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王不用读书人
被太平军搅得焦头烂额时，不知咸丰帝奕詝有没有动过这样的念头：从道光八年到道光二十三年（1828-1843），这15年里的广州知府和广东学政都应该砍头。要是他们当初稍微放放水，给洪秀全一个秀才的功名，很可能就不会有后来这场绵延14年、兵连18省的大祸。
1850年2月末，在大清帝国的都城北京，道光帝驾崩咸丰帝登基。一个月后，在帝国偏远省份广西，前教书先生、现拜上帝会教主洪秀全决定起事。不到一年，广西桂平金田村聚集起一支两万人的军队。1851年3月23日，洪秀全登基，称太平天王，正号太平天囯。所以，1851年既是咸丰元年，也成了太平天囯元年。
当时，广西正大闹“会匪”。咸丰帝并不清楚数十股叛乱孰轻孰重、孰急孰缓。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没闹明白“金田逆匪”的“贼首”到底是谁。
洪秀全比奕詝年长17岁，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府花县一个农民家庭，族名仁坤，小名火秀。洪家是由嘉应州（今梅县）迁居此地的客家人。
火秀6岁进村塾念书，14岁第一次参加“童试”。当时童试共有县试、府试、院试3次，连过3关就能成为生员，俗称秀才。那一次洪仁坤县试高中，府试却失手了。这没什么，毕竟他还只有14岁。
1836年、1837年，二十出头的洪仁坤又考了两次，照样名落孙山。第3次失利之后，他似乎连走回家去的力气都没有了，只得雇了两个轿夫。之后他在邻近的乡村当了6年塾师。历来塾师倒以科举失意者居多。他们靠教授知识谋生，称为“舌耕”。6年之后，已届而立的洪仁坤最后一次赴考，依然落榜，愤愤不平地说了句大话：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罢。就在那一年他失去教席，开始了秘密传教的活动。
咸丰帝对广西叛乱是极度关切的，他先后派了数位名臣去平定。第一位钦差大臣是林则徐。他不顾病体上了路，但走了17天，还没到广西境内便溘然长逝（后人倒因此少了麻烦，否则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虎门销烟”、“金田起义”相对，多少会有几分尴尬）。而后是当时的能人、前两江总督李星沅，有名的酷吏、前漕运总督周天爵，已位极人臣的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赛尚阿。结果却是：李星沅病死、周天爵奉旨回京、赛尚阿革职拿问。
令咸丰帝和名臣们手忙脚乱的到底是些什么人？
1851年9月，太平军夺取了他们的第一座城池永安州城（今蒙山县）。在此停留的7个月里，洪秀全完成了一系列的军政建设，还封了5个王。东王杨秀清是个烧炭的山民；西王萧朝贵是自耕农；南王冯云山和洪秀全一样，在乡下读过几年私塾，可以算小知识分子；北王韦昌辉有几家店铺和大片田地，翼王石达开出身于富贵之家，这两人可以算士绅或地主。
他们的出身不尽相同，学识有限倒算是共同点。
据说，太平军围攻长沙时，左宗棠曾去拜见洪秀全，献攻守建国之策，并劝天王尊崇儒教，放弃拜上帝会。因洪秀全不以为然，左某悄然离去，成为湘军中平定太平天国的重要人物之一。忠王李秀成日后的自供词一语破的：“天王不用读书人。”
知识分子常有自己的想法，头脑不容易改造，自不能轻易信任。书生文士在天朝是不可能得志的。太平军视为至宝的是孩子。每攻陷一座城市、路过一个乡村，必定竭尽可能把他们带走。孩子最天真无邪，加以训练，将来就可以成为死士。天朝晚期的将领，许多都是被带上路的孩子，例如英王陈玉成。
至于普通将士，大多出身于苦寒之家。除了广西山民，“所据之地，男子一律‘随营’，先动以甘言，再施以威劫。所谓甘言，即传集百姓听‘讲道理’，如有不从，定斩不留。”——史家郭廷以总结。湘军的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记录，太平军掳人常常要“看手相”：如果掌心红润，手指上没有老茧，“恒指为妖”。反之，“挖煤开矿人、沿江纤夫、船户、码头挑脚、轿夫、铁木匠作、艰苦手艺，皆终岁勤劳，未尝温饱，被掳服役，贼必善遇之。”
