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库切的批评者，似乎都对他文本的创新性充满了敬畏。这一点，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他的文本贯通了对欧洲的文学和哲学传统的继承。同时，批评家们习惯于纠缠在库切的小说是否部分属于殖民主义话语的问题，而看不见库切运用精心构制的寓言所描绘的严峻的社会问题，实际上，他的主题都在从流血的严酷事实中提炼出来的。
———摘自戈迪默为《关于J.M.库切的批评视野》一书所作的序言
（一）
10月2日，南非作家库切（J.M.Coetzee）获得2003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库切并不是一位多产作家，他的小说还不到十部，却都是精品，所以，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人可以说“今年的选择很简单，丝毫没有争议”。库切这个学期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他听到消息后，在芝大网页上贴了这样一条短信：“今天早上6点钟我接到从斯德哥尔摩打来的电话，对我来说这完全是出乎意料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今天是宣布文学奖得主的日子。”虽然是出乎他的意料，但是对于媒体、文学爱好者以及像我这样的库切的崇拜者来说，他得奖，是早晚的事。他是非洲的第三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第一位是1986年的尼日利亚的索因卡，第二位是1991年南非的戈迪默。
库切一生中虽然有很多时间都是在国外生活，却是一个很典型的南非人。他于1940年出生于开普敦的一个南非荷兰人家庭，从小受的是双语教育，后来去的是英文学校，所以，英文可以说是他的母语。他成长的年代是南非种族隔离政策逐渐成型继而猖獗的年代，1960年他如同许多实在无法忍受种族隔离政策的年轻人一样，大学一毕业就开始了在海外自我放逐的生活，离开南非而到伦敦。一开始，他做的工作是电脑软件设计（他大学学的是电脑）。4年后，他去美国得州大学学习文学，然后在纽约州的一所大学里教书，1971年他回到南非，在开普顿大学英文系里任教，其间每年他都有几个月的时间在美国几所大学中做访问学者。2002年，库切移民澳大利亚。
库切的第一本小说《尘土地带》（Dusklands）出版于1974年，此书由两个互相有些关联的中篇构成，第一篇是一个美国心理战争专家在越战中的经历，第二篇是一位18世纪荷兰殖民者的手记，这相隔两个世纪的故事的关联，是两位主人公都毫不留情地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在他们看来比他们要低等的人的身上，给当地人，也给他们自己带来灾难。库切是个很普通的南非荷兰人的姓，他说他自己“只是一万名南非的库切中的一位，除了要说雅克布库切（《尘土地带》中第二个中篇的男主角）开始了这一切以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库切的第二本小说是1977年写作的《内陆深处》（IntheHeartoftheCountry），主角是一位南非荷兰人的老姑娘，写她在种族隔离的南非干旱台地内陆深处的寂寞生活。他的第三部小说，1980年的《等待野蛮人》（WaitingforBarbarians）把库切带上了国际舞台，使他获得了国际声誉。这本书是一篇寓言，主角是一个边境小镇的主管长官，他以自己的宽松的态度管理着他的小镇，小镇常年与边疆之外原野上的野蛮人通好，直到有一天，中央政府派了位钦差大臣，要把野蛮人赶得越远越好，小镇居民与野蛮人的战争开始了，同时，这位长官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一位被擒的野蛮盲女，于是，他自己从长官沦为阶下囚，成了众人唾弃的对象。整本书里充满了反讽、激情、内省和恐怖，是一个没有地域没有疆界没有时间的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年代任何地方。
