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财经会议上批薄射刘问题

1953年6月13日至8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陈云传》叙述说：原定的会议议程主要有三项：五年计划问题，财政问题和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但是，会议的发展同预先的打算不一样。讨论和批评新税制，实际上成为会议的中心问题。而且批评集中在当时主持中财委工作的薄一波身上。会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原未料及的不正常情况？薄一波回忆说：“几个月后，真相大白了。原来是高岗、饶漱石在会上的串连造成的。”[1]

真实情况是：6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他在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思想”时，不点名地批判了刘少奇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等观点，点名批评了薄一波提出的新税制。[2]周总理向财经会议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成为会议的指导思想。

7月11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全国财经会议进行情况。鉴于一个月来一些与会者对新税制意见比较多等原因，毛泽东指示举行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12日晚，周恩来致信薄一波，转告了毛泽东的意见。[3]

13日，薄一波在九次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作关于财政、金融、贸易政策和工作的检查。14日起，与会代表对薄一波进行“批评与帮助”，会议气氛从此紧张起来。[4]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会议以检讨“新税制”为中心，批判薄一波的“右倾”错误[5]。与会代表的批评越来越严厉，上纲越来越高，涉及和批评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批评的不少人发言相当尖锐，如黄克诚批评薄一波有圈子；李先念说薄一波是“季诺惟也夫”；谭震林拍着桌子说薄是“布哈林式的人物。” 批评在7月中旬达到高峰。薄一波接连两次检讨都没有过关，他拒绝再做检讨。

对薄一波的批判，还联系到刘少奇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讲话及关于东北富农等问题的讲话，会议形成了“批薄射刘”的局面，有了“批薄另有后台”等传言，会议出现了一些复杂局面。华东局的第三书记，向有“谭大炮”之称的谭震林甚至直截了当地对毛泽东说：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白区党的人掌握着党权（组织、人事部门）、政权（政法部门）和财权（财经部门）；另一个是以你为首的司令部，大权旁落，这很危险，应该把权夺回来。”[6] 很明显，这话是冲着“华北山头”的安子文、彭真、薄一波等来的。王鹤寿认为：“现在白区党控制着中央的权力，很危险”，“少奇一贯不稳”。张明远表示不赞成，王说，你不了解，中央的情况复杂的很……。会议期间，当一些大区领导和部队负责人集体（约二、三十人）去看望在西山养病的林彪(有种说法这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时，林彪“看问题深刻，对少奇的问题提得很尖锐”，明确表示说“刘少奇在毛主席身边确实很危险。”[7]他们的话在不少领导中间有共鸣。

7月20日左右，休会三天，高岗和一些同志去北戴河看望陈云，向陈云谈了会议的情况，希望他能发言。陈云表示，中财委的问题，不全是薄一波的责任，他也有责任。[8]7月23日，陈云返回北京。8月6日，陈云在第29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上发言。

8月10日，高岗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扩大会上发言。关于高岗在会上的发言，据张明远回忆：高岗的发言稿是他找几个人研究后，由马洪起草的，经过张闻天[9]修改，事先征求过我的意见，言辞并不尖锐。高岗说，他的发言稿不但请周总理看过，还经过毛主席审阅修改，也给刘少奇看过，他还同少奇当面交换了意见，他向少奇表示，为了弄清是非，即使因此受处分，去当县委书记，也要坚持原则斗争到底。还说这一次少奇同意了他的意见和发言。高岗发言后，薄一波曾去找他交换意见，认为有些问题提得太高了。高岗拿出发言稿给他看，上面有多处毛泽东批改的地方，提到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右倾思想。[10]

高岗发言中涉及“批薄涉刘”的内容是：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上，一波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向发展”的互助合作运动的方针，认为这是一种空想，而把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指望于富农经济的发展。薄在1950-1951年，曾宣传说：……要发展富农，这样农民才有奔头；……共产党员可以雇工，有十万八万党员当了富农，有什么可怕！……在1950年4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他也宣传过这种观点，在座的参加会议的同志还记得，我就起来不同意这个意见，主席批评说这是走法国的道路。薄在1951年党的生日写的纪念文章中，把合作化的道路说成“是一种完全的空想”。[11]

