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代尔的《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的标题为《形形色色的交换》，重点论述人类的经济活动及历史形态，即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具体形式和社会作用，用他自己的话说，以人类跨入交换价值的门槛为开端，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结合部展开研究。我们下面且叙且议，大体按照章节顺序，也考虑并照顾相关的内容和议题。
一
人类的全部商品经济都基于人的劳动产品的交换，第一章名为“交换的工具”，依据历史顺序，从直接的简单的交换，到间接的复杂的交换，和应运而生的各种交换的媒介即工具。
人们的物质生活也好，经济活动也好，最基本最直观的是生产和消费，由生产和消费的相互作用、互为因果引出在两者之间出现的交换。
交换五花八门，最原始的当然是物物交换，后来物物交换变成借助货币的交换，交换的不止是剩余劳动产品，更有专门为了赚钱而生产的商品。于是原来即时性地摊式的交换变成有各种临时和固定的铺面的集市贸易，有属于几个村庄的小集市，也有属于城镇的大集市。这些集市成了人们社会交往的平台，走出家庭的人们在这里不仅做买卖，还结识朋友，交流各种信息。随着需要的增长和多样化，跨地区的远程的买卖和交易产生，在城市里，传统的交易即生产者兼销售者，收购者兼消费者的交易，让位给主要由商人来经营的交易。13世纪的欧洲，商人大批地出现，有些商人在积累了大量钱财后，不仅发展商贸，还搞起了各种实业，当然既要购买生产资料，还要有生产者即雇佣许多人手，这就要有劳动力市场，“一方出钱，另一方做工”，用霍布斯的话说，个人的体力成为一种商品。这在大部分人还处在封建领主庄园，人身依附的农奴制尚未完全破除的情况下，无疑称得上新鲜事物，于是引起一些人的惊奇，布罗代尔引用一位管家很生动的话说：“大人，我头一次听说人可以用货币论价。”到了李嘉图时，当然就可以概括出“劳动，如同可以买卖的东西一样”的科学话语了（p32）。
人们不断增长的需要和奢侈享受推动着贸易的扩大，商人的大量出现则使商货活动变得经常化、专业化和集中化。商业和商人都有了大小之分、高下之别，商人内部也区分出等级式关系。小商贩们经营的商品最直接地服务于居民的生活，虽然种类繁多，却只有蝇头小利，他们因而就要起早贪黑，奔走于城乡的街头巷尾，为了躲避各种税收，象现在的中国一样，还要经常与城管们周旋，并总能形成各种黑市；大商人们则经营着利润大且档次高的大宗商品，雇佣许多人搞采购、运输、批发和营销，还有跟班和仆役，他们信息灵通，有的还能得到国王、王公们的支持、特许或优惠，实际上成了贵族。
商贸和信贷活动中赊账和赖帐的事时有发生，路易14时代，兰斯的一位商人不肯借钱，他引用一句谚语说：“借钱时称兄道弟，还债时骂婊子养的。”（p54）——类似的情况在当前中国也不新鲜，说明天下的人性大同小异，只不过在何种条件或情势下，人们容易表现出利己还是利他的那一面而已。在通常情况下，欧洲人还是讲信用的，这与其说是基于中国人强调的“心诚”，不如说是因为逐渐发展出一套信用体系，相互之间有了制约，违约是要受处罚的(如抵押)，还有了人们重视的信誉问题，用现代术语说即社会资本。
密如织网的小商贩、作为营销商或零售商的店主，经营着大交易的大商人、提供资金与信贷的银行家，构成了商业的三级结构的金字塔，他们如同商业这架大机器上各种型号的齿轮，推动着社会经济活动的展开，逐渐形成大型的交易会。由集市发展成的交易会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在11世纪，交易会在欧洲恢复，各地区都出现了一些定期的大型交易会。交易会上的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还有各种娱乐和狂欢活动的举行，它是市民们的欢乐场所，也是吸引投机者的温床；商品、货币和信贷，无不参与交易会之间的循环。随着大交易会的出现，信贷体系也迅速发展、高速运转，集中了更多的批发交易和国际支付业务；那些跨海跨洲的商贸，距离远，风险大，也带来极其丰厚的超额利润。如此大规模的经济循环，将经济的各种要素汇聚到一起，催生出各类交易所，从货物、期货的交易所，到证券的交易所。交易所中也充斥着各种投机活动，不仅资本家，普通百姓也参与其事，但投机毕竟是短期行为（p89）。交易所是交易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和产物，又意味着交易会的终结：经济生活越是活跃，信贷越是可靠，不经过交易会的直接贸易越是容易，交易会就越是衰落。