1983年，他的《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LifeandTimeofMichaelK）出版，此书写的是开普敦的故事。迈克尔·K是一位园丁，在南非种族歧视种族隔离日益激化的情况下，他打算带着母亲出去旅行，离开城市，到杳无人烟的内陆去生活，但是一路上，他备受磨难，被追杀，被监禁，最后，他只有以绝食为武器。此书获得当年英国的布克奖。
1986年，他出版《仇敌》（Foe），是重新讲述的鲁宾逊漂流记的故事，叙述者是一位与鲁宾逊和星期五同时漂流在海岛上的女性。1990年的《铁器时代》（AgeofIron），身患癌症的女主角在被医生告知病情之后回到家里，发现花园里躺着一位喝醉酒的流浪汉，她把这个流浪汉看成是自己的死亡之神，这个一直醉醺醺常常不省人事的流浪汉成了她沉默的知心人和忏悔的“神父”，使她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达到一种心理上的平和，同时，她前往黑人棚户区寻找一位走失的黑男孩，目睹着南非政治变革的前夜、警察的暴力、黑人的抗争、黎明前的黑暗，以及将要出现在天际的曙光，“让我告诉你，当我在南非这块土地上走过时，我的感觉仿佛是走在黑色的面孔上。他们已经死了，但是他们的魂灵还没有离体，他们沉沉地躺在那里，等待我的脚踩过他们，等待我离开，等待复活的机会。”这个复活的机会，就在旦夕之间。
（二）
1990年被监禁了26年的曼德拉获得释放，1994年“非国大”赢得大选，非洲人管理非洲的理想实现。然而，库切在观察、等待，他没有去描写曼德拉任南非总统之时的蜜月期，他的下一本小说是1994年的《圣彼得堡的大师》（TheMasterofPetersburg）和南非无关，写的是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故事，是历史资料和想象力的结合。1999年，他出版《耻》（Disgrace），一反他以往小说中使用象征隐喻暗示的手法，而是硬生生直接触及到新南非的各种不如人意的现实，诸如土地所有权、犯罪率、强奸、种族分离、警察的无能为力、白人的赎罪心理。
故事的主角是开普敦大学的一位教授，浪漫主义诗歌专家，年过五十，离了两次婚，每周和一位妓女约会解决基本问题，后来引诱一位女学生。事情被校方发现后，教授承担了全部责任，但是却无怨无悔，不愿屈服于人格的侮辱，或是乞求校方宽恕，最终辞职，带着耻辱的印迹，来到女儿居住的乡下。然而乡下的新南非也不是太平盛世，三个黑人前来打劫，强奸了女儿，抢走了所有的值钱物品，教授怀疑这是女儿的黑人邻居有意为之，为的是能赶走女儿，得到女儿的土地。教授劝女儿移民荷兰，但是女儿却另有打算，她把抢劫一事报了警，是为了保险公司的需要，对强奸之事却一字不提。她不愿离开南非，她愿意委曲求全苟且偷生为白人曾经有过的对黑人的不人道统治赎罪。但是雪上加霜，女儿发现自己怀孕，黑人邻居愿意收留她为第三任妻子，她的土地都划在了他的名下。教授不明白女儿为什么要自己跳进火坑，女儿残酷地说那个黑人邻居是收债的，而她是还债的。父女俩都同意这是一种耻辱，但是教授不愿意忍受这种耻辱，女儿却不愿逃避这种耻辱，她说：“对，这是一种耻辱，但也许这是我们重新开始生活的起点，也许我要学会接受现实，从头开始，从一无所有开始，真正的一无所有。一无所有，没有汽车，没有武器，没有房产，没有权利，没有尊严。像一条狗一样。”《耻》一出版，就获得了当年的布克奖，使库切成为布克奖历史上第一位两次获奖的作家。然而，在南非国内，反应却极复杂，有人爱它，有人则对之恨之入骨。我读到《耻》时，还在伦敦，对南非所知不多，吸引我的是他的语言的精炼、冷峻以及力度。当时我边读边感叹，世界上居然有人能写出这样简单，然而又这样有穿透力的英文！