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先生遽然逝世，令人悲痛难已。许先生不仅是中国宪法学的一代宗师，更是我学术、人生道路的引路人。回首往事，先生的恩泽教诲历历在目。

“性格相异却是管鲍之交”。许先生和我的硕士、博士导师何华辉先生1951年同时被选派到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法研究生班，同窗几载，从此奠定了他们两人终生不渝的友谊。我年轻时不断听到关于他们两人友谊的佳话却未便思索何能如此，现在细细想来着实有些惊奇。何先生年长许先生四岁；何为湖南人，许为上海人；何本科就读北大法律系，许本科就读复旦大学法律系；何象棋棋艺超人，酷爱观看体育项目，许擅长诗词书法篆刻；何终身烟不离手，许生活得雅致情趣；何让人觉得严厉而充满敬畏，许则显得平和而易亲近……两位先生有如此之多差异，却不妨碍他们成为人生道路上的至交。这样的例子可信手拈来：

“患难之交显真情”。何先生从1957年被打成“极右”，中间历经22年，直至1979年才得以平反。用许先生的话来说是“华辉兄蒙受冤屈，茕茕孑立，浪掷了精力正旺、弥足珍贵的二十多载春秋。”“长期的磨难造成他体弱多病，双耳失聪，陷于另一种性质的困境之中。”其间，他的母亲在湖南老家被活活饿死，妻子不堪打击被迫与他离婚。何先生因此陷于深度的绝望之中，在湖北沙洋劳改农场曾几度自杀未成。当时，周围人见了何先生避之唯恐不及，许先生不顾政治风险，也不顾交通的不便，千里迢迢赶赴沙洋看望同窗好友，给予何先生困境中最宝贵的关怀和温暖。

“惺惺相惜倾力合作”。1982年，被借调到宪法修改委员会工作的许崇德先生受命组织专家座谈委员会，许先生不假思索地首先写上了老友何华辉的名字。彼时何先生虽已被平反后重返讲台，但生活仍然十分窘迫。当接到通知时，生活不善自理的他，竟然穿了一双带着破洞的袜子走进了人民大会堂，而一幕碰巧被主持宪法修改的领导人彭真看见。以后每当提及此事时，何先生自己也不禁觉得有趣。许何两人在学术上相互砥砺共同合作。上世纪80年代，当中国宪法学整体荒凉落寞的时候，他们两人合撰的《宪法与民主制度》、《分权学说》却犹如黎明破晓前的一丝曙光，或者是跃出海平面的一轮朝阳。对于开创新时期宪法学研究立下很好的典范。书中关于民主、分权制衡的一些观点虽经过近三十年的岁月沧桑，但依然透露出洞见的光芒。他们两人不分彼此，不计得失，真诚以待，志同道合。除开上述两本著作外，他们一起还合写过多篇文章，合编过几部教材。许先生曾经对光明日报记者汪逸吟回忆两人合作的方式：“我起草，他修改的，我的名字在前面，他起草，我修改的，他的名字在前面”。

“临终托付、视同己出”。恼恨上苍，天妒英才。何先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起就辗转病榻手无握管之力，无法继续从事写作。但他以老弱之躯，勉力调教自己的弟子，希望在弟子身上来延续自己对学术的执着与忠诚。这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特有的气质类型、精神禀赋，坚毅沉着，对弟子关爱有加，虽久经磨难，却大度豁达。1995年年初，何先生自感即将走完生命的最后历程，让他最为挂怀的就是包括我、朱福惠、周伟等几个博士生能否顺利完成学业。于是他郑重托付许先生和武汉大学的马克昌先生指教、关照我们几个学生……1997年6月，我、朱福慧等三个同学博士答辩时，许先生已是年近古稀之年。为了完成老友的嘱托，依然从北京南下武汉，亲自主持我们几人的博士答辩。我至今依然记得，那天博士答辩委员会老师一共给我提了十个问题，我由于有点紧张只回答了其中九个。许先生作为答辩委员会主席最后在总结陈词时还开了我的玩笑：“有人请客说要上十道菜，可是只上了九道菜也蒙混过关。”古人云：经师易得，人师难求。许先生不仅是我授业的恩师，更是我人生的导师。自从有缘拜识许先生之后，曾经很多次亲灸先生的师德师范，传道解惑，让我受益良多。

“赠诗作序总关情”。许先生博学多才，不仅精通宪法学，而且在政治学方面也卓然有成。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许先生就被武汉大学聘为政治学兼职教授，因此许先生常有来武大讲学的机会，很多次他不住招待所，就住在何先生家里。九十年代何先生客厅墙上最显眼处一直挂着一幅“七绝”诗词条幅，那就是许先生亲自创作、书写并请专人装裱后送给何先生的。其内容为“亿红楼同窗，忽忽已四十年于兹，特作诗以纪念。京汉名都学士稠，文章荦荦弄潮流。绿杨暗锁红楼月，几度阴晴已白头”。青年风流、岁月蹉跎、政治对命运的裹挟人生的无奈等跃然纸上。2006年，作为何先生去世十周年的纪念，我们几个学生组织汇编了《何华辉文集》。当我们请许先生为之作序时，许先生则是在序言中如此深情写道：“噙着既悲又喜的泪水捧读了华辉兄的这部书稿。悲的是我的挚友，一位满身正气、才华横溢的学人早在十年之前就走完了他坎坷而辉煌的人生路程，无怨无悔地离我而去了。喜的是他毕生勤奋而积累起丰硕的学术成果尚留人间，并由他生前培养的一批有作为的精英学子搜集、编撰成了这部传世遗著。”

许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