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闻天从陕北“肃反”的“刀下”解救高岗
1935年，在刘志丹、高岗等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陕北红军多次挫败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根据地的“围剿”，陕甘边根据地革命形势进一步高涨，然而就在此时，“左倾肃反”的狂飙悄然降落。“中央驻北方代表派西北代表团”书记、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西北保卫局长戴季英（曾经担任鄂豫皖保卫局的审讯科长，“肃反专家”），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等极左势力在刚抵达陕北不久，就指责陕北党和陕北红军创始人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有“严重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中央代表团负责人找高岗谈话，说是准备清理西北苏区的“右倾取消主义”，被高岗一口回绝：“我们这里就根本没有什么右倾取消主义！”这使得“中央代表团”极为恼怒，戴季英等人声称，红二十五军赶来陕北，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帮助这里搞肃反。1935年10月初。朱理治以中央代表的身分，指使西北保卫局局长戴季英等，以红26军、红27军以及原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主要领导为对象发动肃反，逮捕了刘志丹、习仲勋、杨森、黄罗斌、刘景范、马文瑞等人。时任红15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高岗在劳山战役结束后不久即被诱捕。遭五花大绑的高岗碰见了军团长徐海东，他对徐说：“说我是反革命这是愧心，前次红军打垮了，我化装木匠逃回陕北又组织红军，怎么说我是反革命？”军团政委程子华叱责高岗，高岗不服，高声争辩。徐海东默默走开，无话可说。红26军连以上的干部，地方区以上的干部，先后都被扣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关押狱中，遭到酷刑拷打。准备活埋的大坑都挖好了。有的同志被杀掉，有的被活埋，幸存者被摧残得难以言表。中央后来查证，肃反中，他们已“杀害了二百以上的西北党政军干部”。（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
在刘志丹、高岗等危在旦夕之际，中央红军进抵了陕北。1935年９月１６日，中央红军攻占了川甘边界的重大关隘腊子口并于１８日到达哈达铺。红军意外地在当地获得了一些国民党地区的报纸，张闻天（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与毛泽东、博古等一起阅读了这些报纸，知道陕北已有相当力量和范围的红军和苏区的存在，决定把陕北作为前进的方向。10月19日，中央红军进抵陕西省保安县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在这里，张闻天、毛泽东听取了陕甘边区游击队第二路政委龚逢春关于西北红军和苏区的情况汇报，同时龚还反映了陕北肃反问题，并认定刘志丹等人不是反革命，不应该逮捕他们。22日，张闻天等派贾拓夫等携带无线电台，率一支红军先遣队去寻找陕北红军。31日，红15军政委程子华和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在陕北甘泉县下寺湾遇见贾拓夫。程子华、郭洪涛向贾拓夫汇报了陕北肃反情况。贾拓夫当即电告张闻天、毛泽东等.，张闻天等接电后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11月2日，中共中央抵达下寺湾。张闻天、博古、毛泽东、周恩来会见程子华、聂洪钧、郭洪涛。在听了程子华、郭洪涛关于陕北肃反问题的汇报后，张闻天当即和毛泽东一致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要立即释放刘志丹等同志。11月3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常委会议，听取郭洪涛等汇报陕北苏区现状及错误肃反等情况。会后不久（约11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离开下寺湾到前线指挥军事斗争，陕北肃反问题主要由张闻天负责解决。张闻天决定派王首道（时任保卫局执行部长）等带无线电台先去瓦窑堡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制止错误肃反，调查情况，等候中央处理。郭洪涛后来回忆说：“具体处理过去的冤案，释放刘志丹等同志，这些工作都是张闻天领导的。他派王首道同志办理这件事，还组成了一个五人小组（中央党务委员会），除王首道以外，有董老（指董必武，负总责）、张云逸、罗迈（李维汉）和我参加。他亲自过问这个小组的工作，对纠正肃反扩大化错误抓得很紧。”（郭洪涛：《张闻天初到陕北》）11月4日，朱理治赶到下寺湾。他向张闻天等汇报工作，承认“这次肃反有错误。刘志丹和高岗不是反革命”。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在博古的领导下，中央党务委员会于当日下午首批释放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十八人。11月18日，在前线指挥军事斗争的毛泽东会同周恩来、彭德怀专门致电张闻天、博古，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11月2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严厉批判了“肃反”过程中的粗暴及其带来的恶果。11月30日，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宣布为刘志丹、高岗等人平反。