世界上居然有人能用这样不煽情、不宣泄、不夸张的语调，讲述一个如此让人觉得彻骨冰冷的故事。在南非住了近两年，我才悟到《耻》的真正意义，语言、故事、小说结构还都是次要的，库切的伟大，在于他对历史，对未来的洞察力。只要看看南非的邻居津巴布韦这两年来的噩梦般的所谓“土地改革”，你就能意识到《耻》中的预言。库切曾经这样写过：“我对自由有一种预感，就像被镣铐锁住的囚犯的预感一样，所以，我会描写一系列能够摆脱镣铐把脸转向光明的典型代表们。”正是这本书，让库切在南非成为众矢之的，不仅是南非政府对此书极为愤慨，满腹经纶每次讲话必定要引莎士比亚、弥尔顿的南非总统姆贝基也公开表示不满，就是许多把库切视为战友同志的自由思想知识分子们也对此书横加责骂，他们觉得这本书把黑人统治下的南非描写得太凄凉太惨淡了太黑暗了，他们说，在库切的笔下，“非洲人自己统治下的南非是一个在下坡路上直往下滑的没有刹车的车子”。这些反应让库切寒了心，也让他最后下了离开南非的决心，重新选择了自我流放的道路。
库切的书都是关于历史，是关于人在历史中的地位，更是关于人是否能逃离历史。就像《耻》中的父女俩，他们压根就没有逃脱耻辱的可能。在他的笔下，政治和历史的力量像阴风苦雨一样无孔不入，吹入个人的生活，这隐晦恶劣的气候能够摧毁人的一生。他笔下的南非，是一个没有时间噩梦一般的地方。“在关键时刻，库切的人物都是站在他们自己背后，一动不动，仿佛是没有办法参与他们自己的行动。”瑞典学院这样写道，“但是这种消极状态又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性格造成，这也是一个人对压迫的最后反抗，在不参与的消极状态中进行抵抗。”
（三）
库切可以算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文学大师的典范。他的每一本作品风格都完全不同，有的可以说是后现代派文学的典范，书中的地点场景虚而不实，用典很多，充满寓意，有的则是最冷酷最真实的现实主义的作品。他的语言非常精炼，非常干净，如同他从来不多说一句话一样，他的书中也从来没有一个多余的字。库切在双语教育中长大，所以，他对于南非荷兰人和英国人的描写都非常出色，对于南非文学来说，这是很少见的。他用各种手法，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手法来描写南非生活的各个不同的时期。
库切最新的一本小说，最近刚刚出版，叫做《伊丽莎白·科斯泰洛：八堂课》（ElizabethCostello：EightLessons），缘起是几年前普林斯顿大学请库切去作演讲，题目让他自己任意选择。他出现在演讲厅中时，没有演讲，却讲了个故事，故事是关于一位叫科斯泰洛的女教授，被人请去演讲，题目由她自拟，她讲的是关于素食主义的观点和动物的故事。库切的演讲就是重复了科斯泰洛的演讲。当时，库切进行过两次演讲，后来被结集出版在《动物的生活》中，现在，科斯泰洛的演讲总共发展到了八篇，这就是库切最近的新书。可以说是八个有些关联的短篇的集子，也可以说是关于现代生活写作生涯的各方面的论文。虚虚实实，科斯泰洛也是库切自己的写照。有趣的是，其中女主角获得了一个文学奖，她说：“我应该告诉他们不要麻烦举行什么发奖仪式，直接把支票寄给我就行了。”库切的两次布克奖都没有出席发奖仪式，所以现在赌行最看好的赌项，也许就是库切是否会出席12月10日将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仪式。1964年，法国作家萨特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成了文学史上的奇谈。现在，大家都认为库切不会如萨特那样拒绝这个奖，但是他是否会亲临现场从瑞典国王手上接受证书和支票，许多人可能都会把赌注押在“否”字上。