清末革命团体光复会创始人之一陶成章认为，太平军有中国民间秘密会社色彩。“非尽本于耶稣，而实有根于洪门之旧规而然也。”
洪门又称天地会。为了壮大其队伍，太平军曾大量收纳会众，尤其是天地会党徒。不过洪秀全并不认同其“反清复明”的宗旨，“此种主张在康熙年间该会初创时，果然不错的；但如今已过去二百年，我们可以仍说反清，但不可再说复明了。……如我们可以恢复汉族山河，当开创新朝。”
太平军号称平等，其实分别心甚重。入上帝会的称为兄弟。来自广西的称为“老兄弟”，享特殊待遇，后入会的称为新兄弟，一般百姓则一律称为“外小”。天王许诺“兄弟”们：“上到小天堂，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按太平天国军制，每军置军帅一，下辖一万三千多人。
“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烧了。寒家无食，故而从他。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后又有追兵。”他们走上的是一条不归路。
钱穆先生曾分析说：“农民骚动的主因，必由于吏治的不良，再促成之以饥荒。在官逼民反的实况下，回忆到民族的旧恨。这是清中叶以后变乱的共通现象。”“因一时一地的饥荒而激动变乱，要想乘机扩大延长，势必采用一种流动的恐怖政策，裹胁良民，使他们无产可依，只有追随着变乱的势力；这便是所谓‘流寇’。这一种变乱，骚扰区域愈大，虐杀愈烈，则裹胁愈多。”“饥荒可以促动农民，却不能把农民组织起来，要临时组织农民，便常赖于宗教。”“用邪教的煽惑起事，用流动的骚扰展开，这是安静散漫的农民所以能走上长期叛变的两条路子。”
天父入梦对天父下凡
当年的《英国政府蓝皮书》有一段关于太平军的史料：“……彼等已创立一种新宗教，可称之为一种伪启示，……足令一般毫无成见者怀疑其信仰是否真有诚意。”“如冒称直接与神晤对……上帝临凡，此诚与吾人就基督教圣经中所习见者大相径庭。”一位游览过天京的洋人则表示，“我们的圣经注解，都很难得到他的赞同，我们最好的经本，都被他用朱笔在旁批上天意，全弄坏了。”“教皇如有权治他，早就把他烧死了。”
这里的“他”指的是洪秀全，拜上帝会的创始人。1836年第二次赶考时，他在街头得到一部基督教布道书《劝世良言》，作者是当过排字工人、后来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位华人牧师的梁发。当时他翻了翻目录便放下了。1843年第4次科考失利后，有人劝他细读——结果他大彻大悟，敬拜上帝，自施洗礼，自行传教。
人们听说他不是一个普通人。1837年第3次落榜之后，他大病四十多天，做过一个很奇怪的梦。梦中他见到天上的父亲、母亲和兄长。父亲指点他必须改名。“洪火秀”的“火”字犯讳，要用“全”字代替。他可以叫“洪秀”、“洪全”或“洪秀全”。父亲还赐封他为“天王大道君王全”，并说，“尔勿惧，尔放胆为之，凡有烦难，有朕做主；左来左顶，右来右顶，随便来随便顶，尔何惧焉！”
后来他读了《劝世良言》才知道，顶他的父亲是上帝爷火华，他的兄长是耶稣。
“秀全”二字拆开来是“禾（我）乃人王”。他在读书之后是解了梦还是造了梦，无人知晓。不过教众们日后得知，冯云山、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分别是天父的第三子、第四子、第五子、第七子，萧朝贵既然是天父第六女杨宣娇（杨秀清的干妹妹）的丈夫，当然是天父的女婿。
按说除洪秀全之外，冯云山的资历是最老的。据说他精于相术，早就看出洪秀全“多异相”、“有王者风”，所以成了他最早的追随者。事实上广西的许多信徒，包括杨秀清和萧朝贵等人，都是在他孤身深入紫荆山区传教时入会的。就算在天国大家庭里，他也仅次于洪秀全。然而在永安城封王时，他的排名却在四弟、六妹夫的后面。原因是这两人已经是天父上帝、天兄耶稣的代言人。
传教过程中，冯云山一度被捕，洪秀全离开广西避祸。拜上帝会众人心惶惶时，杨秀清忽然跌倒在地不省人事，没过多久又站了起来，念念有词：“众小子听着，我乃天父是也！今日下凡，降托杨秀清，来传圣旨。”半年之后，天兄耶稣降临到了他的密友萧朝贵身上。
