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文里面，近代和现代实际上是一个词：modern。欧洲人认为，自文艺复兴以后，就进入一个迈向近现代社会的延续性的发展。今天我的讲座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为什么欧洲最早进入近代社会；第二个主题是对中国和外国的历史，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一些比较；第三个主题是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一、前言：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历史研究很重要。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实际上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叫基础研究，另一部分叫决策研究。目前，基础研究有点脱离现实，决策研究又有点流于表层。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设立一个对基础研究进行再研究的专门机构。
我听说过这样两件事。一件是在二战后，美国叫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去研究战后怎么对付日本的问题。然而，本尼迪克特拿了国家的资助，并不好好写这个题目。结果，她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菊与刀》，是专门研究日本国民性的。写完以后，美国政府的再研究机构就对那本书进行了再研究，结果得出一个常识性的结论：天皇制度暂时不能废除。这成了一个很有用的指导方针。
还有就是大英帝国，大英帝国扩张后，就碰到如何处理宗主国和部落酋长的问题。殖民地的土著酋长的问题很难解决，政府也觉得这事特别难以对付。结果，就想去找人类学家来研究那些部落酋长。这样，一些著名的人类学家就去考察那些部落。人类学家去了以后，特别是拿到了国家给的钱，非常高兴，但也不肯好好地去进行决策研究——他们最擅长的是进行基础研究。他们找到了机会，就去写人类学的专门著作。结果，就出版了许多很好的多卷本的人类学著作。写出来以后，当局很高兴，说你们写了那么多的人类学著作，真是了不起，然后就把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交给一个再研究机构，去再研究这些纯属于基础研究的学术成果。结果，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也非常简单，就是“所有的部落酋长都是世袭的”。再研究机构于是向政府建议，要政府把那些部落酋长的儿子都送到伦敦来，给他们最好的待遇，上最好的学，等到他们毕业以后，再把他们派回到原部落去当酋长。英国用这个办法解决了宗主国与部落酋长的关系问题。
这里面，核心的问题就是建立一个由政府部门领导的对基础研究成果进行再研究的机构。那些学者们是擅长基础研究的。他们拿了国家的钱也想去做基础研究，结果，就显得与要求脱节。有了再研究的机构，基础研究和决策研究的质量都得以保障，两个研究领域都迅速向前推进了。
我们举上述的例子，目的是要说明，作为基础学科的历史学，有时也可以成为实用性很强的应用学科的，甚至成为决策的辅助学科。比如，当今世界上历史研究的一个热点是国民性的研究。所谓的文化冲突论、文化整合论、全球化研究等等，都离不开对世界各国国民性的研究。政府决策时，首先要考虑该国的历史传统和国民性特征。过去在进行决策时，重点放在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军事因素、国家安全因素上，现在，中国走向改革开放，走向世界，就要求把许多问题放到各国国民性的大背景中去，才能加以考察。各国的国民性，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还有西方各国、各民族之间，都是很不相同的。
西方文明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典文明。比如说希腊人，希腊人从古代起就很散漫，他们在海边生活，不准时赴约，一天到晚迟到早退，这已经是几千年来养成的习惯了。对这样一种民族性，我们要有所了解。比如希腊人说好了要来，到时候却不来了，我们就完全不必生气，因为希腊人就是这样的，几千年的习惯了，并不是对谁有意见。希腊人也有好的地方，有时候，一有想法马上就付诸行动。但是德国人就不一样，德国人很会进行理性的反思。美国人又是另一种风格，法国人又是一个样子，意大利人又是另一种样子，意大利人最喜欢夸张了。德国人如果说好要来，到时候却没来，那么，就一定是出什么事情了，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所以，国民性研究非常重要。这有助于我们避免把中国人自己的一些想法强加于外国人或外国民族。以自己的思路来替代别人的思路，以为别人也是这么想的，这就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因为别人的国民性是与你不同的，所以不能够进行取代。要把国民性的研究放到政府决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来加以考虑，要成立专门研究国民性的重要研究机构。中国现在有一些国际问题研究所，还有一些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所，但却没有研究世界各国国民性的专门机构。在这个领域，现在我们处在被人家研究透了，但我们对人家还没有进行深入研究的这么一种不对称的状况。所以应该在北京大学这样的地方，成立一个研究国民性的机构。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历史学走到当今世界领先的水平，才能在基础和决策两个领域中走向世界最前沿。
历史学有很多定义。过去的定义认为，历史学无非就是一些过去的事、一个学科、一些史料，或者是一些学术的专著。现在历史学要以人为本，新的定义叫做“时空坐标中生命的关照”。镜头直接对准人。一个是时间坐标，时间是纵向的；一个是空间坐标，空间是横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就是研究时空坐标中的人。人的主题，情的自觉，历史学走向了人，实际上就成了一门对现实非常有用的学科。
二、欧洲的兴衰
现在我们来讲欧洲为什么能最早过渡到近代社会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古代的欧洲和现代的欧洲都是很不错的。古代欧洲很兴旺，“言必称希腊”就是因为有古典文化。就是说古代的希腊很不错。现代的欧洲也不错，也很兴旺。但是中世纪的欧洲却是落后的、衰落的。中国在中世纪时是发展的，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有大唐盛世，有科举制度，有完备的政府机构。“盛世”这个词，西欧就没有，整个中世纪的欧洲一直很贫困、很落后。西方人自己称欧洲的中世纪为“黑暗时代”。从地域上看，西方人一直以为欧洲才是西方文化的故乡。欧洲人认为美国的传统是新起的，只有欧洲，才保留着真正的西方文化传统。欧洲各个国家之间语言相通，思维相通，行为相通，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联合体，有一种文化上的沟通，它的传统是来自于古代，来自于中世纪。
比如希腊面积很小，不过几个岛屿，现在也仅10000万人。古代希腊也不大，却对全世界产生过重大影响。世界上有两种强势文明，一种是东方文明，一种是西方文明。西方文明是以希腊为源头的，东方文明的源头可能要追溯到中国的曲阜。谈历史，我们经常要谈源和流的关系。在源头上，水都是很清澈的，在流淌的过程中，就会有各种东西加进来。文明也是这样。希腊的荷马写过著名的《荷马史诗》，大概完成于公元前９—前８世纪，讲的却是更早的事情。《荷马史诗》中反映出来的精神是希腊人的浪漫主义。这同罗马人的文化很不一样。罗马人强调军团，强调国家制度，强调法律；希腊人强调个性，强调诗性和浪漫主义。希腊罗马合在一起，就奠定了西方文化的一个基础，它由对峙的两个方面组成，一个叫浪漫主义，一个叫理性主义。
