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岸文化交流过程中，应当注意由于两岸文化差异而导致的文化冲突，并且对它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能减弱文化冲突的负效应，增强正效应，才有利于两岸文化的整合，推动两岸文化的进步与繁荣。

一、文化冲突普遍存在

人们生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下，必然产生不同的经验和感受，形成不同的思想、感情、行为方式，出现文化上的差异。不同的文化的相互接触，有可能产生矛盾、冲突、竞争、对抗，这就是文化冲突。《文化社会学》一书对文化冲突做出如下的界定：它指的是不同性质的文化之间矛盾性的表现。文化冲突具有区域性、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集团性等不同的性质，它是普遍存在的。[1]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会感受到城乡之间、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北方人与南方人之间存在文化差异，因而产生文化上歧视、矛盾乃至冲突。西方文化的个人取向和自我取向，中国文化的集体取向与他人取向，使得中西文化的冲突十分明显。即使生活在相同的生活环境下，也会形成不同的感受和经验，从而产生文化冲突。例如，当代中国内部也存在文化冲突。俞吾金指出：“当代中国文化是由中国传统本位文化、苏联马克思主义文化和西方的自由主义文化构成的。这一特殊的文化结构蕴含着以下的文化冲突：一是普世主义与种族中心主义的冲突，二是总体本位与个体本位的冲突，三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共同富裕的冲突，四是发展科学技术与科学主义泛滥的冲突，五是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文化心态的冲突。”[2]　在现实生活中，传统文化与消费文化的冲突也表现得相当突出，甚至师生之间也会因为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上的差异而产生文化冲突。

两岸之间的文化冲突已经存在，只是有人视而不见，有人认为两岸只存在文化差异，而没有文化冲突。这里，不妨举出两种典型的事例。

一是由于两岸人员交往而产生的日常的普遍存在的文化冲突：

早期台湾一些大陆籍人士回乡探亲，他们在台湾被称为“外省人”，回到大陆却被称为“台胞”，使他们感到自己成为“异乡客”，在台湾和大陆“里外不是人”，因而有很大的失落感。一些大陆同胞把“台胞”看成是“有钱人”，极力向他们索取，以致有些人发誓从此不回大陆。台湾民众在大陆看到许多“不顺眼”的事，例如“厕所无门”“不排队”“乱按喇叭”“服务态度恶劣”之类，感受到两岸文化的差异。大陆同胞则认为台湾人“财大气粗”、“包二奶”、“苛刻员工”等等。因此两岸民众之间感受到彼此在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甚至“格格不入”，因而产生“心结”，“彼此就会以自己的角度看待对方，或者惯于用否定角度来看待事情”。[3]

台湾开放观光之后，一些大陆游客的表现，也导致两岸的文化冲突。台湾媒体有许多此类的报道：大陆游客到了台湾“仍不改大声喧嚣、不爱排队的习惯，还彻底发挥搞破坏的本领，在著名观光景点野柳的石头上刻字、在高雄百年古迹英国领事馆穿越围栏和蜡像拍照、在花莲太鲁阁国家公园九曲洞的护栏上用黑色签字笔涂鸭。”“在饭店搞破坏，摔坏房内水壶、在地毯留烟疤、在阿里山爆发两个陆客团因抢搭小火车上演全武行事件，今年5月还有陆客团在花莲到苏澳的台铁列车上，因行程延误没赶上原班车，改搭下班车却整团霸占其他乘客座位，还不愿意让位，引发冲突的事件。”“财大气粗的大陆游客，不但手乱摸、拉扯礼兵的军服，更惊传有人还‘好奇’，试图抢夺步枪。当局已在站岗位置拉起红线，防止礼兵再受骚扰。”媒体指出：以上事实表明，大陆游客“在文化面也带来不少负面批评”。台湾有识之士也指出，其实台湾民众外出旅游也经历过类似的过程，此类现象随着旅游经验的增加，就会自然消失。但是在这个方面的文化冲突，已经给两岸关系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是1994年的“千岛湖事件”，严重的、突出的文化冲突：