高岗等被解救的同志一致认为，是党中央把他们从“肃反”的“刀下”解救了出来，对此他们一直心存感恩之情。
二、共同提出东北工作方针，为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做出重大贡献
刘志丹牺牲之后，鉴于高岗在西北的历史地位，自然在党内成为西北根据地的代表人物，并受到毛泽东的器重，高岗在党内的地位迅速窜升。1941年5月，高岗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当时，中共中央设有４个中央局，即：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华中局（书记刘少奇）、西北局。高岗在党内的地位可见一斑。张闻天在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实际上从最高领导的地位上退下，将党内的领导工作逐步转交给毛泽东，主要从事党的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长、马列学院院长。延安整风后，张闻天受到批判，离开领导核心。1945年举行的党的七大上，高岗、张闻天都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高岗、张闻天主动要求到东北工作，9月19日，中央决定李富春、林彪、罗荣桓、张闻天、高岗赴东北，1945年10月下旬，高岗和张闻天一起乘坐美国调停小组的飞机从延安飞往东北。从延安到沈阳的一个月长途跋涉中，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等人也在不断地研究和思索东北发展的战略方针。1945年11月22日（一说20日），高岗、张闻天等人风尘仆仆来到沈阳后，立即到东北局向彭真报到。当晚，东北局就召开会议，研究东北发展的战略方针。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东北局主要领导彭真、林枫、吕正操等主张：必须把工作重心放沈阳至哈尔滨一线之长春路西侧的广大地区中，面向长春路，在长春路及沈阳附近，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以便在苏军撤退时与国民党争夺这些大城市。高岗则认为：苏联要履行它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和协定，把沈阳等大城市交给国民党。现在国民党军队已占了山海关。力量对比是敌强我弱，我们又缺乏群众基础。所以我们的方针应当避开大城市，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张闻天完全支持这个意见。东北局领导认为不能放弃大城市，认为苏联红军理应支持我党我军。会上争得面红耳赤。高岗对张闻天说，咱们到哈尔滨找陈云同志去。（刘英回忆）
１１月２４日，高岗、张闻天、刘英、李富春等二三十人，组成了去北满的干部团，乘火车离开沈阳去哈尔滨。他们乘坐的火车是闷罐子，既无暖气，也没座位，但大家情绪很高，张闻天一路都是有说有笑。当时铁路由苏军管制，晚上车到长春竟不让走了。高岗自报奋勇、要何方陪他进站交涉。管长春火车站的是个苏军大尉，他一眼就看上了高岗所带三节电池的手电简。大概是没有见过，非常喜欢，要求送他“留作纪念”，但高岗执意不肯，于是又回到车厢。当大家了解这一情况后，都力劝高岗割爱。张闻天说，“老高，一个手电筒值几个钱，送给他吧。让他放我们走”。高岗表示，他不是舍不得手电筒，而是不愿对苏军这种违犯纪律的事作出让步。但在大家的一再坚持下，他还是拿出手电筒交何方送去。苏军大尉得到礼物后，二话没说，就指派一辆机车只拉我们这节车皮直奔哈尔滨，一站未停就到达目的地。《何方谈史忆人》
１１月２６日，高岗一行冒着漫天大雪，来到了北满分局撤走后留在哈尔滨南岗区的一幢小楼，这里也是北满分局撤离后的秘密联络机关。但到达这里时并没有马上见到陈云，因为在他们到哈尔滨之前的１１月２２日，以陈云为首的北满分局已经按照苏军的要求，与松江省委和松江军区机关一道撤往哈尔滨以东的宾县。听说高岗一行到了哈尔滨，陈云立刻于１１月２８日由宾县赶到哈尔滨，与高岗、张闻天等会面。陈云（时任东北中央局委员、中共北满分局书记）听了两人的陈述，感到问题重大，他同意高岗、张闻天的观点，三人讨论后决定就这一根本战略方针问题给中央发电报。张闻天当即根据三人讨论意见拟稿，陈云高岗又同他一起反复推敲、修改，忙了将近一夜，写成《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由陈、高、洛联名，于１１月２９、３０日用电报分两次发给东北局并党中央。电报分析了当前形势和苏联对东北的政策，指出：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当前东北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和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和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巩固根据地。我们必须经过战争及根据地之建立，以达到包围歼灭大城市之敌及钳击长春铁路干线，使我们能够在同国民党的长期斗争中，取得全局的优势”。对于北满工作的中心，提出“应该放在广大的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根据地的建立”，并提出在北满建立若干根据地的具体设想。这一思路与彭真、罗荣桓的直接夺取沈阳的思路发生了激烈的碰撞，最终证明这是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在新的复杂形势下，从东北的实际情况出发，成功地运用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理论，把党中央夺取东北的指导思想与东北内外复杂多变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的一个典范，为中共中央对东北的正确战略决策的制定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戴茂林，赵晓光：《高岗传》）１２月９日，中央表示“完全同意”陈、高、洛《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１２月２８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采纳陈云、高岗、张闻天等提出的东北工作方针，指明东北斗争的艰苦性，确定党在东北的任务是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乡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发动群众，逐步积累力量，准备在将来转入反攻。
