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5月底，中央气象局的高级工程师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的电视采访中说，未来中国南方地区的大降雨不会形成大的洪水灾害。话音未落，便传来湖南省邵阳、娄底、新邵、涟源、益阳市、邵阳市发生洪水灾害的消息，死亡人数超过百余人。接着又传来重庆、贵州等地发生爆发洪水。当人们正把注意力集中在长江流域时，从黑龙江省传来一百多个小学生死于洪水的噩耗。6月20日之后，人们不得不又把眼睛转向珠江流域。当香港新当选的行政长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进行就职宣誓时，香港的部分城区已经积水数十厘米。柳州告急、梧州告急，肇庆告急，佛山告急，广州告急、珠江三角洲告急……这儿是两百年一遇的暴雨，那儿是历史最高的洪水位……
一位记者问∶如何判断中国洪水灾情的严重程度？如果笔者没有理解错误的话，问题应该是∶中国是如何判断洪水灾情严重程度的？
根据经验，中国判断洪水灾情严重程度有以下几个指标∶——中国主要领导人的介入程度；——中国媒介的报导频繁度；——对特大城市的威胁；——对交通线路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的威胁；——而实际的受灾程度，特别是灾害造成的死伤人数并不是最重要的指标。
一、中国主要领导人的介入程度
1998年长江洪水灾害被媒介称为是“世纪大洪水”，这是因为江泽民调动了30万解放军，并亲自到长江“前线”指挥抗洪战役。尽管同是1998的长江洪水，当江泽民还在以色列的死海游泳时，长江下游的江西、湖南等地受灾程度已经相当严重时，但没有一个媒体把这场洪水称为“世纪大洪水”。
1998年长江洪水与1954年的洪水不能比，洪水总量少，洪峰流量也小。唯一超过1954年洪水记录的，就是洪水位，特别是沙市的最高洪水位。1998年沙市最高洪水位之所以超过1954年，是因为没有动用荆江蓄洪区，是人为壅高了洪水位的结果。
1999年长江也经历了一场仅次于1998年的洪水，但是国人很少知道，媒介也很少报导，这是因为江泽民根本就没有介入其中，即没有亲自到场指挥，也没有作出任何指示。
2005年6月下旬，胡锦涛和温家宝分别就防汛抗洪作出重要指示，胡锦涛强调，要认真查察主要堤坝、水库及蓄洪区，发现隐患要及时处理，确保大江大河、各水库、交通干线及大小城市安全。温家宝则发布命令，要求各级政府做好防汛、防洪、防地质灾害工作，还要注意水库安全，加强气象预报、值班制度和应急处置工作。从胡锦涛和温家宝的间接介入来分析，至此，2005年的洪水灾害还不是很严重。
二、中国媒介的报导频繁度
2005年6月10日，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的一百多个小学生死于和胜水库泄洪洪水。但是中国媒介都是千篇一律地引用新华社的报导，对于灾害原因的解释就是二百年一遇的40分钟内150至200毫米的暴雨以及小学所处位置地势低这两个原因。根据笔者查找和对比中国最大暴雨记录，证实所提供的40分钟内150至200毫米暴雨数据是虚假的。中国南方报记者到灾区实地撰写的采访报告，因为中央的命令，而不能发表。对此，人们称中国媒介在宁安市沙兰镇的洪灾上产生整体“失声”现象。
与此相比，在1998年长江抗洪水过程中，江泽民下令调全国30万解放军抗洪后，中国媒介也尽力予以报导。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都派出了几十人的报导团随赴长江流域，跟踪报导。人民日报更是每天以一个整版作专题报导，持续了近一个月。
中国媒介报导越频繁，报导的地位越显著，则洪水灾情越严重。
三、对特大城市的威胁
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社会，这也影响中国灾情的判断。洪水灾害发生在偏远的农村地区或是中小城市，离政治中心远，就是灾情再严重，也难以引起重视。特大城市则不同，北京下一场冰雹，上海下一场暴雨，都会牵动中央决策层的神经。
2005年6月20日之前，中国的洪水主要集中在比较偏远的地区，最多涉及一些中小城市，比如福建的三平市、湖南省新邵等市，或者是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但是6月20日以后，洪水威胁到广东省的广州市、福建省的福州市，于是关于这些地方的灾情的报导也就多起来了。
1998年长江抗洪的重中之重是保卫武汉。当时有一个口号就是为了让武汉居民上街不湿鞋。
如果同样是洪水造成一百多个小学生，事情发生在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或者发生在一个象广州市、武汉或福州市这样的省会城市，灾情的严重程度就是决然不同的。
四、对交通线路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的威胁
2005年的洪水有一个特点，就是多次冲断了中国重要的铁路干线。洪水先是造成鹰厦线中断，然后冲断了京九线，最后迫使京广线上的火车不能通过。由中央调控的铁路交通线路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系统，是维持中国中央集权统治的技术基础。相比之下，由高速公里网组成的分散型的交通线路系统，情况可能就会不一样。
1954年长江洪水造成的灾情严重，一是威胁到湖北省会武汉市的安全，另一个就是造成京广铁路中断一个月。1958年黄河洪水也冲断京广铁路的联系。
五、实际的受灾程度，特别是灾害造成的死伤人数并不是最重要的指标
可以说，关于受灾情况，特别是关于灾害造成的死伤人数的数据，基本是不准确的。公布的数据是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而设置的。需要说洪水大时，就有与这个需要相应的数据；需要说洪水小时，又有另外的数据。需要说抗洪成果大时，就有战果辉煌的数据；需要说抗洪不力，又有洪水损失格外严重的数据。
1998年长江洪水，当年8月26日温家宝（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抗旱防汛总指挥）向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作灾情报告时说∶截至8月22日，全国受灾面积达3.18亿亩，成灾面积1.96亿亩，死亡3004人（其中长江流域1320人）。后来根据卫星和航空遥感对1998年洪灾最重的湘、鄂、赣三省进行多期和系统的监测分析，三省最大的受淹面积只有1586万亩。连钱正英都说全国受灾面积达3.18亿亩是多次重复统计而得到的。另外根据楚天一袅发表的文章，1998年长江发生洪水时，仅湖北嘉鱼县排洲段溃堤，死亡人数就高达12000人，远远高出这死亡1320人的数据。
1998年长江洪水造成1320人死亡，和这个数据作比较的是1954年长江洪水造成的死亡是30000人（后来解释说，这3万人是死于洪水之后的瘟疫）。这说明1998年时的中央领导比1954年时的中央领导高明。而查找1954年时的报导，说1954年长江抗洪的最大成果就是没有死一个人。看来，到了阴间，中国的领导人在阎王面前还有许多官司要打的。
其实，判断灾情的严重程度，只有一个客观的指标，就是灾害造成的损失，特别是灾害造成的死伤人数。但是，在中国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指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多年以来，最严重的洪水灾害，就是1976年河南省板桥等50多座水库相续溃坝，溃坝总共造成23万人死亡。就是这个最严重的洪水灾害，当时在中国并没有进行过报导。而至今还把此次洪水灾害归之于“时值十年动乱”和“百年不遇的暴雨”。
作者为工程师，现居德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