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普京时隔数年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以来，中国社会思想界不断掀起关于“强人政治”的讨论，其中有很多人以此来论证中国维持“强势政府”的必要性，认为正是作为政治强人的普京上台，才推动了俄罗斯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民众福利的迅速提高。最近网络又报出两则新闻：河北省和北京市相继与中央签订军令状，承诺在最近几年内明显改善当地的空气质量，确保完成“治理雾霾”的工作任务，河北省长张庆伟下令：钢铁、水泥、玻璃不能再新增一吨产能，新增一吨，党政同责，就地免职，必须执行；北京市长王安顺则承诺“不达目标、提头来见”。这让我想起了电视剧里“不惜一切代价拿下105阵地”的那些震撼片断，也联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曾经发出“彻底消灭血吸虫”、“向四害开战”（1956年1月26日《人民日报》撰文指出：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让黄河水变清”等政治号召，最终我却发现这些政治故事不正是“强势政府”的生动写照吗？强势政府必然需要普京式政治强人，按照这一逻辑推理下去，当今中国确实和俄罗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中国的强势政府和俄罗斯的普京式政治强人有着诸多的差异。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流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思想，不管是思想界还是民间都十分强调集体主义价值观，延续到近现代革命时期，这种政治思想转化为一种国家主义政治观，强势政府和强人政治随之发展到又一理论顶峰。在这种政治思想的指引和熏陶之下，中国进入了所谓“全能主义”政治的毛泽东时代，经过30余年的艰辛探索，中国人终于意识到：“政府过于强势”也未必“万能”，强人政治也不是人们所设想的那么美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转变，然而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从未发生过“本质改变”，所以才有两位“地方大员”与中央签订军令状的那一幕！但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这种革命政治的思维方式最终必然是拆东墙补西墙，“摁下葫芦瓢起来”，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建设不可能发挥多少积极功能；当年不惜一切代价制造GDP不正是当今环境危机的源头吗？那么，我们今天又不惜代价去“治理空气”，谁能保证不出现其他更棘手的问题？人类社会的变迁自有其内在的规律，而我们动辄就拿出“战天斗地”的豪迈情怀，企图让整个宇宙都服务于我们，这种政治思维非但不能真正化解问题，还可能恰恰是制造问题的总根子。
反观当今的俄罗斯，他们经过近百年的曲折历史发展，最终承认了市场经济体制在现代社会形态当中的基础性地位，并接纳了与之配套的宪政民主制度和法治精神；在此基础上，俄罗斯的社会矛盾和各种其他问题开始更多地与“自由市场机制”发生直接关联，因此更多地对经济社会生活进行政府干预就变得很有必要。而普京正是因为抓住了俄罗斯民众对社会公正的迫切需要，承诺对不健全的自由市场及其造成的“马台效应”进行政治矫正，才得以被选举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显然，这与中国传统政治形态意义上的“政治强人”有着本质的区别。举例来说，丘吉尔（领导英国人战胜法西斯德国）、罗斯福（唯一超过两个任期的美国总统）、斯大林（苏联最高领袖）属于同时代的政治强人，但他们身处不同的政治体制，对自己国家和人民所发挥的功能更是“截然相反”，这些历史常识似乎不必细说，但是它给我们的启发却是久远的。在这种对比的意义上说，普京式强人在俄罗斯的出现与其说证明了维持强势政府的必要性，还不如说印证了宪政民主体制对政府职能转变的内在需要，试想，若没有现代西方三权分立的民主体制和俄罗斯民众的个体自由，普京如何可能在民意支持下从事各种社会改革？他在当今俄罗斯的历史地位更类似于丘吉尔、罗斯福，而与斯大林似乎并没有多少可比性，更不能简单地推论到中国政治当中来。
对照俄罗斯的普京式政治强人，中国式军令状则显得很耐人寻味，它一方面体现了强势政府在化解一些社会问题过程中所可能发挥的积极功能，另一方面则深刻地证明：中国政治生态还处于“前现代”时期，在这种传统体制和政治思维的笼罩之下，任何政治强人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普京式强人”，因为他的施政动力与合法性都与民意没有“直接关系”，它背后所隐藏的还是一套传统行动逻辑——领导的面子比百姓的切身利益更重要；集体目标的实现可以忽略个体正当利益的维护；为了一个核心的政治追求可以无条件地牺牲其他社会要素，乃至最起码的公正原则（如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口号）。中国古人言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政治强人现身在宪政民主体制中，可能自然就转变成为“普京式”的，或者罗斯福式、丘吉尔式的，而他一旦出现在苏联体制、法西斯政治环境当中，就可能成为斯大林式的，甚至毛泽东式、希特勒式的政治风云人物；两种政治人物的共同点即“强势”，但是其差异显得更为关键：前者的强势可以推动社会公正的进步，而后者则会制造出更多的社会不公正乃至人道主义灾难，忽视这种差异而空谈强势政府和强人政治的必要性，要么是出于对历史常识的无知，要么是有意去掩盖一些重要的政治常识。
可以负责任的说，中国式军令状及其背后隐藏的政治逻辑正是中国传统帝国政治思维和西方近现代“极端理性主义”超人哲学（尼采思想）的实践型“融合体”，它在本质上就是哈耶克所说的那种“致命的自负”，是毛时代“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的政治思维之延续，与当今俄罗斯的政治形态并没有多少可比性。因此，普京式政治强人的正当性存在并不能与这种政治思想进行简单的挂钩，更不能推论出中国离不开“强势政府”的观点，甚至可以说，这恰恰证明了中国政治体制急需进行大规模改造的“残酷”现实。中国古人有云：“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句话生动地体现了中国道家政治哲学的思想精髓，它告诫我们需要尊重世界万物和人类社会的固有运行规律，很多事情不能依靠“强求”而实现，政府也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应太过自负，否则将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无独有偶，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也持类似的观点，从著名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柏克到新自由主义思想大师哈耶克、卡尔.波普等，无不强调“无为”理念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而且数百年的人类历史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种政治思想的高超“洞察力”和“前瞻性”。在当今这个已经开始呈现“后现代”特征的新时代，中国的政治思维还停留在传统帝国时期的状态，既不能吸收中国古人的政治智慧，也不敢借鉴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世纪奇葩。可以预计的是，只要这种政治思维不能被超越，中国的政治生态就不可能得到改善，而且还会制造出更多的历史悲剧，带给国人无尽的烦恼；只有等中国政治家懂得了敬畏自然规律、认识到所谓“强、弱”之间的辩证法，中国才能走出中世纪、走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