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读完《美丽慧芬》这小说，我思索很久——思索，那十三岁的小女孩儿“慧芬”的命运；思索，我们广大的农村山区；当然也思索，选择如此题材写小说的作者的独特。
相识方晨不久，是在今年《长江文艺》第6期，他发小说我发随笔。他那篇叫《甘蔗啸》的小说让我瞩目，那是一篇从平凡文字中渗透出深刻思索的作品，我比较喜欢。
这篇《美丽慧芬》，作者显然从一个更“轻微”的形象、更易被忽略的角度，来思索下笔的，且又完全按超常规超常态的想像（当然都情在理中）地运用着自己的笔墨。诚然，我们完全可以用许多严肃语言、用很多名词及道理指责鞭挞这样的事情——我们平时可以用极同情的心意、极怜悯的感情、深恶痛绝地处理乃至维护一个被性罪恶损害的女孩女童，但有谁会以更细微深刻的情感灵触来关爱抚摸这女孩儿真实的心灵呢？谁又能真正的看得懂这女孩儿、深入微末地理解这女孩儿的精神情感世界呢？
——这该就是“社会良知”与文学艺术家的“终极关怀”的分野。而这种“关怀”，我们或可称之为对人的生命灵魂的关怀。于是，接受白主编委托我写了这篇评论。
2
小说开篇，作者用去了将近两千多字来写小慧芬如何爱美、如何“忧伤”地怀念“姑姑买给她的，上面有颗小小的红心”的发卡（那“红心”的象征意味很浓）、如何倾心于一件在毗邻大村霍崮的、“悬挂在振华商店的货架上”的、带“花边、光滑的丝绸带子”、“生生让人爱死”的新衣服。而小慧芬的这些情绪思想，似乎与一个长期被两个成年男子“祸害”、刚刚被揭橥于众的13岁的小姑娘的心境，不太相符的，起码在一般人的想像里不太符合。然而，作者却大胆地由此下笔，展开了他十分自信的“艺术解析”。
说文学艺术是写灵魂的，该从遥远的悲剧之冠《俄狄普斯王》和屈原的《离骚》那里就有了认信。其理论也该是从柏拉图之后。可直到现在，我们都懂得这一文艺至重点，却都很难做到。而这种“难”大多不是因为我们没想到或说不知道，而是囿于某些局限又挣脱不开某些干扰。这是我此文的后话。《美丽慧芬》恰恰是把小主人公“慧芬”的13岁的女孩的“美的灵魂”作为小说基本阐述，同时来写这“美”与周边“丑”的。
“美”在文学艺术里，似有定义可又是“广阔无边”的。“她”虽有明确的理性概念，但就形象实践论之却是极宽泛乃至变化无穷的、有着说不尽内涵的、源源不绝的文化生命群。譬如，众所周知的《巴黎圣母院》的“嘎西莫多”形丑而内在美是一种“美”；而《三个火枪手》中“蜜里狄”形美而心如蛇蝎，也是一种“美”；在曹雪芹那里，认为崔莺莺和杜丽娘的艺术理想之美远远地超越了皇道统崇扬的“节烈之美”；而在蒲松龄那里则认为狐鬼之“美”胜似人世间低俗之美，等等。这就是文学艺术中展演不绝的“美”的传说与神话；这就是人类只要不灭绝，文学、艺术、小说就与之永恒的全部理由。有人说“美”源于生活；有人说“美”是艺术家创作出来的；也有人说，“新”是“美”的第一要义；可我认为，“美”在文学艺术家的潜质里，他们心底都有一面“美”的理想之镜。据方晨先生说，他是从一篇报道中发现“美丽慧芬”的，如果他心灵里没有这面美之镜，他何以能懂得乃至描摩解析出这个13岁小女孩的心灵之美？他笔墨源头在哪里？
我们常常说“艺术源于生活”——这类泛滥于上世纪的现实主义伟大空话，却从不深想作家其中的独特想像，和只有作家独特视角所展示的独特艺术解析所遂达的艺术效果。其实，忖度一下，世界上所有优秀文学艺术作品无一不是以作者独特视角所“确立”出的独特阐释而产生出艺术功效的。这怕也正是文学艺术的起源和个性化的永恒旨归。