西方的古典文明给我们很多启示，最突出的就是理性和诗性，以及古代的英雄主义。无论是希腊还是罗马，都强调一种尚武精神。古代希腊三部最著名的历史书《荷马史诗》、希罗多德的《历史》，还有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是讲战争的。我们中国古代也有英雄崇拜，例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大禹治水，说的都是一些治水专家和农业专家。但是，西方古代的英雄都是战斗英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英雄主义在古代希腊人心目中有六个主题。《荷马史诗》中的主题，一个是友情，一个是智慧——就是极度的诱惑和极度的克制之间动态的平衡。《木马计》所说的就是智慧。在雅典，英雄主义的含义是美和文化。在斯巴达人那里，含义是魄力和力度。
这些文化概念铸就了西方浪漫主义的几个特征：一个是容易走极端。一个是一有驱动力，就会产生反应，即刺激一反应模式。东方文化不会走极端，它每分每秒都在整合，凡事三思而行，所以文化发展得很平稳。还有一个就是西方强调浪漫的高峰体验，凡事都要放到生命的临界点上去体验，结果造成了极度的诱惑和极度的克制之间的动态平衡。
西方文明底座不稳，却向往高、精、尖。他们养成一种抽象思维和象征表达，底座不稳，但却要。求全责备。和“求新求异”西方人从不要求做到面面俱到、“求新求异”“求全责备”反映出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求新就是对新的东西非常肯定，面对的是未知世界。求异，就是一旦发明出来什么新东西，别人就高兴，先不问这个东西究竟是怎么样。这很容易带来新的文化种子。求全责备与此不同，要求面面俱到，什么都要，什么都全。古代东方的思维方式走的基本上是求全责备的完美主义道路。
欧洲文明与中国文明很不一样。中国人写字的时候，先是写国名，然后写城市名，再后是写人名。欧洲人是先写自己的名字，然后是单位，然后才是国名。中国的文化是向心型，欧洲的文化是向外扩张型、发射型的。中国文化讲秩序，欧洲文化却讲反秩序、反格式化。从希腊人开始，就反格式化。中国是农业文明，欧洲是农业、商业混合型经济。中国的文字是象形文字，很有意境。欧洲文字只是一个符号，容易导致抽象思维。
在中国，动物崇拜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崇拜龙和凤。龙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凤是不死鸟和万鸟之王，都是不容易遇到的。这是中国文化中的一种“大音希声”式的崇拜，就是最好的声音是听不见的，最好的诗歌是看不见的。这是中国人对于极端完美主义的崇拜。另外，就是中国人特别重视生活的本身，如特别崇拜小动物。中国人有十二生肖。外国人对此根本不明白。西方人的动物崇拜其实只是猛兽崇拜。他们的国旗都是熊、鹰、鳄鱼、狮子、老虎等，但没有属于“大音希声”的龙和凤，也没有同日常生活非常接近的小羊、小狗、小老鼠。他们的猛兽崇拜，我们也没有。
东、西方人对美学的理解也很不一样。中国人的美是超然的、直觉的、给人伟大情怀的。西方人却认为越是强的、越是刺激的东西，就越是美的。中国人身上有很多优点，比如谦虚、自制。西方人身上也有许多特点，比如放大、夸张。中国人很多事情都喜欢低调处理，西方人许多事情都喜欢高调处理。西方人也有很多麻烦，但是他们总喜欢把好的一面展示给人家。中国人喜欢用树枝作餐具，西方人用刀、叉作餐具，却要人喝汤没响声、探友先预约。东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很不一样的。
中国人喜欢的是蔬菜、素食，喝的饮料是茶。这可以让人平和，清新。西方不一样，西方人传统的食品是动物脂肪，喝的是咖啡。中国的民族心理中有宽容、忍耐的一面，西方人不忍耐，说话都很直接。在古代，东方文化情大于法，西方则从罗马时代起，就是法不容情。中国人表达感情是委婉、含蓄的。西方人很喜欢直接地表达感情。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文化现象。
西方人的理性，就是百分之百地用理智行事。所谓理性，就是要合乎道理，合乎规律；所谓理性就是计划性；所谓理性就是追求最大效益；所谓理性就是以世俗的欲望标准来行事，采用最直接的方法、手段，不干属于浪费的任何事情。理性的外延很广阔，如不拘泥于传统、多向思维、结构性思维等。西方有人提出过要做一匹“沉默的战马”的观点（内容大于形式），理性中有着功利性、现实性等内涵。
浪漫主义代表了西方文化的一面，要点是：激情、热情、迷狂、疯狂、孩子气、灵感、磁性、神秘、感觉美、音乐性、直觉、境界、底蕴、任性、精神的太阳、悟性、全新体验、自我期待、个别性、走极端、创造性、自由性、非此即彼的思维、对峙性。所以，有的时候西方人思维、行事都比较矛盾。一方面好像很科学，很讲道理，做事情很具有理性、现实性；另一方面，有时又很浪漫、很胡闹，思维、行事很奇怪。西方文明往往会非此即彼地走极端，这个弱点一直到近代才有所改变。
西方文明的发展是一种断裂性的发展。古代希腊、罗马、中世纪基督教、文艺复兴、理性时代、工业化的现代科学化、20世纪以后的后现代都显得很不一样，好像是一个接一个的挑战，一个接一个的断裂。这样一种过渡的方式也应该引起我们重视。
在什么时候西方衰落？西方在中世纪衰落。罗马帝国476年崩溃，以后就衰落了，出现了乱世，表现为愚昧、腐败、贫穷、战争、饥饿、迷信，以及社会民众普遍的悲观主义。西方混乱的局面出现过好几次，一次是在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出现过一段乱世。另一次是在1348年欧洲黑死病流行的时候。从罗马帝国崩溃一直到14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欧洲社会的基本面貌可以说是文化落后、武力盛行、经济上积贫积弱。
乱世不仅仅是表面的，也会反映在制度的层面。制度上出现危机就叫做文明危机或叫结构危机。一旦进入结构危机，基本上就可以说是制度崩溃了。制度体系的崩溃有四个特点：第一就是指挥不动，各个部件之间零件脱节，不能够再形成为一个结构。第二个是危机的普遍性，各个层面上都爆发危机。例如，1348年黑死病后欧洲封建制度在各个层面都出了问题：宗教上出现新教，文化上出现文艺复兴，政治上出现了新君主制。危机不在一个局部范围，危机在大范围全面爆发，这就是结构危机。第三个是危机无法复原，是无法医治的危机，只能通过变成别的东西来调和。第四是结构危机导致社会背离了其原来的基本原则。每一个制度都有一些基本原则，比如说基督教的制度，它应该是强调人的精神世界，应该崇尚精神，鄙视物质。但是假如罗马教皇热衷于追逐世
俗的权位、世俗的财富，这就违背了教会制度的基本原则，从而走向危机。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爆发的。再比如封建制度，封建制度也有一些基本原则，如领主附庸制度，如骑士制度、采邑制度、农奴制度，但是危机一来，这些东西都被冲掉了，这说明当时出现的不是一般的危机，而是制度危机，或者叫结构危机。
黑死病发生的时候，欧洲经历了两大灾难：天灾和人祸。瘟疫是天灾，但反映出中世纪的医学非常落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等人都特别反对无能的医生，因为庸医无能，草菅人命。中世纪欧洲还搞过禁欲主义，人们不结婚，都去当修女，当修士。这也有一个现实背景，中世纪欧洲的妇产科医学太落后，妇女生孩子往往就要死亡。但是，修道院也不是好进的，修道院是要收钱的，只有贵族妇女才能去当修女，一般人还不能去。这样一来，人们就禁欲，禁欲带来了很大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有一个欧洲中世纪医学、特别是妇产科医学落后的社会背景。
那么，什么原因导致了中世纪欧洲的衰落？初步统计，有以下十大缺陷：
（1）没有稳定的政治秩序。
（2）没有目标和令人鼓舞的方针，人们看不到希望。
（3）科学文化长期脱离现实，宗教文化盛行，导致整个社会民众悲观失望。
（4）生产发展不起来，就必然长期贫困、落后。这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罗马帝国崩溃和蛮族的武力征服欧洲，对生产力破坏很大；二是欧洲的封建主义是一种军事封建主义，农奴制、庄园制、骑士制度、领主附庸制度都同军事有关，这种制度的发展，既破坏了农业生产，更导致欧洲长期的贫困和经济落后。