二
布罗代尔所说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宽泛的概念，类似我们说的商品经济，它早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既是商贸活动和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要求，又是处于市场经济上层的主导机制，在15至18世纪，首先发展起来的是商业资本主义。
由于任何商人光靠自己的本钱是不敷需要的，大家都要借助别人的资金，积累和借贷就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而举足轻重的出资人就被称为“资本家”。当着积累起来的资金被充分利用即用于借贷时，资本主义就站稳了脚跟。
资本主义意味着商业发展成为庞大的系统，并呈现为金字塔的结构，越是在下面，分工越是专门化和固定化，而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大商人和金融家，则不受分工的限制，他们从事各种交易活动，与国王和国家都有相当紧密的联系，因而自由度大，综合性强。商人集团内部也充满争吵和竞争，但面对妨害他们的封建体制与特权，他们也相互支持。布罗代尔特别提到犹太人、意大利人和亚美尼亚人合伙经商的能力，他们相互帮扶，吃苦耐劳，头脑精明。商人们作为有着共同利益的集团和阶层，其身份和地位既不同于农民和普通市民，也不同于王公贵族，他们的生活情趣、娱乐休闲方式和价值观自然也就有所不同，甚至产生出新观念、新道德和新文化。他们成立各种家族式的商会，商会又发展出公司，公司又由家庭或准家庭式的公司发展成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英国在16世纪就出现了股份公司），到了18世纪，商人虽然整体上仍然难以进入上流社会，但凭借金钱和财富，大商人们为自己经营出一片天地，进入鼎盛时代，而他们的兴旺靠的当然是底层经济活力的发展，前者随后者水涨船高。
（——所以，以为只有中国或东南亚儒家文化圈，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是靠大量的家族式企业来推动的，基本站不住脚。并且，只要读读德国学者腾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就知道欧洲特别是象德国、法国这样的国家，最具基础性的社会组织首先也是血缘家庭和地缘的乡村，只不过在他们那里的精神共同体即天主教和基督教组织，在我们这里表现为儒家士人群体和道教与佛教。）
商业的发展使城市变得繁荣，也引起物价上涨。当时的西班牙人说：除了钱之外一切都贵。那么，什么是富裕？充足和昂贵就是富裕。人们抱怨生活费用十年内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但这又恰是进步与繁荣的最好证明。问题当然在于人们的收入和物价上升的比例。布认为，商业发展的基础和机制，一方面如魁奈所说，缘于大众基本需要的增长，另一方面，也与皇室、王公贵族和富商们引导起来的奢侈与时髦有关。根本上，商业的发展取决于供求关系及其相对平衡。无疑，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自动地指挥和调节着人们的经济活动，是经济的动力装置；市场把远地近处的贸易纳入到“理性秩序”之中，使人们的经济活动合理化。
市场经济的机制有如看不见的手，但这不表明它本身是完全自生自长的现象，可以免于市政当局、商业组织乃至国家的监督和保护。后者的作用，既表现为对市场卫生、安全和不法行为的监控，表现为随着商贸活动的增长而拓展或提供新场所，也特别表现为在民族经济方面通过制订政策和采取其他有效措施的保护与推动，如在国际交易中设法保持贸易顺差。15世纪兴起的重商主义都追求贸易顺差，到了18世纪，它在西方仍然广受欢迎。布罗代尔引用斯密的话说：“与外国人作生意，买进不能超出卖出”。但凡一个经济体处于先进地位时，它的贸易一般总是出超，“先进”意味着它的商品生产能力健旺，因而就业情况良好。有时大商人们操纵和垄断某些商品或市场时，也迫使国王或政府不得不向其他国家的商人开放；但大商人对远程贸易的国际性垄断，往往是他们与国家合谋的结果，有些对外的公司，本身就承担了国家的职能，如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这类公司中，商人也不只是充当君主和国家意志的附庸或工具。