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代尔的《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的标题为《世界的时间》，这一卷是在前两卷的基础上，论述世界特别是欧洲各经济中心的兴起和中心的转移，说明市场和资本具有以自由竞争为机制，以世界为取向的本性，它在制造并遭遇各种矛盾和危机的同时，也推动人类优胜劣汰，不断走向强大和文明。标题中的“时间”，我理解，一是强调人类的时间或历史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变化；二是强调机遇的重要和变化的周期性。当然，其叙述也是按年代展开的。
一
书名为“世界的时间”，这一卷首先讲的是自然地理条件的重要。市场和资本虽然原则上可以产生于任何人类群体，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人的一切生产性或增殖性活动都具有资本的含义，但有资格作为其母国的，却只能是一些特定的地域，尤其是处于特定地域的城市，他和沃勒斯坦都认为，欧洲的经济世界就是资本主义的母型。并且，经济世界一旦在某地确立起来，作为一个自成系统的有机整体，它就天然具有中心、次等地区和边缘的不平等结构，中心辐射或支配次等地区和边缘。因而，也可以说，经济世界是金字塔式的并服从级差地理。
经济世界几乎从一开始便具备有效结构。从11世纪十字军东征开始的欧洲扩张，就出现了地区间的协调配合以及生产和交换发展的差异。布罗代尔指出，资本主义兴起于13世纪的意大利的城市国家；资本主义对经济世界的控制，首先归功于城市，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全面体现，它既能够让人的能力得到多方面发挥，也能够多方面地满足人的需要，“城市的气息让人感觉自由”（p88）。城市有一定寄生性，但只有城市才能聚集巨量的人力、巨大的财富，才有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无须说，城市也是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因而才有对周围地区的主导权和对更远地方的幅射力。在欧洲近代经济发展史上，沿海城市在经济上的作用远胜于内陆城市。
威尼斯称得上是第一个作为经济世界中心的城市，这个公元5世纪由海边小岛扩建而成的水上都市，位于意大利东北部，它面向地中海及西亚，经由土耳其海峡而可入黑海。威尼斯于公元7世纪建立共和国，大力发展造船业和贸易，让大海成为自己商贸的战场和通道。公元10世纪威尼斯摆脱拜占庭的统治之后，更是通过积极参加并凭借十字军东征，瓜分了拜占庭帝国的大片领土，源源不断地吸纳着东方的财富。后来威尼斯又大败竞争对手热那亚，成为地中海及周边的霸主，在14、15世纪达到鼎盛。当时的人这样形容这个实行共和制度的城市国家：市政会议轻易不作死刑判决，其次，武器不受禁止，不会因信仰而受追究；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生活（p12）。
然而，随着商贸活动在更广阔的大海——大西洋沿岸开展，欧洲经济世界的中心也逐渐转移了。接替威尼斯的，正是长期与之争雄的热那亚。位于意大利西北部的热那亚共和国，也是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开始兴盛，后来战胜对手比萨，却败于威尼斯，不得己向西即大西洋沿岸发展，出身于热那亚的著名航海家哥伦布就是得到西班牙国王的支持而发现新大陆的。热那亚Janua，在拉丁语里的意思是“门户”，不仅指安装在合页上可以开关的门扇，还是罗马传说中保护家室的门槛和城市入口的一位神灵，一张脸向前看，一张脸向后看；每年的第一个月叫做January，即来源于这个神灵的名字，它寓意封闭的居处同无垠的宇宙隔开的门槛和出口，寓意着严冬与春天的连接，从昨天走向明天。而正是哥伦布为旧世界关上大门，同时打开了通向新大陆的出口。在热那亚作为西班牙的自治共和国时期，它的银行家们用资金支持了多位西班牙国王的外交行动。16世纪中期，欧洲的经济中心从威尼斯移向热那亚。布罗代尔这样形容热那亚的商人：灵活、机敏，随时待命和不抱成见；善于接受必要的变化，在15世纪末，舍东方而取西方，舍黑海而取大西洋。到19世纪，则为自己的利益实现意大利统一。这是一个智慧的怪物，有时甚至是残暴的怪物，热那亚注定要把世界据为己有，否则不能生存（p171）。