（5）欧洲搞军事封建主义，政府里没有知识分子的位置，这样，就无法建立起精致的政府制度和政治统治。
（6）宗教势力强大，形成了教会对世俗权威的反动。
（7）私家政治盛行，没有社会公正和公共利益。西方有一种审判程序叫神判法，有罪无罪要靠天意来裁决。神判法的盛行，并不是司法落后和迷信的缘故，而是因为没有办案的财政能力。这样，当然就带来负面影响，政府不工作，不为社会服务，自然就很软弱，原因在于国家对于赈灾、司法、社会安全、修桥铺路这样的公益活动做得实在太少了。
（8）部落作乱，形成了分裂势力，部落构成对于中央政府的反动。
（9）文化上没有凝聚力，各地之间没有应有的文化认同感。中国文化很有凝聚力，欧洲却没有，基督教的纽带只是一条松松垮垮的纽带。
（10）严格的等级制，限制了民众参政和参与社会改革。西方骑士制度是分等级的，上至公爵，下至骑士、农奴，有一套很严格的等级制。
三、为什么欧洲最早过渡到近代社会
那么，落后的欧洲，为什么又能够最早向近代社会过渡呢？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些学术观点。
一是美国人布伦纳的观点。布伦纳认为欧洲过渡到近代社会是阶级斗争的结果，主要是农民和地主的斗争，但他又反对斗争可以推向资本主义的观点。他认为这可以推动农村体制的变化，但是不能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
二是德国人弗兰克的观点。弗兰克写过一本书叫《白银资本》，反对西方中心论。他认为中国的制度好，西方不好，还认为中国在明代以前是世界体系的中心。同时期的外国是很落后的，而中国却是明清以后才落后的。在明以前，中国最强，是世界体系的中心。外国人要花很多力气才能买到一张到中国来的船票。白银都是从欧洲流到中国来的，不是中国的白银外流等。弗兰克的观点启示我们，中世纪的欧洲并不富裕，是处于比较糟糕的状况。
三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希尔顿的观点。他认为：黑死病一来，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负面影响。希尔顿还拉开了封建主义总危机和资本主义真正兴起之间的时间，认为封建主义主要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而走向崩溃的，在这个基础上，后来的资本主义才真正兴起。
这三个人的观点都很有意思，共同点就是都认为欧洲向近代过渡是穷过渡，而不是富过渡。尤其是希尔顿的观点，指出当欧洲制度走向崩溃的时候，事实上资本主义还不很发达。这个对我们很有启发。过去有一种想当然的想法，西方最早过渡是因为有资本主义，是因为资本主义发达，工商业极其强盛，但这和历史不完全符合。事实上，1350年欧洲黑死病后，经历了大约1000多年的衰退时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欧洲向近代过渡都是从衰退期中走出来以后兴起的。所以，我们强调向近代过渡所需要的资源问题时，一是要强调这些条件的具备是15000年以后的事情，二是要强调过渡资源不是仅仅为某个特定的经济指标，而是要看包括文化在内的综合国力。因为向近代社会过渡的资源，不仅仅是一种物质资源，还包括其他资源。
当然，在西方，总有一些人在为西方文明叫好。例如：有人不顾事实，强调14世纪的西方非常富裕；例如：有人强调欧洲的分裂割据导致民主特色，更容易产生出近代“民主”，或“西方的奇迹”。这些，都是不顾历史真实的、典型的“西方中心论”。今天来看，这些说法站不住脚。在这里我们提出我们的观点，西方向近代社会的过渡是一种穷过渡，过渡的条件的满足是随着封建主义的自我崩溃而出现的，至15000年前后方得以满足。随后，资本主义兴起，综合国力激增，欧洲向近代过渡。综合国力这个词的内涵很丰富，不仅仅是指经济上的某个指标。
这样就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过渡期现象。一个社会从中古到近代的转变，叫转型，也叫过渡。但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过渡期的过渡，另一种是没有过渡期的过渡。有过渡期的过渡，是说在旧形态和新形态之间，有一个长达数百年的过渡期。有一些国家在向近代社会过渡时，并没有这样的长达数百年的过渡期。西方向近代过渡，是属于有过渡期的过渡。
从历史上看，欧洲出现过两次“过渡期现象”。
第一个过渡期出现在从476年罗马帝国崩溃至8000年之间，为期3000多年。罗马帝国崩溃后，主宰欧洲的是比较野蛮的日耳曼人部落。制度不是很先进，所以经典作家说蛮族注入欧洲的是它的野蛮性。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蛮族在征服欧洲的过程中，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这种情况就使得在公元476年到公元8000年之间，也就是到查理大帝执政之前，欧洲一直处在比较混乱的状态。西方人过去称为黑暗时期，现在我们把它称为封建主义的产生时期。真正的封建制度，是到查理大帝时期才出现的。有这么一段既不是古代，又不是中世纪，既不是奴隶制，又不是封建制的时期，这是欧洲所经历的第一个过渡期。
查理大帝时，封建制度在欧洲建立。查理帝国兴盛不久，查理大帝就死了，部落的习惯又起作用了。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根据843年的条约，把帝国分成三部分。结果在查理大帝之后，欧洲就再也没有能力建立起强有力的帝国。公元10世纪时，欧洲有点恢复，出现了城市和贸易。东西方之间的来往也渐渐复苏。公元10000年到公元13000年间的这3000年，欧洲是往上走的，走得很不错。但是即使不错也还是很落后的，主要是粮食生产不行，种子和收成之比是1:3。1300年的时候，欧洲的人口已经发展到75000万了。但1348年黑死病降临，使人口减少五分之二，出现一个大危机。1350年后，封建制度也崩溃了，但这时的资本主义还处于萌芽状态，这样，就出现了第二个过渡期。
出现过渡期的原因在于：原来的体制崩溃，新的体制还不成熟，社会出现了制度空白的危机。
第二个过渡期大致发生在1350—1800年间。从时间上看，大致是450年左右，从1350年的黑死病一直延续到法国大革命。这450年可以划分为三个150年。第一个150年是1350—15000年，属于危机和驯服危机的阶段；15000—1650年是第二个150年，属于制度的转换阶段，经典作家所称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斗争的主要内容是反封建；1650—18000年是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大革命的阶段，其基本内容是反专制。经过这么三个阶段，欧洲才从中世纪逐步过渡到近代社会。
为什么会产生过渡期现象？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过渡为什么没有长达四五百年的过渡期？过渡期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制度的空白，也就是前一种制度由于自身的落后而走向自我崩溃，但后一种制度还没有真正产生。每一种生产关系不走到它的尽头是不会瓦解的。但是，当它已经走到了尽头，当它自身很落后，一有风吹草动，一碰到问题，就会自我崩溃。如果旧制度已经崩溃、但新制度还仅仅是萌芽阶段，那么，就会出现一段制度上的相对空白时期，这将使过渡变得非常曲折，形成有过渡期的过渡。至于没有过渡阶段的过渡，那是因为原来的制度比较强盛，不容易立即崩溃，在这种情况下，新的社会力量就要在原来的制度里面成长起来，逐渐成熟后再通过激烈的斗争方式来实现社会转型。这样的话，就出现了没有很长过渡期的过渡。这是两种不同的过渡方式。欧洲向近代社会的过渡，是一种有过渡期的过渡。过渡期的结果，是导致了落后的封建结构崩溃和近代制度的建立。