事后，洪秀全和冯云山承认了天父天兄下凡的真实性。天父还获得了一个别名：高佬（粤语，高个子的人）——也许是为了让信徒感觉亲近。梦中受命的天父第二子和为天父代言的第四子孰高孰低？这是危险的问题，但到南京之前他们没必要也没时间想得太多。
恰好在太平天囯建号两年后，1853年3月，太平军攻陷南京。29日，一切准备停当，天王坐着黄色的大轿子从水西门进入南京城。据说这顶轿子要由16个人来抬。簇拥着轿子的人下令路人跪迎，且不许仰视。此外还有32位艳妆女官，纱帕蒙面，骑着马跟在天王坐轿后面，一起进了两江总督衙署。
现在，这座城市被改名天京，成为天朝的都城。洪秀全开始布置将两江总督衙署改建、扩建为天王府。时人记载它“周围十余里”，比明清故宫大一倍多（太平军失败之后，建筑所剩无几，在此重建两江总督衙署。民国时期，这里又成为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府和蒋介石的总统府所在地）。宫殿门外挂着十余丈黄绸，上面是每个直径五尺的字：“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有诏方准进，否则雪云中。”（“云中雪”为剑名，“雪云中”指问死罪）。
军国大事一直是东王杨秀清主持——他制定了一路北伐、一路西征的战略。其中一支北伐军竟只用了5个月便兵临天津城下，搞得咸丰帝坐卧不宁。天京方面，天王洪秀全深居不出，此时西王、南王已死，按规矩能瞻仰天颜的“兄弟”只有东王、北王、翼王等几个人。天京城里有人揣想，其实根本没有洪秀全这个人，当初被大轿子抬进城的是个木偶。
原本洪秀全是可以“开科取天下士”了。令人意外的是，这年首次开考题目居然是“四海之内有东王”。年底，天父突然下凡怒责次子，并要他跪下受四十杖。北王等哭求开恩，并表示愿代天王受杖，天父也不答应。直到天王趴下准备接受杖打，天父才饶过他。
但天父还是下凡不断，而且脾气越来越坏了。他经常责罚天王的亲信韦昌辉和秦日纲。有时连洪秀全本人也要出宫迎接东王，跪接天父圣旨。1856年8月中，他又一次降临了。一向不离天王府的洪秀全被叫到了东王府。杨秀清向他转告，天父认为东王也应当被称为万岁。洪秀全身边没有心腹将领，只好答应了，建议在两个月后杨秀清生日宴时办这场盛事。
半个月后，北王韦昌辉潜回天京，率兵突袭东王府。杨秀清没有来得及躲进应付紧急状况的“空墙”。他的头被割下来挂在街心的木杆上。问题是城中还有许多东王部队。他们得知天王已经颁下诏书，怒责韦昌辉和秦日纲大肆屠杀的罪过，判两人接受处置叛徒的刑罚：五百大杖。东王部下被请来见证两人受刑的过程。他们按规定把武器留在天王府外。等他们差不多到齐之后各扇门就一齐关上了。
翼王石达开奉命回到天京时，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他当面指责韦昌辉杀戮过甚，却很快收到消息他也可能被暗杀，于是入城当晚又逃离了天京。韦昌辉和秦日纲杀了他的妻子和随从，并派人去追捕他。石达开召集了数万靖难之师直奔天京。于是，韦昌辉的人头被送到了他的帐中。秦日纲也被处死。
12月，“翼王回京，合朝同举他提理政务，众人欢悦，主有不乐心，专用安、福两王……主用二人，朝中之人甚不欢悦。”（李秀成供词）安、福两王是洪秀全的哥哥洪仁发、洪仁达。次年夏天，石达开带着自己的部队离开天京。在沿途张贴的布告中，他透露出了一些蛛丝马迹：“……自谓此愚忠，定蒙圣君明。万事有不然，诏旨降频仍。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
1856也许是太平天囯史上密度最大的一年。天朝的命运像南京城下的长江水，拐过一个高点后急转直下。
纸面上的天朝“土改”
对天王来说，删改、批注《旧约》《新约》乃是至关重要的工作。经文中说道：“上帝无形、无声、无味；通过凡身，我们看不到他的形体，听不到他的声音，感知不到他的存在。”他将其整段删除，因为他见过上帝。另外，耶稣以“上帝长子”的身份进入了《旧约》。在某些段落，天王加入“大哥”、“小弟”之类的词语加强家庭的亲密感。此外他不能容忍不符合天朝道德纲领的文字。《出埃及记》中有一段是“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她行淫，他总要交出聘礼，娶她为妻。”这哪算是什么惩罚！他改成了“……他犯了天条第七款（不好奸邪淫乱）。”这在天朝，是要杀头的。