1994年在千岛湖发生一起“特大抢劫纵火杀人案”，24名台湾游客和6名大陆船员、2名大陆导游被歹徒抢劫并纵火烧死。起初地方当局认定是“一次游轮火灾事件”，并且封锁消息，而不把真相向公众公布。因而引起台湾的罹难家属和各界的强烈质疑以及抗议，海外媒体也进行了各式各样的报道和猜测。李登辉声称是大陆军人“行抢杀人”，大骂大陆政权是“土匪”。事件发生以后，民调显示，台湾民众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增加，而认为是“中国人”则减少，支持“台独”的人增加，支持统一的人减少。两岸关系受到极大的伤害。

大陆方面认为“在未抓获犯罪嫌疑人之前公布案情不利于破获案件”，要等破案后才公布真相；而台湾方面则认为人民有知情权，不公布真相，个人的基本权利就没有得到尊重。由此可见，这是一起由于文化差异而引起文化冲突的典型事例。

文化社会心理学指出：“文化接触还可能导致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间敌意的出现。”“一旦文化间的敌意形成，冲突就会随着跨文化接触的增多而逐渐增多，特别是当人们不断遭到炮轰，死亡情景反复出现（死亡提醒），并在这种环境下被提醒要誓死忠于自己的群体时更是如此。”[4]　由此可见，两岸文化冲突已经存在，并且可能导致对两岸关系的伤害，因此两岸文化冲突是两岸相互关系中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

二、两岸文化冲突的具体表现

两岸文化冲突可以从以下三个不同层次观察其具体表现。

（一）两岸之间的文化冲突集中表现：大陆方面对“文化台独”的批判与台湾方面对“文化统战”的抵触。

所谓“文化台独”是指从文化上“去中国化”的思潮及其行为，“其目的是通过文化上的‘去中国化’达到政治上从中国分裂出去的目的。”[5]　因此，“‘文化台独’虽然表现在文化上，但却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6]

大陆学者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所谓“文化台独”进行了批判，揭露其分裂主义的面目，[7]　当然在批判的初期，存在一些扩大化的偏向，例如，把张惠妹当作“绿色艺人”，把使用通用拼音、繁体字、讲母语等等都列为“文化台独”的表现，但很快就能够明确界限、区别对待。这是一种文化冲突的表现，至今这样的批判仍在继续进行。

台湾方面则反对大陆的“文化统战”。所谓“文化统战”没有明确的界定，似乎把所有的两岸交流都看成是“统战”，所有的文化交流都说成是“文化统战”。在台湾的教科书上公然写着：“就中共对台策略而言，中共迄今仍强调要‘把工作做到台湾内部’。因此，不管是专业性的互动交流，或是两岸人民往来衍生的问题，皆可见大陆方面深具目的性与策略性操作痕迹，例如在学术交流过程中的文化统战意涵”。有人指出：“什么叫文化要交流，其实对北京来说就是要文化统一，也就是统一在中共所解释的中华文化，以及中共所控制的中华文化。”于是，他们把从大陆来的电视剧、文艺演出、两岸合拍电影、两岸宗教交流以及“富春山居图”、“北京文化周”、“兵马俑展出”等等，一律说成是“文化统战”，并且采取敌视的态度，至今仍然有所谓“假宗教真统战”、“假文化真统战”、“对年轻人文化统战”的说法。从这里可以看出两岸文化的冲突。 大陆邀请台湾青年来访，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却被视为“统战之旅”，有一位来访者说：“中共祭出怀柔政策，全部行程免费只需要付飞机票，我同学三个女生，餐餐叫两大瓶酒好像也是老共买单，吃住都是高等级，行程也都是重要景点”，可是他们与大陆学生交流之后，“常使得双方‘差异’曝露无遗，‘差异意识’油然而生，最终反强化双方认同的距离”。[8] 有人说：“大陆可以乱花纳税人的钱，而大陆学生却很习惯”，这样的文化差异使他们感到两岸“不是一家人”。