库切是一位性情孤僻、不苟言笑的人，他是素食主义者，酷爱骑自行车，滴酒不沾，他向来都不接受记者采访。开普敦社交界的女主人们都说：若是请他出席晚宴，他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可以把整个房间的生气都给吞下去。他1963年结婚，1980年代离婚，有一女一子，现在女儿吉塞尔仍然住在开普敦，儿子23岁时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丧生，这对库切打击很大，也许是他心中最深的痛楚吧。
库切获奖，南非传媒好评如云，对于库切已经离开南非移居澳大利亚似乎丝毫不在乎。金山大学的英文系主任大卫·阿特威尔（DavidAttwell）是研究库切的专家，他称之为“南非文学的重要一天”，非国大的发言人说：库切和戈蒂默一样，将给南非年轻的一代作家们提供希望和灵感，“希望能让出版社和读者们意识到非洲大陆的文学潜力。”民主联盟的发言人称库切是南非人的骄傲，得到这个奖，不仅是南非的荣誉，更是南非文学的荣誉。喜剧演员Pieter－DirkUys欢呼这个好消息的同时，又说希望库切能够搬回南非居住。曾经与他共事30年的开普敦大学的英文系教授史蒂芬·沃特森（StephenWatson）评论说：“无论他的小说写的是南非，还是无名之地，他都是卡夫卡最好的接班人。”其实我要说，读库切，最让我想到的是中国的鲁迅，一样勇敢地直面人生，一样地不向任何人妥协。
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M.库切作品选《伊丽莎白·科斯泰洛》片断：不情愿的贵宾■小说《伊丽莎白·科斯泰洛》（《ElizabethCostello》Secker＆Warburg出版社2003年9月版）是J.M.库切刚出版的长篇小说。小说主人公伊丽莎白·科斯泰洛是一位世界著名的澳大利亚小说家，由于她的知名度，她的生活变成了到世界各地出席研讨会、颁奖典礼等活动的大拼盘，原本她刻意追求的低调、隐秘生活和自我个性被迫展现给好奇的公众，她的写作观，也在一次次演讲中被阐释出来。库切与小说主人公有有着相似的经历、风格和个性。现在澳大利亚居住的库切一直逃避媒体的采访与追逐，因为不愿意抛头露面，两次获得英国布克奖，他都没有出席颁奖典礼。这里节译的小说片断，主要讲述伊丽莎白·科斯泰洛勉强接受邀请到美国领奖的故事，多少折射出作者本人的心态。
□J.M.库切著 伊丽莎白·科斯泰洛是作家，生于1928年，所以，她今年66岁，奔67了。她写过9部长篇小说、两本诗集、一本谈鸟类生活的书和一部新闻作品。她是澳大利亚人，生于墨尔本，现在仍住在那儿，虽说1951－1963年间她在英格兰和法国生活。她结了两次婚，有两个孩子，一次生一个。
为伊丽莎白·科斯泰洛赢得声誉的是她1969年发表的第四部长篇《埃克尔斯街上的房子》。小说主人公莫莉·布鲁姆，是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主人公利奥波德·布鲁姆的妻子。过去十年来，在科斯泰洛周围渐渐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评论圈，在新墨西哥州爱伯克奇城还有一个伊丽莎白·科斯泰洛学会，每季度出一期简报。
1995年春天，伊丽莎白·科斯泰洛赶到宾夕法尼亚州威廉斯镇的阿尔托纳学院，去领取斯托奖（StoweAward）。两年一届的斯托奖是美国最大的文学奖之一，由评论家、作家组成的评审团选出一位世界一流作家，奖品包括斯托房地产公司提供的5万美元奖金和一枚金质奖章。
宾州之行，伊丽莎白·科斯泰洛（科斯泰洛是她的娘家姓）要儿子约翰随行。约翰原本在马萨诸塞州一个学院教物理和天文学，但因为个人原因请假一年。伊丽莎白身体有些虚弱了：没有儿子的帮助，她恐怕吃不消这次穿越半个地球的累人旅行。
旅途略过不表。母子俩到了威廉斯镇，被迎进下榻的宾馆。在这样一个小城，这宾馆大得让人吃惊。这是一幢六角形高楼，外部全部用黑色大理石贴面，里面则是水晶和玻璃。在她的房间，一场对话开始了：“你会住得惯吗？”儿子问。“肯定可以。”她答道。这间房间在12楼，面向着一个高尔夫球场，更远处则是森林茂密的群山。