然而，到17世纪早期，经过里斯本、安特惠普等城市，阿姆斯特丹成了新的经济中心。
13世纪还是渔村的阿姆斯特丹（因当时修建的大坝得名），属于尼德兰（低洼地区之意，现在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及周边地区），自然地理条件与威尼斯接近，算不得优越；它从14世纪开始蓬勃发展，主要靠的是经商，特别是与汉萨同盟的贸易。因为粮食消费主要靠进口，所以农民从事的也是最赚钱的作物。然而，它的财富和金钱大都被占领它的西班牙所攫取；在查理一世时，西班牙国库一半的收入来自尼德兰。16世纪，反抗西班牙封建专制和宗教裁判所的迫害、争取信教自由和独立的人民起义爆发，历时十几年终于在北方成立了荷兰共和国（也称联省共和国，后来改为王国），它实行了一系列宽松的政治、宗教和经济政策，使得大批的犹太人和欧洲各国的富商与工人们纷纷涌入，成为五方杂居之地，为它的繁荣提供了金融信贷和人才技术的支持。荷兰造船业走到整个欧洲的前列，许多国家向它购买各种类型的船只。俄国的彼得大帝曾两度到荷兰学习造船；它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是欧洲各国船队之和，远到亚洲、非洲和美洲（布罗代尔说它“在亚洲成功，在美洲失败”，我们自然会想到台湾的历史），称为“海上马车夫”。阿姆斯特丹不仅成为世界性的航运中心，还是世界金融中心。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阿姆斯特丹办公室开始出售自己的股票，并成为世界上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它几乎控制了德国的整个对外贸易、波罗的海地区70%的贸易，据说它拥有的金钱可以使欧洲半数国王空虚的国库充实起来。到17世纪中叶，荷兰不仅一跃而为世界性殖民大国，而且它推行的殖民主义完全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即主要通过贸易和市场竞争，辅之以外交、政治和军事的方式，把亚洲、美洲、非洲的许多地区，程度不等地卷入到资本主义的漩涡中，充当了发展世界市场的主角，令整个欧洲为之吃惊，英国学者大声疾呼向荷兰学习，要求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笛卡尔曾这样形容阿姆斯特丹：世界上还能找到什么地方能像这里一样？他们所羡慕的各种舒适和珍奇，竟是唾手可得。
阿姆斯特拥有发达的商业与金融资本主义，工农业方面，除了造船业和排水工程十分发达，手工业方面也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却毕竟未建立起系统的工业体系；举债之风盛行，资金使用不当，后来被英国超越也在情理之中。笔者以为，在今天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两点，一好一坏，好的是当时的阿姆斯特丹长期持续着良好的文化和社会风气。富人不摆阔，官员不搞排场，市长外出也轻装简从。成问题的是荷兰人所到之地，只求谋利益，不愿定居和发展当地经济，这必定导致竭泽而渔，难以持久（p259）。
从18世纪开始，阿姆斯特丹的繁荣开始褪色。与英国法国的战争，使其严重受损，后来荷兰又被拿破仑的法国占领。直到1815年，摆脱法国统治的荷兰与现在的比利时和卢森堡组成荷兰王国，这座城市才迎来发展的第二次春天。
对后世具有最大影响力和示范意义的是后来居上的英格兰，因为英格兰是首先形成民族市场和民族经济的领土国家，而任何民族市场的形成，都要在农业、商业、工业和运输、供需之间达到平衡。在英格兰实质上属于商人的1688年革命之后，商业资本主义就开始了自己的统治。伦敦作为英格兰硕大无比的大脑，是经济发展的最大推动器，它的人口比德国和法国都少，却是欧洲最大的城市，伦敦提供的经济基础比巴黎领先一个世纪。而作为最高权力的君主立宪和议会所在地，它颁发的指令和政策有力地支持着民族市场的创造，支持着海外商贸和殖民活动，使英格兰成为一个强大的咄咄逼人的国家，成为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日不落”国。直到世界经济的中心转移到大西洋东海岸的美国。
