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世纪后期以来，日本经历了四次外交抉择，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待欧美和亚洲，曾采纳“脱亚入欧”、“脱亚入美”、“入美入亚”、“挟美制亚”等理念，实现军事崛起和经济崛起，并开始走向新的政治崛起。如今，日本正面临第五次外交抉择。如何为21世纪的对美、对亚外交定位，特别是如何为对美、对华外交定位，是日本面临的新课题。

关键词：日本外交抉择 中日关系 日美关系 战略论争

21世纪初期，日本处在又一个外交抉择的十字路口。日本外交究竟会做出何种抉择？ 本文拟就日本外交抉择的历史轨迹简要做个回顾，然后就其21世纪初期外交政策调整的新动向加以分析，最后就其面向未来的外交战略论争及其前景进行展望。

一、日本外交抉择的历史轨迹

19世纪后期以来，日本已经历了四次外交抉择，目前又面临着第五次外交抉择的历史性课题。

(一) 第一次抉择：“西方冲击”下的主动抉择———“脱亚入欧”

日本的第一次外交抉择以1868年为起点。19世纪中叶，面对英国击败清朝、美国“黑船”来航、俄罗斯日益北上的“西方冲击”，日本发生了以“王政复古”为形态、以维新改制为实质的明治维新。

1885年3月16日，启蒙学者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脱亚论”一文。其中曰：“国内无论朝野，万事皆采用西洋近代文明，不仅要脱去日本旧习，而且还要在全亚细亚洲中开创出一个新的轴心，其主义所在唯‘脱亚’二字。”“作为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与恶友亲近者也难免成为恶友。我们要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1]

与“脱亚论”相对立而出现的是各种类型的“亚洲主义”(即“亚细亚主义”) ，其基本类型有“亚洲盟主论”式的亚洲主义和“儒家共同体”式的亚洲一体化论。在这一时期，日本确立了以“亚洲对西方”的两分法模式看世界的思维模式，并选择了以“脱亚入欧”为核心理念、以军事崛起和称霸东亚为目标、以武力扩张为途径的外交路线。这一路线引领日本由弱到强，实现军事崛起，再走向恃强凌弱，直至惨遭战败。[2] 在这一过程中，“亚洲主义”曾沦落为以编造“东方人对西方人战争”的伪逻辑来美化日本侵略亚洲路线的思想工具。

对第一次外交抉择的过程及其结局，二战后的日本政界主流一直未能真正从深层加以总结而达成共识，日本社会也没有真正从深层进行民族反省而汲取历史教训。这突出地表现在对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的态度上。[3] 如不少日本人认为，那场战争是输给了美国而不是输给亚洲，输在战争能力上而不是输在非正义性上。在这种未能或未来得及进行总体深层反思的情况下，日本匆匆迎来了第二次外交抉择。

(二) 第二次抉择：“美国占领”下的被动抉择———“脱亚入美”

日本的第二次外交抉择是1945年开始的。日本在二战中战败、投降后，曾被美国单独占领约七年。在此期间，日本接受了以非军事化、民主化、地方分权为主要内容的美式战后改造，在被动抉择和主动抉择的合力下确立了以“日美基轴”和“经济外交”为两大支柱的战后外交体系，“脱亚入美”是其理念基础，“经济崛起”是其价值追求。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日本实现了经济崛起，创造了“军事上曾战败，如今却在经济上战胜”的奇迹。

战后数十年来，日本通过身居“美主日从”的日美同盟框架内而获得了安全和发展。与此同时，日本在外交和理念上却受到美国因素的强烈影响和制约，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外交自主性。对日本而言，“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外交路线显然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有得也有失。

日本对美国的态度，是现实利益与意识形态重塑相结合的过程，同时也是其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出现了一批为日美关系的正当性进行论证的理论，从而形成了日本人自我束缚而难以自拔的话语体系。“日本是太平洋两岸国家”、“日本是海洋国家”、“日本与大陆势力为伍必然失败”、“日本必须与最强的海洋国家美国结盟”、“当年与德国结盟是选错了对象”、“日美同盟最适合日本利益”等说法，就是其中的一些代表性表现。

日本地处东亚。二战后，恢复和发展与东亚各国的关系，是其营造真正具有安全感的周边环境和获得地缘经济利益的必由之路。从战后初期到70年代初期，亚洲各国在美苏冷战格局下被分割为两大阵营。在交往对象国家范围受到冷战格局限制的条件下，日本在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强烈影响中，逐步推行了以东南亚和南亚的部分国家以及韩国为重点对象的亚洲外交。

(三) 第三次抉择：“东亚腾飞”下的重新抉择———“入美入亚”