“那你先休息一下吧。他们六点半来接我们。我会提前几分钟打电话叫你。”他正要离开，她说：“约翰，他们到底要我干什么？”“今晚？没什么。只是和评委们吃顿饭。我们不会让饭局拖很长时间的。我会提醒他们你累了。”“那明天呢？”“明天就是另一码事儿了。恐怕你得好好为明天做准备。”“我都忘了干嘛答应他们来。看来这真是个考验人的苦差，没什么名堂。我当初要是叫他们别搞什么仪式，直接把支票寄给我就好了。”长途飞行令她显出了老态。她从不在意自己的外表，能凑合过去就行；可现在，全显出来了：苍老而疲惫。
“那恐怕没用，妈妈。既然接受这笔奖金，你就必须参加仪式。”她摇着头。身上还穿着从机场出来时穿上的蓝色旧雨衣，头发看起来油油的但没生气，行李也还没打开。要是他现在离开她，她会做什么？穿着雨衣、鞋子不脱就躺下？
出于爱，他跟着她来到这里。他无法想象没有他在身边她能否熬过这次考验。他这么做，因为他是她儿子，她亲爱的儿子。他快成她的训练师了———这可不是一个让人高兴的词儿。他把她当作一只海豹，一只衰老疲惫的马戏海豹。她得再一次爬上浴缸，再一次展示她还能用鼻子顶球。而他呢，得耐心哄她，让她打起精神做完表演。
“这是他们惟一能做的，”他尽量语气温和地说，“他们仰慕你，想向你表达敬意。这是他们能想到能实现的最好的方式了。给你钱，宣传你的名字。通过这件事做那件事。”她站在19世纪法式写字台前，胡乱翻着介绍购物、用餐、打电话的小册子，飞快地看了他一眼，那嘲讽的眼神足以让他吃惊，也让他意识到她是谁。“是最好的方式？”她喃喃道。
六点半时他来敲门。她正等着，从头到脚都准备好了，虽然还满是困惑。她穿上了蓝色的套装和丝绸上装———这是她作为女作家的“制服”———和白色的鞋子，鞋子并没什么不好，就是令她看起来像戴茜鸭（译注：DaisyDuck，唐老鸭的女朋友）。她洗了头，头发向后梳着，虽然看起来还是油光光的，但油得体面，像工人或者机械师的。
她的脸上已带着顺从的神色，要是换个年轻姑娘，你会称之为内向。这是一张没有性格的脸，要是碰上摄影师，他会要求增加些表情变化。就像竭力鼓吹要不带表情善于变化的济慈，他想。
自打他能记事起，母亲总是一早将自己沉浸在写作中，不许任何事情打扰。他那时常常觉得自己是个不幸的孩子，孤独而没人疼爱。当他和妹妹为自己特别难过的时候，他们常常赖在被锁上的门外轻声抽泣。抽泣声总是越来越轻，或者变成唱歌声。忘记了被遗弃的感觉，他们会好受些。
现在的场景变了。他长大了，不再被关在门外，而是在门内，看着她坐着，背对着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面对着空白的纸，头发渐渐由黑变白。多么顽固啊！他想。毫无疑问，她应得这个奖，还有更多奖，就为她在使命感之外的勇气。
这种变化始于他23岁时。那之前他对她写的书一个字也没读过，算是对她把他关在门外的报复。她拒绝过他，他因此也要拒绝她。又或者，他不读她是为了保护自己。那大概是更深的动机：为了避免闪电的打击。接着有一天，他一声不吭从图书馆里拿了她的一本书，之后就读了所有书。在火车上，在午餐桌上，他公开地读。“你在读什么？”“读我母亲写的一本书。”他进入了她书的世界，或者说某些书的世界，也认出了书中的一些人，当然，更多人他肯定认不出。性，激情，嫉妒，羡慕，她对这些题材写作的深入令他震撼。她写得很粗俗。
她震撼了他，也可能同样震撼了其他读者。这大概是她存在的更大背景。对这样让人心灵震动的写作生涯，这是多么奇怪的回报啊：把她接到宾夕法尼亚的这个小镇，还给她奖金！因为她并不是让人读起来感到舒服的作家，甚至是残酷的，以一种男人很少、而女人才敢的残酷。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她不是海豹：因为不够温和。但也不是鲨鱼。是猫，一只在撕开猎物肚子挖出内脏在停顿时用黄色的眼珠冷冷瞪你一眼的大猫。
