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达尔，当代西方最重要的政治和民主理论家，在中国，达尔的理论回响之强烈、广泛和持续，恐怕是西方其他任何政治理论家难以望其项背的。当代中国处于走向现代民主的关键时期，他的切合经验世界需要的民主论述，在政治实践上，或许可以启发我们为民主探寻前路。达尔，值得我们怀念。
罗伯特·达尔（Robert Alan Dahl），1915年12月17日出生于美国爱荷华州，2014年2月5日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家中平静去世，享年98岁。他是战后最杰出的民主理论家、政治学家，耶鲁大学政治学荣誉退休教授，美国政治学会前主席，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
1936 年在华盛顿大学获文学士学位，1940年获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二战期间服完兵役后于1946年起在耶鲁大学执教。先后担任过尤金·迈耶讲座教授、斯特林讲座教授、福特研究教授、美国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研究员。1966 —1967年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1986年成为耶鲁大学荣誉退休教授。
1963 年和1990年两次获伍德罗·威尔逊奖。
达尔的政治学写作时间跨度超过60年，大量著作涉及民主理论、外交政策、美国代议会制、福利政策、美国宪政等领域。1985年，外交事务杂志把他称为“美国政治学泰斗”。在耶鲁大学校报的纪念文章中，达尔被称为“现代政治学之父”。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塞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说，达尔著作的深度和广度将永远为世所记，“他创建了耶鲁大学当代政治学研究，也建立了当代政治学研究的范式。”耶鲁大学政治学家伊恩·夏皮罗（Ian Shapiro）教授说，“政治学领域如果有诺贝尔奖，第一届就该颁给他。”
民主治国需量体裁衣
在纷繁复杂的20世纪，民主被认为是政治主调。但作为政治实践的民主，在理论上却未得到准确的理解。达尔将被载入史册的贡献，就是他持续不断地完善其民主理论，从而加深了人们对民主的理论认识，改善了人们对民主的实践期待。
多元民主理论：一种突破？
在20世纪的民主理论史上，达尔以其对于多元民主理论的深入阐释，成为备受赞誉的“行内公认的最杰出的民主政治研究者”。从达尔对民主政治理论的阐释历程看，他的多元民主理论从萌生到成熟，几乎与他整个一生的民主研究生涯相伴随。在早期的成名作《谁统治——一个美国城市的民主与权力》一书中，达尔就申述了贯穿此后民主研究的基本主张。他认为，仅仅从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来看，已经发生了民主的重大转型。这一转型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其一，城市权力已经从一个影响力高度集中的系统转变为一个影响力资源高度分散的系统。其二，新的资源分配格局是城市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特定基础层面的产物。其三，新的资源分散格局并不代表资源的平等分配，反而表明了割裂状态。从总体上看，纽黑文的转型表明，城市已经从政治资源的累积性不平等的系统，向政治资源的非累积性或分散性不平等演变。这是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政治格局变化。因为如果人们对这样的政治格局有一个深入认识的话，肯定会产生一种倾向于平等的民主理念。