他常常能在《圣经》中得到启示并作发挥。例如批注《马太福音》这一条：“……天国是总天上地下而言。天上有天国，地下有天国。天上地下同是神父天国，勿误认单指天上天国。”所以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分明是告诉他，天父和天兄要下凡帮他开创地上天国。
这地上的天国应奉行何种制度呢？
从前创作《原道觉世训》的时候，他参考的是儒家的理想模型，《礼记·礼运》中关于天下“大同”的旧说。现在他要自创新制度了。
1853年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告诉我们他是怎么设计人间天国的。其中至关重要的是怎么处理土地问题。“分田”——这两个字一直是最能挑动农民神经的。他的办法是按人口来。一户家庭，无论男女，人口多就分得多，人口少就分得少。
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
无人不饱暖自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但洪秀全的描绘十分简略：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猪），无失其时。
这段文字原型在《孟子》中：“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洪秀全没有提到吃肉。据说在天朝吃肉是从上往下严格管制的。天王每天能分到10斤，依次递减到总制便只剩半斤，一般百姓更是连一口都吃不上。即使无人不饱暖，此饱暖彼饱暖，到底不是一回事。
问题在于，无处不均匀要怎么实现？
金田起事之前，洪秀全没有表示过否定私有财产的意思。但占领永安之后他就下诏，“……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现在，他规定每二十五家设一个国库。
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
这么做的理由 是：“……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矣。”也就是说，只要人人无私，自然就人人饱暖。基本生存需求以外，劳动成果纳入圣库，于是“无处不均匀”。不过国库并非只入不出的。
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总要用之有节以备兵荒。
洪秀全还建议“兄弟姊妹”们：凡天下婚姻不论财。
此外，天朝体恤弱势人群：鳏、寡、孤、独、残废者，不但免除兵役，而且可以依靠国库来生活。
如此追求“均匀”的集体生活，自然需要行政力量和社会组织的支持。洪秀全所反复提到的“二十五家”，正是天朝最基本的社会组织细胞——“两”。
两的长官称为两司马。虽然只管着区区二十五户人家，要处理的事务却很繁杂。平时他多半会呆在礼拜堂——这也是每二十五家就有一个的公共设施。每户人家的孩子日日都要到那里去，跟着两司马读圣书。等到了礼拜天，这二十五户人家都要到礼拜堂去，“讲听道理，颂赞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
太平天囯的系统，原就是军事、政治、社会一体化的。每户人家抽一人为伍卒。“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尚（为避上帝讳用“尚”代“上”）”。两司马要记录纳入国库的钱谷数目，并将这个数字上报。农忙结束后，他还要带着那二十五个伍卒，负责这二十五户人家的陶、冶、木、石等工匠活。
此外，他还要赏善罚恶——力农者有赏，惰农者有罚；处理诉讼——有争讼时，他负责听其曲直。天朝每年有一次保举，补充官员的空缺。保举之法，就是从两司马推荐遵守天条王命以及致力务农者开始的。
天朝的官员，每3年升贬一次，以示公正。在升贬年，每级官员都要提出应当升贬的下属，由上级核实。有些特别的是，洪秀全允许县长官“监军”对其上级州长官“总制”保升奏贬。中央各级官员，从将军以至丞相，都可以互相褒贬。滥保举或滥奏贬则会受到惩罚。不过，上级这么做是被削职贬为平民；下级这么做还要另外加罪。官员有大功劳或大奸恶，则不必受升贬年的限制。