张明远回忆说：周总理在会议的总结发言里，曾明确表示“基本同意”高岗的发言。[12]8月11日总结会议，刘少奇作了自我批评，除检查“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等错误观点外，还检查了关于土改、和平民主新阶段、天津讲话等问题上的错误。周恩来在会议上作的结论指出：“修正税制的错误、是违反党的二中全会决议在这个方面所规定的原则的错误。”“这是在经济战线上一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表现，正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13]这个结论是经过了毛泽东的审阅改定的。

8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大会上讲话，对于财经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周总理的结论也作得好。过渡时期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而不是过渡到资本主义。新税制的错误在于它有利于资本主义，而不利于社会主义。这个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次日，财经会议结束。[14]

二、关于1953年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及“轮流坐庄”问题。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谈到高岗的反党活动时说：“当1953年12月毛泽东同志依照前例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同志代理中央领导工作的时候，高岗就出面反对，并且私自活动，要求由他来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要求改换政务院总理的人选，即是说要他来担任政务院总理。这样就充分暴露了他的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野心。但是他把形势完全估计错了。这时许多听过他反党宣传的同志已经向中央揭发了他的罪恶阴谋。”

对于这次会议的情况，薄一波（他本人未参加这次会议）在1991年出版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书中说：当时毛泽东准备去外地休假，依照先例，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原文如此—笔者注）上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代理中央领导工作。这时，少奇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正当大多数同志表示还是由少奇同志主持，不赞成搞轮流时，高岗立即出面反对，主张要“轮流坐庄”。他一再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15]薄一波的叙述是有关这次会议最早的回忆资料之一，被后来的研究者广为引用。《陈云年谱》记述：12月15日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彭德怀、高岗、邓小平、杨尚昆、胡乔木列席会议。会上，毛泽东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表示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为好，书记处其他同志都同意由刘少奇主持，不赞成轮流，唯独高岗一再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会后，高岗又分别找陈云、邓小平、动员他们也赞成轮流主持。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年谱》有关15日这天的记载中，在正文部分没有记述会上讨论轮流主持的情况，只是在本页下加注了一段说明，完全采用了《陈云年谱》以上的记述。

比《陈云年谱》早两年出版的《彭德怀年谱》与之记述有所差异，说：12月24日（此处有误，应为15日--笔者注）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讨论毛泽东外出后由谁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事项。刘少奇说由书记处轮流主持，或由周恩来主持。周推辞，高岗赞成轮流主持。彭德怀说：我不赞成轮流主持，因为日常工作事情很多，如果没有一个同志认真来研究，是不行的，日常工作仍应由少奇同志来主持。毛泽东说：“怎么样？还是少奇同志主持吧。”刘少奇仍推辞。彭又说：这又不是写文章有稿费，还有什么推辞的呢。最后，决定仍由刘主持。[16]彭德怀在1962年向中央递交的“八万言”申诉书中非常详细地记述了会上的情况，他写到：1953年12月，我参加了由主席在颐年堂召开的一次会议。主席在会上提出，他外出后谁人主持日常工作？少奇同志首先提出：“主席外出后的日常工作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并提议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周恩来同志再三推辞。高岗赞成“由书记处同志（高岗并不是书记处书记—笔者注）轮流主持”。朱德同志也说“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我第五个发言，说：我不赞成日常工作轮流主持，因为日常工作事情多，如果没有一个同志认真来研究是不行的，日常工作仍应由少奇同志来主持。主席当时说：“怎么样？还是少奇同志主持吧。”当时少奇同志仍在推辞。我说，这又不是写文章有稿费，还有什么推辞的呢？最后，少奇同志同意自己来主持了。[17]显然，《彭德怀年谱》中的记述可能来自于“八万言”申诉书。

2006年版的《朱德年谱（新编本）》（1987年版的《朱德年谱》没有15日会议的记述）证实了彭德怀有关朱德支持轮流主持的说法。原文说：会上，毛泽东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表示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为好。朱德表示同意刘少奇的意见。朱德在1959年9月11日军委扩大会议上受批判时为这个表态作了检查。[18]

1998年出版的《周恩来年谱》中有关14日、16日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但对15日这天的会议竟然没有记述，似乎有所回避。

