不能不把民众的对日感情因素考虑进来。 因此，如果中日“政冷”局面长久持续，则势必对在华日本企业的经营环境带来负面影响。

就日本而言，要想在中国的大型建设项目中得到更多的参与机会，就应更加努力在其国内和中日之间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避免在两国间敏感的政治问题上不时做出刺激中国舆论的举动。

近年来，面对日本对华方针的日趋强硬，中国政府一再保持克制，对日方背离两国共识、损害中国利益的举动，做出了适时、适度的回应。同时，中国一再向日方发出积极而明确的政治信号。其一，中国高度重视对日关系；其二，双方要从 战略高度看待两国关系；其三，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要对对方关切的事项给予重视；其四，建议共同推动东亚经济合作。 中方一再声明，日方应以实际行为中日实现高层往来创造良好的政治氛围。

反观日本，其领导层只是强调“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威胁”，却没有以实际行动纠正有损于中日关系的政治行为。究其原因，这与目前日本政界对华防范心理上升和对华战略尚处于“漂流”与“贫困”状态密切相关。

一位日本经济界人士指出：“如今日中关系发展不顺畅的很大原因就在于小泉本人”，“目前对华经贸往来的最大风险因素就是小泉”。《朝日新闻》资深记者船桥洋一就此指出，直接参与对华经贸关系的日本经济界人士都亲身感受着“政冷”导致的中国民众反日情绪的高涨。另据一家法国银行对 200 个主要日本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其中 80% 认为“政治紧张正在给对华经贸关系带来负面影响。”然而，日本企业却并没有因此而积极游说本国的政治家们。船桥认为，如今日本企业缺少活力，疲于恢复景气，没有金钱、人力和时间来对政治家进行“院外活动”。再看政府各部门，经产省大臣宝座接连由对华“毅然派”把持，外务省则沦为无所适从的“茫然派”，而迄今为止主导对华外交的自民党桥本派则成为沉默不语的“悄然派”。船桥指出，小泉的“对华游戏”的前提是，在经济上中国需要日本更甚于日本需要中国。然而，这个前提不会长久持续下去，如果有朝一日中美经济关系进一步密切化，中国的对日姿态很有可能变得强硬起来。 一些日本学者也对小泉执意“参拜”的短视行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四、对“政冷经热”的深层思考

1 、“政冷经热”不可避免

目前中日关系的 “政冷经热”局面是由一系列客观条件所决定的，因而在一定时期内难以完全避免。

“经热”，是中日共同利益使然。它是以互惠互利为基础，由政府推动和民间主导的结果。 1972 年时，中日贸易额还不到 11 亿美元，而 2003 年则已达到超过 1300 亿美元。日本大型企业对华投资向来谨慎，但最近几年，丰田、日产、松下、日立等主要企业纷至沓来，不仅要在中国建厂，还要逐步把研发中心移至中国。日本经济界越来越清楚， 21 世纪的最大商机就在中国。中国的企业也已开始登陆日本列岛，虽规模尚小，但有望在今后日益扩大。当年，中国放弃了对日战争赔偿，日本则以处于上升期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对中国提供了资金合作。而今，日本正在就减、停还是维持对华资金合作进行着探讨。

“政冷”，是中日利益冲突使然。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在历史、台湾、安全、领土、经援等关键问题上不时偏离其前任铺下的轨道，不断触犯两国共识和中国利益。以此为背景，在日益开放的舆论环境下，中国民众中出现了从另一个角度对“ 72 年体制”提出质疑的现象。不少人认为，中国“以德报怨”的姿态并未换来日本政府的战略响应和日本民众的相应理解，这种情绪有时发展成强烈的排日舆论。在台湾问题上，人们认为日本在有意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正明里暗里鼓舞着“台独”势力。

由此可见，“政冷” 将是一定时期内不以中国的单方面意志为转移的中日关系现实。走出这一局面，需要中日双方做出共同努力，尤其需要日本领导层不再做出背离两国共识、损害中国利益的举动，为缓解两国舆论拿出实际行动。

近来，有的学者一味强调不能以历史问题损害经济利益，把日本企业来华投资说成是“友好行为”，这种说法有失偏颇。

本来，历史问题的基本套路是，日本右倾保守势力不断挑起为侵华历史翻案、伤害中国民众感情的事端。中方经过一再克制才被迫做出有限反应。

其次，中方对日本历史翻案势力的反应，并不是对日本企业的反应。日本企业只管继续与中国发展经贸往来，合理、合法地赚取利润则可，尤其不应为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翻案言行百般辩护，而是应自觉抵制这些翻案言行才对。