为什么欧洲的封建主义会自我崩溃？首先，这是历史的原因。历史原因之一就是四种古代的元素没有真正整合好，也没有真正地融合起来。四种元素是指希腊的因素、罗马的因素、日耳曼因素（蛮族因素）和基督教的因素。整个中世纪的社会结构是在这四种因素的整合基础上产生的，但是却没有整合好。希腊是个放大的个人，每个希腊人都认为自己是英雄，一个个都是放大了的个人。罗马人是放大了的国家。日耳曼人则是放大了的家族，放大了的家，也就是用部落血缘的那一套原则来行事。基督教是一条松散的纽带，试图通过超个人、超国家、超部落的纽带把所有的其他元素都粘合起来，但在实际上并没有成功。中世纪欧洲的制度，其实就是把放大的个人（希腊）放小一点，把放大的国家（罗马）也放小一点，但把部落的习惯、家族血缘的习俗放大了，变成了一种政治制度。结果，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以家和血缘为纽带的领主附庸制度、私家政治制度和教会制度。
另外一个原因是军事封建主义的报复。欧洲的采邑制度、附庸制度、领主政治、农奴制度都是与打仗有关的军事制度，欧洲的封建主义，因此可以称之为军事封建主义。在这种制度下，知识分子远离政治，行政是由领主即业余的法官、业余的行政官和专业的武士来管理的。很显然，结果就是武力统治下的军事帝国或地方割据。这种军事封建制度产生以后，还带来了生产效益很低的缺陷。领主们不懂如何管理行政、司法和政府。这样，行政和政治在中世纪时就被严重地弱化了，军事封建主义取代了政治封建主义，导致欧洲停滞不前。
为了军事需要，欧洲就搞了采邑制度、庄园制度和农奴制度。在这三种制度下，农奴没有生产积极性，产权也不明确，更谈不上正当的生产投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很显然，这样下去，经济就遭到了很大破坏，接着城市也衰弱了。５—８世纪欧洲城市衰弱的原因，不能仅仅从日耳曼人不喜欢城市和商业中去寻找，而必须从军事封建主义下生产长期落后中去寻找。整个封建时代，生产力被破坏到一粒种子只能生产出三粒种子的地步，经济基础如此不好，拿什么东西去交换？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天下，在以后的10000年中，农业和商业都是很好的。政治上有凝聚力，文化上有凝聚力。但是西方没有。４—８世纪西方的经济被破坏，有三大原因：罗马帝国崩溃、蛮族入侵和军事封建主义。在10000年前，欧洲的城市都被抛弃，土地也抛荒，国际贸易被中断。这些，都是经济上落后的表现。
从文化上看，当时欧洲有一个大问题，就是知识分子花费了大量精力去研究神学，却加剧了教会与政府的分离。多数知识分子研究神学，转向了为教会服务。在欧洲，知识分子是既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也不能在政府里面服务。结果他就跑到教会里去研究神学了。知识分子把聪明才智用在探讨彼岸的学问，对于社会是一种极大的损失。做任何事情都有两个原则，一个是看有没有需要，一个是看有没有可能。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其实是很优秀的，但是他们不是为现实的社会需要服务，而是在神学的名义下为教会服务。这样，欧洲的教会就是政治性很强的组织，反之，世俗的政府，反而走向了军事化而非行政化。
再来看政治方面。首先，西方的政治制度是地方割据、分散政治。比方说部落，每个人只知道自己是士瓦本人，自己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人，而不知道自己是哪个国家的人。这样，部落就构成对于国家的反动。部落的问题很严重，如果搞不好，会走向统一国家的反面。其次，就是教会和王权之争。中世纪有两把剑的理论，一把剑是教会的精神之剑，另一把剑是国王手里的世俗之剑。结果，根据两把剑的理论，似乎国王还应当听教皇的。这样，教会就构成对于政府的威胁。结果，政府的机构非常简陋。在军事封建制度下，一个地方常常是由伯爵、骑士管理，根本没有健全的政府机构，也没有文化上的凝聚力。没有社会公益，没有司法公正，当然也就没有太平盛世，没有文化高潮。中国在封建时代有过很多次文化高潮、太平盛世。这是因为中国搞的是政治封建主义。生产稳定，文化昌盛，制度完善，这就大大超过欧洲的军事封建主义。
这样，到1350年时，欧洲的封建制度几近崩溃，出现了我们以上说的结构危机的四个特征：危机的普遍性；危机的不可修复性；危机时各个部门被拆散而没法整合；最后，还自相矛盾，违背了军事封建主义的基本原则。种种迹象都表明：1350年时，落后的欧洲封建制度已经瓦解。
这里，我们再来论述与过渡有关的理论问题。第一个理论问题是，我们认为在相同的危机情况下，人是否主动、积极地进行改革是很重要的。过去讲历史比较注重客观条件的研究，不注重人的能动性、主动性。这里有两个词，其中一个词叫做自然主义，19世纪就是自然主义比较盛行的时期。自然主义者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应该是相通的，特别强调因果论、规律论，这里强调的是客观性的研究。另一个词叫做表现主义（expression），表现主义者认为人和物不一样，应该分开，这强调的是人的主观作用。我们现在研究欧洲向近代社会过渡的问题，既要研究客观条件，也要研究主观条件。客观条件就是封建主义自我崩溃，为社会改革创造机遇；主观条件就是出现了一个先进的市民阶层，他们有改革社会的愿望。
这种变化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人文主义者提倡文明，去掉了欧洲人的许多坏习惯。比如，欧洲人改掉随地吐痰的习惯用了150年，能改掉这种坏习惯是件很不简单的事情，它是文艺复兴以后人们开始讲文明的一种表现。
文艺复兴运动是人们主动起来进行改革的一个典型例子，带来了文化上的大转向，这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功劳。文艺复兴运动一来，彼岸的学问、经院哲学就不再被看重了，知识分子开始务实，开始研究现实的学问，研究如何建立好的制度，如何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所谓近代政治，西方人的理解和我们理解不大一样，他们认为中央集权，主权国家，就是近代政治。具体有五个标准：官僚政治、国家常备军、财政税收、保障、主权不被分割。我们的理解比较复杂，我们认为，近代、非近代不是一个统一不统一的问题，而是要看有没有促进近代因素的出现，比如有没有促进近代工商业。西方学者那么说是因为西方人的历史是以分为主，而中国的历史是以合为主的。所以，我们不认为凡统一即为近代，如果是这样，那么，难道说秦始皇时候就是近代了？这显然不合乎逻辑。什么叫近代政治？我们的看法有三个元素：第一，看这套制度和中世纪的政治制度距离有多大。近代的政治基本上和中世纪不一样，但是基本上保留着中世纪的尾巴——如没有废除世袭制度。第二，要看它有没有建立起近代的国家制度，包括官僚制、常备军、财政税收等。第三，还要看它是不是推动了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以这三点为标准，我们才可以说它是走向近代政治，不再是中世纪的政治。简单地说，1350至15000年是欧洲向近代过渡的第一个阶段，特点是反思社会弊病，思考如何驯服危机。
第二个理论问题是，在欧洲的封建主义走向崩溃时，资本主义只处于萌芽状态，还没能够真正发展起来。如果过分强调资本主义兴起摧毁了欧洲封建制度，这在时序上会有些问题。我们从不否定资本主义的兴起在瓦解封建生产关系方面的作用，但强调这种作用主要是发生在15000年之后，因为到那时，才真正进入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第三个理论问题是，过渡不仅要靠发展生产力，也要靠调整生产关系。例如，有两家同样的工厂，使用的是同样的设备和技术水平相近的工人，但交给了管理水平不同的两个厂长手里。由于管理制度不一样，导致作息制度、工资制度、生产制度、产品销售等方面的差异。结果，一个工厂可能办得很好，另一个则有可能倒闭。过去只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实际上，生产关系的改善也能提高生产力。欧洲向近代过渡的时候还是小作坊，还没有进行大机器生产。但是，欧洲却成功地向大机器生产过渡了，整个过渡靠的是调整和理顺各种制度、各种关系，结果，却把欧洲向近代推动了。另外，这种过渡是群众参与的，走的是自下而上的道路。过去讲欧洲的过渡总是强调自上而下的过渡，就是讲王朝战争，讲市民阶级给了国王金钱，国王就把诸侯消灭了，于是建成统一的国家，就是近代了。