作为亲历者，杨尚昆的记述有很大的参考价值。1986年，杨尚昆在与张闻天夫人刘英的谈话中回忆说：高岗那个时候集中力量反对少奇，反对总理，也可能这个是毛主席的意思。反正他对少奇同志既觉得他是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对他又觉得有些事情没有经过他(刘英插话：意思就是把他架空了)，这是对他有意见的。所以毛主席不就试着瞧嘛，就试试他那个“中央轮流当主席”大家赞成不赞成。这时毛主席要到杭州去，走之前在怀仁堂开了个会，就提出“轮流做庄”问题。[19]笔者参阅了2001年出版的《杨尚昆日记》，希望找到有关这次会议的珍贵记录，可惜的是，日记中对1953年的记述只是从12月24日开始（在本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高岗的问题已基本定性），其它全为空缺。

另据高岗秘书赵家梁回忆：会上，毛泽东提出，他要到南方休息一段时间，他不在北京时，是由刘少奇代理主持日常工作，还是由中央几个同志轮流主持，请大家考虑。刘少奇首先表示，还是大家轮流好。周恩来说，还是按照过去的惯例，由少奇同志代理。高岗则表示可以由大家轮流。朱德也表示赞成高岗的意见；邓小平、陈云赞成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说，此事以后再议。[20]

很显然，以上的几篇材料存在一些不准确和相互矛盾的地方。笔者认为，彭德怀与杨尚昆的回忆可能比较符合事实：“轮流做庄”的问题是毛泽东先提出来的。刘少奇首先表态建议由书记处的同志（刘、朱、周、陈）轮流主持中央工作，朱德表示同意，高岗也赞同；周恩来则建议刘少奇代理主持，陈云、邓小平赞同。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当天未作结论，说以后再议。这样就给大家留下了会后讨论的空间。如果按《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和《陈云年谱》中所说，是毛泽东主动提议由刘少奇依照惯例临时主持中央工作，那刘少奇没必要推辞，会与同志都会赞同，高岗也不敢反对；如果毛泽东是想测试一下与会者的态度，在大家都表明意见后，如果毛泽东依照惯例赞同刘少奇主持，一言九鼎，当时就会定下来，而会议只是决定在外出期间，高岗与彭德怀、邓小平一起参加中央书记处（相当于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讨论解决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的态度表明他当时并不倾向由某一个同志单独来主持中央工作，这反映了他自1953年8月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以来一直强调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的坚决态度。在会上，高岗的表现比较正常，不算太突出，《高岗传》有关“高岗的言行使毛泽东认识到高岗的问题已经不能再拖延”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三、关于“你一个，我一个”问题

《陈云年谱》记述说：会后，高岗又分别找陈云、邓小平、动员他们也赞成轮流主持。杨尚昆1986年回忆说：那个会开完以后，高岗就找到陈云，说你为什么反对“轮流做庄”？你应该赞成呵。陈云就说，这个不行嘛！你看哪一个够呵？高岗就说，你一个，我一个。

对这件事，陈云在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发言说：“毛泽东同志提出他退居第二线的时候，高岗匆匆忙忙来找我，他估计党的书记处对党的总书记或副主席的人选就会议论，他估计少奇同志可能被任命为总书记或者副主席，因此提出他要任副主席。为了找个陪客，他对我说：‘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这件事情最本质地暴露了高岗反对少奇同志的目的。我向中央揭发了高岗的阴谋”[21] 陈云年谱记述说：十二月份，当他听说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时，估计刘少奇可能被任命为党的总书记或副主席，于是活动得更加厉害。他一方面找邓小平，说刘少奇不成熟，企图争取邓小平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另一方面找陈云，提出他要当副主席，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陈云和邓小平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反映了高岗的活动。

赵家梁回忆说：当时中共中央提出的是否采取部长会议制或议会制的国家制度、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征求党内高层的意见。高岗深知毛泽东的心思。他坚决反对设总书记，主张多设几个副主席。高岗把自己的看法告诉陈云。陈云说：“设总书记的确不好。要设就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都可以参加。”高岗说：“对，这个办法好。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架空毛主席了。”周恩来在揭批高岗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说，高岗是“血口喷人”，“临死还要拉上一个垫背的”。[22]高岗赞成多设几个副主席，自己就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一职，目的很明确，多设副主席的意思就是反对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

高岗夫人李力群回忆说：“像陈云讲的，‘你一个，我一个’，是毛主席说将来他到二线，是不是中央可以轮流值班。高岗回来就跟陈云商量，陈云问，可以你一个，我一个，林彪也可以算一个，陈云表示支持这个轮流，支持‘你一个，我一个’。结果，座谈会上不准高岗讲话，四中全会以后，只准他们揭发。陈云就起来说，‘你一个，我一个’是你说的。高岗说，.....是你说的，怎么能说是我说的？