日本企业来华投资，是中日两厢情愿之事，主要驱动力来源于经济利益。在垂直分工型的中日经济结构中，日本企业拿到利益的大头，中国只拿到其小头。而且，迄今为止来华投资的日本企业，大部分是处于产业链下游的非高科技中小企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其国内竞争中淘汰出局的高成本、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它们把这些劣势统统转移到了中国。 再者，对以制造业见长、以海外市场为依托的日本来说，不断开拓中国市场，将是其 21 世纪经济战略的最佳选择。

认清和接受中日“政冷”难以完全避免的客观现实，对中日政治关系的波动起伏做好心理准备，不幻想靠单方面让步换取“政热”局面，这将有利于更加冷静、理智地对待和处理中日政治摩擦，稳步推动对日关系向前发展。

2 、“政热”需要共同努力

近来，国内个别人士在未能深刻把握日本政治意图和手法的情况下，声言要“为中日关系求解”，但其开出的处方竟如此粗糙：中国应向日本全面让步！日本人也已充分把握了一些中国人的心理弱点，在参拜靖国神社这一是非如此分明的问题上竟然强硬起来。最近笔者就听到一位驻京日本记者强词夺理地说道：“（在中日首脑互访问题上）反正日本不想采取任何举措，惟一的办法就是中方让步！”事实是，“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小泉停止参拜，才是中日政治关系走出低谷的先决条件。

日本一位资深学者的逻辑更是离谱。他主张，中方在上世纪 80 年代率先提起“历史问题”，在国内加强“反日教育”，是日中间发生历史问题的根源。 对于在历史问题上一贯采取宽大为怀、“以德抱怨”姿态的中国人来说，这种颠倒因果本末的怪论只能起到增大对历史翻案言行反感的作用。

近来，在中日间的各种交流或研讨会上常常出现一种怪现象。中方代表在历史问题上十分克制，一般不会主动提起这个话题。但日方代表却咄咄逼人，总要提起历史问题，花费大段时间来向中方提出挑战，似乎他们反倒十分占理似的。

种种事实证明，“揪住历史问题不放”者，不是中国而是日本。日本的历史翻案势力迫不及待地欲推翻其侵略历史定论，不断伤害和刺激着中国民众的感情。而大量“善良”的日本人对这一因果关系缺乏认识，反而一有机会就向中方发火，客观上起到了掩护本国翻案势力的作用，从而也纵容了小泉首相的“参拜”行为。

对于我国来说，中日关系的复杂性给推动对日关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即要努力防止陷于非此即彼的思维误区，寻求找到最佳平衡点。就是说，既要积极推动经济关系，又要妥善处理政治问题；不因政治摩擦而牺牲经济关系，也不因经济关系而丢弃政治原则。

中日间的潜在分歧是客观存在的，难以在短期内完全消除。但双方可以形成和完善一整套“摩擦管理”的体系和措施。例如，每当发生“历史问题”时，不宜使这一问题影响中日间其他领域的合作进展。可以采取“政经分离”’、“分别解决具体问题”、“不使一种政治摩擦点燃另一种政治摩擦”等做法，使两国在认清相互分歧的基础上，不断促进相互间的共同利益，而力争减轻分歧部分在整个中日关系全局中所占的分量。

展望未来，中日关系的前景既充满良好的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笔者认为，中国应继续保持主动姿态和足够的耐心，积极推动中日政治关系改善的进程，致力于消除相互间的戒心，增进相互信任。这将是一个长期互动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更不会因为单方面做出重大退让就能够收取良好效果。

注释：

中国的日本问题专家们以“政冷经热”这一概念描述中日关系的新特点始于 1995~1996 年左右。

江瑞平：《中日经济依存关系“易位”》，《人民日报》 2004 年 7 月 13 日 。

船橋洋一「日本＠世界」 《朝日新闻》 2004 年 5 月 13 日 。

天儿慧指出：“目前最有效地改善日中感情问题的途径，就是小泉首相表示‘考虑各种因素，至少在自己的首相任期内不去参拜靖国神社’，然后在日中某一方实现首脑会谈。”（『 東??』 霞山会、 2003 年 12 月号、 11 頁。） 小岛朋之则指出：“如果（小泉首相）是基于坚定的信念，那么今后也尽可以去参拜靖国神社。但必须明确，要使此举得到中方‘理解’或‘不成为日中友好的障碍’则是不可能的事情。”（同上， 51 頁 ）

朱绍文：《中日经济“合理性”互补》，《东方财经》 2004 年第 1 期，第 26~29 页。 这位日本知名学者在一些文章和会议发言中多次提起这一观点。

来源：《日本学刊》 2004 年第 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