达尔进一步指出，新出现的分散性不平等具有明显的特征。那就是，不同的公民可以使用多种不同的资源影响政府官员；除极少数例外，这些资源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因使用某种资源获益的人经常缺乏许多其他资源；在所有的甚至是最为关键的决策中，没有一种影响力资源能够主导其他资源；除了某些例外，一种影响力资源在某些议题领域或某些特殊的决策中是有效的，但并非所有的情况；事实上没有人，而且可以确定的是没有任何一个由少数几个人构成的群体，完全缺乏某些影响力资源。达尔在此向人们揭示，政治影响力具有可能性与现实性、真实性与潜在性、共同性与差异性等复杂的结构面，因此远远不能以简单的政治现象断定政治状况。在一个形成并维持民主信条的社会，少数精英没有能力控制所有的政治资源，多数底层人士也不会丧失政治影响力，人们总是可以发现发挥政治影响力的途径。因此，多元主义民主才是当代的民主主流。“如果我们相信一切人生而平等，他们被赋予了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等不可剥夺的权利，正是为了确保这些权利，才在人们中间建立了政府，而政府权力的正当性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那么，我们就有义务支持政治平等这个目标。政治平等需要民主的政治制度。” 这是一种誓将政治信念与政治制度、政治生活关联起来思考的强烈态度。这是达尔思考民主问题的出发点与归宿：由此出发，他强调必须以这样的信念指出现行政治制度与生活模式中的缺失；以此为归宿，他认定必须改变那些有违这些信念的不平等政治现实。
达尔的上述论述，确实不同于规范的民主政治哲学的论述，也不同于精英民主理论设定的民主发展模式。这是一种民主理论上的突破。
有利于保障平等的民主才是可欲的
如果说多元民主理论的精致论证是达尔在政治理论上的专业突破，那么他对现代民主言简意赅的述说，便成为他在一个民主时代向公众宣示何谓民主的普及技巧。
达尔指出，民主从古希腊肇始。但古代民主的涓涓细流汇成20世纪民主的浩瀚大海，经历了漫长而渐进的变迁。民主政制绝对不是一次性发明的产物。直到今天，民主也还是在进行中，而没有停止脚步。因为不管是民主的理念、还是民主的实践，都还存在大量可以改进的地方：哪怕是民主开局颇顺的国家，也还有严重的不平等问题需要解决；立法与行政机构的运作也还有待改进；人民的代表还不能真正代表整个人民；民主理念与信念还需要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同。所以不能对民主心怀一种一往无前、无往不胜的轻率信心。民主需要人们在控制黑暗的努力中艰难推进。这是对民主处境的真实刻画，言简意赅地道出民主政治发展的不易。
推进民主，自然需要有一个判断某种政体是不是民主的基本标准。这样的标准首先是理想性的。循此思路凸显的民主标准，构成人们判断“什么是民主”的基本指标——有效的参与、选票的平等、充分知情权、对议程的最终控制、成年人的公民权。这是基于政治平等的民主政体高度相关的指标体系，违背任何一个条件，意味着政治上的不平等，也就是不民主。而民主之所以是可欲的，是由于它能避免暴政、保障权利、捍卫自由、维护利益、自主决策、促成责任、保证发展、促进平等、创造繁荣。“拥有所有这些优点，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民主政府是一个比其他政府形式好得多的赌注。”
为什么有利于保障平等的民主才是可欲的呢？这涉及到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那就是人类为什么需要政治平等？达尔花费了不少笔墨告诉人们，平等并不是不证自明的，作为人类必须的政治信念，它需要在道德上确立其内在的善性，只有这一原则才是国家统治基石的一个合理原则。一方面，这一原则符合世界大部分人最根本的伦理信仰和原则；另一方面，任何试图替代平等的普遍原则都是不合常理和不可信服的。如果进一步考虑到国家治理必须的审慎，以及对所有人平等对待的程序更加容易被人们接受，这种优点就更加显而易见起来。与此同时，从公民能力的角度看，由于管理国家并不仅仅是委托专家、国家实施、展现知识、委诸设计，它需要公民具有足够的能力去参与民主管理国家的过程。就此而言，公民应当包括所有服从国家法律的人，这种包容性的公民权对国家统治是极端重要的。
达尔提醒人们，任何现实中的民主国家很难符合规范意义的民主指标。不过只要具备了行之有效的政治安排、惯例与制度，它就处在接近民主标准的状态。尤其是从规模的意义上讲，在国家层次上讲的大型民主有一些最低的要求：官员经由选举、选举自由公平且定期、表达自由、有多种信息来源、社团自治以及包容性的公民权。他强调，“民主单位越小，公民参与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必须移交给代表的管理决定就越少。民主单位越大，解决公民重要问题的能力就越强，而公民就越有必要将管理决定权移交给代表。” 这是一种必须面对的公民参与和制度有效性的两难。就民主治国的具体状态而言，有时候小的是好的，有时候大的是好的，量体裁衣的重要性就此体现出来。