天朝听上去很理想的田亩制度没能推行下去。一来“土改”从不容易，二来天朝不幸始终陷于战事中，控制的区域时有变动。最重要的是，农民居然并不欢迎它。大约是在定都南京前后，还没给农民分地，天朝就命令农民，除口粮之外，将其余的粮食送到圣库。结果是“究不能行”，只好让农民按田亩的数目照旧交粮纳税。
至于那套从上到下的严密的组织系统，倒没随着天国陷落湮灭无闻，未来将会改头换面为后世取法吸收。
百姓禁欲，王公多妻
天朝最好的制度，往往以“禁”字开头：禁缠足、禁畜妾、禁娼妓、禁买卖奴婢、禁吸食鸦片。除了最后这一条，大多同女子的解放有关。有人甚至说天京那时就已经实现了男女平等。
既然都是天父的子女，又何须分高低、尊卑——“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天朝分田时不论男女。在皇宫内、女馆中设女官，最高可以做到丞相一级，还有同男子平行的爵位。在教堂里、大街上女子可以“抛头露面”，参加礼拜和社交活动。挎刀跃马、来去驰骋的太平军女子，更是天京一景。连到此一游的洋人也不免惊叹，这是“洵世界得未曾见之奇观”。
不过，权利的对等是以义务的相当作为代价的。
太平军初期辗转于桂湘鄂，女子也不得不上阵作战——“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亲历太平军攻取武汉一役的陈徽言对她们留下了如此印象：“红绡抹额，着芒鞵，颇矫健”。等打到了南京城，清军大营一直扎在城下。无论你是“老姊妹”或“新姊妹”，要么去制造战具，要么去上城助守，情况紧急时还得同“兄弟”们并肩作战。
最严厉的是打下南京前，军中分男营女营，像隔离传染病一样禁止异性接触，即便是夫妻，同宿即斩首。打下南京之后，妇女一律入“女馆”。丈夫探望妻子，儿子问候母亲时，只许在门口相隔数米作问答，声音必须清亮，以免说私房话。男子如进入女馆，无论军民均要正法。
洪秀全有诗句解释不让男女见面的道理：“耳贱乱听犯天条，心贱乱想最滔天。”他勉励提高觉悟、改造审美以抵御诱惑：“娇娥美女娇声贵，因何似狗吠城边？”但天王的内宫除了家中的女眷，还有女官和女侍从，总人数接近两千人。
郭廷以先生认为，洪秀全实行这种违背人性的制度有双重理由，说得出口的是：先苦后甜是干革命基本程序。私图一时之乐并非真乐，急享眼前之福并非真福。在创业之初强调先国而后家、先公而后私并不太奇怪。说不出口的是：
第一、太平军初期没有根据地，必须携带家眷同行。分置男营女营可以避免影响军事行动。第二、定都南京后，妇女安置在女馆里，无形中成为人质，等于控制了将士的母亲妻子姊妹，使他们不敢背叛。第三、女馆中的妇女又有点像是悬赏。等到天下平定，已婚者才得以团聚，未婚者才有机会婚配，功劳高的可以纳妾，犯过错的可以罚他晚婚。第四、女馆也以军法部署，妇女们从事劳作，所以也是一种集体生产组织方式。
太平天囯丞相蒙得恩早看出这套办法不能持久，要求不分男女行，洪秀全没答应。可是人性到底强过制度。因为天王不许夫妻团聚，天京的高级干部纷纷私逃。到了1855年，天朝终于迎来家庭生活的回归。
到太平天囯九年，洪秀全的族弟、干王洪仁玕秉政之后，天朝规定了婚姻制度。男女双方由宗教官或主管官主婚，签署婚约，发给结婚证书，称为“龙凤合挥”。据说，其中有不少组织指定的包办婚姻。\r
不过，天王并不主张在家庭中也实行男女平等。他在《幼学诗》中谆谆教导——“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母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他是一个爱拿动物打比方的诗人。
他认为男女始终有别。“男理外事，内非所宜闻。女理内事，外非所宜闻。”所以，早在太平天囯三年时，他就下过诏书整肃后宫，宣称“后宫为治化之原，宫城为风俗之本”。从今往后“外言永不准入，内言永不准出”。为此他还定下了好几条“永不准”和“斩不赦”。第一是对于天王的妻妾，统称娘娘，永不准臣下提及她们的姓名以及位次，提到后宫姓名位次者斩不赦。为避免看到娘娘的脸，臣下需要低头垂眼，永不准抬头偷看娘娘，否则斩不赦。臣下的话永不准传入后宫，有敢传入，传递人斩不赦，被传话的臣下也斩不赦。