二
布罗代尔关于现代国家的作用，值得我们思考。他说，现代国家是政治权力也是经济权力，它保障商业及信贷自由（p37、38）。上面提到先后成为经济中心的城市或城市国家，实行的都是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都支持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也都相当开明。而那些经济落后的国家或区域，往往是君权神授和近代组织机构的混合，受社会和守旧势力的制肘，很难从广阔的世界吸收新鲜空气（p39）。看来，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只是与特定的政治制度相契合，这个制度既非封建专制，亦非党国体制，而是资产阶级主导的民主制度。当然，民主制度往往是从专制制度转化而来的。
与威尼斯、阿姆斯特丹、伦敦等这些先后成为经济中心的城市作为对比的，布罗代尔举了三个例子：
一是法国及其巴黎。其时作为农业国家的法国，实行的是封建制度，整体上惰性很大，其地理特别是内外交通方便，又宜于国家统一；路易14、路易15不止搞中央集权，还坚持以农为本。里昂虽然贸易繁荣，但不如热那亚，衰退后也未把经济的领导权交付巴黎，两者陷入结构性的对抗。作为政治中心的巴黎虽然掌握巨量财富，却没有大量地投入制造业和金融，而是极尽奢华之能事，结果使巴黎成为不事生产的消费城市。有产阶级也缺乏胸怀和理想，他们醉心于官职和地产，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收益。法国精明而开放的“商业社会”未能战胜封闭保守的“土地社会”，后者的文化深厚而富有韧性。到1598年，法国还没有国际商业所必须的经济基础，缺少大型交易会和汇兑市场，到1789大革命之前，也没有完善的民族市场，错过了现代化的良机（p358－373）。
二是西班牙。西班牙王国于1492年成立，同年哥伦布出海寻找新大陆，开始走向兴盛。16世纪60年代，它对尼德兰的政治和宗教控制导致了该地区的动荡和反抗，持续数年的尼德兰革命，使西班牙的财政消耗殆尽。1580年西班牙征服葡萄牙并建立伊比利亚联盟，使半岛得以统一，也将两个大帝国的全球资源整合到了西班牙国王手中，当年还将国都迁往濒临大海的里斯本，然而三年后又重迁内地的马德里，这等于放弃了控制海外经济的一个重要哨所，犯下荒唐的错误。其后它又试图征服英格兰，结果导致它的无敌舰队在英西战争(1585-1604)和对法战争(1590-1598)中覆灭。自16世纪中期开始不断从美洲流入的白银、强大的步兵和从无敌舰队的覆灭中恢复过来的海军，虽然使西班牙保住了在欧洲的主导地位，但是，高涨的通货膨胀、将犹太人和摩尔人驱逐出境使人才大量流失，以及对黄金、白银日益增长的依赖性，导致政府几次破产并发生数次经济危机。在智障的卡洛斯二世统治期间，西班牙最终失去了在欧洲的领导地位，沦为二流国家。
三是中国的明朝。当明朝基于防御北方少数民族侵扰的需要，把京城从南京迁往沉默、闭塞和内向的北京，布罗代尔认为它就背离了利用大海之便发展经济和扩大影响的“方针”，——明朝可能并无这个方针，从东北入关的满清就更没有了。这已经意味着输了一局，当然它对自己的不利影响也很大，影响之一就是更加坚持重农抑商的政策。
明朝包括在布罗代尔所叙述的欧洲之外的其他经济世界中，然后，让我们再跟随布罗代尔看看非洲、俄国和印度的情况。
说到15至18世纪的非洲，当然就要提到欧洲的殖民特别是贩卖黑奴的罪行。但布罗代尔认为，这既是大西洋经济的次生体系，也是非洲社会及宗教、本性及其他因素组成的生活方式的次生体系，所以他要寻找非洲的“内因”，用一句中国话说，他从这个“可怜”之人身上要找到“可恨”之处。西非在那几个世纪还处于原始和奴隶社会，虽已掌握冶铁技术，农业工业都不发达，让人感到奇怪的还有无任何航海活动。他们性情较懒散，人口增长很快，对人却并不看重，部族之间更是相互侵害。非洲的酋长们妻妾成群，有许多奴隶服侍，不止是欧洲人，还有伊斯兰人给他们一些废铁或钉子就能从他们手里换回黑奴，更有甚者，为了小便宜而出卖自己的父母和儿女。