日本的第三次外交抉择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从7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初期，随着日本经济的腾飞和中日关系的发展，日本政界主流开始重新审视本国的外交路线。其主要背景是，美国对亚政策调整、中美实现和解、日本经济跃居世界第二以及东亚各国经济依次实现“雁行”式的腾飞。

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并得到良好发展，是日本重新审视并开始调整其对美依附型外交路线的重要条件。1972年中日得以复交，就日本方面而言，首先是美国默认的结果，其次是地缘安全考虑起了作用。田中角荣首相曾说：“日中问题对日本而言，与其说是外交问题，不如说是国内问题。回顾明治以来百年历史，这一问题对任何内阁都是最大难题。日中问题解决了，国内问题的三分之二就消失了。第二，中国的八、九亿人口和日本的一亿加在一起，就是地球人口的四分之一。不解决如此日中关系，日本就不可能得到稳定。第三，日本的安全保障问题。作为日本，不仅有日美安全条约，也要与中国结成友好关系。如果日美中三国成为等边三角形，就可以维护远东和平。日本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可以成为比在亚洲建立北约更强的安全保障。”[4]这一时期，大平外相曾表示，要改变一味追随美国的做法。[5]

这一时期日本确立的新战略目标是“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其基本外交理念是“入美入亚”，其途径是开展平衡外交，促进国际社会多极化。为此，日本先是推动“日美关系对等化”和“对美、对亚关系平衡化”，继而主张“日美欧三极论”，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使用“日美关系和日中关系同等重要”的提法。

1989年6月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后，欧美国家发动了对华制裁，日本政府也采取了冻结对华ODA、停止高层往来、召回在华日本人等举措，但在对华制裁问题上却采取了保留态度。宇野宗佑首相在1989年6月7日的众议院会议上说：“应当知道日中关系与美中关系完全不同。我们以往曾与中国处在战争关系，如今在中国发生混乱时应避免发表黑白论式的言论。”翌日宇野又在参议院会议上说：“采取制裁措施，是对邻国的失礼。”[6]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日本也主张“不要孤立中国”。[7] 海部俊树8月9日出任首相组阁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对华正常来往的措施。1991年8月海部首相和中山外相访华，中日关系恢复正常。

可见，这一时期的日本外交，不仅蕴涵着“入美入亚”理念，同时也表现出作为亚洲负责任大国的行为方式。

(四) 第四次抉择：“中国冲击”下的艰难抉择———“挟美制亚”

二战后头30年期间，日本对华政策的决策动机，主要不在于价值观因素，而在于对国际格局、经济与地缘安全利益的现实主义思考，以及历史负罪感、文化亲近感等感情因素。冷战后初期，日本外交一度还呈现出“脱离意识形态”的倾向。

然而，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世界走向“脱离意识形态”的时代潮流中，日本外交、特别是其对华外交却反而开始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其深层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美国“失去”苏联这个强敌后，把中国视为21世纪的潜在对手，制定了“扶日制华”政策，日本亦随之制定了“挟美制华”政策；第二，日本国内“革新势力”衰退、“政界总体保守化”的结果，主张对中国“说‘不’”、摆脱“二战战败体系”、走向“普通国家”的激进保守势力占据了主流地位；第三，随着日本经济陷于萧条和中国国力快速增强，日本出现了“中国威胁论”，“挟美制华”的主张在日本决策层中占了上风，“价值观外交”日益成为美日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以来，日本各界精英经过一番战略论争， [8]主张继续“脱亚入美”的一派意见战胜了主张“脱美入亚”或“入美入亚”的其他意见，依靠美国的支持来“借船出海”的思路成为日本执政势力的主流见解，“远交近攻”、“挟美制亚”、“协美抑华”成为其基本外交方针。

从1994年算起，以“挟美制亚”、“协美抑华”为突出特征的日本第四次外交抉择也已经历十余年，如今该路线日益陷于捉襟见肘、疲于应付的尴尬境地。在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下，日本外交正处在由第四次抉择向第五次抉择过渡的时期，其突出特征是“外交转型的困惑”，其本质是“走向政治与军事大国的目标”与“21世纪对外战略贫困”之间的深刻矛盾。

二、21世纪初的外交抉择

日本外交如何以及何时实现第五次抉择？ 21世纪初期登场的几任内阁首相分别做出了不同的回答。

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以一份激进保守主义的政策菜单当选首相。

“小泉政治”的总体理念属于新保守主义范畴。在摆脱二战后体制、日美军事一体化、配合美军向海外派兵、走向政治与军事大国方面，小泉比以往任何首相都更急、更保守，走出了一条战后最激进的保守政治路线。