（二）文化冲突的一般表现：“文化台独”与“文化统战”只是两岸文化冲突的集中表现，实际上，在许多领域、不同层次都体现出两岸的文化冲突，可以从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或是从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等方面来考察。例如，大陆学者就指出两岸在制度文化、观念文化以及普世价值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杨立宪指出：台湾方面“崇尚自由开放，接受外来事物较快；尊重多元、包容不同、勇于创新，重视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重友情讲义气，信奉‘爱拼才会赢’；政治上效法欧美的政党政治、三权分立与普选制；经济上实行外向型的市场导向的自由竞争机制；社会治理向西方看齐，公民文化、志工文化及大众消费文化较为发达等，两岸在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9]　俞新天则指出，在普世价值观方面，两岸也还存在不同的意见。首先，尽管西方文化价值观具有哲学上的普遍适用性，可供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加以学习和借鉴，但是，她也指出，“普世价值观具有宗教性、先验论和绝对真理的地位，是不讲条件和个性的”，因此，大陆方面专家并不赞成普世价值观这一提法。而台湾的一些学者则认为，各种文化不能统一到中华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上，一定要统一到普世价值观的基础上，认为民主、人权、平等、自由这些观念也应该是普世价值观。[10]　她进而指出：“在台湾人中，接受‘西方文化普世性’的比例大大高于大陆，而大陆人至多接受‘西方文化价值的部分普适性’，不仅整体与部分有差异，而且‘普世’与‘普适’也不同。台湾在政治上仰望的是西方的多党制、三权分立、民主选举等，大陆则认为这些未必符合中国国情，只可借鉴不可模仿，要创造本土特色的制度”。“两岸政治文化和政治价值观的差异将长期存在”。[11]上述两岸文化差异实际上是文化冲突的体现。

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实例观察两岸的文化冲突。

第一、台湾现有的公民道德与中华文化的关系

大陆作家韩寒访问台湾之后，写了《太平洋的风》，赞美台湾，他说：“没有完美的地方，没有完美的制度，没有完美的文化，在华人的世界里，它也许不是最好的，但的确没有什么比它更好了”。显然他已经看到两岸在行为规范方面存在不少差异。台湾也不断指出大陆方面的弱点，例如不排队、随地吐痰、不尊重他人、不尊重知识产权、请客铺张浪费、黑心商品、毒奶粉、办假证件、官派作风、“关系文化”、暴发户心态、只有“标准答案”的教育制度等等。韩寒把这种差异归结为：“他们（台湾）庇护了中华的文化，把这个民族美好的习性留了下来”。可是台湾人并不欣赏这样的说法，反而感到“不太舒服”，指出“好像台湾社会现在 的一切‘美好’，都只能用中华文化来解释，这一切都源自于中华固有传统美德，我的意思并不是要割断台湾跟中华文化的关系，只是台湾人更愿意相信，这是台湾人自己努力得来的成果”。

显然，这里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一种是历史的思维、线性的思维，以为台湾社会之所以存在守秩序、讲究公德、礼貌、尊重私人空间、守法等等表现，是因为保存了中华传统文化，而大陆社会欠缺“温良恭俭让”则是破坏了传统文化。另一种是多元思维、非线性思维，他们通过亲身经历有这样的感受：“在我的记忆里，大陆社会现在的毛病，台湾都曾经有过，过去台湾人也曾经买票不排队，也曾经爱乱丢垃圾，爱随地吐痰，不守公德心，出国也曾经是一幅暴发户形象，不时有某国旅社酒店拒接台湾团的新闻传出。只是这三十年来，我感触很深，台湾从一个有钱而浮躁的社会，慢慢成为一个气氛敦厚温和的社会。在这里我就不从历史的角度慢慢细说百年来各时代台湾人性格的演变了，而目前这敦厚宽容的社会气氛，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在这几十年间，台湾人慢慢学会‘尊重别人’这回事”。它说明这种社会风气的出现，不是只靠保存传统文化就可以完成的，而与社会变迁有着密切关系。由此也可以看出，二者在价值观方面的差异。

第二、对大陆向台湾采购商品和“让利”的看法

有一段时间，台湾水果丰收，造成滞销，大陆为了帮助台湾解困，向台湾大量采购水果。

此外，大陆各省和一些商业团体纷纷派出采购团，向台湾采购各种商品，包括科技产品、农产品、渔产品等等，总金额达到数百亿美元。大陆认为这是对台湾民众有利的事，应当会受到欢迎。两会签订ECFA，大陆方面认为这是大陆照顾台湾当前的困难、照顾台湾中小企业和农民的利益、给台湾“让利”的表现，“因为我们是兄弟”，“充分体现了我们关心台湾同胞福祉、愿意尽我们所能协助台湾渡过难关的诚意和善意。”