笔者认为，高岗与陈云之间的确有过关于多设几个党的副主席的谈话，这个谈话不是在12月15日会议后，而发生在11月下旬甚至更早。根据《罗荣桓年谱》记载，大约在11月下旬，毛泽东在与高岗见面时谈了中央分一线二线的设想。[23]高岗马上开始活动与陈云等部分同志交流看法。薄一波回忆说，1953年10月间（原文如此，似应在11月高岗回京之后---笔者注），高岗对设立总书记不赞成，反对刘少奇当总书记或者副主席，主张多设几个副主席，后来他听说书记处要开会把这个问题定下来，曾对陈云说：要搞副主席就多搞几个，你一个，我一个。意思是将刘、周、陈、高都包括在内。遭到陈云断然拒绝后，高岗又反咬一口，诬陷陈云。[24]1955年，陈云在党代会上发言说：“毛泽东同志提出他退居第二线的时候，这个时候，高岗匆匆忙忙来找我，他估计党的书记处对党的总书记或副主席的人选就会讨论，他估计少奇同志可能被任总书记或者副主席，因此高岗提出他要任副主席。为了找个陪客，他对我说：‘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 [25]大致在这个时间，他对其他“信得过”的同志也提出过同样的看法。他曾找王鹤寿说：主席的身体不好，要退到二线，现在正在酝酿第一线谁当家。并说，少奇如果当家就很偏，你如能到上海检查工作，就从那里到杭州林总处讲讲这个情形，希望他能和主席讲一讲。王鹤寿听后大吃一惊，回答说，我不能去，林总如果有什么意见林总会讲的，我不应到杭州讲这件事。高岗说，那我就写封信去吧。王鹤寿劝阻说，这件事既不应去讲，也不应该写信。王鹤寿确实感到高岗的行为太超出了范围，因而就将此事报告了陈云。[26]有同志向陈云反映，高岗反对刘少奇的这些做法很危险，建议陈云批评高岗，以制止高岗的错误。陈云认为，高岗现已冲昏头脑，这样的话是听不进去的。财经会议斗了薄一波，下次就要轮到高岗了。[27]1953年12月15日会后，高岗到陈云家中，由于他自认为在会前已经与陈云交流过意见，他的责问态度引发了争吵。不久，大约在16日或17日，陈云向毛泽东揭发了高岗的“非组织活动”。据陈云年谱记述：12月17日下午五点，陈云同邓小平前往毛泽东住所谈话，至晚八点，毛泽东请周恩来前来一起谈话。12月18日、12月19日晚，同邓小平等前往毛泽东住所谈话。[28]《毛泽东传》披露：从1953年12月17日以来，毛泽东与这些同志进行的这一系列谈话，都是专门谈高、饶问题。[29]至此，高岗的问题全面爆发。

四、关于高岗“里通外国”问题

在“高饶事件”处理完毕近两年后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这里讲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是一个。这是有许多事实证明了的。”[30]１９５５年３月毛主席与尤金谈话，进一步说高岗“可能”“与贝利亚之间有阴谋”，“可能”“通过贝利亚与英国人有联系”。[31]

参加过处理高饶事件的杨尚昆，在《回忆高饶事件》的文章中指出，高岗为了从“东北王”并进而攫取更高权位，曾处心积虑极力讨好苏联，极力讨好苏联，妄图“挟洋自重”，公然对苏方说：“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边界。”他在苏方派驻满洲铁路系统的总顾问柯瓦廖夫面前发泄他对刘少奇的不满，并且造谣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等等。1949年7月，高岗随刘少奇访苏回国后，又向人散布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也不重视周恩来，而最赏识他高岗。柯瓦廖夫后来升任苏联驻华经济总顾问，在1949年12月初陪同毛主席首次去莫斯科谈判时，打了个“小报告”给斯大林，说中共中央委员中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有些人过去是亲美的，中国党中央领导人现在还支持他们；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大，实际上成了各党派的联合会，等等；还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构成等机密情况。这些“情报”正是高岗提供给他的。斯大林把柯瓦廖夫那份“报告”交给了毛主席，同时指名赞扬了高岗，说：“我们现在有了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1952年高岗调到北京，住进东交民巷8号，柯瓦廖夫随即在东交民巷开设了“总代表处”，约高岗随时前去吃喝玩乐，继续投高所好，其意图不说自明。[32] 薄一波在《新中国的建立》一文中也说：“据说，科瓦廖夫这个报告是根据高岗提供的材料在东北起草的。”[33]当代中国出版社《权力巅峰的迷津——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一书里也说科瓦廖夫的报告是高岗授意他交给斯大林的。[34] 毛泽东访苏使他对高岗的“里通外国”有所了解，产生了警觉。毛泽东对“里通外国”是深恶痛绝的，后来也正是这一点促使他下决心彻底解决高岗问题。高饶事件之后，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以高岗为例严肃地提到了“里通外国”的问题，作为警钟向全党敲响。[35]当代一些学者认为尽管迄今尚无确切材料证实科瓦廖夫报告中的有关内容是高岗提供的，但从高岗“同苏共和苏联政府的关系极不正常”的表现以及报告中褒扬高岗而贬损中共其他领导人的说法上，则不难推断出高岗与此报告的密切关系。[36]

