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在98•洪灾发生不久写的一篇文章。时间转眼过了7年，又到了了2005年汛期，把当年这篇反思文章发表在燕南评论上，或许不是一点意义都没有吧。
惊心动魄的1998年的洪水和抗洪抢险过去了，但这场洪水和抗洪的余烈人们仍能感受到。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正是由于这场洪灾，我们这个民族的优点和缺点才进行了一次集中的暴露。当不少人对洪灾和治洪正在行了大量反思，许多新的治水抗灾措施已经陆续出台，似乎该做的都做了。但我们还需要透过所有这一切进行更深层的思考，换句话说，需要对反思背后的东西进行再反思或者说对早已反思过的东西再进行后发性反思，以便更加理智、更加平和地得出一些可能更加有用的看法。
由于中国的地理气候特征，江河水患可以说与生俱来。根据《史记》，黄帝是开创中华文明的始祖，但中华初具国家规模是大禹治水的直接成果。当尧舜之时，“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禹受命治水，“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左准绳，右规距，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于是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清楚地表明中国九州开通于大禹治水，九州者，冀、允、青、徐、扬、荆、豫、梁、雍是也。中华既从治水中立国，而水患又一直伴随着中国发展的历史。单是黄河，2500多年间就溃决过1590次，大改道26次。治水成为历朝历代必须重视又十分头痛的“国之大事”。所以，1998年的水灾不管多么声势浩大，至多不过是几千年来较大的一次水患而已。但这次水灾又确有特殊性，它是在世界性气候异常的大背景影响下发生的，是在降雨、流量未破纪录而水位屡创高新的情况下发生的，是90年代以来几乎是连续四次大洪灾后的第五次大洪灾。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怎样看待98•洪灾的发生，换句话说，98•洪灾发生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
从一方面看，如果没有我国易引发洪水的地理气候特征，没有先是厄尔尼诺、后是拉尼娜世界性异常气候的影响，没有持续集中的降雨，长江及嫩江流域的洪水是肯定不会发生的。从这个角度看，98•洪灾的主要原因是自然，是天灾。
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不是江河中上游的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如果不是下游湖泊被大量围垦，如果不是水土流失的猛增造成河道严重淤积，如果不是分洪区被盲目占用无法启动，就不可能出现降雨、流量未破纪录而水位屡创高新的局面，就不可能出现洪水两月不退、洪峰八次肆虐的超级洪情，就不可能在1995-1998四年间连续发生四次“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就不可能出现中灾以上发生的频率从20世纪50年代的12.5%提高到20世纪90年代80%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98•洪灾人祸占相当因素甚至要承担主要责任也不能算夸张。
与此相联系就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即如何全面看待98•抗洪抢险，换句话说，在肯定和弘扬98•抗洪抢险精神的同时，对这次抗洪抢险是否还有需要反思的地方？
从一方面看，面对这场洪水，如果没有军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的顽强拼搏，如果没有解放军、武警官兵舍身忘死的搏斗，如果没有全国人民对抗洪救灾的大力支援，如果没有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巨大物质基础，如果没有从中央到地方的统一调度和密切配合，那么就不可能取得这场抗洪抢险的胜利，这场超级洪情就可能酿成超级灾情，甚至造成江汉平原的灭顶之灾。从这个角度讲，98•抗洪抢险胜利的意义是巨大的。