1946年6月，中共中央对东北局领导进行调整，林彪为书记，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副书记，并组成常委会，高岗兼任秘书长，处理东北局的日常工作。1947年12月，中央军委决定将东北民主联军改名为东北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并成立了东北军区，林彪任军区和四野司令员兼政委，高岗任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1949年2月，高岗出任东北局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和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49年3月正式任命）。在此期间，张闻天先后担任合江省省委书记；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1948年），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辽东省省委书记等职。高岗与张闻天在工作中互相支持，为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做出重大贡献。
三、互相支持，绘制东北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蓝图
在东北解放之初，曾有人说，‘东北局是西北局搬家’。对此，刘少奇曾对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陈伯村说：东北局的干部是中央调配的，不是高岗自己拉去的。并请陈伯村转告高岗，不要听那些闲话，更不要因此而背包袱。在东北主政期间，高岗的强调在用人问题上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搞论资排辈”。对于象张闻天这样因为党内斗争而坐了“冷板凳”的老同志、“老资格”，高岗也不避忌讳，一体信用。张明远回忆说：在东北局的常委中，张闻天是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他的理论造诣深，注重调查研究，常常对现实中的问题提出独到的见解。高岗对张闻天很敬重，说他有学问，‘是个翰林’，在遵义会议是有功的，又有能力，对他要善于使用。在制订方针政策时，东北局很重视张闻天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许多重要文件常由张闻天起草。他关于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份及我党的方针政策的论述，深受高岗的赞赏，把它作为东北经济建设的政策依据。东北解放前后，张闻天一直任辽东省委书记，1949年调整东北局时，高岗曾提议让张闻天重新担任组织部长，但被刘少奇否决，因为刘认为张闻天是“教条主义者，不能管党”。后来张闻天又因为供销社和私人工商业问题而受到刘少奇的批评。高岗认为张闻天在东北未能得到重用，颇为遗憾。
在关于私人工商业问题的论争上，高岗明确支持张闻天的意见和看法。东北局制定私人工商业政策的指导思想，主要根据的是张闻天《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的方针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在《提纲》中，张闻天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列为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之一，并认为，“东北的国营经济，由于过去的特殊历史条件，较之其他解放区都要发展。所有大的企业，差不多全部掌握在国家手中”。因此，“在东北城市工商业中，国营经济已经占了领导地位”，而“私人资本经济在东北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今天已经落后于国营经济，将来还会落后于合作经济，其比重是不算大的”。而且“东北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以中小资本家，尤其是小资本家为多”。从这个实际出发，东北局制定政策时，也就与关内有所不同。在高岗主持下，东北局讨论通过了这个提纲，制定了指导私人工商业政策，为繁荣市场，稳定物价，促进工商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然而，东北局的这些做法受到了刘少奇的批评，认为东北局在对待私人工商业的政策方面有“左”的偏差。1949年5月31日，由刘少奇起草、签发了党中央给东北局的电报，并转来原东北局社会部负责人邹大鹏给少奇的信（邹大鹏在信中反映张闻天在1949年夏东北局城工会议上的所谓极左观点，他认为张闻天的报告对私人资本的意见是错误的，令他们“垂头丧气”）。电报指出：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电报批评东北局说：“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要求“东北局召集会议，要洛甫（张闻天）同志参加并发表意见”。