上述说法在时隔多年以后，又被新近公布的国外历史资料所进一步“印证”。赫鲁晓夫下台后，在他的回忆录续集《最后的遗言》中，透露了他所了解的有关高岗的情况。他写道：关于中国党内这种情绪的情报，有很多显然是高岗捅给我们的。他是中国政治局在满洲的代表和首脑，跟我们自己在那里的代表关系很密切。由于斯大林出卖了高岗，我们失去丁一位对我们真正友好并能就中国领导班子内对苏联的真实态度提供宝贵情报的人。[37] 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英文版１９９２年第一至二期刊登了俄罗斯历史学家、汉学家塞格·冈察洛夫对科瓦廖夫的专访。科瓦廖夫说：在1949年7月2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高岗说，他建议宣布满洲为苏联的第17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刘少奇非常愤怒。回住处的车上，刘对高进行了猛烈的指责，高则予以顶撞。刘用密电要把高召回。高对我说，想用秘密的方式把中共领导层的情报告诉我。斯不同意我听，另派了人去听。[38]

李海文的《毛泽东访苏真实记录》一文，这样记录了师哲对科瓦廖夫的批驳。师哲答：科瓦廖夫根本就没有参加过刘少奇和斯大林的会谈。“高岗这个人爱拉拉扯扯，他私下和科瓦廖夫讲了什么我不清楚。但是他作为中国人、中共政治局委员，从未当众也绝不会提出将东北变成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高岗很不满意苏联搬走东北的机器，很想向斯大林透露一下，但是刘少奇不同意。高岗连我们的机器被苏军搬走都不同意，他怎么会提出将东北变成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高岗提前回国，这在出国前就定下了，而且是高岗自己提出来的。他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他说工作忙，离开时间长不好。所以刘少奇到工厂参观、座谈他都未去，提前回国了。”[39]

高岗生前的最后一任秘书赵家梁撰文认为，无论高岗“与贝利亚之间有阴谋”也好，乃至“通过贝利亚与英国人有联系”也好，都是毛主席的猜测和臆断。其实，“高岗里通外国”的罪名至今广为流传，其由来是有人在中央高干座谈会上揭发说，在东北时期，高岗“与一个洋人（卡瓦列夫）单独谈了三天三夜”，引起与会者哗然。事实并非如此。那是在１９４７年与１９４８年之交，苏联的一个名叫卡瓦列夫的军事情报员来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找刘亚楼索取“关于东北敌我军事力量对比和增长的估计”等材料。卡瓦列夫与刘亚楼有过工作上的联系。可是刘亚楼不在，便要找当时主持司令部工作的副司令员高岗。高岗让秘书刘家栋将其介绍给作战参谋处处长尹达接谈。在整个过程中，高岗根本没有和卡瓦列夫见面，哪来“谈了三天三夜”？更何况他不懂俄语，又怎能单独密谈呢？１９５３年６月，贝利亚事件发生后，苏共领导人把一份资料交给中共中央代表，并说：“这些挑拨中苏关系的失实情报，就是贝利亚干的坏事！”当时去莫斯科听取苏共中央紧急通报的中共中央代表不是别人，正是高岗，翻译就是毛主席的翻译师哲。高岗回国后即把文件和资料交给党中央，并如实作了汇报。如果他真的心里有鬼，怎敢将材料全部交出？[40]