但从另一方面看，在这场抗洪抢险中，一百多个将军、433万人次武装部队的出动，大批飞机舟艇的投入起了关键作用。据说这是继抗美援朝后最大的一次部队行动。然而这不正是没有建立起正常防洪体系的反衬吗？别的不论，假如长江大堤能达到50年一遇，又能做到科学分洪，还需要如此大规模的部队日日夜夜严防死守吗？事实是，包括长江大堤在内的江河堤坝大部分在明清时代修建，荆江大堤已有1600年历史，十分老化，以后的加高加固多用小围连接，前一个围和后一个围交错而成，没有连贯性和整体性，九江大堤还存在“豆腐渣”工程，所以大洪到来险象环生，长江干堤各种险情到9月上旬达6181处，除了严防死守没有别的选择。从这个角度讲，98•抗洪抢险实在是不得不打的险中之险之战。这次战役经过上上下下的艰苦努力终于险胜，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胜利中包含着苦涩的教训。
进一步看，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只有正确对待98•洪灾的发生，才能全面看待抗洪抢险的胜利。不能否认98•洪灾的自然原因，这种原因其实是不言自明的；同时也不能贬低引发这次洪灾中的“人祸”原因，只有这种原因对我们才真正具有意义。其实，在人类活动高度密集化的当代，引发灾害的自然原因和人祸原因常常很难分清，所以也很难判定哪个占得比重更大。同样，我们在肯定这次抗洪抢险胜利的同时，也不能回避透过胜利暴露出的问题。须知，抗洪抢险胜利只是相对于没有造成更为可怕的灾害而言的。况且这次洪灾的经济损失已超过了2500多亿元，因灾死亡4150人，是建国以来历次洪灾中损失最大的一次。
遗憾的是，能认识到这个道理的人并不很多。相反，在灾害问题上，有些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夸大“天”的原因而压缩“人”的因素；在抗灾问题上，又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夸大成绩而回避教训。单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洪灾的判断就多次使用“百年不遇”这个字眼了，1995—1998年的洪水几乎年年都要冠以“百年不遇”，好像不如此就说明不了洪情之大，有的地方甚至使用过“千年一遇”的说法。
怎样评价灾害，表面看只是对灾害的判断问题，但实际上反映了深层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又直接影响着实践活动。例如，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曾把当时农业严重减产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困难主要归结为自然灾害的影响，后来虽然在一定范围内总结了“人祸”的教训，但仍然认为错误和成绩相比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特别是对当时人民遭受的苦难讳莫如深，却继续强调和“特大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坚强性，进一步肯定“三面红旗”，结果在左的道路上越陷越深，越走越远，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后来才证实，所谓的“特大自然灾害”实际上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和灾害进行“坚强”斗争的代价就是大量人口死于饥饿。
多少年来，不少人已经习惯于这样一种思想方法，当评价工作时总是把成绩摆在第一位，总是肯定“成绩是主要的”前提下才谈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常常是作为成绩的陪衬才有存在的价值，所以摆成绩是目的，谈问题其实成为一种套话——所谈的问题不是无关痛恙，就是浅尝辄止。这样一种思想方法在一定情况、一定范围内存在还可以，但如果成为一种社会性、民族性、常规性的思维方法，久而久之就会导向一种既可怕又可笑的局面。
不少反思98•洪灾的文章谈到：上游生态植被遭到破坏是引发洪灾的重要原因，但许多人却未必注意到，生态植被的破坏和片面宣传林业的成就有直接关系。
