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东亚合作已经超越了初期阶段而进入了理论与实践的“深水区”。我们有必要追本溯源、深入探讨有关东亚合作的一些基本问题。我想从东亚合作的驱动力、模式、中日关系以及中国的选择等方面谈几点看法。

东亚合作最初是作为区域经济合作问题被提出来的。据各种测算，东亚地区各国的双边与多边经济合作将会给各参与国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中日、中韩如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将使各自的经贸关系迈上新的台阶，而中日韩FTA乃至东盟加中日韩FTA的签署将会带来更大的互利效果。东亚合作也是消除各国间“安全困境”、实现各国安全共赢的最佳途径。东亚区域经济与安全合作还需要有区域共同意识作为前提。反过来，区域经济与安全合作的进展也会产生增进区域意识的效应。

推动区域走向合作乃至一体化的驱动力是什么？我认为，东亚合作至少存在三种类型的驱动力。

其一是大国的驱动力。一个大国推动区域一体化可能会被认为有利于确保自己的主导权，而两个以上的大国通过区域一体化则有可能防止相互间过度竞争，从而共同维护地区秩序。其二是中小国家的驱动力。这些中小国家的动机是通过区域一体化来防止大国主导，确保中小国家的平等地位或由中小国家集团来主导地区秩序。其三是合作机制的驱动力。随着区域一体化的进展，如果各国都认为可以从中受益，那么区域一体化机制本身就会成为自我发展的驱动力。

从迄今为止的实践看，区域一体化的途径和领域包括经济一体化、安全一体化和文化一体化，实现这三者的总体一体化就是区域共同体的终极目标。因此，东亚合作应当立足于经济互利、安全共赢、共同意识这三大支柱之上，其终极形态就是三位一体的东亚共同体。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区域一体化实质上是通过同一地区内各国间的密切合作而形成的地区秩序。

就东亚而言，古代曾有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近代以来，日本试图以自己为中心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二战后，东亚地区出现冷战秩序；冷战结束后，东亚则进入了美国试图建立霸权秩序与东亚一体化趋势深入发展的共存期。东亚一体化进程本质上是否定古往今来本地区各种既成地区秩序模式的全新进程。因此，在有意识地推动东亚一体化的进程中，应当时刻与原有的这些模式相比较，不能重蹈其覆辙。

二战后的东亚合作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构想期，70～80年代的酝酿期，90年代前期的探索期以及1997年以来的启动期，如今已进入一个新的定向期。当今世界上的区域一体化进程都是以二战后的欧洲一体化作为其理想目标而发展的。东亚一体化进程，显然与欧洲一体化有着诸多差异。

欧洲一体化虽然从“煤钢联营”这一经济领域的合作起步，但其背后的深层动机却是西欧主要国家旨在防止战争乃至永不再战的强烈政治意愿。而东亚一体化进程则主要是从经济合作起步的，其理念、合作条件、主要驱动力、实际进程都与欧洲有很大不同。

从理论上说，东亚一体化的驱动方式可以有多种选择：一是大国驱动方式，这又可分为中国驱动、日本驱动和中日两国共同驱动；二是东北亚驱动方式，如中、日、韩三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东亚经济的91%；三是东南亚驱动方式，即由已实现高度次区域一体化的东盟来主导一体化进程。

就路径而言，东亚一体化的逻辑顺序是区域共同意识→共同的政治意愿→经济一体化，其历史顺序却是经济一体化→政治一体化→意识一体化，而其具体实践是经济一体化←→政治一体化←→意识一体化之间复杂互动的过程。

近年来，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出现了如下一些新特点：

第一，危机驱动减弱。1997年7月2日，泰铢暴跌点燃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原本井然有序飞行着的东亚诸“雁”纷纷跌落。这场没有硝烟的“金融战”给东亚各经济体带来的巨大损害，成为东亚合作机制正式启动的契机。从那以来，东亚合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走向“东亚共同体”成为本地区各国的共同目标。而时隔十年后，当年金融危机的驱动势头已相对减弱，东亚合作正处在一个低速发展、重寻动力的转折阶段。