当然，国家不同、君主不同，或政商双方关系不同，情况也会有很大的区别，或资本主导，或国家主导；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布罗代尔所说的资本主义与国家谁也离不开谁，两者要相互配合。他在该书最后一章又详细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就18、19世纪的印度、中国经常出现的“贸易逆差”而言，自然还有市场经济对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的优势，后者原有的交换体系和平衡，被进入商业时代并且一心谋取自己利益的欧洲所打破。
布罗代尔指出，欧洲的市场和资本主义并非完全属于自己的首创，它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阿拉伯人。由于先天的因素，伊斯兰在诞生前便是一种商业文明，穆斯林商人受到统治者和社会的尊崇。在10世纪的伊斯兰地区就出现了用于不同区域间的贸易的汇票，汇兑业务领先于西方人；后来犹太人和意大利人成功地搞起来信贷、证券和金融业，汇票作为划账手段，在教会禁止有息贷款的基督教国家也成为通用的信贷方式；到15世纪，欧洲更是出现了许多银行。金融和信贷业的兴起是在试错，在迎接各种风险中成长起来的。如时常发生的借钱推迟偿还甚至还不了的事情，就会影响信贷活动的正常开展；数额巨大的贷款不能偿还，更会造成对金融和信贷业的严重破坏。布罗代尔举了一个很著名的例子，爱德华三世由于陷入战争等原因，无力偿还佛罗伦萨两个大家族的巨额贷款，致使他们陷入破产的境地，加之其他原因，佛罗伦萨从此不再成为信贷和金融的中心。再如1622年，在欧洲居于支配地位的热那亚的信贷体系崩溃，一方面因为提供给热那亚商人的资金中断，他们也不得不撤回贷款，另一方面由于汇票在各商埠之间实行不同的贴现率，汇票在流通中增殖，导致汇票行市居高不下（p423）。然而，此伏彼起，市场的需要推动金融行业的试验继续下去。而正是信贷支撑起了欧洲的整个商业体系。在16世纪的英国，购买房产和土地是有利可图的投资，到了18世纪，欧洲的普通民众有钱几乎都购买国债或大公司的股票，而不再把钱搁置起来或购买房产与土地。布罗代尔引用笛福1725年鼓吹大小商业投资时的话说，“一块地产只是小塘，一家商号却犹涌泉。”（p425）当然，由于战争、动乱或其他原因，对经济前景缺少信心时，人们也会捂紧自己的钱袋。
布罗代尔也说到中国：由于中国的经济受国家和官僚机构的控制，虽然集市较自由，但交易会——后来变成庙会，则受到严密监督，也没有形成交易所，只是在1720年官方授意在广州成立了与欧洲人做生意的“公行”。——可惜他没有指出官工官商的体制和重农抑商的政策。而今天中国人还以购买房产作为最好的投资，虽不能说当前中国的经济还停留在16世纪的英国，因为情况是变化的，现在伦敦的房地产是全球最贵的地方之一，但如果三五年甚至七八年间，中型的企业一年的利润也不如几套房产赚钱，那无疑说明这种经济发展是相当畸型的。
三
布罗代尔分别以“资本主义在别人家里”和“在自己家里”，来说明资本主义特别是商业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这很有意思。所谓在“别人家里”和“自己家里”，似乎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商业这个巨大的网络本身，由小商贩们经营的商业的底层是在别人家里，而在必须靠大量资本支持的商业的高层，则是在自己家里；二是指在封建领主经济主导的社会，资本的作用是次要的、受排斥的，是在别人家里；到了资本建立起商业和金融体系，并广泛地进入农业、制造业和矿产业，开始主导社会的经济活动时，它就到了“自己家里”。
布罗代尔考证，“资本”一词在西方12或13世纪出现，有资金、生息本金等含义，魁奈说，经济资本都是生产工具。“生产工具”当然意味着它具有生产或增殖功能，能带来更多更大的财富或金钱。17世纪出现的“资本家”，就指想用钱挣更多钱的人。布认为，从汉堡到威尼斯一线西侧的大陆是欧洲的中心，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使得资产者、富人和有进取心的贵族在此开展经营，以各种方式影响并侵蚀着古老的欧洲农村生活和结构。“资本主义”是法国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蒲鲁东（1809—1865）开始使用，意思是主张生产资料归私人或公司所有的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的主张相反；桑巴特1902年的《论现代资本主义》使之进一步丰富和具体化。