根据国家林业局公布的资料，到1993年，我国就已经摆脱了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双双下滑的局面，进入“双增长”时代。全国的森林面积从建国初的0.8亿公顷增加到1.37亿公顷，森林覆盖率从8.7%提高到13.92%，1993年以来还保持着每年植树360多万公顷的业绩，1994年，继广东、福建、湖南宣布基本消灭宜林荒山后，安徽等省区也宣布消灭了宜林荒山。 1994年前后，有关森林的喜讯经常见诸新闻媒体，据此，普通人只能得出我国森林形势一片大好或正向一片大好迈进的结论。可熟知内情的专家却忧心忡忡。而1995年以来连续多次洪水特别是98•洪灾将森林形势一派风光的形象终于捅了一个窟窿。
只要稍微深入分析，便知道林业宣传的问题所在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有这样两组数字：一组即国家林业局公布的数字（见上述），按1993年全国森林面积和覆盖率分别达到1.37亿公顷、13.92%计，比解放初增长71.25%、59.77%；另一组是国家水利部水土保持司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数字：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长江流域12个省区有林地面积年均下降0.6%-0.8%。假如国家林业局的数字是对的，那么森林增长的幅度的确可喜，假如水利部水土保持司的数字是对的，那末，林业局公布的1993年全国森林面积达到1.37亿公顷、比建国初增长71.25%的数字就值得推敲。因为长江流域12个省区占全国总省区数（不包括直辖市）的42.86%，据水利部水土保持司发表的资料，取1950年到1985年、下降率为0.7%计算，三十五年间，这12个省区的森林面积即减少24.5%，那末，到1993年，全国森林面积怎么可能比建国初增长71.25%呢？退一步，我们就假定林业局的数字确凿无疑，可透过这种增长背后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可采伐成过熟林面积由1981年的2188万公顷减少到1993年的1349万公顷，蓄积量从建国初的20亿立方米下降到6.4亿立方米，分别减少38.45%、68.0%。换句话说，砍掉的是荫天蔽日的老林，栽上的却是稀稀拉拉的中幼林。所以即使面积有所增加，可森林质量、林业生产力却绝对大幅下降，以至森工抱怨难以找到像样的林材。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分布在我国东北、西南、中南等江河中上游被称为生态宝库、动物乐园的大量原始森林被毁坏留下永远无法弥补的欠帐，即使今后百分之百的绿化了也还不上这个帐。因为原始森林是地球几亿年演变的绿色结晶，原始森林的综合生态功能是人工林根本无法比拟的，原始森林及其功用是不能复制的。单就持水这一项，发育较好的天然林林冠持水能力就比人工林高7-8倍，林地土壤有效贮水能力比人工林高6-7倍。从建国初期到现在，我国的原始森林究竟被砍伐、毁坏了多少，这个数字恐怕成为不解之谜了，而时至今日天然森林还剩余多少，这个数字也不详。有关人士对这些数字历来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只是植树造林的面积，每年增加多少，多少年共增加多少，然后宣传“辉煌成就”。如此等等。所以人们也只能通过其他渠道了解一鳞半爪。据湖南某林业专家透露，从1957年-1995年，该省天然林面积占森林总面积的比重下降近40%0。另据有关资料，四川天然森林建国以来减少了一半以上，森林采伐与更新的比例11：1，其中大凉山地区的原始森林基本都被垦作农田。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三峡两岸的森林面积减少了一半，李白笔下“两岸猿声啼不住”、杜甫笔下“无边落木箫箫下”的景色早已不复存在了。笔者的故乡在滹沱河畔，五六十年代，滹沱河两岸林木还郁郁葱葱，到八十年代就几乎都变成了农田或沙地。这期间，故乡造林的数字却是逐年增加，但真正能看出成效的就是道路和灌渠两旁栽的树木。
正是由于多年来片面宣传植树造林的业绩，甚至有意无意地夸大这种业绩，不少人醉心于对营林面积、覆盖率、增长率、几大造林工程以及诸如此类业绩的追求，而对“业绩”后面的问题却采取回避或淡漠态度，结果就误导了舆论，使一些本该早出台的措施（如停止采伐天然林、封山育林、加大林业投入）迟迟未出台，从而加速了森林植被的恶化。
