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改革智库，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每年都要向社会贡献一本改革年度研究报告，就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因此，当2014年中国改革研究报告《市场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大考》摆在我面前时，有一见如故之感。我认为，本书从破题市场决定出发，深入分析我国未来几年面临的历史大考，准确抓住了我国发展中的牛鼻子。
巨大的内需市场是中国可持续增长最为突出的优势
在我看来，《市场决定》最重要的是回答了一个各方面都很关注的话题，这就是未来几年中国增长前景究竟如何？近段时间来，我国经济确实面临增长的压力，一些看空中国的声音多了起来。例如，有“末日博士”之称的纽约大学经济学家鲁比尼最近指出，2014年新兴市场面临数个风险因素，其中中国因素是最大风险，中国经济仍未排除硬着陆可能性。那么，中国在做出全面深化改革部署后，能不能走出一条新的增长路径，从而实现有效增长？这恐怕是各方都高度关注的问题。对此，《市场决定》从正面做了回答，概括起来是三句话：增长有潜力、释放靠转型、前景可看好。
当前，中国消费释放进入重要历史时段，中国13亿人大市场是最为突出的优势。初步估算，到2020年，中国消费规模有望达到45至50万亿元，并且由此带来巨大的投资需求。如果这个内需规模能够得到有效释放，将奠定7%左右中速增长的坚实基础，由此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到2020年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
《市场决定》同时认为，尽管有着巨大的潜在内需大市场，但从现实情况看，由于改革在多方面的不到位，相关体制不健全，中国内需大市场充分释放的大环境没有形成。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消费环境、收入分配结构和投资结构的不合理。释放内需，需要通过市场决定推进三大转型：一是实现资源配置由行政主导转向市场决定，改变资源配置由行政主导的局面，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二是实现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加快推进投资转型，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三是实现从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以人口城镇化为主要载体、以政策和体制创新为重点，有效释放城镇化的内需潜力，争取到2020年基本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并为实现人的城镇化奠定坚实基础。
应当说，这抓住了中国增长进程中的关键所在。这几十年的实践表明，没有经济转型，就不可能有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只有经济转型才能有效释放内需，形成消费主导的可持续增长的新格局。脱离这个前提判断中国增长前景，恐怕很难有准确预测。在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后，我们没有理由对中国增长前景抱悲观态度。
市场主体的活力是财富涌流的根源
我一直以来反复呼吁，企业和居民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我把经济转型归结为一句话，这就是释放企业与居民等市场主体的活力，真正使他们回归财富创造主体的角色，而不是由政府来配置资源，来创造财富。
例如，浙江等沿海地区之所以成为发达地区，不在于政府在里面投了多少资源，而恰恰在于企业和居民成了市场的主体，其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得到极大的释放。单靠政府做蛋糕是不够的，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企业和老百姓，他们是创造财富的基础，只要他们的积极性被激发了，财富的源泉就涌现出来。过去之所以难以调动“千军万马”，根源在于政府成为增长的主体，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市场决定》提出了市场活力的问题，我认为非常重要。它进一步提出要释放市场的三大活力。一是释放市场机制的活力，重点是打破垄断、放宽准入；打破管制、放开价格；打破干预、强化竞争；打破分割、统一市场。二是释放社会资本的活力，重点是稳定社会资本的制度预期，全面放开投资限制，强化社会资本的产权保护，清理与市场决定相冲突的法律条文。三是释放创新创业的活力，重点是放活市场以保障创新创业自由，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以降低创新创业成本，形成支持创新创业的资本市场等机制，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以有效落实相关扶持政策。这些分析，值得我们反复琢磨。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决定》提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这回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定位。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直没有很好取得共识。一种理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另一种理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可以不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所谓“中国模式”就是政府主导配置资源。我在21年前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般，社会主义条件是特殊。”
国内外的经验证明，违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违背反映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违背市场配置资源，就会受到惩罚，资源就会错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受阻。因此处理好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非常重要。因为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是经过长期实践形成的普遍规律，是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是长期积累的共同财富，不是资本主义独享，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大胆吸取和借鉴。
因此，我很高兴看到，《市场决定》这本书通篇始终贯穿着这个一般规律的主线。尤其是在“市场决定的有为政府”这一部分，明确地界定了政府与市场关系。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不是不要政府作用。有效的市场取决于有为的政府，有为的政府重在促进有效的市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重在“告别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加快形成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格局。我很赞同这些判断。
当然，《市场决定》并不仅仅是从市场角度展开分析，它涵盖了资源配置、国有资本、农村土地、对外开放、有为政府、法治社会、公平竞争等诸多方面，表明研究者对市场决定的理解，既立足于市场，又超越市场。我很赞同文中的判断：市场决定不仅将直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也将倒逼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不仅是改革理论的重大突破，更是改革走向深入的重要标志。
未来几年是中国改革的关键时期，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后，重在全面贯彻落实。在这个背景下，《市场决定》在各个领域都提出一些务实的改革建议，我认为很值得关注。我也希望，这本书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出更多理性、务实的改革研究和改革建议，使13亿人的大国尽快走上公平可持续发展的金光大道。
（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