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历程事实上是极其曲折的，有时进两步就要退一步，甚至退得更多，因为风险和危机总是暗中窥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血本无归。但是，资本就象一条机敏而富有韧性的九头蛇，总能在布满荆棘和陷阱的原野上为自己探出一条生路，以冬眠和蜕皮即退却和改变形态与策略的方式，还有倒闭，丢掉一两个头，渡过难关，化解危机，赢得新生。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与其说在于它能依据利益和风险进行选择，不如说它有制订战略和改变战略的能力，有极强的应变和适应能力。他不同意人们关于资本主义的种种流行的说法，如“在末日到来之前，总是尽可能地赚钱”等等，似乎资本主义只是一味地向钱看。他也不完全赞同韦伯和桑巴特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如节俭、理性或In response to the call of God即响应上帝的召唤。他认为，光靠观念或文化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的产生，反过来，光靠经济和社会的因素也不够。他说，有一点没问题，资本主义不可能起源于单一因素，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文明，都对资本主义产生影响。——这是否多元决定论？布罗代尔认为即使传统社会也是多元而非完全同质的，但我的看法，称其为开放的系统论可能更有解释力。如果笼统言之，当然也可以说是社会需要和利益推动人们去做在当时属于违禁违法但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从而成为资本主义兴起的动力。
随着资本进入并主导农业和实业，资本主义的农场主代替贵族或领主进行经营、雇佣劳动者，原来的封建采邑慢慢变成现代农场，原来的封建权力被现代私有权替代，传统的等级结构变成新的等级结构，权势的力量由过去神圣化的政治性的或宗法性的，变成经济性和世俗化的，这在社会的风俗习惯、人们的现实利益、世界观和社会心理各方面，都带来很大的冲击，引起不同的反响或反弹。
一方面，许多农民特别是年轻人乐于被人雇佣，从农村进入城市打工更好，而对于那些早就习惯了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缺乏新的生存技能，因而因循守旧的人来说，这种变化就会让他们感到担心和害怕，而本能地加以抵制，所以，领主和农民联手抵制资本主义改革的事例，在当时相当普遍。农民们既贫困、朴实，又惰性十足，性情坚韧，劳作只是为了维持生命、繁衍后代。他引用高尔基的话说，“农民到处都一样”。中国的农民也一样。当然，这不是说农民朴素的就像地里的植物，连个人意志和自由的愿望都没有，依赖土地和得过且过到了完全逆来顺受的地步，那样，就不会有农民的造反和起义，不会有农奴设法变成自由人了，而是指出农民能力较低和惰性较大的一面；其实，贵族和领主们的反对与从中作梗，起的作用更大一些。如布罗代尔所说，贵族的家庭式手工业和专业化程度相当高的制造业，往往抗拒资本主义的革新即资本为了获取利润而推动的新式经营与管理；如果农民的地位提高了，贵族们也会表示不满：这成什么体统？所以，欧洲从西班牙的菲力浦二世（1527年－1598年）到18世纪之间，农村结构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封建贵族和领主们的阻挠虽然是有力的，但也是有限的，在欧洲，到了19世纪中期，传统的手工业和制造业就被资本主导的现代工业超过了。
布罗代尔依据自己的区分标准，以市场经济的下层为形式多样和墨守成规的“物质生活”，建立其上的是“经济生活”，那么，资本主义就处于市场经济的最高层。因而，资本主义与同样处于整个社会最高层的国家的关系，就成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简单地说，必须弄清楚双方在什么高度和根据什么方式保持关系？他指出，无论如何，公司若要发展，就不能像法国曾经做的那样，国家随便进行干预，相反，在有一定经济自由的条件下，资本主义便能占领阵地，适应种种行政障碍和困难（p484）。至于国家对商贸垄断或给予某些大商人以特权便利其垄断，则不仅会造成腐败和效率低下，还会剌激和逼迫其他商人转向其他国家，或者联合起来与之竞争。