98•洪水平息后不久，林业专家汇聚在中国林业科学院进行反思研讨，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沈国舫直抒胸臆：1998年特大洪水的深层原因是，在植被建设方面近40年来有过重大失误，而近年来采取的弥补措施速度太慢了，力度太小了，使我们难有适当控制洪魔的主动权。只有在痛定思痛的大灾之后，类似沈教授这样的观点才能从林业界透露出来。
林业的宣传存在片面问题，水利建设包括水土保持的宣传何尝不存在类似问题。多少年来，人们已经听腻和看腻了这样的文字：某某地区投入多少资金和人工，完成多少土石方，搞了多少工程，治理了多少小流域，水土保持面积增加了多少，成效有多么大。如此等等。却很少看到这样的文字：某地区有多少条河流濒枯，多少个湖泊消失，多少绿山成了裸山和泥山，多少万亩良田被水冲沙压，多少万亩草原沙化，多少山青水秀的地方变成童山恶水的环境，更绝少对几十年来水利建设和几十年来水土破坏进行具体对比，弄清究竟孰大孰小、孰多孰少。98•洪水刚刚平息不几天，《经济日报》发表了专访水利部领导的文章，文中写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水土保持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已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74万平方公里，其中兴修梯田、沟坝地、治沙造田1.7亿亩（其中新增耕地3000万亩），栽植水土保持林和经济林果6亿亩，种草保存面积6000多万亩，还兴修了大量的蓄水保土工程。各项水土保持设施，每年可增产粮食160亿公斤，平均拦截泥沙15亿吨，蓄水250亿立方米，极大地改善了生态环境”。可是就在这前不几天水利部水土保持司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却写道：“从建国以来到1989年，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已从36万平方公里猛增到56万平方公里，年均增加了约5000平方公里。土壤流失量也从10多亿吨增加到22.4亿吨，仅长江上游水土流失面积达35.2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量达16亿吨”。又写道：“1949年长江中下游共有湖泊面积25828平方公里，至1977年仅余14073.5平方公里，减少近一半，年均减少420平方公里。长江原有的22个较大的通江湖泊，因大量不合理开发建设已损失容积567亿立方米。‘千湖之省’的湖北省80年代湖泊面积比50年代减少了61%”。同是来自水利部的数字，《光明日报》的数字就打了《经济日报》的数字一耳光。根据《经济日报》，新中国成立以来，“已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74万平方公里”，根据《光明日报》，“从建国以来到1989年，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已从36万平方公里猛增到56万平方公里”，就是说，截至1989年，仅长江流域就增加水土流失面积20万平方公里，按此推算，全国治理的74万平方公里根本不足以补偿增加流失的面积；根据《经济日报》，全国各项水土保持设施“平均拦截泥沙15亿吨”，根据《光明日报》，单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量也从10多亿吨增加到22.4亿吨”，很显然，水土保持设施拦截泥沙的成绩远不足以补偿水土流失量的增加；根据《经济日报》，全国各项水土保持设施“蓄水达250亿立方米”，根据《光明日报》，单“长江原有的22个较大的通江湖泊，因大量不合理开发建设已损失容积567亿立方米”，非常明显，人工蓄水设施的蓄水量远不足以补偿被破坏天然湖泊的容水量；根据《经济日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水土保持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极大地改善了生态环境”，根据《光明日报》，从长江流域看，几十年来水土流失面积增加了55.6%，土壤流失量增加了120%左右，湖泊面积减少近一半，森林面积和森林质量大幅下降，水土保持工作“巨大的成效”和生态环境“极大地改善”并没有体现出来。另据资料，从全国中灾以上发生的频率看，20世纪的50年代12.5%，60年代43%，70年代60%，80年代70%，90年代100%。这说明生态环境是明显恶化而不是改善了，更不是“极大地改善”。