我们又常称某些文学艺术家为“怪才”“鬼才”。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选择的艺术视角或可称“艺术的突破点”是超常人想像的，让人感到惊讶而难理解——非但超越一般看众读者的视域，也超出一般文学艺术家的感知。譬如，我们通常对苏东坡的“举怀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已觉十分的浪漫新奇，却不知道还有“鬼才”李贺的“酒酣喝月使倒行”[1]这样更奇谲、不可思议的诗句；再如，被称作“20世纪艺术魔法大师”、画坛“怪才”的西班牙的达利，他竟然把《内战的预感》用一个人身两颗头脑的“自残”表现之，这是何等超常想像；再如，俄罗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以托尔斯泰为首那么多伟大的文学家，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能从人的灵魂深度开掘——独树一帜。这些艺术之为，都可类归于文学艺术家们审度生活的触角（选点）之非凡独特。
——“美丽慧芬”之美，无疑就是这样产生的。
3
当然，小说中的艺术形象又离不开现实的命运氛围。这也是必然的、凸显“美”的环境与基础。但这篇小说，作者高明又在于把“美丽慧芬”的悲惨命运反倒淡化了——让她家庭的“残缺”与“贫困”弱呈于她的爱美心之后，甚至明确地让那个试图轮奸她的带头小伙子窦永杰说“你是不是这样把独眼龙浪出火来的？……你是不是也是这样把老孙头浪出火来的？……你把我的火也浪出来了。哥们儿都正愁火没地儿撒呢。你到霍崮，你是专门来浪出我的火的吧”——这不但把小慧芬的爱美之心性愈加凸显，甚至把慧芬的“爱美”与低俗、贫困、险恶的环境对峙起来。这便是“灵魂冲突”了，且是一种让人思之而感竦惧的、艺术深度走向。就上述这一笔，其潜台语该是“人们在原本渴望美而不能欲达后，最终是要蜕变成破坏这美的动物”——因为窦永杰等四个小伙子并非是老孙头和独眼龙；老孙头和独眼龙尚可类归于“恶深”之人，而窦永杰等是心底纯善的青年人，窦永杰还是个能苦练自身（习武）的人，进而也可说他是有自觉意识的人（应该说作者在这一笔上的艺术旨归有些含糊不确）——那么，他们的“恶”（毫无怜悯心、对美的破坏）又说明什么呢？只能说，这是一种极可怕的人性异化或说灵魂畸变。
——由此，我们不得不对这一“灵魂异变”做些相关民族历史的探研。
遍观人类文明史，我华族的暴民运动是世界之最。木心先生有句名言：中国即产暴君又产暴民。尽管这种“暴”也有其“除恶”的一面，可“她”自身的破坏性无知性所导致的对社会历史的“阻碍性”（如其形成的皇统制度的周而复始），甚巨。这让我们油然记起，曾被某些人认定是英雄的洪秀全，他居然在进南京后先娶了上千个老婆，而这些女人绝大多数他连名字都叫不出，只能喊编号；这种行径绝不是什么“耽于女色”“贪图享乐”等名词那么简单。从灵魂层面讲，这就是一种人性异化后处心积虑地对“美”的摧残；这跟中外历史上所有来自底层人而后发迹——成了极权者所释放出的极端罪恶是完全一致的。还有张献忠、朱元璋等辈。而就这一“美与丑的灵魂揭示”与“灵魂变异”来说，王方晨这篇小说的艰深绝不像一般读众的前理解那么单纯——甚至可能被一些人视为无聊的故事、一个非关主流社会生态的题材；就我国现当代文学状态看，我敢预言这篇小说一定会遭到一些思维肤浅的期刊编辑人员的冷落，因为他们只喜欢那些包装蛮像样、实则很廉价的“二锅头”[2]。他们尤其注重的是他们在几十年里惯见的那些不疼不痒的很像是“小说”的小说。诚然，这不完全是他们的“错”。