当然上述措施事实上已经让台湾一些人受益，有些人确实表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有人说“水果进大陆，果农笑哈哈”。台湾“外贸协会”也承认大陆采购“拉抬台湾出口”，让一些厂商受益。蔡英文也说，大陆在ECFA中“对台湾让利那么多”，不过她却为此感到忧虑。

本来让利是一件好事，可是“让利说”却引起了两岸文化冲突。台湾民众认为“让利”的说法让他们感到“没有面子”，他们说：“让利！让利！两个字有如尖椎深深刺痛了我这个台湾小老百姓的心”，许多人认为这让他们的感情受到伤害。他们问道：“台湾的人均GDP比大陆多出许多，为什么还要大陆让利呢？”大陆一些大型采购团的官员摆出财大气粗的架势，激起台湾民众的反感。这本来是两岸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差异引起的冲突，可是有人则乘机制造政治上的冲突，他们煽动说，这是“矮化台湾”。苏贞昌竟然说：“中国大陆怎么会‘让利’给台湾？有那么好的事？ECFA‘让利’就像民间放‘高利’，台湾要小心‘贪利’全被拿走。” 台湾的“国安局长”公然声称大陆采购团“有统战之嫌”。有人则说，过多的让利会使台湾失去“抗拒统一的本钱”。当时正值海南省香蕉生产过剩，无法销售，只好用于喂猪，可是大陆一位省长却向台湾采购了一千多万斤香蕉。于是台湾媒体报道说：大陆政府不关心自己的人民，怎么来关心台湾民众，“台湾人对此没有谢意。相反把那些购买台湾香蕉的当傻子一样笑话。”还有人说：“大陆向台湾采购香蕉，是表示我对你好。这样，台湾就不要统一了。因为统一以后，大陆就不会来采购，台湾的香蕉也要喂猪。”

这是一个典型的事例，本来采购、让利是大陆善意、诚意的表现，可是由于两岸行为文化、制度文化上的差异，导致文化冲突，使得善意受到曲解，好事变成坏事，两岸关系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蒙受了重大的损失。

（三）政治文化冲突：大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政治文化与台湾在西方政党政治体制下和政治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是十分明显的。大陆学者俞新天指出：“两岸政治文化和政治价值观的差异将长期存在”。[12]　实际上两岸的文化冲突在政治文化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在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政治信仰等方面存在着差异、矛盾与冲突。台湾学者张京育指出，有人把两岸冲突看成是两岸体制的基本差异。“一边强调宪政民主、法治人权、私有财产权的保障、开放社会、政党政治；另一边是强调一个党国的体制，中央集权，政治可以干预经济、社会、文化，而公安、检察、法院常是所谓专政的工具。由于这种制度面与价值面的基本差异，一方难以接受另外一方，一方也不肯屈服于另外一方，所以冲突与对立也就不可避免。” [13]

政治文化的冲突集中在台湾方面对“中华民国”的政治认知上，即他们坚持“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于是在两岸关系上，特别是涉外关系上就会发生许多冲突。典型事例如：（一）2003年发生“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SARS）时，台湾企图加入以主权国家身份参加的国际组织WHO，受到中国大陆的反对，当时当权的民进党当局公然咒骂“万恶共匪”、“野兽国家”，煽动民间的仇恨情绪。（二）2010年东京影展，因台湾代表团的名称问题引起争执。台湾媒体把它当作头条新闻滚动播放，台湾当局声称“严重伤害台湾人民感情”，向大陆表示不满与抗议。台湾领导人指出：“这种事件若不好好处理，再爆出类似事件将对两岸关系的伤害很大。”（三）2011年世界卫生组织内部密函，把台湾列为“中国的一省”。马英九对此提出严正抗议，他说：“我们绝对不能接受不公平、不合理、表里不一的作法，世界卫生组织是一个崇高的机构，不能够采取这样不合身分的作法。”并且向大陆表示不满，指出：“三年来，两岸已经有些成果，要珍惜这些成果，不要在这时候走回头路，应该累积互信，续创双赢。”（四）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发生了所谓“国旗”被撤事件，台湾方面挂在伦敦街头上的“国旗”被撤除而换上中华奥会会旗，民进党人竟然说是“对岸打压”，马英九指示“外交部”了解，“若证实该事件与中国大陆施压有关，对两岸关系并非正向的发展，我方也会对此向中国大陆表达严正的立场。” 类似事例不胜枚举，它说明两岸政治文化的冲突，会导致两岸政治上的冲突，使得两岸关系蒙受损失。