现在，我们不这么讲，我们把市民阶级当作主要的社会改革动力，因为，自上而下的道路只会产生新君主制，这是后来走向专制君主的前身。还有一条道路是自下而上的、由人民推动的道路，这是近代政治的主要基础。欧洲向近代社会过渡，是自上而下的道路和自下而上的道路两股力量推动而成的，不能只讲一条，而忽略了市民阶级、农民阶级的改革和革命。自下而上的改革才是真正的力量，它比王朝战争更重要，它是政治上推动欧洲向近代过渡的主要途径。如果比较一下中古制度和近代制度，就会非常清楚什么是过渡了。中世纪制度的特点是领主附庸制、农奴制度、骑士制度、庄园制度、信仰时代、宗教社会、分散主义、部落习惯、自然经济。但是到了近代，就出现了很多个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就是建立了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国家和臣民的关系，国家是主权国家，国王上面没有教皇，没有联合体。在过去，教皇就是一个联合体，可以随意分享一个非主权国家的财富和政权。主权国的另一个含义是在它之下没有可以与中央政府抗衡的地方势力，不管是来自诸侯，还是来自教会，这就叫主权国家，而且还是文化上有凝聚力的民族国家。对民族国家的含义有很多种理解，但都认为民族国家并不是指以一个民族为主的国家，而是指能把各个不同的民族都团结在一个国家里面的国家。从经济上看，近代社会实行的是交换经济，不是中世纪的自然经济。此外，宗教改革运动以后，政治和宗教就分开了，不再是政教合一。
中世纪欧洲社会等级示意图
上图形象地描绘出了中世纪欧洲的社会等级。图上有一棵大树，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树根是些农民，他们都已经化成了肥料，被那棵树上的其他部分吸吮着营养。树根之上的人是些市民，市民的地位不是很高，他们过着贫穷的日子，但是要比农奴好得多。这就是普通人的阶层，英文叫Commonman，在城市是指有工作的人，在农村是指有地的自耕农。在这上面的是骑士阶层，骑士高高在上，靠打仗过日子。在它上面就是国王、贵族阶层。最上面的那些人是些僧侣阶层。从这样的一个中世纪的社会结构来看，农民被压迫在最底层，市民的日子也不好过，但是这里有个区别，农民是躺着的，市民是坐着的。市民之上的那些人是站着的。最上面的僧侣是躺在沙发上的。中世纪欧洲的等级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要比中国更加明显。中国当然也很明显，不同层次的人用什么车，穿什么服饰都不一样，但是，中国还是一个自由民为主的国家，没有欧洲这样严酷的社会等级观念。
欧洲向近代的过渡，有三个150年。第一个阶段，从1350到15000年，是危机和驯服危机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从15000到1650年，是早期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内容是摧毁封建主义，建立近代体制。“早期革命”这一说法，马克思、恩格斯都提过，但是我们国家对此重视不够，总是认为它是初级的、不重要的革命。实际上，早期资产阶级革命非常重要，它改变了一个社会制度，建立了近代政治。马克思、恩格斯说16世纪欧洲就是资产阶级社会、近代社会。中国的历史书则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开端，比马克思说的要晚，那是17世纪中叶的事情。现在，更有些人在说18世纪甚至是19世纪初才是资本主义近代社会。为什么我们要强调16世纪就已经是近代社会？因为，经过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已经变换了体制，政治上不再是封建国家，已经变成主权国家。文化上文艺复兴新文化取代了经院哲学，不再是神学的一统天下。宗教上是政教分离的新教教派，不再是政教合一或者宗教构成对政府反动的局面。道德上是崇尚文明，讲道德，讲伦理；经济上是资本主义经济。艺术上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强调形象，强调色彩。所以，我们说，真正的制度转变是在第二个阶段，就是早期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完成的，早期革命非常重要，不容忽视。
第三个阶段，从1650到18000年，实际上是民权与专制的斗争，完成了在政治制度上的近代转型。君主专制制度被废除了，宪法的作用增加了，资本主义制度真正确立了，所以，欧洲真正实现了过渡。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实际上都是近代革命，内容是要民权、反专制，这种斗争一直延续到19世纪。
总而言之，欧洲最早向近代过渡的原因有四：第一个原因，欧洲是世界上过渡阻力最小的地区。第二个原因，有个成熟的市民阶级。第三个原因，过渡时期策略比较灵活。第四个原因，根据社会需要分阶段地来进行过渡，过渡的进程比较符合民意。
那么，欧洲为什么过渡阻力最小？第一个情况，是它出现了一种结构危机，表明中古制度已经走到尽头。就像把一个破产的工厂关闭，很少有人会反对一样，因为工厂本来就破产了，当时欧洲各国的贵族、骑士，包括农民、市民都很不舒服，把中古制度取消，较少有人试图执意反对。这样过渡的阻力就小，为社会改革创造了难得的机遇。
第二个情况，在第一个阶段即危机和驯服危机的时期，出现过一个为驯服危机而结成的统一战线。因为黑死病以后，整个社会乱了套，所以市民阶级提出要拯救社会，提出市民和王权结盟。实际上，结盟说只是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市民阶级不仅和王权结盟，还和农民结盟，还和其他的下层民众结盟。这样，就形成了一条为振兴欧洲、为驯服危机而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这个阵营的形成当然获得了民心，减少了过渡的阻力。
第三个情况，是过渡直接带来经济效益。欧洲人和世界各地的人都一样，看重新的一套制度能不能带来现实的效益。欧洲向近代社会过渡有个资金不足、生产落后的问题，但是1450到15550年这1000年的发展却是极快的，种子和产量之比是1:7、1:8，工厂恢复了，还搞了原工业化。原工业化就是城里的一些人到乡村去搞乡镇企业，搞劳务承包，一下子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都活跃起来了，那就把经济搞活了。1450到15550年1000年间欧洲发展很快，到十七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资产阶级已经很强大了。因为经过早期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新体制，是一种远比军事封建主义要来得先进的生产方式。产权明确，投资积极，劳动者有生产积极性，再加上市场经济，商品生产，国际贸易，规模经济，当然解决了过渡的资源问题，这才使欧洲的进一步过渡成为可能。
资源的问题在这里是指综合国力。更为重要的是，不在于看多寡强弱，还要看资源是掌握在谁的手里。中国这么强大，连德国人弗兰克都说中国的经济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为什么不能过渡呢？实际上有个资源分配问题，资源假如是掌握在市民手里，它能用来发展新经济、新文化；资源掌握在慈禧太后手里，她就用来建颐和园。所以，我们不但要看资源的绝对发展，还要看资源是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还是用来作为巩固旧有体制的基础。所以，从理论上说，我们不能只看生产出多少东西，更要看这个东西是在给谁用。如果资源掌握在旧阶层那里，那么，就会用来巩固自己的旧制度，那样的话，将使过渡变得很困难。