“小泉政治”的社会依托是新民族主义思潮。“不管中韩如何反对，一定要在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 ”这句竞选口号，迎合了那些鼓吹“重振日本精神”的新民族主义者和企图抹杀侵略历史的右翼政治势力，却使日本与中、韩等亚洲邻国的关系深陷“政冷”低谷。

“小泉政治”的外交路线是彻底的随美主义。战后日本曾把“西方一员”、“亚洲一员”、“联合国中心主义”作为应当坚持的“外交三原则”，小泉则将其改造为“对美协调”和“国际协调”两原则，实际执行的就是“追随美国”一原则。“只要日美关系牢固，对亚洲关系等都会迎刃而解”，这是小泉最喜爱的口头禅。在“脱亚入美”、“脱美入亚”、“入美入亚”三条道路中，小泉毫不犹豫地坚持“脱亚入美”路线，其意在于通过“对美追随、对亚强硬”的两面主义来实现“挟美制亚”的目标。其结果，“对美追随”加深了日本的对美依附，“对亚强硬”使日本在东亚陷于孤立，尤其是参拜靖国神社，触犯了东亚邻国的众怒，损毁了日本的国际形象。

经过五年半的小泉执政期，日本各界出现了“小泉疲劳”、“参拜疲劳”、“从美疲劳”现象。“小泉政治”成了众矢之的：包括所有在世前首相在内的日本资深政要纷纷表态反对小泉参拜，最大报纸《读卖新闻》也对参拜说“不”，自民党内各派争先打出了“重视亚洲”、“改善与中韩关系”的“政策构想”。各类民调结果显示，70%以上的日本国民要求改善日本对中韩等亚洲各国的关系。连美国也对日本在亚洲地位的下降感到担心，开始对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强硬做法进行“轻度敲打”。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压力也与日俱增，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瑞典首相佩尔松、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等人纷纷对小泉的参拜行为提出了批评。

在上述背景下，日本对邻国外交出现了“策略性软化”，其对华姿态也呈现“微笑”攻势和“微软”现象，诸如恢复先前冻结的对华日元贷款，发出希望与中国加强军事交流的信号，等等。小泉外交的钟摆似乎从“远交近攻”向“远交近和”小幅回摆，就连素以强硬姿态哗众取宠的安倍晋三、麻生太郎等人也回避起“参拜”话题，而对邻国外交立场相对温和的福田康夫“人气”一路攀升。

2006年9月26日，安倍晋三当选第90任日本首相。日本告别“小泉政治”时代而进入“安倍新政”时期。安倍的基本政治理念是建设其心目中的“美丽的国家”，其内政与外交政策体系都是围绕这一理念而构建起来的。[9] 如何走向其心目中的“美丽的国家”呢？ 安倍明确指出，就是要“摆脱二战后体制”。[10] 在2006年10月3日版《世界周报》上，安倍称自己属于日本通过《旧金山和约》重获独立后出生的一代，自己的使命是建设“适应21世纪的国家”。

为达此目的，安倍提出了两大目标。一是“修改宪法”，以此为配合美军行使集体自卫权和自卫队在海外行使武力铺平道路。安倍认为修改宪法将花费较长时日，可能需要五年，因而目前应通过“改变宪法解释”来解决自卫队向美军提供支援的问题。二是推动教育改革，其核心是提倡改变“自虐性的历史教育”，使学生从小“对国家感到自豪”。[11]

安倍提出要开展“自我主张的外交”，即要对外明确说出日本的意见， [12]并认为目前已到了这样的时机。[13] 早在竞选过程中，安倍就强调“首脑外交”的重要性，表示自己如当选首相就将积极开展“首脑外交”。安倍还主张，将加大对外宣传日本国家理念的力度，把这项任务提高到战略高度。[14]

安倍外交的总体架构，一是要强化“为了世界和亚洲的日美同盟”，二是要加强“与亚洲的坚固联系”。

安倍提出了“为了世界和亚洲的日美同盟”的概念，其意在于粉饰这一双边同盟，将其说成是东亚各国应当接受的“公共产品”。在操作层面，安倍表示要继续推动驻日美军“整编”进程，同时强调日本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并提出日美关系应提高“双向性”(日语为“双务性”) 。安倍认为，日本在冷战时期只要追随美国就可以了，如今在新的时代应分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安倍说：“为了实现(日美)对等，日本更应对美国说出应说的话，对对方更具有说服力。”[15]显然，经过无条件追随美国的小泉外交时期以后，安倍回到了追求“日美对等性”的外交轨道，并试图在这一轨道上打上新的印记。