即使属于跨国贸易，少数大商人和国家的垄断也只能是一时的现象，即多数商人还力所不逮。市场经济本来是自由交换和竞争的结果，垄断势必导致对它的生机和活力的扼杀，加上它本身的问题，当然会招致社会各方的反对。如法国鲁昂的商人代表在1704年就指出：“所有的专营公司对扩展贸易弊大于利，而对国家来说，贸易掌握在全体臣民手中比被少数人独占更加有利。”从1699年的一份官方报告看来，甚至专经公司的拥护者也认为，不应“剥夺普通百姓的贸易权利，在一个国家里，不应该存在专营特权”。（p494）在英国，“凡在英国公司能够经商的地方，冒险商或其他未经登记的商人也能经商。”当然，事关利益，实践上就不会那么容易，理性即普遍利益和公正，与某些人的利益和特权长期的博弈，到19世纪中期，在整个欧洲，商贸的垄断和特权基本上都被废除。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没有提到过“资本主义”，他用的是资产阶级、资本家阶级、资产者社会等。他与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虽然着急地“敲响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丧钟”，却首先指出它在破坏欧洲封建社会时，揭掉了笼罩在领主与农民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单纯的利益关系——把一切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并肯定了资本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创造财富方面的伟大作用。马克思的观点对世界特别是东方的影响，一是资本主义要让位于社会主义，二是西方现代国家是资本家的联合委员会，国家要回归社会，三则关涉经济发展与道德的矛盾，布罗代尔则更用许多事例，论述了人类发展的不平等，尤其是文明进程中的利益对立、道德悖反、国家威权与社会秩序的关系。
他引用法国著名作家左拉（祖先是意大利威尼斯人） 借其作品中的银行商人所说的话：“老实的人，用他们劳动所得的合法而微小的报酬，来使他们的日常生活得到协调，这种生活便是极端平凡的一片沙漠，一切力量都是酣睡而蜷伏在一个泥沼??但是，投机事业，甚至于可以说是生命的一种引诱力，这是叫人斗争，叫人生活的一种永恒的欲望，不投机，我们就不能够经营商业。”再上推一个世纪，一位教士针对重农学派声言：小麦的“贸易不能使国家致富”，因为它的“价值和重量与其体积最不成比例”，何况“没有一个国家不生产小麦，任何国家都不能独霸”（p495）。诚实的道德似乎总是联系着贫穷，要致富，就要经商牟利，包括投机。那么，这表明了什么？
这又让我们想到布罗代尔引述的那位管家的话，即人竟然可以用货币论价！在他看来，贵族、领主和自由人自不必言，他们的身份、名望和地位与货币这种价值根本上是两码事；而农奴，一出生就属于领主，与主人之间简直就是天然的伦理关系，也不能与货币通约。而现在可以用货币论价了，人岂不成了物品，并且成了有自由意志的物品了？事实上，许多农奴还不如物品。贵族们在自己的领地中，就是至高无上的国王，自己立法且执法，掌握着农奴们的生杀大权。在饥年荒岁或压迫沉重，生存条件本来就十分简陋恶劣的农民们活不下去时，自然就会发生农民造反和起义。那么，就此而言，原来无须也不必用金钱“论价”的农民们，现在可以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了，并能得到法律一定的保护，这不是人自身的提升吗？何况，在欧洲中世纪，早就出现了一些农奴可以花钱赎身，挣得自由民身份的现象。
但是，市场也好，资本也好，毕竟都是为了利润、利息，这在《圣经》旧约看来，是不道德的，《申命记》说：对你兄弟，你不应该收取利息，不论借的是钱还是食物或其他东西。如果是外邦人，你就可以向他收取利息。天主教允许人们赚外邦人的钱，却反对在自己内部尔虞我诈。希伯来人中当然也有贫富之分，有主子有奴婢，但奴婢服侍你6年之后，你就要任他自由出去，并给他财物。即使地上的穷人永远都有，你也要你要向你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事实上，同一共同体有等级，不同共同体则区分敌我，当然可以放高利贷。韦伯就指出，在世界几乎有人伦理体系中，都找得到与圣经关于利息的戒律类似的反应（p622）。然而，市场经济一开始就突破了这个内外之别，并且，正如布罗代尔所说，处于强敌包围中的弱小的犹太人视为正当的事，基督教就不再视为正当了，因为它把上帝的造物从犹太人扩展到整个人类，在上帝面前，大家都是兄弟姐妹，由此实现世界的统一。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应当是，对所有人都不应当放高利贷。不允许放高利贷，而肯定合理的利息。这是商品经济侵入传统农业社会时的反应，也说明了包括宗教在内的人们的道德观念与经济之间一直存在着历史性的互动，如果说宗教和伦理道德最初作为群体自我保护的机制，也是保守的文化力量，反对导致共同体内部的分化和分裂，因而也阻碍着具有利己性质的商品经济和投机行为的话，人的需要的增长、个体性的发展和经济终于取得的进步，则让宗教和道德不得不尽可能地适应。