不久，刘少奇赴苏路过沈阳时，与东北局常委谈了资产阶级政策和供销合作社的方针问题，从苏联回来又在干部中谈了这两个问题，批评了张闻天的主张。由于高岗正与刘少奇在苏联访问，便由张明远代李富春起草了给中央的工作报告，检查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政策方面存在的所谓“偏差”。高岗回国后，对这个报告很不满意，说李富春左右摇摆。后来叫马洪主持再作调查，又重新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高岗明确支持张闻天的主张，强调东北的私人工商业情况与关内不同，因此东北在执行对私人资本的政策上也应与关内有所不同。9月4日，高岗主持东北局常委会议，会上，张闻天郑重申明：体现城工会议结果的，应是由他起草、经东北局讨论通过的那份提纲，如果要批判应以这个文件为根据。至于他在城工会议上的总结发言，也并没有消灭资本主义的观点，无论什么讲话报告都不能断章取义。会上，高岗和东北局常委一致认为，东北局在执行中央关于私人资本主义方针问题上，没有犯路线错误。
在供销合作社问题上，高岗也非常重视张闻天的意见主张。1948年秋冬，刘少奇在东北局送交中央审阅的经济提纲中批示：供销合作社“决不应当照商人一样去经营自己的业务，决不应当贱买贵卖，单纯地以赢利及分红为目的。”1948年12月，受高岗委托，张闻天为东北局起草《关于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问题》的决议草案，在社员分红问题上，张闻天提出“按股分红”的意见：“在分红方法上，在今天农村经济文化条件下，不可能实行按消费能力的分红办法，而以按股分红为便利。但在政治上，则不论股金多少，任何社员都只能有一票权利，以保障合作社的领导权掌握在贫雇农和中农手里。”这显然与刘少奇的意见相左。在东北局会议上，李立三等支持刘少奇的意见，就张闻天提出的供销社入股与分红问题提出异议，发生了争论。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４日，张闻天专就供销社赢利分红问题致信高岗并东北局，系统提出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中心是不能把为群众服务与赢利分红对立起来。张闻天说：问题的本质不是赢利分红问题，而是合作社应当采取一种什么方针的问题。如果采取新民主主义的方针，采取正当的办法赢利分红，即使赢利分红愈来愈多，也是应当赞成的。，合作社为群众服务的方针与赢利分红，不是对立的东西，而是统一的东西。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合作社才能有很好的发展前途。”一律反对赢利分红，“是一种片面的绝对观点”。”为了解决这一争论，高岗把东北局内部的争论报告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毛泽东致信刘少奇等人，要他们发表意见。刘少奇于１９４９年６月８日回信毛泽东，表示：不赞成洛甫同志关于合作社赢利分红的意见。如洛甫同志所说的，无疑问，就要使消费合作社走上资本主义的路线。1949年夏，刘少奇访苏（6月21日至8月14日）途经东北时，对东北局常委谈到供销合作社盈利分红问题，批评张闻天的意见是“资本主义路线”。高岗回国后，东北局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召开常委会讨论关于供销合作社的目的、方针、入股、盈利分红、是否对非社员做生意等问题，并作出规定，但没有改变供销合作社盈利分红的做法，会后以高岗的名义报告中央，中央批示同意。1951年8月，高岗在东北合作贸易会议上作了《关于合作社若干问题》的报告，9月报给中央。没多久，高岗传达中央政治局和毛主席的意见，说在供销合作社盈利分红问题上，毛主席明确表示支持张闻天的意见。1953年春，赵德尊传达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治局、毛主席关于供销社、关于国营商业与合作社的关系等的意见，同时，中财委也提出了关于批发问题的意见，至此，供销合作社的工作才基本走上轨道。
四、在“高岗事件”的漩涡里
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到外交战线工作。1950年1月，毛主席没征求张闻天的意见就决定派他为中国驻联合国安理会首席代表，而且当即对外公布。张闻天也是从广播中才知道对自己的任命，就赶紧向刘少奇提出可否另换人，但是没有被采纳。（何方：《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与此同时，张闻天也肯请高岗代向中央反映意见，希望继续留在东北工作。高岗很无奈地对张闻天说，中央一定要你去，我也没有办法。2月13日，张闻天前往北京，在沈阳停留半日，向东北局交代工作。高岗对张闻天的调任深感惋惜，傍晚，他亲自到车站为张闻天夫妇送行。1951年4月，张闻天出任驻苏联大使。在高岗秘密访问苏联期间，张闻天与高岗经常会面，讨论朝鲜停战等问题。张闻天向高岗表示，他非常关心国内情况，特别是东北地区的情况，请高岗设法送些这方面的材料。回国后，高岗让东北局秘书长马洪给张闻天带去一批农村、城市经济情况的资料。在出任驻苏联大使期间，张闻天对国内工业化建设提出许多积极建议。１９５３年3月26日，张闻天回到北京述职。3月28日、30日，张闻天前去看望刚刚调来北京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的高岗（1952年11月，高岗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并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同高岗谈计划工作。张闻天表示想在计委搞经济工作，高岗当即表示欢迎，并答应向毛泽东反映。随后，张闻天去安徽、河南、陕西、山西等地参观考察，历时一个月。5月25日，高岗请张闻天去国家计划委员会，参加听取纺织工业、轻工业部门的汇报。6月14日上午，张闻天去高岗处，对计划问题的报告提出意见。6月18-26日，张闻天受高岗委托代他起草《关于五年计划的报告大纲》，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此稿未被采用，但稿中的一些思想被采纳。