在此前提下，安倍一再表示“日中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在“经济”和“安全”上都极其重要。安倍上任伊始就定下了把中国作为首站出访国的方针，并不断向中方发出友善的信号。在9月底中日战略对话中，双方就消除小泉参拜造成的“政治障碍”达成了共识。2006年10月8日到9日，安倍首相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等中国领导人分别与安倍会见并举行会谈，中日关系实现了重要的转圜。安倍成功访华，打破了以中日首脑互访中断五年为突出症结的“政冷”僵局，启动了两国共同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进程。

随着执政时间的推移，安倍的另一面即右翼政治理念的一面逐渐表现出来。2007年3月，安倍屡次发表否认当年日本强征“随军慰安妇”罪行的言论，同时大力提倡“价值观外交”，推动构筑“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和欧亚大陆“自由与繁荣之弧”，欲在中国周围构筑一道意识形态围墙。

安倍的“价值观外交”经过三阶段的发展。

第一阶段是不断强化“挟美制华”。安倍在其竞选阶段就曾强调，将致力于促成有着“共同价值观”的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四国的战略对话与合作。[16] 出任首相后，这一思路被清晰化为“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构想。

第二阶段是初试锋芒“拉澳入瓮”。2007年3月13日，安倍首相与到访的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签署了《日澳安全合作联合宣言》。这是日本同美国以外国家签署的首份安全合作文件。

第三步是再试刀锋“拉印围华”。2007年8月19日，安倍启程对亚洲三国进行了访问，其重点在于印度，意在把印度拉入其心目中的“大亚洲”和“自由与繁荣之弧”中。[17]

安倍一方面倡导“中日战略互惠”，另一方面推动“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其实就是对中国采取“两面下注”战略，即一边在与中国交往中取得实惠和达到稳定周边的目的，一边又在战略上试图防范和牵制中国。这种战略，自然引起了中国各界的高度关注和严厉批判。

安倍的“价值观外交”，在其国内遭到了尖锐的批评。2007年3月，日本前驻华大使阿南惟茂在日本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时指出，组建四国战略同盟“绝非是高明的外交政策”。很多日本学者都对安倍的“价值观外交”提出了质疑。

2007年7月29日，日本举行了第21届参议院选举。自民党在其改选议席64席中仅获37席，自该党1955年成立以来首次从参议院第一大党地位跌落下来，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公明党失去了参议院过半数议席。面对在野党凌厉的政治攻势，安倍硬撑了一个多月后，于9月12日中午突然宣布辞职。

2007年9月23日，现年71岁、素有“老成持重”、“富有平衡感”定评的福田康夫当选自民党总裁， 9月25日当选第91任首相。

福田康夫因其父福田赳夫首相曾于1977年提出“福田主义”[18]，其本人又一贯注意相对把握对美关系和对亚关系的平衡，因而备受亚洲各国的关注和期待。福田上台之前就声明，如当选首相在任内不会去参拜靖国神社，上台后又选择美国为首访地，从而向亚洲邻国和美国两方面都发出了友善的信号。福田是否将提出新的外交构想体系——“新福田主义”，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福田首相能在日本外交抉择道路上留下何种印记，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执政前景。面对在野党“逼宫”的存亡危机，福田“临危授命”，肩负着维护自民党政权、实现绝处逢生的重任。福田将如何应对朝野各执众参两院牛耳的“拧劲国会”，能否提出振奋人心的内政方针，能否在国会通过新《反恐特别措施法》和新一年的财政预算？ 就执政期限而言，只有赢得一场众议院大选，福田才有望成为长期执政的首相。2008年1月11日，日本众议院以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票通过了被参议院否决的新《反恐特别措施法》。福田仅仅跨过了内政上的第一道关口。呼之欲出的“新福田主义”将是对小泉、安倍路线的适度调整，向“福田主义”和“外交三原则”[19]的某种回归，以及对日本外交新方向的小心探索。

就日美关系而言，福田将坚持重视日美同盟的路线，继续推动日美军事一体化。目前，日美关系面临诸多问题：围绕二战历史结论的摩擦是否重起，驻日美军基地调整能否顺利推进，日本负担美军基地经费额度能否维持，日朝关系与美朝关系能否均衡发展，日本是否解禁美国产牛肉进口，等等。

就日中关系而言，福田首相面临的主要课题是：能否继续推动“战略互惠关系”？ 能否消除安倍“价值观外交”的负面影响？ 能否把中日关系推向战略和解与合作的更高阶段？

2007年11月15—17日，福田首相对美国进行了访问，与布什总统举行了会谈。此次访问未能解决日美间的任何悬案，但福田却在其间提出了“日美同盟和亚洲外交的共鸣”这一新理念。这显然是取代安倍的“价值观外交”而亮相的“新福田主义”在现阶段的核心概念。