楼下有个年轻女子等着他们。也是她从机场把他们接到这里的。她叫特丽莎，是阿尔托纳学院的讲师，但在斯托奖组委会中帮忙做些杂务。他坐在前排特丽莎旁的车座，他母亲坐在后排。特丽莎很兴奋，不停地说话，向他介绍正在途经的地区，介绍阿尔托纳学院和学院的历史，介绍他们将要去的饭店。喋喋不休中她还飞快地插了两句其他的话：“去年秋天A.S.拜厄特来过这里。”她说，“您对A.S.拜厄特怎么看，科斯泰洛女士？”后来又问：“您对多丽丝·莱辛怎么看，科斯泰洛女士？”她正在写一本关于女作家与政治的书，为此她在伦敦呆了几个夏天，做她称之为研究的事情；就算她在汽车里藏了一台录音机，他都不会觉得奇怪。
他们到了饭店，正下着雨。特丽莎在门口让他们下车，然后去停车。他们这才在过道上有了一点单独相处的时间。“我们现在还能溜。”他说，“现在溜还来得及，可以叫出租车，到宾馆拿行李，在八点半之前赶到机场坐第一班航班。等到骑警赶来，我们已经消失了。”他笑了，她也笑了。几乎不必说，他们要从头到尾跟着颁奖程序过一遍，但至少，拿逃跑的主意开开玩笑也是一种乐趣。玩笑，秘密，同谋；这里看一眼，那里说一句：这是他们在一起，和分开的方式。他是她的侍卫，她是他的骑士。他会竭尽所能保护她。帮她穿上铠甲，骑上战马，拿起圆盾，操起长矛，然后他退下。
斯托奖就这样颁了。之后，他母亲一个人站在演讲台上，作授奖演说，题目叫做《现实主义是什么？》。展示她才能的时间到了。
伊丽莎白·科斯泰洛戴上眼镜。“女士们，先生们，”她开始朗读演讲稿。“1955年我住在伦敦的时候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当时的伦敦是澳大利亚人心目中的文化大都会。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装着样书的邮包寄到时的样子。手里拿着白纸黑字装订好的书，说真的，我激动得发抖了。不过还有件事让我不踏实。我操起电话问我的出版商：‘预留样本都寄出去了吗？’那天我一刻不停地催他们，直到他们向我保证，当天下午就把样本寄给苏格兰、牛津大学图书馆等地，还有最重要的大英博物馆。我野心勃勃地希望，能在大英博物馆的书架上占一席之地，和C字母开头的伟大作家肩并肩：克莱尔、乔叟、柯勒律治、康拉德。（有趣的跟我名字挨得最近的是玛丽·克蕾丽MarieCorelli）你一定会为我这样的坦率微笑吧。但在我这样迫切的追问背后有种严肃的东西，相应地，在这种严肃背后又有不那么容易承认的悲哀。我来解释一下。忽略你写的那些将要消失的书———那些因为没有人买而将变成纸浆的书，那些人们只读了一两页就打哈欠、就此永远放在一边的书，那些被留在海边的宾馆里或者火车上的书———忽略所有这些书，我们必须要能感觉到至少有一本书不仅会被人们阅读，还会被好好保存，有一个家，在书架上有一个位置永生。我这么关心预留样本的背后，就是我希望，就算我本人第二天被公共汽车撞倒，我这‘第一个孩子’还能有一个可以打盹的家，要是命运安排，还能呆上一百年，没有人会拿着棍子来撩拨，看看它是否还活着。这是我打电话给出版商的一方面：如果我的身体要死了，那至少让我通过我的作品活下去。”伊丽莎白·科斯泰洛继续谈着对名誉的想法。
“……当我站在你们面前，我有许多理由让我无法确定自己。虽然有这个我深深感谢的卓越的文学奖，有它所开创的希望，和在我之前获奖的卓越作家们。我对时间无能为力。如果我们现实的话，我们都知道，你所给予荣誉、并且因此让我们相联系的书，终有一天会不再有人阅读，也不再有人记得。这是完全正常的。我们所要施加给子孙的影响必定有一定限度。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世界，我们在其中的位置将越来越小。谢谢。”他们在威廉斯镇的任务完成了。电视台的摄制组也在打包。再过半小时，出租车将送他们去机场。不管怎样，她获奖了，还是在外国的土地上。这是一次遥远的获奖。她可以带着真实的自我平安回家了，留下那个和一切形象一样虚假的形象。……
出租车驶过条条大街，带上了让人遗忘的气息。“好了，”母亲说：“一次干净的逃亡。”“我也这么想。你把支票放好了吗？”“支票，奖章，一切都好了。”在飞机上，她几乎没碰食物，而点了两杯白兰地，连着喝完就睡着了。几个小时以后，飞机开始在洛杉矶下降时她还在昏睡。乘务员拍了拍她肩膀。“太太，您的安全带。”她还是不动。他和乘务员交换了一下目光，然后侧身帮她扣好安全带。