阻力较小的过渡是符合民意的。资产阶级和市民阶级是有区别的。当时的市民阶级还是可以代表民意的。马克思、恩格斯都说市民阶级代表民意，民意掌握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举一些日常的例子就可以说明。比如说有个乡镇企业家，他看到自己家乡非常穷，他说我们来办企业，老百姓很同意，因为办厂可以使大家富裕，过上好日子。那个时候，他是能代表民意的。等到后来他的企业变成了企业集团，他变成了资本家，这时，就有可能和企业里的职工产生对立。欧洲过渡时期的情况很特殊。因为那个时候资本主义还没有真正兴起，处在一个必须和底层人民合作的时期，所以市民阶层在一定的时期可以代表他们的意愿。那时，贵族也已经衰落了，也会听市民们的一些意见。所以，那些新的市民精英、人文主义者，他们在各地都能搞统战。他们可以对贵族说，你有那么多钱，放在家里有什么用，拿来投资吧，我保证给你们更多的回报。那么，贵族说，好啊。他们对农民说，办企业吧，我们在你村上办厂，帮我们干吧，农民说，好啊。然后他说，现在欧洲太落后了，我们想改造欧洲。知识分子说，好啊。结果他们到处受欢迎。这种情况导致阻力比较小。还有一个情况，市民阶级手中有钱，是带着资本去改造欧洲的。这个情况也使得过渡比较容易。再有一个情况，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终究都是剥削阶级的生产方式，两者之间有相同之处，所以也比较容易过渡。
为什么欧洲的市民能担当起领导职责？因为欧洲的市民阶级是有独特性的。首先，欧洲的市民知识分子有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也就是后来法国大革命时候提出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观念。这些观念产生于市民们的独立性上。市民文化是一个与市场、与民间文化很接近的文化，但是人文主义者所倡导的又不完全是大众文化。他们是一种市民文化。这种情况比较特殊，首先他们独立于封建政府，不像中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通过科举当官，和朝廷的关系很密切。欧洲的知识分子直接来自民间，受市场经济和民间文化的影响。这些人为地方服务，不注重语法，只注重语言，然后收实效。这使得他们和民间文化息息相关。所以，文艺复兴运动实际上就是把民间文化拿去改造精英文化的一种做法。在英国有一个大文学家、大学者，研究大众文化的名人叫彼得·伯克，写过一本书叫《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这是一本经典名著。书中提出一个观点，认为上层文化能进入下层文化，下层文化进入不了精英文化。意思就是，上层的文化可以影响到下层文化，下层文化影响不了上层文化。但是，这个理论与欧洲过渡的实际情况有些出入。因为，在上层文化出现总体崩溃的时候，下层文化、民间文化是能进入上层文化，并进而改造上层文化，或者本身成为上层文化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分子写了很多书，最著名的书叫《君主论》。但《君主论》不只一本。马基雅弗利、伊拉斯谟都写过《君主论》，书中教君主怎么当明君。他们也写过怎么当大臣的书，如有一本书叫做《廷臣论》。也写过应当怎么当妻子，怎么当骑士，怎么当仆人，怎么当医生的书。在这些著作里面，反映出市民的观念，即如何用市民文化去影响社会，改变文化的各个方面。
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例如意大利文艺复兴鼎盛时期拉斐尔的画，都是大红大绿的，颜色用得非常艳丽。这样用色是深受民间文化影响的，不像中世纪的贵族文化。中世纪文化强调禁欲，强调建造拉丁十字形教堂，绝对单调无味。民间文化与之相反，大红大绿。所以，文艺复兴时期的市民精英是独立于封建宫廷的，他们直接来自于民间。另外，他们也独立于旧文化，不受学院派的影响。那些大画家大知识分子有三种学习法：一是要跟一个师傅学习。第二个是要有个作坊。最后是要旅游，音乐家要到处旅游，美术家更要到处旅游，这样才能培养出人才。所以，他们不受学院派的影响。学院派崇尚神学，讲语法。他们不受科举考试的影响，所以他们干的都是非常实际的学问，为地方服务，容易受到人民欢迎。
其次，这些人独立于教会之外。市民知识分子产生并服务于社会的世俗需要，他们和教会僧侣的想法不同。前者主张神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神献身。他们还独立于封建的祖宗家法，不循规蹈矩。在封建社会里有很多祖宗家法，但因为这些人是产生于民间，不是产生于贵族家庭，所以不受这个束缚。
写过《乌托邦》的托马斯·莫尔是英国的大法官。后来却因为不肯和罗马教廷决裂，被国王亨利八世处死。伊拉斯谟写过《愚人颂》，现在也翻译了过来，他还写过《基督教君主的教育》，总之，写过很多很多书，他是后期文艺复兴的著名代表人物。领导宗教改革运动的德国的马丁·路德，他是市民又是农民，他的父亲去办矿，是个资本家，路德还是一个很典型的知识分子，同时他又和教会很有关系。所以，他又是僧侣，又是市民，又是知识分子，又是大学教授。这个人，可以说是当时几个社会阶层的代表。这批市民精英有四个核心的价值观念，就是个性、理性、人性、诗性，这就是文艺复兴的主题。个性强调创新，要求新求异，强调要有自我的根基，要勇敢，要自然，要有内涵。
什么叫有个性？首先要创新，要做一些别人做不出来的事情，这才显出英雄本色。文艺复兴时期，那么多的新发现、新发明都是有很多创新内容在里面的。求新求异，这也是和创新精神相一致的。此外还要有根基，什么叫有根基呢？就是要有内涵。譬如说同样的种子，一棵树肥料很足，根系很发达，就长成一棵粗壮的大树，另一棵树根系很不发达，根基不稳，肥料不足，结果长成一棵很细的树，大风吹来，很粗的树动也不动，很细的就摇来摇去，这时，很粗的树就显得很有个性。所以，个性是要和根基联在一起来看的。此外，还要勇敢，有很多人都很有个性，就是不勇敢，所以他们的个性显示不出来。还有就是要自然，真正的个性是在自然之中才显示出来的。比如说鱼在水中游，它从来不觉得自己在游，游就是它的本性。奥林匹克运动健将也在游泳，但是他每分钟都是在用技巧，用境界，用体力在拼搏。这说明游泳从来不是他的本性，也不是他的天性。所以从这个方面看，个性如果能够上升到天性的成分上，才是真正自然的个性。所以，提倡个性，这确实是文艺复兴时期和中世纪不一样的地方。中世纪人的个性都被压抑，但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市民们却要反其道而行之。
还要提倡近代理性。近代理性是动态的，和传统的理性有区别。传统理性就是不能越轨，像孙悟空用金箍棒划一个圈，叫唐僧呆在里面，一出来就叫越轨。近代理性是一种动态理性。指的是一个人经历了人生无数的事情，再叫他处理简单的人际关系，他说很简单，一加一等于二，不会错。动态理性是高峰体验后的理性，也就是刚才所说的，一滴水要成为水，首先，要作液体，然后，要作气体，再后，要作固体，等到都作了以后，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强调的理性，就是这样的一种动态理性。还有一个词叫做“平衡”。平衡也很重要，失衡很不好，中世纪搞得就很不好，就是失衡了。平衡非常重要，有很多种平衡法。一种平衡法就是内部非常热，但是有一个很好的容器。另一种平衡是间歇的平衡，比如晚上睡觉，白天工作。还有一种平衡是放慢速度。做得太快了，就放慢一点。再有一种平衡叫动态的平衡。还有，要提倡高峰体验，强调生活中的精度、广度、深度、强度、高度。文艺复兴时期一些新的标准，也许是科学的标准，纷纷问世，都是以前没有听说过的。
除提倡个性、理性外，还要提倡人性。人性首先是指人的“类性”，然后才是指人道主义，或者人文主义。文艺复兴之前，在近代社会以前，欧洲人是没有明确的人类概念的，用两个词来形容人，一个称为animal，另一个称为creature。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人是political amimal，social amimal。这种说法中国人听了觉得很不雅，中国文字里，只有君子和小人之分，从来没有将人和动物混同的说法。孔子说，有些人是君子，有些人是小人，君子和小人是不同的。但是，孔子从来没有说人是animal。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应该强调的说法。文主义者觉得，以往的人和动物不分的做法很不对，“人类”“人类”的提出非常重要，恢复人性就是提出了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就强调了人的文化的重要性。“人类”还意味着提倡平等，因为这是一个类别，不管是奴隶、现代人、老百姓、富人，都同属于一个类——人类。有个叫皮科的人文主义者，他说人类有自由意志，往上走走，可以变成天使，再往上走走，可以进入天国。往下走，可以变成动物，再往下走，可以变成植物，再往下走，可以变成矿物。所以，人是有能动性的，叫做自由意志。这样一种人的“类性”的提出，构成人文主义最基本的核心——自由、平等和博爱。所以numanism一词有三种解释：一个是人文主义；一个是人道主义，即人的同情心，激发出帮助其他人的愿望；还有一个叫做人本主义，以人为本，不是以神为本。