一般而言，民主国家需要一部行之有效的宪法。宪法会从稳定、基本权利、中立、责任、公平代表、知情权、有效统治、明智决定、透明易懂、弹性与合法性等方面影响国家的民主状况。因此，“一个好的宪法设计就会有利于民主制度的生存，反之，一个坏的宪法设计可能会导致民主制度的崩溃。”民主国家不仅需要有一部好的宪法，同时还需要适当设计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这样才能真正将民主政体巩固起来。
民主政体在20世纪的处境并不令人鼓舞。但必须承认的是，各种旨在替代民主的竞争性方案都归于失败。这就需要人们充分考虑民主生存的关键条件。达尔指出，这些条件包括：选举出的官员控制军队和警察、民主信仰与政治文化、没有强大的敌视民主的外部势力。在一个国家中，现代的市场经济和社会、弱小的亚文化多元主义是有利于民主的；相反的情况，对于民主自然就是不利的。
与20世纪民主的失败相写照的是，民主在世界范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与殖民体系的解体、军事独裁诱惑的降低、反民主的信仰与意识形态丧失吸引力、市场资本主义的传播与效能具有密切关系。达尔尤其强调，市场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才能长期维持多元民主。因为市场结构注定了人们高度关注个人利益，勿需为大众福利和公共产品操心，能够获取大量自己所关心的信息，可以不用付诸中央指挥做出自己的决定。但市场资本主义的非自主性所需要的政府管制、对人的伤害可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平等，这不利于民主的持续发展。就此而言，在面对经济秩序、国际化、文化多样性、公民教育等项挑战的情况下，现实民主必须不断地转型为高级的民主，并借此为全世界信仰民主的人提供一盏指路明灯。
达尔对现代世界的民主述说，显然是切合经验世界需要而展开的。这里没有太多的思辨，也没有太多的意识形态渲染，更没有以华丽辞藻矫饰民主，其启人心智的效用毋庸置疑。
为筹划现代政治生活提供酵素
达尔在中国，一向处于令人瞩目的位置。从一个思想家发挥其影响力的形式上看，达尔具备所有的形式条件：他的主要著作几乎都被翻译成中文出版，而且热卖、热读。人们对他怀抱的崇敬之情，在跟踪他的思想演进与著作出版的过程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他的思想已经成为汉语学术界讨论政治问题的重要资源，以至于到了不知达尔便不好谈政治的地步。而在中国人设想国家发展的政治体制改革之时，达尔的民主论证成为人们接受和拒斥民主的重要依据。
达尔对中国的影响十分巨大，但兼具正负两面的功能。从正面影响上讲，达尔矫正了中国人从民主信念上理解民主的习惯，展示了民主政治理论丰富且深刻的蕴含，他为中国人开掘现代民主理论的富矿提供了指南与工具。
累积性地推动民主进程
达尔的多元民主论，无疑是从经验中抽取出来的理论。因为面对政治的经验世界，是不是选择民主政体，一旦不是一个价值偏好决定的问题，那就是一个是否面对事实的决断。只要面对现代政治发展的真实历史，在民主政体与非民主政体之间进行比较的结果是有利于民主的，那么人们拒绝民主的现实理由显然就变得不理智了。这不是一种说教性的民主理论，让人没有理由心生反感。因为一旦将是否实行民主委诸人们的价值信念，“诸神之争”的现代处境，必定会将民主置于一个争吵不休的境地，结果导致民主政体的推进就会缺少起码的共识。这对近代以来中国人几乎都是从信念的角度理解民主或拒斥民主，有一种纠偏、补缺的积极作用。
达尔对民主的演进性论述，对民主缺失的坦然承认，对民主的政治平等根基的伸张，展示了现代民主的丰富内涵与复杂状态。在关于民主的三次转型论述中，达尔刻画了民主的演化历程，促使人们历史地理解民主政体与民主理论的动态性、适应性与重构性。达尔承认，民主并不是完美无瑕的政治理论建构与政治实践方案。兑现“人民统治”的民主承诺，需要人们直面多数决定的缺陷，但同时拒绝少数精英的护卫者统治进路。这就为民主政体的不断改良开了大门。达尔以一种“更为民主”的预设，作为论述民主自我优化的前提条件，这样的不断演进，不仅使民主显得更为优质，而且使其成功杜绝反民主的替代尝试。人类有必要让民主处于一个不断改进的演进状态，不是以拒斥而是以欢迎的方式，将一个政治体的所有成员尽量纳入民主的实践机制。这样的状态也就使更符合人类的政治愿景变得灿烂起来。“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可以和平共处、在本质平等的基础上互相尊重，并且可以共同探求最美好的可能生活。” 这不仅是一种信念表达，更是一种实践状态。对于中国人尚未完全展开的民主实践，这既具理论上的健全启迪，更具实践上的指引作用。至于达尔所揭示的民主构成要件，更是直接引导人们去聚集相关资源，累积性地推动民主进程。