在6月-7月初，张闻天出席了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但7月初即因病离开会议，到北戴河修养。张闻天后来回顾说：“1953年6月中央召开财经会议，毛主席要我参加，说好捞一点资本回去，所以我参加了。”与张闻天一起回国的何方(时任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主任，长期做张闻天的助手)回忆说：毛主席要张闻天参加６月份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说让他“捞一点‘资本’回去”。这正合乎他想做经济工作的愿望，所以开始表现挺积极，找计委主任高岗和一些经济部门负责人了解情况。高岗还请他帮助起草了一份要在会上作报告的提纲（不过后来没有用）。会议开了不到一半，他就感到味道有点不对。一方面会议根据毛主席指示在批判薄一波；另一方面高岗在闲谈中又对他说了些“刘少奇在党内有个摊摊”之类的话，好象有点反对刘少奇的意思，但他却不摸底，也不便多问。因为他是被党内斗争特别是宗派问题吓怕了的，现在财经会议上这场斗争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生怕被卷进去。正好这时他得了感冒，于是就请假去北戴河休养，病一好也回大使馆了。
1953年的全国财经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所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党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权威论著一般的论述是：这次会议上，由于高岗利用中央对财经工作的批评，把薄一波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上纲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其矛头暗指刘少奇、周恩来。这是借批评薄一波而影射攻击刘少奇。高岗篡夺党和国家更高权力的图谋在财经会议上已经露头了。”（《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58—259页。）这次财经会议原定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关于五年计划、财政、民族资产阶级三个方面的问题。但毛泽东在会前就决定：财经会议要从讨论年初引起极大争议的“新税制”切入。[1]会议第一阶段的进展还是比较正常的，讨论比较正常会上没有过激的争论。高岗还提醒参加会议的东北局的同志态度要谨慎谦虚，不要说过头的话。7月11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全国财经会议进行情况。毛泽东指示举行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13日，薄一波在九次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作关于财政、金融、贸易政策和工作的检查。14日起，与会代表对薄一波进行“批评与帮助”，会议气氛从此紧张起来。（《周恩来年谱》）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会议以检讨“新税制”为中心，批判薄一波的“右倾”错误。与会代表的批评越来越严厉，上纲越来越高，涉及和批评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批评的不少人发言相当尖锐，如黄克诚批评薄一波有圈子；李先念说薄一波是“季诺惟也夫”；谭震林拍着桌子说薄是“布哈林式的人物。”批评在7月中旬达到高峰。薄一波接连两次检讨都没有过关，他拒绝再做检讨。对薄一波的批判，还联系到刘少奇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讲话及关于东北富农等问题的讲话，会议形成了“批薄射刘”的局面，有了“批薄另有后台”等传言，会议出现了一些复杂局面。华东局的第三书记，向有“谭大炮”之称的谭震林甚至直截了当地对毛泽东说：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白区党的人掌握着党权（组织、人事部门）、政权（政法部门）和财权（财经部门）；另一个是以你为首的司令部，大权旁落，这很危险，应该把权夺回来。”[2]很明显，这话是冲着“华北山头”的安子文、彭真、薄一波等来的。王鹤寿认为：“现在白区党控制着中央的权力，很危险”，“少奇一贯不稳”。会议期间，当一些大区领导和部队负责人集体（约二、三十人）在高岗带领下去看望在西山养病的林彪(有种说法这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时，林彪“对少奇的问题提得很尖锐”，明确表示说“刘少奇在毛主席身边确实很危险。”[3]他们的话在不少领导中间有共鸣。
8月6日，陈云和邓小平先后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发言。8月7日，高岗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扩大会上发言。据张明远（时任东北局常委、秘书长）回忆：高岗的发言稿是他找几个人研究后，由马洪起草的，经过张闻天修改，事先征求过我的意见，言辞并不尖锐。高岗说，他的发言稿不但请周总理看过，还经过毛主席审阅修改，也给刘少奇看过，他还同少奇当面交换了意见，他向少奇表示，为了弄清是非，即使因此受处分，去当县委书记，也要坚持原则斗争到底。还说这一次少奇同意了他的意见和发言。高岗发言后，薄一波曾去找他交换意见，认为有些问题提得太高了。高岗拿出发言稿给他看，上面有多处毛泽东批改的地方，提到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右倾思想。[4]