俄国早期的历史充满征服与被征服的内容。公元9世纪从事海盗和商业双重活动的维京人征服斯拉夫人建立基辅罗斯（据考证，罗斯（Rus）即桨手之意），13世纪中期被蒙古帝国征服，分成几个国家并成为封臣，长达270多年；到1547年，莫斯科大公国伊凡四世才摆脱鞑靼人的统治，加冕称沙皇，使俄罗斯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横跨欧亚的庞大国家。彼得一世（1672—1725）努力学习西方，他隐姓埋名游历英国、荷兰和德国等地，回国后很快把首都迁往彼得堡，大力组陆海军，发展贸易、教育，允许企业主买进整村的农奴到工厂做工，正式启动了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但直到1861年，俄国的农奴制度才被正式废除。从总体上看，俄罗斯一直纠缠在欧亚两种文明之间，其欧洲部分欧化程度很高，文化观念相当开放，但它的属于亚洲的大部分地方都是落后的农业，漫长的寒冬和广袤的大地更是内在地决定了俄罗斯人的性格，朴实、忠诚、保守和忍耐，也不乏反抗压迫和要求自主自由的精神。如同俄罗斯国徽上的金色双头鹰，鹰头上戴的是彼得大帝的三顶皇冠，鹰爪则抓着权杖和金球；双头鹰一头望着西方，另一头望着东方，象征着俄罗斯横跨欧亚两大洲并将其统一成为一个大帝国。那也就意味着它将长期处于工商业文明的欧洲和农业文明的亚洲的撕扯和冲突之中，又必定让前者引导着后者蹒跚前行。
印度有自己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体系，村落之间有集市贸易。1526年接替德里苏丹国统治的大莫卧儿帝国的穆斯林实行开明专制，推动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和平共处，并借鉴推广了许多来自于波斯的技术。国家主要靠等级和种姓制度统治着整个社会特别是农村，而皇帝的每一句话都是金口玉言，被臣民们传诵和赞叹，而围绕着皇位的继承则是刀光剑影。帝国老化、衰落，内部缺少活力和动力，也就只能等着他人的剌激和入侵了。而欧洲的殖民者只是把印度作为原材料的供应地，并不发展它的工业。
布罗代尔随之提出了那个近代历史学者常提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的发展靠的是“内部”还是“外部”即对境外的剥削掠夺？布认为，这个似乎两者必居其一的争论是有问题的，因为资本主义是以世界为取向的，它在根本上促成的是国际分工，并反转来推动国内的分工，包括新工种替代旧工种，特别是产业结构的转换，使之从技术含量低赚钱少的行业，转向高技术高利润的行业。于是有了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再到第三产业的不断提升。所以，处于经济中心的民众的生活一定好于次等地区，次等地区又好于边缘地区。这就表明财富是流向资本主义中心区域的。
布罗代尔不太赞成希法亭的说法，即工业资本主义是圣父、商业资本主义是圣子、金融资本主义是圣灵。他认为在早期商业资本主义起了主要作用，这又要以农业技术的发展及剩余产品的出现为前提条件；后来这三者相互转化，互为因果。他进而认为，资本主义的优势或主要特权，还是选择的自由，即资本主义不仅在于它所调动和拥有的财力、能力、信息、竞争，有规则与默契，还能听任市场自行其是，让小企业发挥主动性，让人自谋出路。当然，处于主导地位的是那些大地产、大商人和大银行，是资本主义所拥护的国家统治者。但是，资本主义并不能改变人类社会万变不离其宗的通则，即少数人的统治。尽管如此，布套用一句话说资本主义“经常犯病，却不病死。”（P725）
那么，人类历史是否终结于资本主义？布对此表示怀疑。他认为，不能简单地说人性不变，因而社会就不变，所以永远是不平等、不公正的。布罗代尔所认定的，是资本主义不会由于内部原因而死亡，更非明天就会断气的病夫。至于给它造成外部打击的现实“社会主义”运动，如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布并不满意。因为它没有破除必须破除的东西，保存应该保存的东西。布罗代尔几次引证他的同胞萨特关于一个消灭了不平等，不再有人对人的统治的理念，但他理性地看到，现今没有一个社会放弃了传统以及特权。他认为，要真正实现萨特所说的理想社会，就必须推翻各种等级制，不仅是金钱、国家、特权，还有它们所造成的历史文化影响。但这需要时间，并且，更重要的，必须保存“起码的自由；独立的文化，诚实无欺的市场经济，外加一个诚挚友爱。”（p732）