激活了中国人的民主想象
与此同时，达尔激活了中国人的民主想象，从而为中国人筹划自己的现代政治生活提供了酵素。这既与达尔论述的民主发展乃是人类政治发展大趋势的结论相关，也与他论道在人类历史绵延的漫长过程中尚未出现成功替代民主政体的事实紧密相连。更为关键的是，一切试图替代民主的霸权体制所导致的悲壮结局，更加清晰明白地向人们表明，除开民主以及对民主政体的改良、优化，似乎还找不到更能够促进政治平等的政体形式。政治平等是民主以及同情性地批评民主的人士共享的价值，两者都着意推动一种可欲与可行的民主政体。但似乎只有多元民主才能真正兑现政治平等的价值承诺。政治平等与政治不平等是赞同与反对民主政体的人士发生剧烈分歧的地方。但由于精英统治在经验事实上的不可能，因此，存在一种让他们回到民主轨道的动力。只要民主本身表现的国家治理绩效，是愈来愈呈现“人民统治”真实面目的，这样的动力就会越来越强大。事实上，必须在民主与暴政的长时间比较中，才显示出民主的优越性。因此，怀着民主信念的政治行动者，需要具备为民主这种旨在实现平等的政治生活方式进行艰苦奋斗的能力。不过民主成功实现所体现出来的实质构成与形式指标，足以保证人们对民主的清晰认知和实践智慧。这对作为民主实践后来者的中国，无疑是一种福音。
可能导致的两种潜在危险
需要高度警惕的是，达尔在中国还可能发生另外一种影响。须知，中国有一个应接达尔多元民主理论的既定政治底盘：长期的高调、直接民主氛围，为达尔理论的进入腾出了开阔的空间，准备了丰厚土壤。只不过，这中间由于缺少了达尔对多元民主理论进行论述的对应性理论，也就是精英民主理论，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消毒”机制，在中国的达尔论述就增加了与造成中国大动荡的高调民主无缝对接的危险。于是，达尔的多元民主论述，形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东西方组合结构：在西方，它与精英民主此消彼长、巧妙平衡。一方面，在消解精英民主的重视自由、无视人民民主之“毒”的前提条件下，杜绝了精英民主对大众政治参与的排拒危险；另一方面，在精英民主的实际运行效应面前，大众参与的民主主张又不会通向人民直接民主，从而杜绝了大民主、高调民主、直接民主引发的社会动荡。在中国，则可能导致、尽管可能只是潜在地导致两种危险：一是以主流的西方民主理论主张以参与为基调的社会民主为据，断言中国此前流行的文革式大民主就没有什么不对，结果是达尔竟然有可能与文革式民主的死灰复燃联系在一起。二是以达尔对西方主流的精英民主理论的拒斥为先导，批判代议制的虚伪性、质疑民主的低劣品质、坚信人民统治的不可能，进而全盘拒绝西式民主，从而堂而皇之地将民主排拒在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之外。
中国政治学界对达尔的礼赞是不吝辞藻的，这可以理解。只要这样的礼赞不是绝对排他性的，那就具有正当性。当这样的礼赞是以绝对拒斥精英民主、间接民主为条件的，那么就会走向一个危险的境地。著名政治学家萨托利对现代代议制民主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其进路是演绎的、其立场是强硬的、其排他性是明显的。他毫无妥协余地地指出，“归根结底，一个表面上假人民的名义行事，因而自称具有绝对合法性的非自由主义（前自由主义或后自由主义）国家，使一切保障荡然无存，不可能具有任何意义上的民主性质。因此，摒弃了自由主义的民主，真正能看到的不过是这个词而已，也就是用作修辞手段的民主，因为某种杜撰出来的人民支持，可以赞助最横暴的奴役。”这样的民主论证，自然与达尔相对通泰的论述相去甚远。但不要忘记，这正是刻画民主与非民主界限的必须。试图捍卫民主，就必须态度鲜明，毫无妥协。相比而言，达尔的论述有一种绅士风度，但也就潜藏了风险：比如人们完全可以将他对美国宪法的批判，拿来作为颠覆民主宪政的理据；也完全可以将民主无法完全实现人民统治的论说，拿来作为颠覆民主论证与实践效用的口实；同样完全可以将他的“更广泛的民主”推向绝对直接的人民民主，从而以大民主取代间接民主，彻底葬送代议民主制。达尔的论述是审慎的。因此，即使是有这样的危险性，也还是潜在的。譬如他批判美国宪法，就明确声称，不是要颠覆美国宪法，而仅仅是吁求改变理解宪法的方式而已。但引申者却可以轻松自如将他推向反民主的极端。这不能不令人警惕。在汉语政治学界，需要在达尔与萨托利之间确立理解民主的坐标。这是一个实践智慧的客观需要。相信升上天国的达尔也会这么为中国祈福。（社会科学报1400期 第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