高岗事件爆发后，高岗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扩大会上的发言成为他反刘反党的主要罪状之一。
1954年1月28日，张闻天回到北京，准备参加七届四中全会。当晚前往中南海，见到了刘少奇、朱德和彭德怀。刘少奇代表中央告知：中央揭露了高饶反党阴谋活动，张闻天听后感到十分震惊和疑惑。第二天，他去老战友老朋友陈云处了解情况，陈云是“高岗事件”的揭发者和大功臣，他向张闻天详细地介绍了高岗问题。可想而知，张闻天的心情是无比沉重的。1月30日，张闻天不顾嫌疑，去高岗处谈话，高岗承认自己有错误，但不承认自己存在分裂党、搞阴谋的问题。张闻天在日记中写道：“关于他的错误，我谈了一些，关于个人（指高岗）在活动中的想法，有何个人打算，此点他似乎难以说出。”1月31日，张闻天见到杨尚昆，谈了高岗问题。1954年2月6日─10日，七届四中全会召开。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缺席此次会议，但他在会前明确交代：这次会议在讨论加强党内团结问题的决议时，不要对任何人开展批评，“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毛泽东还单独给刘少奇写信要求他也在全会上作检讨。（毛泽东〈关于建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问题给刘少奇等的信〉）会上，高岗做了检讨。参加七届四中全会的同志在发言中，从不同角度对高岗做了揭发和批判。会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分别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和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的严重问题。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从2月15日下午到25日下午，共开了7次，有43人发言。2月17日，高岗自杀未遂。2月19日，张闻天在中央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发言，谈了与高岗在东北共事以来所感觉到的问题。指出：“高岗的错误是逐渐发展起来的。本来就有个人主义，到北京后更发展了。开始是对刘少奇同志怀疑、害怕、不满。以后是攻击，胃口逐步扩大，最后发展到争权夺位，宗派活动的危险道路上去。”并检讨自己过去“对高估计过高，缺点认识不足”，声明并未向别人“广播”高岗对他讲的东西，还曾对高岗说过，中央内部的事情应向主席反映。“我上次离京前，也曾向主席建议，中央内部既有些意见，最好专门召开会议谈谈。主席说：要等待时机。”(《张闻天年谱》)。
8月14日，高岗自杀身亡。
1955年3月2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问题的报告》。高岗被开除党籍。张闻天在起草在党代会上的发言稿期间，曾打电话给陈云，问及对东北局工作时同高岗关系得看法。陈云表示，那时的高岗是那时的高岗，不能因为高岗现在出了问题连那时的工作关系都不对了。东北局初期的方针争论中同高岗站在一起也是正确的。张闻天同意陈云的意见，但认为自己在同高岗的关系中，特别是回北京后，警惕性还是不高，对高岗的一些背后议论没及时反映，仍然值得检讨。3月31日日，张闻天在大会上发言。他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陈云刘少奇邓小平的报告和发言。批判“高绕反党联盟”，讲了同高岗在工作中的来往情况，并就自己在同他来往接触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受到批判，“高饶联盟”演变为“彭高饶反党联盟”。张闻天因为支持彭德怀的正确意见，也受到批判，被打成“彭、张、黄、周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1959年8月16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中说：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现在已经查明，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同志早就同高岗形成了反党的联盟，并且是这一联盟中的重要成员。张闻天同志也参加了高岗的宗派活动。
此后，张闻天离开外交部门，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研究。文化大革命中张闻天受尽迫害，于1976年7月1日在无锡病逝。
姬文波，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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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53年初，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北京市委等给中央写信，反映新税制执行后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状况，引起毛泽东的严重关注。毛泽东对新税制出台时薄一波等人没有向党中央汇报表示严重不满，严厉批评说：“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2]张明远回忆，未刊稿。转自林蕴晖：《高岗被定为“反党”的原因》，《国史札记》，122页。
[3]张明远回忆，未刊稿。转自林蕴晖：《高岗被定为“反党”的原因》，《国史札记》，121页，注释一。
[4]张明远回忆，未刊稿。转引自《国史札记》，第102、1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