她深陷在坐位中，脑袋歪在一边，嘴巴张着，还打着微鼾。飞机转弯时阳光透过窗子闪进来。可以看见南加州灿烂的日出。他能看到她的鼻孔，看到嘴巴一直到咽喉。看不见的地方他可以想象：难看的粉红色食道，吞咽的时候收缩，像巨蟒一样把东西收进梨形的胃囊。他向后退了退，束紧安全带，坐直身，面孔向前。不，他告诉自己，我不是从那儿诞生的，不是那儿。
库切作品目录：
●《尘土地带》（1974）
●《内陆深处》（1977）
●《等待野蛮人》（1980）
●《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1983）纳丁·戈蒂默称这本书的出版是“一桩了不起的成就”。小说描绘了内战爆发后一片荒凉的战争场景下的大南非，一方面谴责了种族主义，一方面对人类的生存环境作出了质疑，力图表现人在混乱环境中内在的精神生活以及人和他所生活的外部世界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充满了卡夫卡式的寓意。
●《仇敌》（1986）
●《白人写作》（1988）非常能表现库切文学批评素养的散文集。库切用批评家的眼光讨论了南非白人作家对非洲风光的描绘、外来的旅行者和移居者对非洲的记录、农场小说以及南非文学和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铁器时代》（1990）
●《双重视角：散文和访谈集》（1992）
●《圣彼得堡的大师》（1994）一本以陀斯妥耶夫斯基为主人公的小说。采用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生平中的大量史料。当年《纽约时报书评》的题目为“《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开普敦：J.M.库切的小说〈圣彼得堡主人〉》”。库切选择这样一个文学人物来作为小说的素材是耐人寻味的。
●《论书籍审查制度》（1996）主题是种族隔离制度下的书籍审查制度，他从一个作家兼学者的角度讨论了“当代的政治沉默”问题。
●《童年时代：外省生活场景之一》（1997）库切的童年自传。以旁观者的角度审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小说的主人公是如何带着罪恶感和恐惧感在一个乡下的小镇里成长的，他第一次接触文学时的激动，最初的性觉醒，对父母的逆反，以及对种族隔离制度的逐渐认识。
●《耻》（1999）1999年获奖作品。小说写一个52岁的大学教授一段不太光彩的人生经历，大学教授戴维·卢里先是与应召女郎苟且，接着勾引了自己的女学生，名誉扫地，被逐出学界后，到了女儿的乡下农场。在目睹了黑人的暴力行为后，对自己的生活作了一番反省。该书中译本已于2002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动物的生活》（1999）
●《陌生的海岸：1986-1999散文选》（2000）一本文学论文集。开篇库切即问了一个很经典的问题：“什么是经典？”在30多年的创作和教学生涯中，库切对经典的理解有独到之处。书中库切讨论了笛福、理查逊、伊文斯、里尔克、卡夫卡、穆齐尔、陀斯妥耶夫斯基、布罗茨基、博尔赫斯、A.S.拜厄特、拉什迪、奥兹、马哈福兹等一系列作家，这些文学随笔先后创作于1986到1999之间，散见于欧美的各大报刊。辑成集子于2002年出版，是了解库切文学思想的重要材料。
●《青春：外省生活场景之二》（2002）一本用小说的方式追溯自己青年时代经历的书，颇有自传性质，发表于库切62岁的那年。小说回顾了一个1950年代的青年人在伦敦寻找自己的文学梦想，又在无比的失意中重返南非的一段经历。书的副标题为“外省生活场景之二”，和《童年时代：外省生活场景之一》构成一个完整的成长故事。
●《伊丽莎白·科斯泰洛》（2003）库切获奖前两个月新出版的一部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