人文主义者还提倡诗性。诗性就是浪漫主义，就是既要走极端，又要人们保持极度诱惑、极度克制中的动态平衡。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市民知识分子提出了振兴欧洲的纲领。基本内容为：要和平，不要战争；要秩序，不要紊乱；要丰裕，不要饥饿；要文化，不要愚昧；要美德，不要腐败。这就是振兴欧洲的纲领，完全是反对中世纪那一套的。这个纲领的提出，其实就是欧洲向近代过渡的思想基础和行动原则。
此时，在思想方面进行了很大的调整，主要有以下几个转变：
第一，从法自然走到法科学。
第二，从伦理学转向法学。中世纪是强调道德，强调伦理学，文艺复兴时期要搞法制社会，要搞法学，所以从彼特拉克到马基雅弗利的过渡，就是从道德学向法学、政治学的过渡。过去，人文主义者都主张道德应该是法学的基础。马基雅弗利却认为：政治学应该同伦理学分开。从政治学的原理看，家内的原则是爱，社会的原则是优秀。
第三，从“罪感”向“耻感”的变化。中世纪的人太压抑自己。在神面前是罪人，在贵族面前是奴仆，人就只有“罪感”。文艺复兴开始后，人的个性开始展现，竞争精神出现，人开始感到了“耻感”。如果不成功是自己不努力，所以就有“耻感”，但却没有“罪感”。
第四，从内圣转向外王。人们本来热衷于修性，在修道院里修身养性，现在要干出实际的有利于社会的事情来。
第五，从浪漫主义转向理性主义。文艺复兴运动的3000年，基本上是一个从浪漫主义向理性主义转变的过程。早期的文艺复兴起于诗，起于浪漫，后期的人文主义者们的重点却是对政治学的研究，对理性的研究。所谓的文艺复兴鼎盛时期，大约是从1450到15000年，就是浪漫主义、理性主义两者兼有的时期，以后就向理性主义的方向发展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三杰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是鼎盛时期的三个最伟大的艺术家。其中要数拉斐尔的画最漂亮。米开朗琪罗的雕塑也可以，他的雕塑《大卫》很著名，达·芬奇的画最难看，有点像工匠画的画。那么，为什么达·芬奇画的画，却最受到尊重呢？这是因为达·芬奇的作品最能代表时代精神。什么是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的精神？就是既有浪漫精神又有理性精神，两者兼备。达·芬奇的人体画是建立在人体解剖的基础之上的。达·芬奇画女性从来不画年轻的，他要画的是中年妇女。最为著名的《蒙娜丽莎》画的就是一个中年妇女。达·芬奇对现实的观察比别人更加深入，知识也更渊博，所以，文艺复兴三杰以其现实精神而言，要以达·芬奇为首。拉斐尔的画是早期文艺复兴诗性、浪漫精神的承袭，这已经和1450年后的时代风气脱节了。拉斐尔的画，代表了早期人文主义者理想中的唯美主义，相反，达·芬奇的作品则代表了一种现实主义的转折。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达·芬奇的画最好。
不仅仅是思想观念的转变，社会制度方面也有了大调整，明显表现在主权国家的兴起。新教的改革导致了政教分离。新的文化制度，开始提倡公民教育和为现实服务。新的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精神，要比封建主义时代更加注重效率。新的生活视野开阔了，社会世界化了，不再是闭关自守的自然经济了。新的司法制度由国家进行统一管理，司法的公正性也比以前提高了。
欧洲为什么最早完成过渡？首先，要归功于过渡时策略的灵活有效。以人为本的原则在文艺复兴的时期得以确立。改革讲究策略，第一步是驯服危机，第二步是变革制度，第三步是建立近代社会体系。因此，顺应时势，符合民意，这就做到了事半功倍。
第二，就是创新。就是从实际需要中创造新体制，决策时要做到四个符合，这样就有说服力，四个符合就是：一是符合需要，二是符合可能，就是符合资源条件的许可，三是符合逻辑，四是符合理论和常识。做到这四个符合，改革就很有说服力。在这个基础上怎么走？是批判为主还是创新为主？欧洲的做法是以创新为主。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欧洲向近代社会过渡的时候，批判的东西也有，像薄伽丘就写了《十日谈》，很具有讽刺意义。还有伊拉斯谟写了《愚人颂》，也很具有批判性。但是，总的说来，人文主义者们是以创新为主的。这是一条很重要的历史经验。比方说改革者也搞批判，但是不能只是批判，还要搞创新。创新的意思很明白，人文主义者如果真的要改革，他们就要创造出
新的更好的制度来。比如，造一个彩色电视机出来，黑白电视机就没人看了。所以，改革者不仅把重点放在批判黑白电视机上面，而是把重点放在如何制造出一个彩电来，这样，人们对于落后的东西就没有兴趣了。人都是要求进步的，只要有新东西，旧的事物就过时了，更好的东西来了，旧的就被淘汰了。批判结合创新，但以创新为主。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
第三，根据需要和可能来发展文化。任何时候都乐观，都幽默。强调理性，就避免了以往欧洲历史的断裂式进化模式。我们注意到欧洲人在过渡时期学会了很多东西，重点之一，就是否定了以前非此即彼的决裂式发展模式，改为延续性的进化。所以，欧洲人现在写了很多书，诸如《十二世纪文艺复兴》，说文艺复兴很早就有了，和中世纪有联系，这是现代人的观点。其实，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所学到的新经验，就是不能脱离实际情况搞改革。历史发展具有延续性，不再是脱离实际搞断裂式的、忽左忽右的发展。
第四，分步骤来进行改革。这里，可以划分出几个时代，即自然的世界、神的世界、人的世界、物的世界、情的世界这样的发展模式。自然的世界就是过去自然界压迫人，现在人要从自然中解放出来。人类的第一次解放是从自然中获得的解放，如发明了用火和使用工具。第二次解放是从神那里获得解放，中世纪教会让人禁欲，人过不上正常日子，心情不舒畅。结果，就要从神那里解放出来。第三次解放就是进入了人的时代，然后，又进入了物的时代。当然，人要从物质当中解放出来，不能去当物质的奴隶，不能搞拜金主义，不能物欲横流。最后，人还要从自我中解放出来，就是要从物质、名利的束缚之中得到解放，从自我利益之中解放出来，思考如何服务公共利益的问题。经过这么多次的提升，就走向了现代——一个崭新的以人为本的时代。从中世纪来看，人是经历了四个时代才走到今天。一个是神的时代（中世纪），一个是人的时代（文艺复兴），一个是物的时代（工业革命以后的时代），一个就是整个社会人群和谐的时代，或者叫“情的时代”。人的主题、情的自觉，这就是现代的高科技和高情感相结合的时代。
从欧洲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历史里，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经验。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府，社会很难向前发展。意大利有的是钱，有的是文化，但就是没有强大的政府，后来不断地遭遇法国人、德国人的侵略。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曾出现了4000年的衰落期。相反，英国却有较好的过渡，因为它有一个支持改革的政府，尤其是在伊丽莎白一世（15558—1603年在位）时期，英国的经济发展很快。可见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府，不仅过渡变得艰难，而且在国际竞争中容易失败。