据报道，福田内阁决定， 2008年春季发行的日本2007年版《外交蓝皮书》中，将不写入麻生太郎原外相提出的“自由与繁荣之弧”这一“价值观外交”概念，因为该概念被视为具有“围堵中国”的意味。[20] 福田在2007年11月18日播放的美国CNN电视台专访中表示，中国的军事力量并不形成威胁。他说：“我们是否对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美国感到威胁呢？ 事实并非如此。中国也是一样。”

2007年12月27日至30日，福田首相应邀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福田把此次访华定位为继安倍对华“破冰之旅”、温家宝对日“融冰之旅”后的“迎春之旅”。在12月28日下午在北京大学所做的演讲中，福田提出日中两国应继续深化“战略互惠”，成为“建设亚洲及世界美好未来的创造性伙伴”，为此建议把“互利合作”、“国际贡献”、“相互理解和相互信赖”作为三大支柱。中日双方已商定，在2008年樱花盛开的春季，胡锦涛主席将访日。这将是中国国家元首时隔10年后再次访日，其重要意义和预期成果引起了中日各界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这两次互访显然也是验证日本外交第五次抉择方向与速度的良机。

21世纪初期的三任首相——小泉、安倍、福田的外交路线，表现出了如下类型特征的变化。

小泉推行了一条“挟美制亚”、“协美抑华”路线，使第四次外交抉择出现一个长达数年的高潮，同时也难掩其末期症状，表现为其执政后期日本国内出现的“小泉疲劳”、“排华疲劳”症候群。

安倍采取了一条“两面下注”、“联西围华”路线，其特点是改善对华关系和强化对华包围并举，其困境也十分明显，其对华包围战略引起了中国各界的高度关注，其“日中战略互惠”政策宣示的局限性日益得到暴露。迄今为止，福田欲采取的是一条“亲美入亚”、“平衡中美”路线，意在探索出一条新的内外环境下日本外交的最佳路线。在现阶段，福田的外交政策表现出新旧路线交替期的动摇性和不确定性。

二战后日本对美关系调整进程勾勒出了“向心”——“离心”——“向心”的轨迹，其对华关系调整进程则勾勒出了“离心”——“向心”——“离心”的轨迹，两道轨迹进行着同步逆向运动。21世纪初期，这两道轨迹开始呈现非同步多方向运动的特征。日本外交钟摆的摆动周期也日益缩短，这是其内外环境变化日益加快和“战略机遇期”不断缩短在其外交调整进程中的表现。

三、围绕第五次外交抉择的论争

(一) 基本问题：日本有无战略？

日本有无战略，或有无清晰的战略？ 这首先是日本专家、其次是包括中国专家在内的国际分析家们经常议论的话题。

一些日本官员和学者中的一种代表性意见认为，中国学者往往过高估计了日本的战略规划能力，因而总是试图在日本外交行为背后发现精心策划的战略。另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意见则是，由于二战后日本外交从战败地位重新起步，因而形成了以追求经济发展为主、在政治外交上含蓄而不张扬的风格。[21]

不管怎样，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外交正在经历缓慢而艰难的重新抉择过程，这一点则是十分清楚的。

在战后日本发展的几个重要转折点上，都曾出现一些智库的著名政策建言报告。以课题组带头人名字称呼的有“前川报告”、“　口报告”等，以内容看则涉及“日本经济转型”、“综合安全保障”、“安全战略调整”、“日本外交战略”等重要专题。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相继出现了各种官方和民间的研究会，就日本外交战略调整问题提出了各类建言报告。如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外务省设立的“面向21世纪的日本外交课题组”就曾提出一份外交政策报告。该报告的一个特色是，对21世纪日本国力相对下降的前景敲响了警钟。

2000年1月18日，小渊首相的咨询机构“‘21世纪日本的构想’恳谈会”提交了一份题为《日本的新天地就在日本之中——以自立和协治开创新世纪》的报告(以下简称“恳谈会报告”) 。[22] 其中，日本外交分科会撰写的第六部分“世界中的日本”，就未来日本外交战略提出了基本思路和实施方案。

2002年11月28日，小泉首相的咨询机构“对外关系工作组”[23]提交了题为《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的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战略报告”) 。“恳谈会报告”和“战略报告”相比较，前者的一些亮点在后者中明显转暗。[24] 其一，前者明确提出了未来日本应走一条“民生大国”(Civilian Power)之路，后者则更倾向于以“普通国家”作为未来国家目标。[25] 其二，前者中的“邻交”概念把处理好与亚洲邻国的关系作为重中之重，后者则把继续依靠西方国家控制亚洲作为战略基础。其三，前者倡导日美同盟和多边安全机制并举的安全战略新思路，后者则没有提出这样的长远视野，只是一味强调“日美同盟是日本唯一现实的选择”。