第二，东盟推动乏力。迄今为止，东盟以大国平衡策略发挥了“中小国家集团领导大国”的作用，成功主导了东亚经济与安全合作进程。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东盟的实力和凝聚力大为削弱，但它对中日任何一方乃至中日携手主导东亚合作依然抱有警惕。东亚地区复杂的安全环境给任何一个大国主导东亚区域合作加深了难度。在中日就东亚区域合作形成携手局面之前，东盟对东亚合作的推动作用将依然十分重要。随着东亚合作向区域一体化程度的深入发展，东盟日益显现出推动能力与意愿的明显不足。在偏好“10(东盟)+3(中国、日本、韩国)”还是“10(东盟)+3(中、日、韩)+3(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的问题上，东盟成员国之间存在着分歧。在拉住美国，平衡中、美、日三大国的问题上，东盟内部也存在着不同倾向。从长远的眼光看，没有中日之间的真诚合作，东亚区域一体化就不会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三，安全动力增强。东亚合作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在安全领域，虽然东盟地区论坛(ARF)已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实际效果上却已显露出了很大的局限性。如在东北亚安全问题上，迄今为止，东盟并没有能够发挥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实践证明，“先易后难”、“以经济合作促安全合作”是东亚合作发展进程的必由之路。然而，经济合作的深化遇到了安全合作日益滞后局面的牵制。东亚经济合作绕过安全合作而继续大踏步前进的空间越来越小，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协调发展的必要性日显突出。随着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的进展、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美日对中国合作与防范的同步增强，东亚地区的中小国家更加倾向于对中美日采取平衡政策，东亚安全合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凸显。

第四，秩序竞争加剧。东亚合作历经十载，其初期阶段容易达到的诸项目标业已实现，下一步预期实现的更高目标则势必触动地区秩序的深层结构。这些深层次结构的调整包含着要解决如下问题：东亚自由贸易区何时建立？东亚合作是以“10+3”为核心，还是将走向“10+3+3”乃至“10+3+3+N(美俄)”体制？东亚能否走向区域货币合作？东亚能否真正走向区域安全合作？东盟是否有能力、有意愿把东亚各国带入一个“区域共同体”？东亚合作由初期阶段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实质是本地区各国将建立何种地区秩序的问题。美国对东亚走向摆脱其控制的趋势表现出了强烈的危机感，并开始做出了拒绝反应，欲以其他地区合作方案抵消东亚一体化进程。美国对东亚影响的强化和中国国际影响的扩大，引发了其他国家的连锁反应。日本在安倍晋三首相时期开展了异常活跃的“价值观外交”，即大力强化日美同盟、倡导建立“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欲在欧亚大陆构筑“自由与繁荣之弧”，拉拢印度建立一个“大亚洲”。福田康夫出任首相以来，调整了安倍晋三的政策，不再提“价值观外交”。东盟各国在依赖美国和区域合作这两种安全战略思路上也存在分歧。在韩国，近年来，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在精英层和舆论中有所抬头。

在宏观思路上，东亚合作始终面临如下选择：应首先循序渐进地推动功能性合作，还是应优先构筑区域经济与安全合作机制？在具体思路上，东亚合作面临四条道路：(1)先经济，后政治与安全，最后是文化；(2)政治与安全先行，然后是其他领域；(3)经济与政治、安全并行；(4)先文化，然后才是其他领域。其中，最具可行性的一体化顺序似乎应当是，第一阶段：先经济、后政治与安全，但个别国家和地区则应是政治与安全先行，如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第二阶段：经济与政治、安全并行；第三阶段：文化认同成为主要内容。

21世纪初期的中日关系能否实现双赢发展，关键在于如何设计和对待未来的东亚秩序。反过来，东亚地区能否实现共同发展的最佳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日关系能否进入更加成熟的新阶段。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超强的综合国力和对外影响力，其在东亚地区的重要影响是任何一个国家无法比拟的。因此，缓解美国的疑虑，排除其干扰，是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必要条件。为此，东亚各国应就如下几点达成共识：首先，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是基于经济合理性之上的合作；其次，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是环太平洋合作之下的开放的次区域合作，两者并不相互矛盾，而是互补和互促的；最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下一阶段以及东亚区域安全合作阶段将允许美俄等东亚外围国家的更多参与。

由于东亚各国的政治体制、经济实力、文化传统都具有很大差异，走向“东亚共同体”的进程必将是一个渐进、漫长的过程，但东亚各国都认为，推动区域合作是其在21世纪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因此，东亚合作在曲折中不断发展，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