大约是在太平天囯十一年，洪秀全颁了一道诏书，事关“婚姻之规定”。他说天父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只不过一夫一妻，这是正确的。不过天父现在又说，一夫多妻也没什么不可以。他获得天父允准，增减臣下们妻子的数目。主要依据是官阶高低，上多而下少，按等级递减。
天王的两个哥哥及干王、英王、忠王等人可以有6个妻子。数目不到的，应该补足，共迎他的寿辰。已经脱离天京的翼王也适用这个标准。此外高级官员可以三妻，中级官员只能二妻，低级官员和老百姓一样，按亚当夏娃的规矩来。洪秀全甚至还给已经升天的3个王定下了指标，南王6个妻子，东王、西王规格最高，可以有11个。
诏书没有提到北王，也没有提到天王适用什么标准。大概连上帝也觉得多子多孙有福，所以没有限制这个次子旺盛的生命力吧。
洪秀全的长子洪天贵福后来说，金田起事时父亲有十多个妻妾，一年之后从永安突围时又增加到36个。而到天京陷落前，他已经有88位母后。在他八九岁时，父亲就不准他再同母亲姊妹见面了，反倒给他安排了4个妻子，“老天王做有十救诗给我读，都是说这男女别开不准见面的道理。”（也许老天王担心的是闹出家丑。）想念母亲姊妹了，他就乘父亲有事坐朝时偷偷去看她们。
真要追究起来，恐怕他也已经够得上“斩不赦”了。
曾经圣子难为人
早在太平天囯五年时，就有人褒贬洪秀全“所言则教人为善，所行则穷凶极恶”，“但求济事，虽未尝不收效于一时，然灭亡必速。”是为善还是行凶姑且不论，但似乎连年轻的咸丰帝也相信对方有某种天命在身。1853年他曾很沉不住气地下令地方官将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韦昌辉这些人的三代祖坟刨个底朝天，并明确指示要将坟后的“坐山后脉概行凿断”以破坏其风水。皇帝本人终究没能看到天国的陷落。1861年8月22日，他病死在热河。洪秀全的命到底比他要硬。
然而，对洪秀全来说，坏消息也紧跟着好消息到了。半个月后，天朝丢失了长江上游的最后一座重镇安庆，天京自此失去屏障。次年5月，湘军直抵南京城下。这已经是天京第3次被围困了。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始终没能解围。
到1863年12月，天朝最可靠的将领忠王李秀成也绝望了。无粮、无兵、无援，无论如何努力也保不住天京城。他只好建议天王突围而去。洪秀全的答复是一段令人哭笑不得的“天话”：
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
他一向爱用“天”字：天朝、天军、天官、天民、天将、天兵。按李秀成的理解这其实是“恐人霸占其国”。称天将、天兵就只是天王一个人的兵。天朝的将领要是说漏了嘴提到“我队之兵”，他便骂道：尔有奸心。这里只有天军、天官、天兵、天国，哪有什么你队之兵？“何人敢称我兵者，五马分尸。”
但干王洪仁玕1864年初去太湖一带征集粮草时，却发现尽管他对各路天军力陈迅速援助天京之至关重要，他们“为恐少了粮草，多不愿回应号召”。不久之后，官军在南京周边集结，以致他无法回到堂兄身边。
据李秀成说，当时他告诉洪秀全“合城无食，男妇死者甚多”，并恳请天王降旨，“应何筹谋，以安众心。”天王回答：“合城俱食咁露（甜露），可以养生。”并且下令，“取来做好，朕先食之。”
所谓“咁露”是他读《出埃及记》的重要收获。当年上帝曾把吗哪撒在露水中，供给荒漠中的以色列子女四十年之久。所以1862年他就下令模仿以色列子民，每年存放一定量的吗哪以备不时之需。这会儿，他在宫中寻找食材，将百草之类制作一团，送出宫来，要满朝文武和全城百姓也照着他的样子来做。
那年4月，洪秀全病倒了。他宁肯吃咁露也不愿服药。5月30日，他下了一道诏书，说自己即将上天堂，到天父天兄那里领取天兵保卫天京。两天后他静悄悄地“升天”了——此前，他已经禁止天朝臣民提“死”字，而是要用“升天”或“迁福”来表示。
天朝虽秘不发丧，天王驾崩的消息还是传遍城内城外。5日后幼天王洪天贵福被臣子们扶上龙椅，拜了上帝，接受大家的朝贺。小时候他一直叫天贵，几年前洪秀全给他加了个福字。
不过就像他自己说的，朝事都是干王管，兵权都是忠王管，下的诏旨，都是他们做现成了叫他写。他这个天王其实无事可做。此时天京城内已经断粮，满城文武无计可施，军中更是人心浮动。大家似乎都在等着尘埃落定的时刻。