“战略报告”未能就亚洲觉醒的新局面提出日本的战略新思路，未能就中国崛起这一“21世纪初日本对外关系中的最重要课题”给予圆满的解答，而是试图继续坚持福泽谕吉以来的“脱亚入欧(美) ”思维模式，以日美同盟和日加澳发达国家集团作为主导亚洲的本钱。“战略报告”提出既要强化日美军事合作，又要提高外交自主性，但又认为“保持这一平衡不是容易的”。在地区合作问题上，“战略报告”未能提出参与和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合理战略思路。总之，这份“战略报告”尚未摆脱“战略贫困”。

2007年12月9日，福田首相的外交咨询机构“外交政策学习会”召开首次研讨会。[26] 该研究会的建言报告能否超越以往报告的局限？ 目前还是未知数。2007年12月18日，日本智库PHP综合研究所“日本的对华综合战略”研究会发表了题为《对“战略伙伴中国”出现的期待和日本的战略》的建言报告。其中，就2020年中国的前景提出了五种可能性，并提出了16项政策建言。该研究会座长(主席) 、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副会长渡边昭夫对记者说：“(该报告)就今后约10年间日本如何与中国相处的问题进行了整理。”[27]

日本各界的战略论争和智囊机构的外交建言，究竟能否以及如何反映到日本决策层的外交抉择中去，取决于多种复杂因素。“恳谈会报告”曾因小渊首相的猝死而束之高阁。而“对外关系工作组”提出的“战略报告”，也没有迹象证明直接影响了决策。[28] 但这些论争和报告反映了每一时期日本各界的主流思想，因而可以从中看出日本外交抉择的基本趋向。

(二) 战略论争：如何对待美国和亚洲？

日美同盟是一个“美主日从”的框架，日本在其中既受益于美国的保护与扶持，同时也受到美国的控制与压力。在战略上，美国力图维持“美主日从”框架，日本力图取得“日美对等”地位。在战术上，美国力图促使日本在不突破“美主日从”框架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增加对美合作，日本则力图利用美国的要求和压力不断提高自己的“对等伙伴”地位。

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日本各界精英一直在就其未来外交抉择问题进行战略论争，其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日美关系和亚洲外交，其主要派别有以下几个。

第一，“脱亚入美”派。亲美派、右翼势力以及对亚强硬派的一些人持这种立场。[29] 其思想基础是，对曾打败自己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畏惧，对美国维护日本安全作用的迷信，对美国式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追崇。

第二，“脱美入亚”派。左翼势力、新亚洲主义者以及经济界人士中一些人持这种立场。这一派认为日本必须逐渐脱离美国，成为亚洲的真正一员，致力于完全恢复外交自主性。其思想基础是，对美国的历史怨恨，对美国地区作用的怀疑，对亚洲合作的期待。

第三，“亲美入亚”派。知美派和稳健派中的一些人持这种立场。[30] 这一派认为偏于亲美、入亚两种极端都有弊端，强调尽力搞好两者间平衡的必要性。其立论依据是，排除意识形态因素，以日本的国家利益为优先标准，注重从地缘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思考问题。

第四，与“亲美入亚”派相似的还有“入美入亚”派。各派中的一些现实主义者持这种立场。[31]

第五，“脱美脱亚”派， 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和中小海洋国家论者持这种观点。[32]

在日美同盟拥护论者中也存在着若干种“修正派”倾向：第一种是主张在对美关系中也应坚持一些独立主见，如日本在废除核武器的主张中应把美国的核武器也包括在内。[33] 第二种是主张逐步改变日美同盟的性质，当地区安全框架确立之后，以假想敌为前提的日美安全条约应朝着日美友好条约转变。[34]

日美关系的焦点是如何看待日美安全体制的问题。二战后日本曾出现五种安全政策方案：一是依靠联合国安全体制；二是坚持日美安全同盟；三是走非武装中立道路；四是加强自主武装；五是构筑地区安全体系。其中，第二种方案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日本坚持这条路线，有着日美关系和日本自身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从日美关系分析，美国决不愿意看到日本作为“脱美”和“自立”的军事大国东山再起。美国强大的外交影响和驻日美军的存在，时刻牵制和抑制着日本走独立武装道路的意图。

其次，从决策思路分析，日本坚持对美结盟路线的基础，是多种逻辑的混合物。——基于“权力政治论”，日本决策层自感自己并不具备与中、美、俄展开对等角逐的能力， [35]因而固守着“与强者为伍”的信条，认为目前日美同盟是其最佳选择。