在布罗代尔自己又认为有些太高的这个要求中，有市场经济，却未提资本主义，但既然资本主义就是处于市场经济上层的中枢机制，当然不能没有资本主义；而重要的是，在经济之外，他强调了自由——我理解是政治上的，和独立的文化，再就是人们之间的友爱；如此这般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良性互动、相辅相成，或许就是我们所憧憬的“和谐社会”的基本构成吧？
三
读罢布罗代尔的第三卷，我们大概都会既为威尼斯、阿姆斯特丹、伦敦等城市感到庆幸，也为法国、西班牙、中国和其他非欧洲国家扼腕甚至叹息，不知是否上帝的不公？然而，作为曾经受到西方列强欺凌的中华民族的成员，当我们把目光放到那些成为经济中心的城市和国家的崛起过程，在看到它们繁荣富强的同时，也看到被布罗代尔不时提及的另一面相，即资本所强化的人性的物欲、贪婪、投机乃至巧取豪夺，对本国下层民众特别是殖民地人民造成的各种压迫、伤害和苦难，尤其是贩卖和役使黑奴、驱逐并屠杀大批的印第安人，我们是否又会感到矛盾和困惑？历史似乎在经济的技术的进步，与道德之间陷入了深刻的悖反。
这一问题让我想到康德关于善恶的比喻：森林的树木都长得笔直高大，那是由于它们相互之间争水分、养料和阳光，于是根系要拼命下扎，树干树枝要努力上长；竞争之恶成就了生命强劲、繁荣之善；荒原里的一棵树长得歪歪扭扭，那是因为没有其他树与它竞争，没有恶，结果也没有善。他没有说，在森林里持续的竞争中，那些老弱病残的树木和树下的植物，往往难以得到必要的营养而枯萎，对它们来说，或许这是纯粹的恶。
当然，这是自然生物界的现象，这里通行达尔文主义。但是，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难道没有借鉴和启示意义吗？当然有。那么，这是什么样的借鉴和启示？
人类社会与自然生物界是相通的，并永远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因而，自然生物界也好，人类社会也好，都具有维持个体生命和繁衍物种的目的性，也就是说，都要尽最大努力在自然中生存下去；与此同时，这个目的还要经历大自然的运动和自然选择的砥砺与洗礼，也就是说，人类和整个生物界一样有一个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问题，只不过人类由于意识即知情意，能够有意识地凭借个体和群体的力量与自然环境开展斗争，从而最大限度地得到整体性的生存和发展。就此而言，凡能够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使经济与技术取得进步、实现民富国强的制度和举措，本身就包含巨大的道德意义，即自力更生、自求多福。而一切的文明，即人类超越蒙昧和野蛮的生存方式，正是建筑在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之上，否则，人的生存连体面和尊严都谈不上，更遑论自由地从事文化艺术的创造了。
然而，事情还有另一个面相，这就是人类内部的相互竞争，使得人类整体性的生存和发展，一般只限于共同体之内，且充满了不平等；超越着蒙昧和野蛮的文明自身，也呈现为一个矛盾的运动过程。用中国老子的话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用庄子的话说，这就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为王侯；王侯之门仁义存焉”。离开原始状态的文明社会，其实是一个充斥着不平的等级式的金字式结构，从而，人类的进步，不止需要发展智力和科学技术，也需要发展反思能力和自我批判的精神，需要对各种压迫和不公正的反抗和改变。但是，如果因为竞争的负面问题而取消人们之间的竞争，因为文明中的不文明，而颠倒文明的高下关系，强迫社会回到平均状态，就势必否定个人自主自由的选择，堵塞人类追求幸福与文明的通道，不仅使整个社会变得封闭和僵死，而且势必催生出各种见不得人的、虚伪的行径。
