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在《出发归来记》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述了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途径，强调了调查必须与研究相结合，必须善于抓住典型，学会分析与综合等。此文是对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系统论述和发挥，许多精辟论点对于我们今天的调查研究工作仍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1942年初，张闻天响应党中央整风的号召，率领调查团赴陕北、晋西北农村进行调查。在调查工作结束后，张闻天将自己一年多的调查工作过程中的一些经验教训写成了一份向中央汇报的总结报告，即《出发归来记》。这篇报告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重视，他在阅后于1943年3月29日批示中央“各同志阅”。在《出发归来记》中，张闻天在实践的基础上，精辟地论述了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调查研究应当采取的基本态度——“一切必须从客观的实际出发，必须从认识这个客观的实际出发”。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对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进行了深入阐释。

“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

在工作中要从实际出发，最基本的环节就是认真扎实地对这个实际开展调查研究。在张闻天看来，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工作特点、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调查研究工作是“一切工作的基础”。

领导者方面，一方面，调查研究是领导者提出正确任务的需要，“一个领导者，如果他对于当前的具体情况没有精密的调查研究，他就无法提出正确的任务”。另一方面，在提出正确任务之后，领导者必须对实际情况进行详细调查研究，以便“推动运动的继续前进”。张闻天认为，作为一个好的领导者，对于一件事情，必须同时兼有“正确的原则的领导”和“作战指挥一样的行动的领导”，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称得上是具体领导。“这种具体领导，不以精密的调查研究工作做基础，是决不可能的”。

被领导者方面，一方面，被领导者在接受了上级的任务之后，只有对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才能拿出具体的完成任务的办法，“因为他不能在接受任务之后盲目乱干一气，而必须考虑一番，如何执行任务，才能不脱离群众，不违反政策”。另一方面，完成上级工作任务必须以调查研究为基础，在张闻天看来，落实具体工作只能通过“根据实际情况的，灵活的，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执行政策的”的科学方法来完成，而“不了解当前情况的人，是不能用这种方法来完成任务的”。

关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具体表现为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世界上少有的，例如“陕甘宁边区，就有警备区与老边区之分，有土地革命地区与非土地革命地区之分，有中心地区与边界之分”。这种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决定了上级在作决定时，必须要很好地预计和评估各个不同地区的实际特点，使所作出的决定带有原则性。同时，下级在具体执行上级决定时，必须充分尊重本地区的实际特点，“只有这样，才能使上级的原则决定，在各种不同的地区内能够具体执行”。而要使上下级步调一致，“没有双方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做基础，是不可能的”。

“着重典型”

“调查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关于典型的问题”。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下，把每一件事物都调查研究清楚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此，“我们的办法，就是在同一类事物中选择典型来调查研究”。

在张闻天看来，过去很多调查都是走马观花式的，是空洞没有内容的，尽管可以罗列事物的诸多现象，但是并不深入事物的内部，因此，这种调查得出的一般结论，并不能“正确的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典型的调查研究则不同，它能够深入到事物的内部，“能够发现该事物内部的运动规律”，因此，这种典型研究中所得出的事物规律，“对于同类事物却带有极大的普遍性，可以成为了解同类事物的指导原则”。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从典型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中概括出同类事物的一切特性，而只是说，“从典型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可以成为一个有力的思想武器，成为研究其他同类事物的原则指导”。对于其他同类具体事物的具体解决，仍然需要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对该事物作具体的调查研究。

在研究典型中尤其应注意“典型的选择问题”。在张闻天看来，只有最能代表同类事物的具体事物才能算得上是最好的典型。在调查研究过程中，调查对象的典型性选择得越好，那么，调查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就越带有普遍性质，其呈现的规律也就越具有指导性，但“要选择这类的典型，如果对于这类事物没有一般的了解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选择调查研究的典型对象时，也需要在事先作深入、详细的调查研究。

“分析与综合”

选择好调查研究的典型对象后，“调查研究工作的主要方法是分析与综合”。

所谓分析，就是“把这个事物分解为各个方面、各个部分”。例如，调查一个农村的情况，首先，把它分解成各个家庭，调查就先从各个家庭开始，但当调查各个家庭时，各个家庭还只是一个整体。如果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话，则需要继续加以分解，如一个家庭的人口、劳动力、土地、牲畜、农具等等，然后分别加以调查。这种分析的过程是了解整个事物所必须经过的步骤。“没有这种分析，我们对于一个事物的了解，只能是笼统的，一般的，没有内容的”。可惜的是，“这种分析方法，我们过去在工作中实在用的太少了”。分析让我们得以了解事物的各个组成部分，但使我们不了解事物的整体，甚至完全错误地了解事物，因此，我们的分析方法必须要以综合方法来补充，使我们时时记到我们分析出来的部分，是一个整体的部分，是不能脱离整体的部分。

所谓综合，就是把部分“还原到它们原来在整体中的位置”。综合的本质就是“从部分到全体，从抽象回到具体的思想的运动过程”。例如，上述的农村调查。在对各个家庭分别加以调查之后，就应把这些家庭综合起来考虑，这样就知道了这个村子的大小。在对各个家庭的人口、劳动力、土地牲畜、农具等各个组成部分分别加以调查之后，就应把一个家庭的组成部分综合起来研究，这样就了解了这个家庭的情况了，再把不同的家庭成分综合起来，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村子所有家庭的情况了。

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分析与综合的方法是不能分割的，“它们是对立的，但又是统一的，它们是一个对立的统一”。没有以分析做基础的综合是表面的、空洞的；没有以综合统一起来的分析是虚假的、死板的。张闻天特别强调，综合必须建立在分析之上。在他看来，“主观主义者的综合，并无分析做基础，他们只是从许多一般的感想中，再综合出一般的感想，这种感想当然是不能反映实际的”。

“调查方法点滴”

通过调查研究的实践，张闻天将自己的调查方法总结为十二条基本经验，除“在开始调查以前，应弄清楚调查的目的”“诚心诚意抱定当群众小学生的态度”“尽量搜集书面材料”“可以采取开调查会、个别谈话及实地调查三种，适当的把它们结合起来”“完全独立自主的做工作”“不要把调查的东西从它的具体环境中孤立出来看”外，他还特意强调了其他一些方法。

调查研究的入手对象应该是当地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在调查研究过程中，要与这些积极分子交朋友，并努力经过他们介绍，推广到其他的群众。当然，“如能找到别的关系，应抓住不放”。

要充分利用调查方面的矛盾来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研究过程中如发现调查方面的各种矛盾，要利用这些矛盾进行调查。但是不能只调查矛盾的一方，而应该“矛盾双方均应调查，免受一方的蒙蔽”。

帮助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在调查中如果发现同多数群众有切身利害关系的问题，能经过当地党、政、军、民机关解决的，应帮助解决，以取得群众对调查者的信任与拥护。

应经常性整理调查来的材料。在整理过程中，发现不足的要进行补充，缺乏的材料要增加，不确实的矛盾要予以校正。应该相信，初次调查来的材料常常有很多不可靠的。可靠的材料，是要经过几次三番的调查才能得来。

调查工作初步完成后，最好能在当地加以研究。如果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还有不清楚的问题，可以迅速地再次搜集材料。同时，研究工作和调查工作不能相隔太久，“研究工作应该紧跟在调查工作之后，而且最好就在调查的地方进行”。

调查工作需要用心投入，不能太过匆忙。“熟悉一个地方的情形，不但需要问话，而且需要生活，需要有一定时间的考察与体验”。

（来源：《学习时报》2017年5月10日）