——基于“共同价值论”，日本决策层把国家利益考虑与意识形态因素合二为一，在国际事务中以美国的是非为是非，并把中国视为意识形态的“异端”。

——基于“自我约束论”，日本决策层提出，日本必须由日美安全体制约束自身的军事大国化倾向，否则就有可能走军事大国道路。[36] 这种逻辑的背后潜藏着“中国威胁论”。[37]

再次，从决策过程分析，对于任何一届日本内阁来说，脱离日美安全同盟路线都属于重大的外交政策调整，为此需要具备强有力的领导能力、执政党内的高度共识以及国会中的绝对优势等一系列必要条件。

就社会意识潜流来说，战后美国文化对新生代日本人的熏陶也起到维护日美关系的作用。

在坚持日美同盟优先的条件下，日本外交始终面临着“美主日从”与亚洲外交之间的矛盾。例如，在推动东亚合作进程中受到美国的强烈牵制，在处理日美关系与日中关系时也陷于两难困境，在对朝关系上也总是要视美国的眼色行事。日本的政治大国或普通国家路线与结盟外交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就日本而言，要想真正成为普通国家，实现军事独立是其前提条件之一。而美国能否容忍日本脱离美国、实现军事独立，还是一个未知数。

日韩两国同为美国的盟国，其现阶段的政策调整趋势却大相径庭。二战后，韩国曾派兵直接参加美国的多次对外战争，在军事上扮演了“东亚英国”的角色，而日本则主要发挥了战略支持、基地保障及资金合作的作用。最近几年，韩国致力于提高韩美军事指挥权的对等性和独立性， [38]力求避免卷入美中潜在冲突。日本则相反，正大力推动包括军事指挥权一体化在内的日美军事一体化，但结果将是进一步深化对美国的政治依附、安全依赖和外交萎缩。

身居“美主日从”框架中，日本在日美中三角关系中陷于“不对称同盟的困境”，必须始终面对双重恐惧：一是对中美“越顶外交”的恐惧，二是被卷入中美冲突的恐惧。从长远的观点看，日本放弃对华防范战略而彻底转向对华友好合作战略，有赖于中美战略合作关系的稳定与发展，中日战略互信与合作的不断深化，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和“和谐外交”的进一步成功，以及东亚区域一体化的长足进展。

如何对待中国崛起这一“百年未有之变局”，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外交面临的世纪性课题。过去十余年间，日本各界精英和国内舆论的中国观经历了严重不适、激烈对立、过度反应、剧烈排斥等心理与行为症状。日本试图遏制中国的成长势头，再夺“亚洲盟主”宝座，以免遭受被边缘化为“亚洲大不列颠”的命运，为此不惜两败俱伤，“多少带有几分悲壮的色彩”。[39]

近年来，有的日本学者认为，目前日本正在受到“中国的冲击”，表现出对“中国地位上升、日本地位下降”的现实尚不适应，“尚未摆脱日本=优者、中国=劣者的固定观念”。[40] 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学者认为：“近代以前的‘大中华世界’重建的潮流正在出现。日本是挡回这一潮流呢，还是被这一潮流卷入呢，抑或保持孤高呢？ 但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日本无论如何也要做出抉择。”[41]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曾孤独地推动亚太和东亚区域经济合作。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东亚经济合作进程加速，特别是中国也从更加偏重双边主义转向越来越重视区域合作。对此，日本既喜又忧。喜的是，其一直推动的区域合作正在从理想变成现实。忧的是，区域合作开始超出日本所能掌控的范围，特别是中国在其中的影响日益增大。日本的亚洲外交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表现为既要推动区域合作，又要处处围堵中国。

东京大学教授田中明彦在其近著《亚洲中的日本》中认为， 1977年福田赳夫首相在马尼拉提出“福田主义”以来已过了30年，现今的亚洲已变成全然不同的亚洲， [42]“亚洲正在一体化”。[43] 田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外交在东南亚、南亚、中亚得到了良好评价，而在东北亚、特别是中韩得到的评价却很低，这就等于存在着两种“亚洲中的日本”，今后日本应努力改变这种状况。“日美同盟和与欧洲各国的良好关系是日本外交的基础。但是，努力构建能够得到肯定评价的‘亚洲中的日本’，也是为安全与繁荣打基础的重要课题。”[44]