其实，宣传的片面性、强调夸大成绩的误导性何止林业和水利，还有不少领域也存在类似问题。如搞农业的只说扩大耕地增产了粮食，不说垦了多少森林、湖塘、湿地和草原，搞工业的只说增加了多少产值利税，不说负了多少债，浪费了多少资源。而且方方面面各强调各的工作和成绩。农业说增产多少，林业说造林多少，水利说搞了多少水库，土地说保护了多少耕地，环保说治理了多少污染，有多少领域就有多少机构，有多少机构就出多少政绩，而不少政绩又是用平面递进推算法推出来的。诸凡植树面积、水土保持面积、人均纯收入、产值产量，都可以用这种办法推出来。还有的“政绩”是不计代价“干”出来的，但宣传或汇报时却往往不提付出的代价，而只说干出的“政绩”。就像宋朝苏轼批评当时一些官员邀功请赏的办法：“用一头牛换五只羊，一头牛的损失，隐瞒而不说，五只羊的收获，却指为功劳成绩”。诸如此类的一些做法加上一级抓一级、一级向一级负责的体制，是不可能不出政绩、又是不可能不掩盖问题的。从一定意义说，98•洪灾就是有关方面长期突出政绩、掩盖问题积累的苦果。
问题是，时至现在，人们也没有看到那个有关部门在生态环境问题上作过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过一定责任。相反，却仍然时不时地看到标榜有关部门为改善生态环境做出重要贡献的报道。一些新闻报道仍然围绕植树造林面积每年以“多少万公顷的速度推进、累计植树造林面积已达到多少万公顷”、森林覆盖率已由“某某年”的“百分之多少”增加到现在的“百分之多少”，“百分之多少”的水土流失面积和沙漠化面积得到控制等很难得到证实、更难和进一步遭到破坏的生态面积进行比较的“部门化”的数字大作文章，继续为某些部门的脸上贴金，宣扬其改善生态环境的政绩。
纵观建国以来的历史，突出政绩又往往和搞工程连在一起。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水利工程。几十年来，全国修建了8万多座水库，以及建造了难以计数的泵站、水闸、涵洞、灌渠等。其中一些工程规模很大，如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长江葛州坝水利工程、在建的三峡水利枢纽，还有不少省级大型水库。无庸置疑，这些水利工程在抗旱、防洪以及其他方面的确发挥了大的作用，中国农业有今天，水利建设功不可没。但也必须看到：第一，长期以来，上水利工程主导思想是为了满足生产生活需要，而很少从水是自然基础、立国基础角度去考虑，这就容易使水利建设走向片面和追求急功近利的误区。多少年来，一方面是年复一年地大上水利工程开发水资源，另一方面由于不重视节水造成水资源的巨大浪费，以至于出现水资源开发得越多、缺口越大的现象。第二，工程性治水自身具有局限性及副作用。如修建水库对自然生态的不良影响；水利设施容易淤积（截至目前，在8万多座水库中，废库病库已占三分之一）；上游大修水库、中游截潜打井对下游水资源造成大的破坏，是导致泾流干涸、地下水枯竭的重要原因。第三，多年来一些地方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上高难水利项目，以显示“改造大自然”的“雄伟气魄”，却往往得不偿失。第四，当许多人还仍然痴迷于水库的功能时，西方国家却早就开始了治水的战略性转移，由依靠工程治水转向非工程治水。
其实，工程治水只是工程治国的一种表现而已，建国以来走的就是一条工程治国的道路。铺摊子、上项目、搞规划，成为治国的主旋律，而且热衷于铺大摊子、上大项目、搞大工程、订大规划。这样一来，工程治国往往又和好大喜功搅在一起。几十年来，被冠之以“人间奇迹”、“史无前例”、“举世罕见”、“宏伟”、“伟大”、“跨世纪”的工程、项目、规划、蓝图究竟搞了多少，恐怕难以统计。然而细细缕缕，实实在在够得上这种称号的又能找到几个、实现了几个呢？