——文化思想不能独立，文化人岂能独立。
而这篇小说，是在美与恶的冲突中，浸透出一种诉说美的变异的更深层的境界；流泄出一种对人类灵魂走向的思辩之启迪；同时，也为我们展现、我国广大农村山区的人群的灵与肉、美与丑与罪恶的严重错位与冲突。我觉得这是一类很优秀的、在眼下我国文坛上十分难得的小说。当然，也必须说明方晨在创作这篇小说之初也许没想得这么复杂——这也是艺术与创作的规律——只要选点奇特，效果就难以想像。如这篇作品，是在一些貌似无奇的细节串缀给人以心灵振颤之后，使人产生深重思索的；这种艺术的可贵不次于那些所谓重大题材产生的文字效果。因为这种直击灵魂的角度，才是小说精要；这些小角度才更能体现文学的终极关怀，无须笔者创作之初冥思苦想，无须用浓墨强化。
4
我今年在评论闰土的《美丽桃花溪》中提到，小说是创造“美”的，且作家更要有一种“美的自信”。王方晨显然具备这种创造美的自信。这首先表现在他这篇小说的“简单”上。大家都知道，真正的艺术手法其实都是很简单的，乃至看不出什么技巧来。
“美丽慧芬”这篇小说，从语言到结构都很简单或说平淡。只不过是一个小女孩儿渴望得到一件漂亮的衣服，结果因为她长期遭人“祸害”的事刚被揭橥，又有人乘机要再欺侮她。整篇小说，情节无跌宕，细节也不见得动人，文字也很朴素，陪衬人物更是平常甚至带点模糊的。然而，这才是真正的小说，充满“自信”的小说。文学艺术家的自信，在内是自我思想的深邃与艺术能力的强大；在外就只能是一种“平常态”。小说大师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既没写什么君国大事，也没写什么诤臣悍将，只是几个小姐跟一个公子的“小纠缠”而已，无非些闲诗淡话。然而，其功效却巨大到可以颠覆几千年的皇道统，直到现在还深入人心生发奇效——其本因，是“她”展示了一些独特的灵魂并写出灵魂的冲突。《聊斋志异》也是独特的，那是在视角和选点上；蒲松龄老先生偏偏把“子不语怪”（孔子所不愿涉及的生态领域）作为自已小说切入点。这本身就是小说家的大胆与自信——结果他成功了。然而，小说家选点可以是“怪诞”的，但主叙述面却不能“怪”。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大处着眼小处落墨”，“种子各异水土相同”。
当然，说小说“平淡”也不是说平铺直叙。小说作家还时常要有意凸显些自已认定的、该“绾结成砣”的笔墨。譬如，小说开篇不久，描述小慧芬对那发卡上的“红心”的一段带自我感觉性的文字：“上面有颗小小的红心。她还没见过那么红的心，晶亮晶亮的，看着还会一动一动，好像是刚刚从什么动物身上取出来的。她一直不舍得戴它。她总觉得那是自己的心脏。自己的心脏就那么小巧，那么红艳，那么娇嫩。她不能把它戴在头上，让它经受风吹日晒。她常把它放在衣服里面，紧贴着自己的胸口”。这显然就是“平而不淡”，是作者有意扩大乃至夸大或说深入挖掘之处——意在以此探入人物灵魂、影响打动读者。而这种“平而不淡”是写作的辩证法。显然，方晨掌握得异常娴熟。