近来，日本媒体纷纷对日美关系“步入深秋”、美中关系日益升温表示担忧。2007年11月26日，《朝日新闻》以二战时中美联手打败日本为例，从历史角度阐述了对中美接近的焦虑。《外交论坛》2007年11月号刊登一篇题为《美国对日本失去兴趣了？》的文章，其中认为，美国正与日本渐行渐远，美国智库没有日本研究者，对中国的兴趣反而越来越浓，“今后美国既要保持日美同盟，也要和中国一道封锁日本”。据2007年11月25日《读卖新闻》报道，近年来英国的日本研究机构变得越来越少，中国研究机构持续增多；派驻日本的外国记者人数已从1991年的515人减至目前的275人，外国报道机关也由337家减至201家，而派驻中国的外国记者人数则由2003年的380人猛增至2007年的705人，报道机关由214家增至351家。2007年11—12月间公布的各种民调结果显示，日本人对美国的好感度下降，对中国的好感度上升。[45]

面对中日两国国际影响逆转的趋势，日本各界精英正纷纷提出各种对应方案。其中，不乏以“价值观外交”对中国实行意识形态包围的呼声。但有的专家则主张：“必须把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和构筑与亚洲良好关系作为21世纪日本外交的两个轮子”，“日中两国应当承担起东亚共同主席的责任”。[46]

中日战略关系存在这样一个死结：一方面，日本之所以迟迟不能摆脱“美主日从”框架，就是因为未能实现对华战略和解；反过来，日本之所以迟迟不能建立日中战略信任，就是因为在日美同盟问题上未能让中国安心。其实，日本要成为“普通国家”，障碍不在中国，而在于对美依赖的外交结构。其难以摆脱对美依赖，原因也不在中国，而在于日本在历史与现实问题上未能实现日中战略和解。对日本而言，如何为21世纪的对美、对亚外交定位，特别是如何为对美、对华外交定位，将是其必须做出回答的课题。

结语：东亚秩序与日本外交抉择

种种迹象表明，近年来日本各界看待中国快速发展的目光正在变得更加客观和冷静，“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日益成为其思考对华政策的基点。[47] 这一变化，是导致小泉“参拜”路线破产、推动安倍打破对华僵局、促使福田继续改善日中关系的社会潜流。

然而，最近日本政府采取的一些举动，又令人对日本推动对华“战略互惠关系”的诚意打上问号。一是2007年11月下旬法国总统萨科奇访华后，日本对法国推动欧盟解禁对华军售的举动再次提出强烈反对；二是日本不顾中国等邻国的忧虑，于2007年12月17日与美国一道进行了导弹防御系统的导弹拦截试验。可见，即使在福田内阁领导下，日本也并没有放弃“挟美制亚”、“协美抑华”这一基本思路。日本心目中的理想态势是：一方面，强化日美同盟，保持对华优势，在此前提下渐进地推进对华战略关系；另一方面，又以提升对华关系来逐渐减少对美依赖。

然而，这一选择只能继续加深日本的对美依附，同时也阻挡不了中美加深战略对话与合作的势头。可见，“挟美”很难“制华”，而只会加剧日本的“从美”和“脱亚”。在这一状况下，日本高喊“日中战略互惠”口号显得十分空洞，其要求中国在双边问题上做出让步、在其周边关切问题上给予同情、对其走向政治大国给予支持的做法，更是显得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一厢情愿。

在“美主日从”框架下，日本实际上是将其对美、对华关系战略定位的决定权交给了美国。在这一框架下，如果中美关系交恶，日本也必然要与美国一道与中国交恶；中美关系改善，日本也必然要与中国搞好关系。即日本既不可能超越美国而发展对华战略关系，也不可能阻挡美国发展对华战略关系的步伐。这种状况势必大大降低中国对发展对日战略关系的期望值，同时大大提高中国推动对美战略关系的积极性。

从历史上看，东亚地区曾出现“华夷秩序”、“列强秩序”和“冷战秩序”等三种秩序，冷战后则进入走向新秩序的过渡期。冷战后十几年间，这一地区出现了美日同盟得到强化、中国持续快速发展、地区合作不断进展的混沌而又相对稳定的局面。

东亚地区将走向何种新秩序呢？ 就目前趋势看，东亚秩序的未来面临四种可能前景：一是美国主导东亚秩序的前景；二是中美实现环太地区合作的前景；三是中日韩携手推动东亚合作的前景；四是中美日俄竞争与合作的前景。中日战略和解与合作如何发展，将对这四种前景的此消彼长产生重要的定向作用。

近年来，中、美、日三国都把到2020年为止的时期视为战略机遇期。就日本外交而言，任其从容进行外交抉择的所剩时间正变得越来越短。日本能否走出一条兼顾西方和亚洲、平衡美国和中国的外交路线？ 归根结底，对这一问题的答案，还需由日本自身的外交抉择来填写。

注释：

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