相对于之前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可以说最大限度地解放了每个个人，激励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聪明才智；如果说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之间的生存竞争，采取的往往是强制的、甚至暴力的方式，那么，基于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推行的是讲规则的公平的竞争和平等交换，它的顺利展开不仅要诉诸于人们的智力和机警，也要求助于民众的公德和政府公正的行政，求助于法治。原则上说，资本主义初期各种野蛮的不文明的表现，并非资本主义本身的内在要求，而主要是前资本主义的惯常行为，它越是能够坚决地反对并改变封建政治控制所有资源的专制、人治及任性，它就越是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文明。资本主义的世界取向，也恰恰是人类实现其为普遍性的人类，而非囿于特定地方的狭隘之物的推进力量。它的进取性、开放性，显然有益于人的潜能的实现和能力的不断提升；它推崇自由选择和自担责任，也有助于它的与时俱进和自我革新。事实上，现代世界的文明，主要是资本主义所造就的，而为我们所称道的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的诸多因素或表现，也恰恰说明真正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前资本主义之上，而必定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产物。
当然，如同任何社会的建制或体系都有两重性，资本主义也决非没有自身的问题，作为以利润为目的的人的经济活动方式，它让人们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以普遍的公共的利益为归宿。只是市场上人们互为主客体的关系，客观上使得多数人的利益能够得到实现。但即使如此，由资本推动的市场也很难解提供公共物品，很难解决经济不平等特别是分配不平等的问题，所以，现代社会才要求建立一个承担有限责任的政府，要求政府保障公正。这同时说明，资本主义只是属于经济，并不等于整个社会。社会作为经济、政治与观念形态的文化的多元一体结构，它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必须具有属于各自的标准和尺度，能够分别解决现代人每天都要面临的人与物、人与人和人与己的矛盾和问题；而它们之间又必须相互契合、互斥互补，形成必要的张力和有机的系统性。——这也正是我们在上一节所肯定的布罗代尔的期待。
至于当代中国，笔者认为，主要任务还是借助资本、市场与法律，保障每个人的自由权利，排斥并战胜官本位和传统的政治权力对资源的垄断与支配，推动公民社会的形成。争取宪法给予每个公民的自由权利的落实，以及合理地使用自己的自由权利，如有了自由是用于对别人巧取豪夺，自己则吃喝嫖赌，乃至通过政治设计让某些人拥有特权，还是让自由本身平等化，让每个人都能既为自己谋利益，又造福于社会？这己成为中国的主要问题。如果纳入到这个问题域中加以考虑，那么，我们就能明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朝野双方推崇传统文化以及当下对家庭伦理的重视，其目的不是要冲击或代替金钱、资本以及法律的现代性作用，而是从社会意识和文化心理的角度给予它们以支持、补充并矫正其局限和问题。事实上，家庭属于私域，重的是情感和私德，社会则是公域，重的是理性和公德，两者虽然相通，前者一定程度上也能支持后者或为后者进行铺垫，但着眼于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矛盾，整个社会只有实行法治，理性主导而辅助以情感，才能让国人的竞争与合作不断地达到动态的平衡与合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