1864年7月19日，太平天囯历史上最为漫长的一天。
清军引爆了城墙下所挖地道中的炸药。太平门那一段的城墙被炸塌了六七十米，浙江巡抚曾国荃所部从缺口抢攻入城。正午到黄昏，不过半日，天京易主。
忠王李秀成带着幼主转了几个城门都冲不出去，只好在夜里伪装官兵，从被清军炸开的那个缺口出逃。他把自己的战马让给洪天贵福，结果所骑的劣马中途倒下。因为后有追兵，其他人顾不上扶他，一路疾驰而去。
7月22日，李秀成被清军捕获。曾国藩从安庆赶赴南京，命人会审忠王，并让李秀成写自供书。9天之后，自供书写成。或许是怕夜长梦多，曾国藩没有遵行朝廷将李秀成解送到北京的命令，而将他“就地正法”了。
李秀成在供词中，总结了天朝的“十误”，与洪秀全相关的有7条：东王、北王两家相杀；翼王与主不和，君臣相猜；主不信外臣，用其长兄次兄为辅；主不问政事；封王太多；国不用贤才；立政无章。在供词最后，李秀成一再提醒曾国藩要“买炮”：“今天朝之事此（已）定，不甚费力，要防鬼反为先。……欲与洋鬼争衡，务先买大炮早备为先，与其有争是定。”
曾国藩对这份供词做了增删，其中一处是关于天王死因的，李秀成原文写病死。他删去相关文字，改为“因九帅之兵处处地道近城，天王斯时焦急，日日烦躁，即以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此前他已向朝廷报告洪秀全服毒而死，不改则有欺君之忧，而且这一改还能替他兄弟（打南京的主将是其九弟曾国荃）长长脸。供词中有一句是李秀成转述天王口谕：“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 者乎？”他自己补了个“妖”字上去。
曾国藩还得到了一个好消息。一名黄姓宫女向官军告发了洪秀全的藏尸处。遵循生前所信的宗教，尸体没有用棺木收殓，而是用绣着龙的黄缎包裹住全身。打开来的时候，这位“长毛”领袖的头上已经寸发不存，胡子倒是还在，已经斑白了。
10月25日，在江西的一处荒谷中，洪天贵福被游击周家良，知县谢兰阶、陈宝箴（陈寅恪祖父）搜获，并写下了自供词。在供词最后，他不无诚恳表示：“那打江山的事，都是老天王做的，与我无干。”他觉得广东不是好地方，不想回去了，只想跟到湖南去好好读书，考个秀才的功名。
不过，审判他的人可不敢再冒一次险了。1864年11月18日，太平天囯第二任天王、14岁的洪天贵福被凌迟。这正是他父亲第一次去参加科考的年纪。他的两个兄弟在从天京突围的混乱中掉了队，早已与城内的十多万人一同被屠。5天之后，干王洪仁玕在南昌也被凌迟。\r
民间有传言说，干王和忠王各有一个儿子逃出生天。有人甚至说，连洪天贵福那两个弟弟也活了下来。这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悬想了。
1866年2月，太平军最后的残部也被官方肃清，地点恰好在洪家祖居的嘉应州。9个月后，一个名叫孙帝象的孩子在广东香山县出生。据说，他13岁时听村里的太平军老兵讲洪杨故事后，便立志要做洪秀全第二。多年之后，他有了一个为我们所熟知的名字：孙中山。
（参考资料：钱穆《国史大纲》；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囯》；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罗尔纲《太平天囯史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史景迁《太平天国》；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潘旭澜《太平杂说》；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因一时一地的饥荒而激动变乱，要想乘机扩大延长，势必采用一种流动的恐怖政策，裹胁良民，使他们无产可依，只有追随着变乱的势力；这便是所谓‘流寇’。这一种变乱，骚扰区域愈大，虐杀愈烈，则裹胁愈多。”“饥荒可以促动农民，却不能把农民组织起来，要临时组织农民，便常赖于宗教。”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