其次，还有人物的光明与阴影，也就是人物性格的侧面多棱描写。这当然又是一种笔墨“辩证”。从小慧芬“爱美追求美”这一正面看，她是个很阳光的、让人痛惜的可爱女孩儿。可她也能说出“你不在野地里发骚你跑霍崮来干什么？大花在野地里叉着腿等你呢。大花在长山家屋子里发骚起不来了”这样的粗野不堪的泼妇样的话来。这其实是恶浊环境对她肉体侵害之后，对她灵魂所附带来的一种更严重的污染。这既说明作者对人物精神的把握很到位，又是作者有意把“灵魂异变”这一深层文学触角探入主人公身上。换句话就是说，即便是“慧芬”这样纯善爱美的女孩儿，也完全有可能在她眼下身处的恶浊环境里逐渐蜕变成老孙头、独眼龙这样的人——这是无知的受害者可能的灵魂走势，也是作者对读者想像的导引。无疑，这种“灵魂走势”更可怕，会让人寒噤不止。
该说，这一笔才彻底画圆了作者要以这篇万把字的小说写透“灵魂变异”这一深层主题；这是整篇小说十分重要的艺术步骤；更加体现“以小见大”“平而不淡”的笔墨。
5
然而，就前面“非主流生态”话题说，并非仅期刊编辑人员被模式化了，在上世纪所谓“文艺的社会效果光明论”的棍棒下，许多优秀作家也被打怕了吓晕了——惟恐被人说成“写阴暗面”“非主流化”等。从而很多作家在下笔乃至构思作品之初，就经心地把些本来可以用悲剧意识和揭示阴暗死角等能更深刻地触动读者灵魂的小说，搞成了让人啼笑皆非的“团圆戏”。这种创作思维（灵感）不能贯穿始终的心灵的“驳杂”，有人不打自招地称之为“非艺术思考”（如作家刘心武就经常说这样的话）[3]。说来，只要稍一想，这种说辞本身已经蛮中国特色。其实，这种羼杂“非艺术思考”或叫“受意识形态干扰”或干脆叫“准意识形态”的小说，眼下已经充斥我们整个现代文学杂志了。更糟的是，这样久而久之几十年下来，我们的编辑主编们也早“准意识形态化”了，失去了应有的艺术敏感——认定只有这样的小说才是艺术的最好的，稍显另类些的作品就一概扔掉——因为这样保险，至少不至于丢了“乌纱帽”。这样，一个完整的“文学赎职链”便默默形成；无人察觉无人检举告发，文化官员们的椅子也就越坐越稳了。于是乎，文学期刊也就越来越没人买没人看了；靠拨款印一两千册，堆在那等着卖废纸。
这显然是作家和编辑们自己的灵魂先被“异化乃至畸变”了。这是现代中国小说乃至中国文坛的一种悲哀，更是文化意识的一种残疾，也是现当代作家不招人戴敬的症结。
其实，这种“文艺效应光明论”不过是社会管理者心态薄弱与无知的一种表现，十分浅薄。试想，如果一篇小说能有那么大的“祸乱”功效，那些从政者、有野心者、还有恐怖主义者干脆都来当作家写小说不就得了嘛。这种提倡“文艺光明论”的无知，尤其表现在他们不懂得艺术中的“悲剧意识”对人类灵魂的“悲壮”与“净化”是何等重要。欧洲人搞了几千年的悲剧演出悲剧欣赏，人家也没把民族搞垮民智搞弱。而我们搞了几千年遮遮掩掩的“团圆戏”，民智也不比人家更高些，倒常在国外搞笑话。
6
再回头说“美丽慧芬”。
这篇小说也有不成功之处，尤其在小说的后半部分颇有些拼凑的迹象，也是必须指出的——作者似乎想要给本来蛮好的行文里多塞进些“咯咯哒哒”的东西。
——这显然是作者创作思维的“不单纯”的结果。
我们常说乃至常想，乃至苦苦追求“文学功能”“艺术张力”这样的名词概念的实质。却不知道，其实“她”往往就在我们的手边。有时，我们无意中就能抓到。当然，这种“无意”不是等待懒汉和怯懦者的，而是为那些无言无望、自甘寂寞的探索者留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