第二，过渡所需要的资源是一种综合性的资源，不是简单的物质资源。不仅需要物质资源，还需要文化资源、民意、制度和理论，更需要社会各个部分的配合和互动。仅仅靠一个部门发起，觉得社会就会像机器一样运转起来，那是不对的。过去有一种机械的认识，认为只要经济状况一好，社会一定会向好的方向转。实际上没那么简单。所谓的生产力，应该指的是一种综合国力。所以过渡需要的是综合国力，是各个部门的配合。是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的、艺术的、制度的同步发展，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发展。社会是结构性的，因此社会的发展也需要综合的、协调的发展。
第三，树立明确的改革目标很重要。要想使人类更加幸福，就要有个清醒的目标。这个目标也要靠同步发展来实现的。有个目标，各部分的资源才能集中起来办大事。比方说，我们要以人为本，建立人类幸福社会，假如这是一个目标的话，那么作为人的需要，就有文化需要、艺术需要、科学需要、政治需要、经济需要，都要同步发展，这些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西方人发明了一个单词，叫做bio－scocial－culture。scocial指的是社会，bio指的是生理，culture指的是文化，觉得人是生活在bio－scocial－culture里面。我们认为人的幸福取决于16种处境的满足，其中有5种处境是致命的处境。它们是生理处境、物质处境、社会处境、情感处境和文化处境。人的幸福有赖于这5种基本处境的平衡发展，缺一个都不行。这5种只是16种处境里面最基本的几种。这可以用来作为衡量社会是否健康发展的标准。在健康发展的社会里，要求16个指标都是正数，每一个指标可能都不是非常高，但都必须是正数，这才被认为是健康的发展。情感上要正数，不能出现负数。相反，在不那么健康发展的社会里，往往一个指标很高，但其他的指标都是负数。比方说物质指标非常高，但是情感指标、文化指标各方面都是负数。这样，就不会幸福，就会出大问题。
第四，批判和创新相结合要比单纯批判更加来得有效。人类对于知识的探索往往是被包含在三个世界的理论里。三个世界论是一种人类关于知识的认识论，三个世界分别被称为感觉和经验的世界（第一世界）、直觉和艺术的世界（第二世界）、知觉和科学的世界（第三世界）。首先，在第一世界里，人们用的是归纳法，叫做感觉和经验的世界。人类８０％的知识都是用归纳法和感觉来获得的。第三世界是知觉和科学的世界，因为用归纳法有局限，人们还可以根据定理和概念来进行推论。像化学元素周期表、像一些行星的发现都是先根据公理和概念进行计算，然后再进行观察、发现直至完善的。比方说行星Ａ和行星Ｃ之间应该有一颗行星Ｂ，但是我们还没看到那个行星Ｂ，但是根据定理，一定是这样。结果就用望远镜去追踪，这就找到了行星Ｂ。这就是知觉和科学的世界，这种方法帮助我们找到了很多隐藏在表层之下的新知识。但是，还有第二世界，这个第二世界现在正在引起２１世纪人们的重视，这就是直觉和艺术的世界。这个世界里，都是一些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都是靠直觉来感知的东西。这说明，这里面有些东西还没有完全弄明白，需要我们对此进行研究。现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都在向第二世界靠拢，艺术变得非常神秘、曲折。哲学从数理逻辑的哲学已经转变成生命哲学了，也在向那个直觉和艺术的世界靠拢。为什么出现这个变化？难道艺术真有那么多吸引力吗？我认为并不是这样。原因在于，这里面有人类还没有找到答案的知识处女地。我们已经用归纳法、用逻辑方法发现了许多知识，但是还有一块处女地没被开垦。所以，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目前都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因为它有什么好，而是因为这里面还存在一些没有研究到的知识盲点。所以，现在对直觉和艺术的世界的研究并不是什么个人的爱好，而是科学发现的需要。人类往往都是通过知识来获得解放的。
第五，延续发展的模式，取代了传统的断裂发展模式。这种新的发展模式是延续的、改革的。从近代社会起，西方社会的运动特点起了变化，可以分别归为稳定阶段、衰败阶段、批判阶段、创新阶段、革命阶段、整合阶段、制度化发展阶段。
西方文明的过渡是一种理性的过渡，不是古代非此即彼的、断裂式的过渡。如刚开始进入一个稳定阶段，各方面还很不错，但是一些知识分子已经在说不好了，他们报忧不报喜，这样就出现衰败阶段。衰败阶段不是真正的衰败，而是人们发现了一些需要改进的方面。于是就开始批判，就产生出很多新模式、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发展阶段里还做了很多试验，以后就进入革命阶段。值得注意的是革命阶段把事物改变后，还出现一个整合阶段，就是把革命以前的合理部分和革命以后的合理部分进行整合，所以革命以后总有一个回潮，人们通过整合，把好的元素整合到新制度中去。整合以后就出现制度化发展阶段，制定了各种政策和规章制度。整合好以后，就跃进到稳定阶段。这样，一种新的文明发展演化模式就出现了，这值得我们注意。
中国之所以没有较早过渡也是有原因的。首先，这同旧模式没有充分地走向自我崩溃有关，这导致过渡时阻力很大。古代中国是政治类型的封建主义，制度很精致。资源掌握在封建国家手里，中古制度最强大，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精致最强大的中世纪制度。这种封建制度的充分发展，使得它在衰败期中不会迅速崩溃。另外，中国市民阶层的力量比较弱。这也推迟了过渡的时期。
必须看到东西方文明不同的特点，这直接关系到自己的文明如何改良。
西方的文明是高科技文明，中国是高情感的文明。西方的文明底座不稳，但是往上串，叫做高、精、尖，中国的文明底座很大，高精尖度不够；西方文明是英雄崇拜，极限冲击，尚武精神，中国文明是政治文化，妥善管理；西方是高科技，中国是高情感；西方是断裂的发展、快而不稳，中国是延续性发展；西方是猛兽崇拜，中国是“大音希声”的崇拜和十二生肖，与生活很接近；西方强调逻辑、信号、抽象，中国强调经验、形象思维；西方是分析型的，中国是整合型的、综合型的；西方重变化，中国重合情合理，宁静而致远；西方求新求异、未来崇拜，中国求全责备、重视传统；西方重外王，重个人主义，中国人重内圣，重集体主义；西方是靠法治的约束，中国是靠自觉、靠道德、靠自然地形成礼仪规范；西方各方面都进行数理化运算，幸福、痛苦都有理性指数，中国幸福、痛苦的指标是根据个人的感受，没有一个明确的量化；西方要求各种需要指数平衡发展，中国的各种需要指数往往是先后发展。但这是两种文明，而不是两个阶段。西方人老喜欢把他们的文明说成是高阶段，这是西方中心论，我们要批判。其实，这是两种不同的强势文明，特征不同。需要对此充分研究，才能在吸收好的元素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世界文明。
历史学是时空坐标中生命的关照，历史发展分秒也离不开人的进步。西方向现代的过渡是走了四个阶段：神的时代、人的时代、物的时代、情的时代。历史发展中有四个解放：从自然中获得解放，从神那里获得解放，从物质中获得解放，从自我之中获得解放。人的发展当中又有自然的人、文化的人、自由的人之分。现代人的发展不仅是强调解放，还要强调和谐。与以人为本的精神和谐；与自然和谐，就是要保护自然；与物质和谐，就是要高科技；与人和谐，就是要提倡高情感、好品德。过去是自然界压迫人，现在是人压迫自然界，这种情况要改变。所以一个以人为本的世界，最为突出的就是人的和谐发展。为此，我们要建立四个目标。一是保护自然，一是提升道德，一是发展文化，还有一个是建立秩序。所以一个新的社会的发展，应该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是高情感加高科技的社会。未来的世界，要我们具备一些素质，首先是好客、有觉醒意识、团结互助、迎战、接受自我、不屈不挠、重视记忆（重视历史）、机灵、洞察力。这里有个说法——科学是直线型的。科学往往走直线，叫做简单、直线、跨高速、透明、不可逆性、可预见性。这是工业社会以后发展的科学观，要求不断走直线。但是生物却是曲线型的。有的时候充满着偶然性、复杂性、不可见性、曲线性、崎岖性、不限时性。有的时候，事情的发生发展不能太快。有的时候，又不能太慢。所以人总是在直线和曲线，简单和偶然，快速和慢速，可预见和不可预见之间，进行历史的演进。最后，人类通过人的主题，情的自觉，走向了以人为本的新的和谐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