集几千年的经验教训，中国早就需要两大“跨世纪”工程。一是能达到“百年一遇”标准的大江大河堤防工程。在日本，一级河流的重要河段、次要河段和二级河流的城市河段已分别达到100-200年一遇、50-100年一遇的标准，在美国，密西西比河达到150-50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其他河流的城市和重要经济区堤防段达到100年一遇的标准。而我国主要江河的主要河段却只能达到10-20年一遇的标准，一般中小河流的防洪标准更低。近半个世纪河道堤防建设一直没有摆脱应急性的修修补补，结果累年下来耗费了大量资金，每次大汛、抢险救灾再投入大量资金，而被动抗灾、疲于奔命的局面始终没有根本改观。二是强基固本的全民性节水工程。对中国来说，旱魔的威胁比起水患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方面因为我国降水的时空分布极不均匀；另一方面因为水资源严重短缺。且由于气候变化加上水源涵养条件遭到破坏、自然水补给量呈减少趋势，而用水量的不断增大又加剧了这种短缺。所以从长远看，干旱缺水更是中国的心腹大患，因而建立全民性的节水工程势在必行。但恰恰是这样的工程很长时间内未被摆上议事日程，甚至连这种工程意识都缺乏。不缺乏的是耗资愈来愈大、开发愈来愈难、工程愈来愈宏伟的水资源利用项目。造成越开发水越少、水越少越要开发的恶性循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作为立国基础的水本条件便越来越薄弱了。
多少年来，中国人已经习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从一个辉煌走向另一个辉煌、从一个划时代走向另一个划时代、从一个新局面走向另一个新局面。当然也有教训，有过严重挫折，但那差不多都是事过境迁后才总结出来的。就当时看，正面的、公开的提法几乎没有一次决策不是完全正确，没有一次贯彻决策的行动不是取得重大胜利。
当然，泼冷水的评论并非没有出现过，切中弊病、具有重大价值的意见也并非没有提出过，但由于体制思想的偏好，这些评论和意见不是被公开粗暴的压制，就是被淡化式的压抑。马寅初控制人口的意见曾被粗暴地压制，压制的结果是后来人口的膨胀，彭德怀对“大跃进”的泼冷水论调被粗暴地批判，批判的后果是20世纪60年代初老百姓被大批饿死。这还一个是北京大学校长、著名学者的意见，另一个是政治局委员、战功赫赫的元帅言论。改革以来，对不同看法公开批判、打倒的粗暴压制很少见了，但对揭露式的言论，对能切中时弊、颇有价值、然而属于“歧议”式的意见，还是禁忌重重。不是难以说出来，就是只能说一说拉倒（包括发表）。来自民间小人物的“歧议”更是如此。
据笔者所知，有这样三篇和生态环境有关的文章本来很应当引起社会重视却被忽视了。一篇是1988年发表在《新观察》第2期题目为《伐木者，醒来！》的报告文学，作者是徐刚。1988年第3期《新华文摘》节选了第一章，笔者看到的就是这一章。单就这一章看，便足以令人惊心动魄。文中描写了地方官员、有关部门、无知或贪婪的群众如何肆无忌惮地破坏森林植被，以至“无论在阳光下还是月光下，只要屏息静听，就会听见从四面八方传来的中国的滥伐之声，正是这种滥伐的无情、冷酷、自私组成了中国土地上生态破坏的恶性循环：越穷越开山，越开山越穷；越穷越砍树，越砍树越穷”。可以看出，为写这篇文章，不！为了警醒世人对肆意破坏植被的关注，作者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劳苦，字里行间充满了忧患感、悲愤感和深沉感。我在十年前看了这篇文章，而十年来每当接触到有关生态环境的问题时就不由自主地想起这篇文章。再一篇是1991年12月13日发表在《中国科学报》上题目为《治理太湖、淮河三大要害问题尚需深入论证》的文章，1992年第2期《新华文摘》摘要转载。这篇文章对治水的经验教训作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颇有见地的治水思想，如“深淘河，低作堤”的思想，保护天然湖泊、按照自然水态规律治水的思想，历史地、全面地研究各大河、湖建设的思想。更可贵的是明确提出：“国家应该改变重救灾、轻防灾的精神状态。不可救灾轰轰烈烈，防灾颇觉冷清，以促使我国进入防灾胜于救灾的科学时代”！据《新华文摘》介绍，这篇文章的作者杨联康曾花费1111天的时间第一个徒步考察了黄河、长江全程，此外还考察过嘉陵江、汉水、淮河、京杭运河、海南三大河流全程、中国沿海全线，涉及全国279个地区和1065个县（市）。还有一篇题目叫做《中国林业：“双增长”背后的隐忧》，发表在1996年第7期《了望》上，由三篇文章组合而成：一是《热忱，还能支撑多久？》，二是《中国林业的三重窘境》，三是《中国林业该向何处去？》。作者是浦树柔、沈照仁。这篇文章发表之际正是宣布中国森林面积、蓄积量“双增长”的消息后不久，一些人的自我感觉还在风光之时。可作者在这组文章中揭露出来的却是“忧心忡忡”的内情，“巨大反差”的真相。包括森林职工的惨境、森林生产力持续衰退和质量大幅下降以至无林可采的窘况，造林运动存在的致命误区，林业投入惊人的低下等。特别是提出中国造林和外国造林的主要差距就是差在种苗上的观点，更是发人深省。