此外，台湾学者邵宗海指出：两岸之间存在“台湾民族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冲突”。“大陆强调‘血浓于水’‘同仇敌忾’‘人不亲水亲’‘龙的传人’‘共同祖先’‘春秋大义’‘大一统’形成中国民族主义”。而台湾民族主义则包括“文化上的台湾乡土意识与政治上的台湾独立意识等”。“中国民族主义追求的主要是一个在历史上拥有传统光荣的强大统一国家，而台湾民族主义追求的主要则是如何逃离这个强权国家的政治控制，并确保台湾人民作为一个相对弱势民族所应享有的民族自决权。”[14]　这实际上是两岸政治文化冲突在另一个层次的体现。在“台湾文化民族主义”看来，台湾是“公民文化”而中国大陆则属于“臣民文化”，二者的文化冲突更加严重，更具有对抗性。

结语

从上述事实可以明显看出，两岸文化冲突体现了台湾民意与大陆有相当大的距离，并且可以看出，两岸文化冲突具有相当严重的负面效应。这种负面效应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一、两岸文化的交流与接触，显示出两岸文化的差异，必然对双方的主流文化，包括价值观、道德观造成冲击，在社会上引起不同程度的震荡。二、造成对对方的刻板印象，互相“妖魔化”，互相歧视，形成敌对情绪。三、对两岸文化认同造成冲击，即使两岸都认同中华文化，但两岸之间存在着明确的“我群”与“他群”的区分，彼此认为“他们与我们不同”，存在互相区隔、互相分离的倾向。四、文化冲突导致政治冲突，政治文化冲突是利益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使得两岸关系时常受到冲击和伤害。因此，两岸文化冲突问题，应当引起双方足够的重视。

但是，根据文化学理论，文化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并不可怕的，而且它还有正效应的一面。例如，“文化冲突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文化冲突实际上是文化竞争和文化比较发展的过程。没有竞争，没有比较，文化就不能发展自己的个性，也就不能获得巨大成就而具有普遍意义。”在文化冲突之后，就会出现文化整合，即“不同的文化相互吸取、融化、调和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15]　文化冲突的结果“可能会用一种包容性的认同取代排他性的认同”，[16]等等。这就是说，两岸文化冲突的正效应是：促进两岸文化的相互吸取、融化、进步与发展，两岸之间目前出现的“排他性认同”有可能被“包容性认同”所取代，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认同。

当然，从两岸文化交流到发生文化冲突，再进入两岸文化整合与文化认同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就需要两岸对彼此的文化采取互相尊重的态度，采取“相互认可、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原则，相互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共同推动两岸文化的进步与繁荣。这应当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台湾研究集刊》2014年1期）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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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阅：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297－300页。

[2] 俞吾金：《当代中国文化内部的冲突与出路》，《浙江大学学报》2007年7月。

[3] 林谷芳：《十年去来》，台海出版社，2003年，第266页。

[4] 赵志裕等：《文化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85页。

[5] 陈孔立：《台湾“去中国化”的文化动向》，《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3期。

[6] 林劲：《浅析“文化台独”的实质及影响》，香港《大公报》2001年8月1日。

[7] 参阅：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编：《中华文化与两岸关系论坛文集》，2001年。

[8]耿曙等：《中共邀访台湾青年政策的政治影响》，《问题与研究》第49卷第3期，2010年9月。

[9] 杨立宪：《两岸观念文化的交流应尝试“相向而行”》，http://www.china.com.cn/news/tw/2011-08/31/content_23326936.htm

[10] 《两岸文化交流有成果也还有问题》，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2013年6月30日。

[11] 俞新天：《两岸关系中的文化认识问题》，http://www.huaxia.com/thpl/djpl/2012/03/279

[12] 同上。

[13] 张京育：《两岸和平协议：一个多角度的观察和建议》，见邵宗海主编：《索两岸和平协议的多元角度观察》，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13年，第23页。

[14] 邵宗海：《新形势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五南出版社，2011年，第440－449页。

[15] 同注1，第303、306页。

[16] 同注4，第3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