那么，投资赚钱的市场活动，以及其中的投机取巧，甚至诈骗，是普遍的公开的不道德，还是人的本性使然，因而天然合理？或者即使惩治诈骗，交易要讲“公平合理”，是否也是根本上的不合理？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在最后一章即“社会或集合的集合”，布罗代尔用相当多的篇幅强调，无论何种社会，都是不平等的，等级式或梯级式的结构性不平等，“不平等是恒在法则”（p509）。启蒙前后的欧洲国家如此，其他国家如俄国、中国、印度、日本的不平等更加严重，因为特权集团的人数更少。用伏尔泰的话说，在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里，少数人“役使多数人，由多数人供养，并管理多数人”。（p515）广大下层民众被牢牢地控制在社会秩序的网下，如有骚动，旨在维护不平等的国家就会把网眼收紧，或想另外的控制办法；“不平等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文化及其代言人往往只是宣传忍让、服从、克制和安份守己”（p543）。从前民主到民主国家，财富和权力都是为少数人拥有，数百个家庭即极少数人处于统治地位，这些人负责着整个社会的统治、管理、领导、决策和生产的连续性。“一边是权威，另一边是贫穷和服从”“一部分人穷得饿死，另一些人饱得撑死”，上层骄奢，下层贫困不堪，这不能不引起“阶级冲突”、工人骚乱，但阶级斗争也难以根本上改变这种社会结构，斗争或革命之后建立的，还是少数人的统治，它同样对小民百姓毫不客气。即使社会财富在增加，处于社会最上层的人数也未必增加。过去的15－18世纪如此，那么，现在呢？
虽然布罗代尔未论及中产阶级是否己成为现代社会的大多数，也没有论述现代民主和政党政治的作用，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和遗憾，但布罗代尔所说的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包括类似马太效应的“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现象，在今天仍然普遍存在。百分之一的人掌握着百分之九十九的财富，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则只拥有百之分一的财富，这不止是个别发达国家的现象，发展中国家更加严重。
布罗代尔赞成萨特所说，即必须摧毁等级制，禁止人对人的依附。但接着问，这是可能的吗？然后自问自答：看来只要是社会，就必定有等级（p565）。
兹事体大。涉及人的需要、能力、人性、人的先天和后天的差异、人的个体性、人对自由的追求，特别是社会的分化，布罗代尔说，分化大概是社会的本质所在；而社会的分化内在地联系着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虽然有竞争就有合作，但合作未必是平等的、公平的，这与人们的能力及其差异相关；而社会关系体系的形成不仅基于人们的能力及其对比，还关涉着由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暴力共同构成的支配性的权力关系，涉及社会的整体化及所需要的有机性和人作为社会器官的存在即非人格形态，涉及人的情感最有亲疏远近，而理性或理性的社会建制才能做到一视同仁，等等，不一而足。而这又必定始终伴随着自由与垄断、独立与依附、下层与上层、固化与流动、内部与外部、情感与理性、人格与非人格等等之间的博弈与斗争及变动，永无终止。所以，布罗代尔说，资本主义并不能终结人类历史。
《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的第三卷更多地涉及上述问题，那么，我们最后的分析和解答，也要放在第三卷的笔记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