纵观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我们这个民族所以能够发展延续至今，在民族品格上确有他可取的一面，如聪明、自强不息、能忍辱负重等。但也时不时地表现出他弱点的一面，而好大喜功、缺乏自我批评精神、为要脸面不惜文过饰非、甚至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就是明显的弱点。从王莽时代的各封国编造民歌、民谣，纷纷颂扬功劳德行到大跃进时代的“六亿人民六亿诗”、“三面红旗万万岁”，能看出歌功颂德的形式有什么明显的区分吗？从古代的“功德巍巍”、“不世之业”、“自古以来未尝有也”到近现代的“丰功伟绩”、“人间奇迹”、“史无前例的伟大创造”，能看出标榜业绩的用词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吗？从隋炀帝乘坐巨大彩舟巡游江南到现在许多官员乘坐豪华骄车到风景名胜旅游，能看出贪图排场奢华的风气有什么明显的改变吗？
每当危机时刻，我们这个民族确能做到团结起来共赴国难，确有很强的自我牺牲精神，以至于能干出一些“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来。但在危机过后，这个民族在日常建设中却缺乏埋头苦干、脚踏实地的精神，而急功近利、得过且过、华而不实、自欺欺人、自我张扬、雷声大雨点小、虎头蛇尾、投机取巧的作风却随处可见。官员求政绩、老百姓求富裕唯恐不及，恨不得有变魔术的手段，却少忧患意识、远大目光、博大的胸襟气度。在抗洪问题上就是这样。抗洪抢险时领导干部和民工、战士能共同出生入死，但平时却疏于搞防洪建设，更不要说建设永久性的防洪工程了。正如水利行政执法人员对《中国经济时报》的记者反映：“他们（指地方领导干部）平时根本不把《防洪法》当回事儿”，以致“有的地方根本不进行防洪投资而出现一座一座不设防城市……”。更难以容忍和值得深思的是，就在98•洪灾威胁即将过去还没有过去、退田还湖已成为灾后重建的共识时，长江中部一些地方却仍在大肆填湖造地，用作招商开发，建造别墅。而对灾后披露出来的水利部门大肆挪用水利建设资金，包括挪用荆江大堤建设资金的卑劣行径，就不仅仅是深思的问题了。
时至今日，我们不能不承认，祖先品格中的一些弱点几乎以千年一贯制的执着一直遗传到现在；同时也不能不看到，除了随着世界性的进步、我国的科技和经济水平比古代大有提高外，就政治思维、经济思维、文化思维看，我们至今并没有超越祖先的水平。我们至今的政治思维仍然在官本位中打转转，我们至今的经济思维仍然在官化色彩很浓的商品经济中打转转，我们至今的文化思维仍然在引经注典中打转转，我们至今的治国思维仍然在古代著名的《六条诏书》中打转转。南北朝时期北周大臣苏绰为太祖宇文泰起草的《六条诏书》，第一条就是端正思想，相当于现在的提高思想认识；第二条是加强教育感化，相当于现在的抓好精神文明；第三条是发挥土地潜力，内容相当于现在的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组织好生产；第四条是选拔德才兼备的官员，相当于现在的选拔好领导干部；第五条是慎用刑法，相当于现在的依法治国；第六条是均平赋税徭役，相当于现在的促进税负公平，减轻人民负担。思维水平有什么提高呢？
没有提高也罢，问题是在一些方面还比祖先褪化了，特别是和祖先中优秀的思维与做法比更是如此。例如在治水方面就表现得十分明显。据《史记》记载，禹治水“随山浚川”，根据地理水流规律进行疏治，“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后代”。大禹治水获得成功，得益于他按水的规律进行疏导式治水的方略。大禹之后古代比较杰出的治水者，大都采取“疏堵结合、以疏为主”的治水方法，并十分注意河、湖、“漕渠”的综合治理，配套发挥作用，保持自然通达。而建国以来的治水则主要依靠工程性堵蓄，将水库的调控作用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鼓吹“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人水之间展开互争之战，不但基本放弃了古代疏浚治水的方法，也无视湖泊森林对水的天然调节作用，堵河、填湖、毁林一起上，治水思维及行动趋向片面化、极端化和绝对化，洪灾焉有不频发之理。经济思维也有褪化的问题。