在高岗事件中被毛泽东未公开点名，但同时认为高岗与其打得火热的前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列多夫斯基在1990年出版专著，为高岗事件进行辩护。列多夫斯基表示，自己在与高岗朝夕相处的两年多时间里，高岗从未说过半句反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话。[41]

由此可见，科瓦廖夫等外国人所谈的高岗的情况，真假混杂。[42]有关高岗“里通外国”的问题仍存在许多疑点，值得进一步研究。

五、关于高、绕“反党联盟”和“反党集团”问题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京召开毛泽东在1955年3月31日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结论的讲话中，首先使用了“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的提法，声色俱厉地谈及了高饶与“五虎上将”以及饶与向明、扬帆之间的“反党联盟”关系。

一些党史研究学者认为，在关于“高饶事件”揭露处理的“基本结论当然应该维持不变”的前提下，如果要考虑其中有什么值得反思之处的话，最主要的当属事后提出的“反党集团”问题。[4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甄别平反了一大批建国以来曾经震动全国的冤假错案。事实证明，“饶、潘、扬反革命集团”是完全搞错了。随着潘汉年沉冤昭雪和杨帆平反，证明“所谓以饶漱石为首的饶、潘、杨反革命集团自然不复存在”，原被列入“饶漱石反党集团”向明也平反、恢复名誉了。原被列入“高岗反党集团”，号称“五虎上将”的五个人以后表现一直很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们都又被中央重新委以重任——安排到省、部级重要岗位，一直工作到离休。[44]

张明远在回忆录里讲述了自己无端卷入这么一个“反党联盟”的过程以及“五虎上将”的由来。１９５４年３月２５日，东北局召开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周恩相亲自来沈阳传达四中全会和中央高干座谈会精神。会议由林枫主持，周于３月２７日作了关于四中全会决议和高饶问题的传达报告后翌日即回北京，罗瑞卿作为中央的观察员留下“指导”会议。　　高干会第一阶段是由几个书记在主席团会议上作检查，张明远认真地进行了自我批评，“并就自己所知揭发了高岗的问题。绝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我的检查是诚恳的，实事求是的，基本上比较满意”，“应该说，这一阶段会议的进展是正常的”。“但后来情况发生了突变，个别同志在发言中无中生有地说我与贺晋年（东北军区副司令员）是‘高岗的亲信’，把我与其他同志的正常交谈说成是‘搞串连’、‘订攻守同盟’，甚至把东北局的几个主要负责同志与高岗的工作关系说成是封建帮派式的‘五虎上将’关系，等等。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受了这些不实言论的影响，非常气愤和激动。会场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我的发言不时被打断，甚至根本不让我说话。“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许多干部感到自危，不敢说话。“对于这样缺乏事实依据又无限上纲的‘批判’，我当然不能接受。但几次想申辩、想说明真相，都因下边起哄而中断，甚至被轰下台来。不久就以我的‘态度不好’为理由，不再让我参加会议，并被停职反省了。“以后的会议是在本人缺席而又不准申辩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最后表决大会决议时，我没有举手。“罗瑞卿和林枫在东北高干会作了总结性的发言。罗瑞卿在发言中提出东北局有‘高岗反党集团’。他说：‘高岗在东北地区已经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东北局组织内的若干成员和它的主要领导成份中的若干人，例如张秀山、张明远同志等参加了以高岗为核心的反党小集团’；并且说高岗的‘活动纲领’就是所谓的‘东北特殊’，‘东北先进’，‘东北一贯正确’，‘军党论’等。“林枫在发言中说：‘会议也揭发了东北局某些负责同志实际上积极参加和支持了高岗反党反中央罪恶的宗派活动’，‘高岗自任东北局书记以来，即积极进行反党反中央的阴谋活动，他并找到了某些同盟者和积极支持者，把持东北局的领导。’“就这样，我们几个因工作关系而和高岗接触较多的人被打入了‘高岗反党集团’。“林枫和罗瑞卿都很欣赏所谓‘五虎上将’这个比喻。他们把不实的会议情况，连同这个错误比喻都当作‘事实’向中央汇报，得到毛主席的认可”。林枫向中央汇报后回到沈阳，立即传达了中央对东北高干会决议和东北局对张、张、赵、马、郭五人处份建议的批示，批示同意东北局的“建议”（实际上是林枫、罗瑞卿两人的“建议”），指称五人参加了“高岗反党集团”，并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的处份。张明远当即表示不服，并称要向中央申诉，林枫说：你就不要再申诉了，“这是毛主席决定的”，林枫还说：“主席说，对东北的几个人要从严处理。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你再提意见，可能会更加重处份。”[45]