司马迁认为人民追求享受、荣利、财富是俗成天然，所以治经之道“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而几十年来搞计划经济恰恰就是采取的被司马迁列为末流的“整齐之”、“与之争”的办法，而且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完全从这种办法中跳出来。政治思维及机能褪化的问题也很明显：如对官员的弹劾批评方面，古代弹劾和被弹劾的官员可以说很多，各朝代都有一批，受同僚弹劾和批评被视为平常之事，现在的领导干部罕有弹劾和被弹劾的，同级干部即使相互批评也是难得之事，甚至被视为不正常。许多干部脆弱到经不起任何批评和不敢批评任何人，只能听好听的和只会说好听的。在官员的节操方面，古代不少正直的官员十分讲究为官的节操，不仅不贪脏枉法，而且勇于挺身而出对朝政提出批评和谏议，即使面对至高无上的皇帝也敢于冒犯，所谓“忠臣不怕死”。有些大臣甚至敢于“驳旨封回”。现在敢于犯颜直谏特别是敢于向高层领导犯颜进谏的干部几乎找不出来。98•洪灾暴露出来的深层问题和这些褪化有直接关系。
西汉文帝是历史上有名的仁德之君。司马迁曾评价说：“从汉朝建国到孝文皇帝四十多年，德业兴盛达到了极点”。考察汉文帝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和他一生谨慎、谦虚、时时反省自己分不开。他曾多次下诏进行自我批评。例如汉文二年十一月到十二月连续发生两次日食后，文帝便下诏检讨：“我听说上天生育了万民，为他们设置君主来抚养和治理他们。君主不仁德，施政不公平，上天就以灾异相示，来告诫他天下没有治理好。（出乎意料）竟然在十一月最后一天，发生了日食，上天向我显示了谴责之意，灾异没有比这更为严重的了。……我对下不能治理和养育万物生灵，对上有损于日、月星辰的光辉，我的不仁德实在是太严重了。我的命令到达时，都要思考一下我的错误，以及我所知、所见、所想都达不到的地方，请求你们告诉我。并且推选贤良方正，能够直言极谏的人，来纠正我的过失。趁此机会各自整顿自己担负的职责，力求减少徭役和费用，以便利百姓”。诏书中表现了对日食的无知和迷信，但这是另一回事。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封建帝王，面对灾异的自责态度，和98•洪灾中的一些领导干部把灾害的主要责任纷纷往老天爷身上推的做法，形成多么强烈的对比！
作为盛唐开创者的唐太宗，勇于纳谏的美德为后世共知。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唐太宗还曾下诏明确告诫官吏：“天子的诏令如果不适合于时世，就应当坚持上报，不得顺旨施行”。正是由于唐太宗这种态度，才发生魏征说服唐太宗撤回已下达诏令的事。作为一国之主，这种勇于及时纠正错误、不怕丧失威信的胸襟气概，建国几十年来曾经看到过吗？
站在新旧千年之交，必须彻底反省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直面民族性格中的弱点，清洗民族性格中的污垢，继承和发扬那些可以称得上是有生命力的东西，少一点豪言壮语，多一些脚踏实地。
华盛顿领导殖民地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可谓劳苦功高。当人民一致推选他出任美国第一任总统时，他没有丝毫的沾沾自喜和春风得意，更没有构思什么未来国家的宏伟蓝图，而是忧虑重重地表示：“我将带着无异于囚犯走上刑场的心情走上总统的宝座”。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由于在离开弗吉尼亚庄园前还清了所欠的债务，这个堂堂的美国第一任总统东挪西凑才借足一百元现金，勉强能支付到临时首都上任的路费。
我们这个民族要真正在新世纪、新千年焕发青春，或者换句话说能在世界上有立足之地，就必须像华盛顿当年赴任一样，怀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如履薄冰的心境接受新世纪、新千年的检验。
这个古老的民族需要转换的决不仅仅是治水的思路，治水的行动，而是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行动方式和体制模式，中华民族背负的精神枷锁太沉重了，面临的任务太艰巨了，需要排除的荆棘太多了。
哀兵必胜！
1999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