研究者认为，从目前掌握的史实来看，可以确认“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是不存在的。[46]这样一来，所谓“高岗反党集团”与“饶漱石反党集团”之间的联盟，最终又回复为原先的“高、饶反党联盟”了。[47]既然“高岗反党集团”与“饶漱石反党集团”都不存在，那么“高、饶反党联盟”的提法是否还能成立？目前国内的研究一般回避这个问题。前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列多夫斯基在其著作中坚持认为，高岗是中共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是毛泽东为摆脱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困难采取的一种策略。认为，高岗联盟的提法根本不成立，甚至荒唐，所谓的联盟与集团，完全是强加的。[48]有学者明确提出，“有关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是否存在等问题，仍可以继续讨论。”[49]

姬文波，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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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第880-881页。

[2] 毛泽东：《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81页。

[3] 《周恩来年谱》上，第314页。

[4] 《周恩来年谱》上，第314页。

[5]毛泽东对新税制出台时薄一波等人没有向党中央汇报表示严重不满，严厉批评说：“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6]张明远回忆，未刊稿。转自林蕴晖：《高岗被定为“反党”的原因》，《国史札记》，122页。

[7]张明远回忆，未刊稿。转自林蕴晖：《高岗被定为“反党”的原因》，《国史札记》，121页，注释一。

[8]张明远：《我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92页。

[9]高岗对张闻天很敬重，说他有学问，‘是个翰林’，在遵义会议是有功的，又有能力，对他要善于使用。

[10] 张明远回忆，未刊稿。转引自《国史札记》，第102、103页。

[11] 《国史札记》，102页。

[12] 张明远：《我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

[13]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十册，第137、139页。

[14] 《陈云年谱》中，173页。

[1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15页。

[16]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第565页。

[17]转引自林蕴晖：《彭德怀对“高彭联盟”的申诉》，《炎黄春秋》2009年第6期。

[18]《朱德年谱（新编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第1462页。

[19]《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张培森整理），《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

[20]《高岗秘书赵家梁谈高岗问题》，林蕴晖、沈志华2005年2月2日访问赵家梁记录。转引自林蕴晖：《国史札记（事件篇）》，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8月第1版，第128页。

[21]《陈云传》，第885页。

[22]《高岗在北京》第114～116页。

[23]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第760页。

[24]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15页。

[25]《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885页。

[26]林蕴晖：《国史札记》，第129页。

[27]林蕴晖：《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第三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801页。

[28]《陈云年谱》（中），191页。

[29]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280-281页。

[30]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397－398页。

[31]何祚康编译：《毛泽东谈高岗事件》，《百年潮》2001年第12期。

[32]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党的文献》2001年第1期。

[33]薄一波：《新中国的建立》，《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34]马畏安：《权力巅峰的迷津——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

[35]张聿温：《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529-531页。

[36]张树新、费迅、姚天皎：《也谈“高饶事件”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揭露处理问题》。

[37]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79-380页。

[38]俄罗斯历史学家、汉学家塞格·冈察洛夫对科瓦廖夫的专访，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英文版1992年第1至2期。

[39]李海文：《毛泽东刘少奇访苏及中苏两党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师哲访谈录》，《人物》1993年第2期。

[40]赵家梁口述、张晓霁整理：《对〈毛泽东谈高岗事件〉一文的几点意见》，《百年潮》2002年第3期。

[41]列多夫斯基：《高岗、饶漱石事件》，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出版；莫斯科1990年版。

[42]张聿温：《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529-531页。

[43]张树新、费迅、姚天皎：《也谈“高饶事件”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揭露处理问题》。

[44]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续），《党的文献》2001年第2期。

[45]张明远：《我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93－394页。

[46]张树新、费迅、姚天皎：《也谈“高饶事件”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揭露处理问题》。

[47]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党的文献》2001年第2期。

[48]列多夫斯基：《高岗、饶漱石事件》，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出版；莫斯科1990年版。

[49]栾景河：《中共中央是如何向苏共中央通报高岗事件的》，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网站http：//www.cnru.org.cn/spring/2001/200432817005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